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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的几年里，金俊文一家为了堵村里人的口，不时分别给众人一点小恩小惠，使得大家只能在背后议论他们，而不好意思在公众场所扬他们的贼名。
有人立刻告诉公路上议论成一窝蜂的村民，现在，金俊文家除过二小子金强住的一孔窑洞。其它两孔窑里，还留几个民警在抄点他们的赃物哩！听说光票子就抄出来四五万块！啊啊，偷下那么多？
人们马上前呼后拥淌过东拉河，向金俊文家院子赶去，不多时分，那院里院外就挤下黑鸦鸦一大片人。
公安人员正把金俊文家里的布匹、衣服和其它东西，一件件造册登记，然后分门别类摞在炕上。
人们怀着极大的好奇心，轮流挤到两孔窑的门口，探着脖子观看里面的景致。
所有看罢的人都纷纷议论说，比石圪节供销社的货物都丰富！
这一天，双水村的大部分人都推迟了出山。直等到公安人员拿封条把金俊文家的两个窑门封住后，人们才散开了。
当天，金富一家老小三口被捕的消息，就传遍了整个石圪节乡。几年来，这家人的名声早已扬遍周围村社；石圪节乡没有人不知道双水村有个大名鼎鼎的金富！
两天以后，又从原西县城传回更惊人的消息：金富一案共逮捕了十七个人，有的还是从外县捉回来的。据说，这是一个大盗窃团伙，首领就是金富，贼娃子们称他为“老板”。同时，石圪节乡政府也贴出告示，说在后天的集市上，县法院要专门把金富一家拉到这里来公开宣判……
第22章
除过那年徐治功搞的物资交流大会，石圪节还从没有聚集过这么多人。
今天，县法院要在这里公判盗窃犯金富一家子。在人们的记忆中，也很少有过一家三口人被同时押上了法场。
因此，乡民们看这场面，比看县剧团唱大戏都有兴致。法场就设在当年的戏场上。
我们不会忘记，那年在这同一地方，金俊文夫妇在戏场上出售大儿子从外地偷回来的各色时髦成衣，是何等的喜气洋洋。而高瞻远瞩的金俊武当时就预言他们“好吃难消化，吃了屙不下”！
现在，这两辈三个人脸色灰白立在戏台子前，一人一副手铐，六条腿索索地抖着。法院的人在历数他们的罪行。台下，无数双眼睛在盯着他们——其中包括双水村的男女老少和他们自家的人。
人群里最畅快的要数石圪节“胡记理发馆”的王彩娥了。金俊文的前弟媳妇描眉擦粉，穿着入时，此刻站在人群里一边嗑葵花籽，一边向周围的陌生乡民臭骂数落这家人的坏德行；甚至把金俊武和李玉玲也骂在了一块。
法院最后的宣判结果：判处盗窃团伙首犯金富有期徒刑十八年；窝赃犯金俊文有期徒刑四年；张桂兰有期徒刑二年，缓期二年执行。
当天，金俊文父子又被警车拉回了原西，而缓刑的张桂兰似乎从阴曹界走了一回，浑身半瘫着被二小子金强架着胳膊引回了双水村。
谁能想到，当张桂兰母子脸上无光回到自家院落后不久，石圪节乡副乡长杨高虎带了一帮子人，敲锣打鼓进了隔壁金光亮家的院子。高虎他们是给金光亮送他儿子金二锤在南方前线的立功喜报来了。
观看金俊文家道败落的村民们，即刻又转而观看了金光亮家的荣耀场面。光亮喜得嘴咧了多大，满院子嚷嚷着给众人散发带锡纸烟；并破例用蜂蜜水款待了乡上送喜报的官员。双水村啊！悲剧和喜剧在轮番上演……这时候，金家湾这面的头号能人金俊武却陷入了严重的危机之中。
从表面上说来，大哥一家秋风落叶般的衰败与他金俊武并没有什么。犯法的是他哥一家而不是他们！几年来，正是因为深恶痛绝大哥家靠鼠窃狗偷发不义之财，才使他和俊文别了兄弟之情。
可是现在，当这个家庭一夜之间完蛋之后，他内心却感到异常痛苦。是的，他们自食恶果，罪有应得；他们的下场他预料到了。但是，他们和俊文终究是一家人啊！大祸不能不殃及他们。其它先撇过不说，识文断理的父亲生前在东拉河一道川为金家带来的好名声，被大哥一家完全葬送了。好名声是金子都买不回来的。树活皮，人活脸，他金家的子孙后代都成了众人唾骂的对象！
“大哥，你造下的罪孽太深了……”金俊武蹲在自家的脚地上，双手抱住头，痛苦地长吁短叹。
金俊武在脚地上抱头叹息，他妈躺在炕头被子里双拳捶胸，痛哭、喊叫、呻吟。在大儿子夫妻和孙子被捕的那天，金老太太就被二儿子背到他家的炕头上来了，毫无疑问，老太太遭受了她有生以来最重大的打击。在金先生的遗孀看来，这要比小儿子被洪水淹死都更令她痛苦。她和丈夫一生自豪的就是他们的声誉；别人的爱戴和尊重胜于任何金银财宝。可是，死去的丈夫和活着的她，谁又能想到他们的儿孙变成了一群贼娃子，被官府五花大绑拉上了法场？老天爷，为什么让她活着的时候，目睹后人们这一幕又一幕的悲剧？俊武的媳妇李玉玲没有哭，也不叹息。她只是吊着个脸，立在婆婆头前，过一会嘟囔一句安慰老人的话，李玉玲在满脸愁容之中也不免露出一丝畅快——好，这群贼娃子！再叫你们能！活该！最好枪毙上两个！
几年来，大哥一家人炫耀他们不光彩的财富，并且在他们面前耍阔弄势，早已使李玉玲恨透了他们。现在，她脸上装出和婆婆、丈夫一样的难受，心里却在畅快地笑着。
这个时候，在隔壁金强的那孔窑洞里，犯人张桂兰被子蒙头，软瘫地躺在炕头上，她实际上还没有从自己的恶梦中醒过来。几年的劣迹也许得她一生去反省。真令人痛惜！贪图金钱使这个性格开朗，爱说爱笑的妇女，成了一名罪犯。从中我们深切地意识到，大时代的浪潮不仅改变物质世界，更重要的是，也在改变人。许多原来没出路甚至看来没出息的人，变得大有作为，并且迅速走上了广阔的生活大道；而可悲的是，有的好人却变坏了，渐渐向坠落的深渊滑落……金俊文的另外两孔窑洞被公安局查封，门上交叉贴着白纸条，上面还盖着官印。
在院墙根那个小房间里，金强脸上糊着烟黑，正给他妈熬米汤。他眼睛肿得核桃一般大，头发乱得象一团刺猬。
金俊文的二小子是金家唯一的守法公民了。这个当年曾和他哥一样调皮捣蛋的青年，不知什么时候脑筋开了窍。在不知不觉中成了一个相当出色的青年。
双水村人是慢慢才把金强和他家其他人区别开来的。后来，几乎全村人都夸赞起了这个青年。小伙在土地上的那股勤劳劲头，很象他死去的三爸金俊斌。但他又比他三爸活泛，尊老爱小，见人不笑不说话。不论谁家有难处，只要他能帮上，就会尽力而为。更主要的是，他和人交往的时候，总谦让着叫自己吃点亏——这对于一个农民来说，是最受人尊敬的品质。事物就是这样奇怪——一条西葫芦蔓上却结出了一颗南瓜！
几年来，金强背着大哥和老人的贼名，异常痛苦地生活着。家里所有的农活也都撂给了他。有时候，当耳朵边传来别人对他家的无情讥笑时，他真想操起杀猪刀子，把父母和大哥都一起捅死！他忍受着耻辱和折磨，没明没黑泡在山里，眼泪直往肚子里流。没办法啊！他还鼓不起勇气跑到公安局去告发他的亲人，以便及早结束这黑暗的生活……现在，他脸上染着烟灰，坐在灶火圪崂里一手拉风箱，一手往炉灶里添柴。
此刻，他并不难受，反而觉得心里很轻快。当公安人员把铐子戴到父母和大哥的手上的时候，他感到自己精神上的镣铐就“哗啦”一声打开了，他的日子也许将更艰难，但他自己是清白的。做一个清白人多么好啊！他知道，双水村大部分人不会把他和家里的其他人混为一谈。
金强听见院子里传来脚步声。他抬起头，在烟熏火燎中看见进来的是卫红。他立刻感到浑身象抽了筋似的绵软……卫红是孙玉亭的大女儿。此刻，她怎么独个儿走进这个丧失了名誉的家庭呢？
其实，在此之前，世界上没有人知道，孙玉亭的这个大女儿，一两年前就和金强产生了很深的感情。
他们的恋爱是从大山里开始的。
责任制以后，碰巧孙玉亭的几块地都和金强家的地紧挨着，玉亭和凤英劳动实在差劲，好多情况下，都是他们的大女儿卫红一个人在地里干活。至于金强家，我们知道，其他人都在忙“生意”，山里的活也是金强一个人干。
两个青年常常在相邻的地里不期而遇。卫红终究是个女孩子，地里的活干起来相当吃力。有些活路她实际上根本干不了，急得坐在地上抹眼泪。这时候，金强就把自己地里的活撂下，过来先帮她干活。人心是肉长的。久而久之，孙卫红感到，世界上再没有比金强更亲的人了。金强帮她干完活，她就又过去帮金强干活。后来，他们实际上是一同在耕种两家相邻的土地。他们在劳动中建立起无比深厚的爱情。两个人在山里同吃各自带来的饭；休息的时候，卫红给他补缀柴草挂破的衣衫，他给卫红挑扎在脚心的葛针……谁都知道，金家和孙玉亭家的矛盾极其深刻。两个相爱的青年也都清楚这一点，但爱情的藤蔓可以越过任何篱笆而盘缠在一起。他们是双水村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因为前两年“朱丽叶”年龄还小，婚姻尚未被提起。但两个人心里都明白他们的关系实际上属于何种性质……在家里出这样的大祸以后，金强已经忘记了他的“朱丽叶”他更不会想到，亲爱的卫红在这时候走进了他的家门——她可是从来也没上过他家的门啊！
不过，一个可怕的念头闪电般在金强的脑际掠过：卫红是不是来告诉他，他们的关系从今往后就一刀两断了？
完全可能！是啊，哪个女人再愿跟他这样家庭的人结亲呢？
金强顿时感到两眼一阵发黑。
他从灶火圪崂里站起来，望着立在他面前默默无语的卫红，不知该说什么。
卫红仍然默默无语。金强看见，她眼里噙着泪水。她立了一会，便坐在灶火圪崂，替他拉起了风箱。
金强木呆呆地站在旁边，闭住的眼睛——泪水汹涌地冲出了眼眶。
他不由自主地叹了一口气，用手掌抹去脸上的泪水，揭开锅用勺子搅了搅米汤。
开锅以后，卫红站起来，低头抠了一阵指甲，似乎鼓了很大的勇气，开口说：“我想……到你这边来过日子……”
这位十九岁的姑娘说完这句话，脸一直红到了耳根旁。
金强又感动又激动，说：“你给你爸你妈说了没？”“没……”卫红仍然低头抠指甲，“最好叫个大人给他们说一说……”
大人？他家哪来的大人？大人都成罪人了！金强知道，玉亭叔革命性很强，他怎么可能让卫红和一个“阶级敌人”的子弟结婚呢？再说，那年为玉亭叔和他三妈王彩娥的事，两家人结仇太深……
金强伤心地叹了一口气，对自己亲爱的人说：“你先回去，罢了叫我想个办法。”
卫红走后，悲喜交加的金强先硬劝说着让他妈喝了一碗米汤。
此后，他就一个人蹲在院墙角里，困难地咽着吐沫，不知该怎样给玉亭叔说他和卫红的亲事。
他突然想起了他二爸。二爸尽管和他们家、玉亭叔家的关系都不好，但这终究是个“大人”。他知道，二爸二妈对他一直都是好心相待，不象对父母和哥哥那样心怀敌意。事到如今，也许只能依靠二爸为他作主……金俊武听完侄儿给他叙说了他和卫红的事后，震惊得目瞪口呆，一时倒不知说什么是好。
金俊武能料到他哥他嫂和大侄子的下场，但万万料不到二侄子和孙玉亭的女儿粘到了一搭。
他首先气愤地想起孙玉亭和俊斌媳妇的“麻糊”事件。虽然那事过了好几年，一想起来仍然叫人怒不可遏。
不过，另有一股热流随即淌过了这个硬汉的心头，他为孙玉亭的女儿如此深明大义而感动不已。不简单啊！一个十九岁的女娃娃，能在这样的关头做出这样的抉择，能不叫人眼窝发热吗？
金俊武没有往下考虑，就一口答应了侄儿的请求。
金俊武同时意识到，他将要负起的是一个大家庭主事人的责任。弟弟俊斌那门人，死的死，走的走，已经断了根，哥哥俊文一家三口虽然活着，但基本上也完蛋了，只留下金强一条完整的根苗。他金俊武不能让这家人也绝了门。金强已经二十六岁，如果不是卫红这么好的孩子，那个女娃娃还愿意和贼门人家结亲？要是金强打了光棍，大哥那门人也就断了后代，金家的后世不堪设想！要是这样，他怎能对得起死去的父亲？
但是，金俊武答应了侄儿之后，才感到这事十分棘手。他和孙玉亭多年来一直势不两立，怎么可能做通他的工作呢？再说，上玉亭的门本身就令他万分为难！
唉，事到如今，他金俊武只能抹下脸去为侄儿求亲——金家再有什么资本逞强斗性哩！
金俊武突然出现在孙玉亭家的黑窑洞里，也着实让玉亭两口子大吃一惊。
虽然金俊文一家已经臭不可闻，但金俊武仍然是金俊武。对金家湾事实上的领袖登门拜访，感情上敌对的孙玉亭夫妻也不能不流露出某种荣幸之色。在农村，不管你身居何种要职，如果你家境贫困，就自然对家境好的人心怀敬畏，更何况，这金俊武不仅光景在村中拔尖，同时也是双水村的领导之一，而且敢和卓越的田福堂分庭抗礼！
贺凤英马上用一只豁口破碗，为金俊武倒了一点白开水。金俊武反客为主，给孙玉亭递上一根纸烟。
俊武不绕圈子，开门见山说明了他侄儿和卫红的事，希望玉亭夫妻支持两个娃娃的婚事。
“……我哥一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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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了。你们清楚，几年来，我和他们也早断了来往，别了兄弟之情。但金强是个好娃娃，这村里人都能看得见。”
“至于咱们两家的关系，过去的已经过去了，往后成了亲戚，我想也不必再计较过去的那些碰磕。同村邻居，有点什么不美气也是难免的。你们都有文化，我想会宽怀大度对待这些事。再说，就是我们之间有点不和，也不应该影响娃娃们的亲事……”
金俊武雄辩而诚恳地对他的前对手说了一大堆热枕话。
孙玉亭脸由红变白，又由白变红，夹纸烟的手指头索索的抖着，别过脸不再看金俊武。贺凤英也吊着个脸一言不发，低头在锅台上拿切菜刀砍一颗老南瓜。
黑窑洞一时寂静无声。
过了一会，孙玉亭红脖子涨脸对金俊武说：“这事弄不成！我怎能把卫红给了犯罪分子的后代？就是这话！你们是白日作梦！妄想把我的女儿拉入那个黑染缸？我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
谈判破裂了。
金俊武碰了个硬钉子，尴尬而痛苦地退出孙玉亭的院子。金俊武刚走，孙玉亭就把大女儿叫到跟前，盘问了半天，卫红不仅说出真情，还顶嘴说她非和金强结婚不可！
恼羞成怒的孙玉亭费劲地脱下一只破鞋，一直追赶着把女儿打出院子，又撵着打到了坡底下。贺凤英喊叫着冲出来，打了孙玉亭一记耳光，才制止了他的张狂。作为母亲，不论她是否同意这门亲事，凤英当然要护着女儿。
贺凤英怕出逃的卫红寻了短见，一路哭着去寻找孩子。当她路过田福堂家的硷圈时，躺在碾盘上晒太阳的支书问妇女主任：“你哭什么哩？”
凤英毕竟是妇道人家，马上鼻子一把泪一把地向支书叙说了事情的根根梢梢。
田福堂一阵猛烈的咳嗽过后，脸上露出一丝讽刺的笑容说：“好事嘛！玉亭还给我做工作，让润生和寡妇结亲，说两个人有了爱情，大人就不应该阻挡，他怎能阻挡自己娃娃的爱情哩？再说，卫红又寻了个打着灯笼也找不下的好人家……”
在孙玉亭家闹翻天的时候，金俊武却在自己家里愁得一筹莫展，他先不想把他的失败告诉侄儿，以免孩子遭受打击。
但他又有什么办法攻克孙玉亭这座顽固的堡垒呢？
金俊武一下子想起了孙少安。是的，也许只有少安才有能力说服他二爸。当然，俊武知道，少安现在砖场倒闭，处境险恶，心情很坏，此刻麻烦他实在不合时宜，但他已走入绝路，只能去求他了！
金俊武决定马上去找孙少安。
第23章
金俊武一见孙少安，才吃惊地发现，前一队长已经被砖场的倒塌折磨得不成人样了。小伙高大的身躯象他父亲一样罗了下来，脸色憔悴而黑瘦，眼角糊着眼屎，嗓子也是沙哑的。
俊武先安慰了他一番。尽管他出于诚心，但话语是空泛的。他知道，几句安慰话解决不了少安的问题，如果少安缺的是粮食，那他金俊武有能力帮助这位年轻的朋友。孙少安尽管心情坏到了极点，但他不能拒绝俊武的请求。他答应当天就去找他二爸。
哈呀，这孙玉亭真的成了个人物！他刚把双水村的一条好汉赶出了门，另一条好汉又上门求他来了。
玉亭这阵儿腰杆子确实很硬。他吸着少安的纸烟，拿板作势地听侄儿七七八八给他说好话。
“不同意！就是这话！你别再给我灌清米汤了！”孙玉亭很有气魄地打断了少安的话。如果在前不久，少安红火热闹的时候，他决不敢对侄儿如此态度生硬——那时是他有求于侄儿。可是现在，你少安小子还不如我！我穷？我不欠债呀！
你小子屁股后面欠一堆帐债，有什么资格教导老子？“你甭再为金俊武小子说情了！你自己连自己屙下的都拾掇不了，你先甭说其它事，你二妈的四十块工钱我们还等着用哩！你最好先把钱给我们开了，再去管两旁世人的事！”
孙玉亭俨然以一副债主的神态对他以前敬畏的侄儿说话。
孙少安气得嘴唇直哆嗦。他没想到，连无能的二爸也不把他当一回事了。
唉，也许在所有人的眼里，已认定他孙少安这辈子再也爬不起来。既然是这样，人们有什么必要尊重一个在生活中软弱无力的人呢？
孙少安一看他没本事再说服张狂的二爸，只好沉着脸从这个破墙烂院里走出来。他难受地咽着吐沫，喉骨结在不停地上下滑动。他并不计较二爸那些过分刺人的话，而更多的是为自己的处境悲哀。唉，他孙少安现在竟手无缚鸡之力了！少安下了二爸家的小土坡，半路正好碰见担水的孙卫红。他拦住妹妹，询问了她本人对自己婚事的态度。卫红很有主见地告诉大哥，她坚决要和金强成亲。
孙少安大受感动。他以前没有想到，他二爸二妈那样的人，竟生下这么个好娃娃。少安感到，卫红妹妹在骨子里有孙家的那种硬劲。
他于是给妹妹出主意说：“这是你自己的事，不管你爸你妈是什么态度，只要你本人坚决，你就按你的想法去行事！你知道，婚姻是自由的，到时候谁也挡不住你们！”
卫红抹去眼角的泪水，严肃地对大哥点了点头。孙少安走出田家圪崂，淌过东拉河，直接去金家湾向俊武报告了他的努力没有任何结果。
于是，这宗亲事就暂时被搁置起来……冬至过后不久，阳历一九八二年快要结束的几天，随着西伯利亚大规模寒流的到来，黄土高原落了第一场雪。雪下了一天两夜，大地和村庄全被厚厚的积雪埋盖。田野里鸟兽绝迹，万般寂静。家家封门闭户，只有窑顶烟囱中升起一柱柱沉重呆滞的炊烟。野狗吐着血红的舌头，嘴里喷着白雾，在雪地上奔蹿。无处觅食的麻雀挤在窑檐下，饿得叽叽喳喳叫个不停……
大雪停歇的那个无风的早晨，村里人出门以后，就见金俊武和侄儿金强，黑棉袄钮扣上挂着红布条，从白雪皑皑的庙坪走过来，不管碰上大人还是娃娃，都双膝跪地磕上一头。人们朝金家湾北头望去，见俊武家的院墙上，插起一嘟噜白色岁数纸。
所有的人立刻明白：是金老太太谢世了！
金老太太的去世，意味着一代人在这个古老的村庄即将最后消失。扳指头算算，那一茬人中，现在残存的就只有孙玉厚的老母亲了。
不管老太太的后人们有多少劣迹，但她本人和已经亡故多年的金先生，一直受到普通的尊敬。他们的好德行甚至得到了整个东拉河流域的确认。
因此，双水村各姓人家都纷纷对老太太的去世表现出真诚的哀悼。人们争抢着去打墓；乐意帮助金家操办这场丧事。
帮忙的外姓村民，老太太娘家门上的人，以及金家其他亲戚，都先后涌进了金俊武的院子。当然，金家湾这面姓金的人家，全都成了事中人。
俊武家地方太小，其中两孔窑堆满了粮食；他哥家的两孔窑又被公安局查封了。因此，丧事的许多具体事宜得分散在金家湾各处进行。金俊山父子被聘为总料理。俊山精通乡俗礼规，做各种安排；他儿子金成记帐。
金俊武毫不犹豫地决定，他要按农村习俗的最高礼规安葬他母亲，这个大家庭已经晦气十足，母亲的葬礼一定要隆重进行；让世人看看，金家仍然是繁荣昌盛的！
不用说，金家全族人都是宾客；外族人每家也将请一个人来坐席。这等于要款待全村人来吃喝。不怕，他金俊武有的是粮食！
金家湾这面许多家户都在替金老太太的丧事碾米磨面。光辉家的院子里，五六个人在杀猪宰羊。从米家镇请来的阴阳先生，正在金俊海家做纸火。金波他妈忙着一天五顿饭侍候这位“圣人”，他们家的炕上和箱盖上，摆满纸糊的房子、院落、碾磨、课幡、引魂幡和童男童女。
与此同时，在金家祖坟那里，打墓人掘开了金先生的坟堆，把先生的骨骸装进一个小木棺里中，准备和老太太合葬。
金老太太装穿好七八身绸缎寿衣后，便入了早年间做好的镂花柏木棺中。
棺木停放在院子搭起的灵棚里。长明灯从屋里移出，放在棺木前。灵案上摆满供果和一头褪洗得白白胖胖的整猪，一只活公鸡绑住瓜子，搁在棺木之上。
棺木两边的长条凳上，老太太的直系亲属轮流坐着守灵。吊唁的人川流不息。亲戚们过一会就轮着来一批，跪在灵棚前唱歌一般哭诉一番，但真正流眼泪的是少数人。哭得最伤心的是大媳妇张桂兰——她多半借此哭自己的命运。
前来吊唁的村民只是送点香火，烧烧纸；辈数小的跪下磕两个头。
入葬的前一天，亲戚、金家全族的大人娃娃和所有被邀请的宾客，从早到晚一直不断地轮流吃两顿非吃不可的饭。第一顿是合烙油糕；第二顿是“八碗”和烧酒。隔壁金光亮弟兄三家的窑洞全都摆满了宴席。
下午，雇用的一班吹鼓手来了——进村以后，先放了一声铳炮。所有的孝子都到村头去跪迎五个穿开花破棉袄的乐人。
夜幕一降临，隆重的撒路灯仪式开始。吹鼓手前面引路，孝子们一律身穿白孝衣，头戴白孝帽，手拄哭丧棒，真假哭声响成一片；他们跟在吹鼓手后面，从金俊武家的院门里出来，沿着哭咽河边的小路，向金家祖坟那里走去。许多人手里都拿着白面捏成的灯盏，走一段，便往右边的雪地上放一盏，并且随手抛撒着纸钱。返回来时，又向路的另一边间隔搁置面灯。入夜，雪地上的路灯如同流萤一般闪闪烁烁，其阵势蔚为壮观。双水村的老人们纷纷羡慕地议论感叹：金老太太生了个真孝子，把丧事办得多体面啊！
第二天大出殡以前，又进行了著名的“游食上祭”仪式。全体男女孝子，手拄哭丧棒，披麻戴孝在老太太灵前间隔按辈数跪成方阵。仍然由吹鼓手领路，后跟两个三指托供果盘的村民，在孝子们的方阵中绕着穿行。托盘人为田五和一队原会计田平娃。这两个人左手举盘，右手拿着白毛巾，迈着扭秧歌一般的步伐，轻巧地走着，象是在表演一个节目。接下来是“商话”。一般说来，这是孝子们最心惊的一个关口。这实际上意味着老人能不能顺利入土。
所谓“商话”，就是由死者娘家的人审问孝子们在老人生前是否对她孝顺；或者她死后的葬礼是否得到尽心操办？这时候，死者娘家门上来的人，哪怕是三岁娃娃，在孝子面前都是权威人士，象君主立宪国的皇室成员，神圣不可侵犯。如果他们中任何一个人从中作梗，孝子们就别想让老人入土！
现在，俊武两个七十来岁的老舅舅盘腿坐在炕头，身后是其他小辈的“皇室成员”，一个个都不由自主摆出高高在上的架式。
金俊武领头跪在炕栏下的脚地上。他身后跪着自己的妻子李玉玲和大嫂张桂兰。按下来是金强和俊武两个上学的儿女。其他孝子们从脚地上一直跪到了门外的院子里。其阵势真有点象群臣跪拜新登基的皇上。
俊武先概要地向娘舅家的人汇报了他们生前照顾老人的情况，其中当然也有一些必要的检讨。接着，他又详细叙说这次是如何操办母亲丧事的。最后，他请求舅舅们提出意见；如有不满足，他将尽力弥补缺憾。
接下来，孝子们就敛声屏气，等待娘舅家的质询了。
在这种情况下，死者娘家的人多少总要提点意见，向孝子们发难：俗称“抖亏欠”。
为首的大舅庄严地盘腿坐在炕头，搭拉着松驰的眼皮，象老法官一般沉吟着说：“其它嘛，也就不说了。我姐和我姐夫东拉河一道沟谁不知道他们的好名声？如今，他们入土合葬，你们为什么不给他们做个道场，让礼生来唱唱礼呢？”
所有孝子们的心都在咚咚跳着，他们想不到这老家伙竟提出了如此高的要求。俊武的媳妇李玉玲头叩在地上，心里骂道：“老不死的东西！看你死了还耍个什么花子！”俊武给大舅磕了三头，回话说：“本该按你老说的这样做，只是咱们周围请不下和尚道士，要做道场，只能到白云山去请礼生，但路太远，还不知人家来不来……”
他大舅合住眼一言不发——这等于拒绝了外甥的理由。事情眼看着陷入了僵局。
这时候，二舅咳嗽了一声，扭头看了看他哥，说：“也就不要再为难娃娃了。俊武为办他妈的丧事，已经尽了力这我们能看见……”
二舅是个明白人，主动为外甥开脱。
大舅沉默了一会，抬起眼皮说：“那就这样吧，起来……”
金俊武和所有孝子都赶忙向炕上这一群严厉的审判官磕头谢恩。
迎完村民们送的挽帐和祭饭后，就要起丧了。
八个壮汉涌前来准备抬棺木，前面两人手提长条板凳，以备抬棺人路上歇息时停灵。
米家镇已故米阴阳的儿子继承了父业，现在是周围最有名气的阴阳——此时他手拿切菜刀，走到棺木前象征性的在鸡头旁砍了砍，然后把那只将属于自己的老公鸡扔在地上，背过身嘴里念了一会咒语，喊道：“起殡！”
三声铳炮轰鸣，吹鼓手奏起哀乐，棺木被八个人抬起来。金强扛着引魂幡打头，后面是举课幡和童男童女的孝子。接下来是吹手，然后直系孝子手扯棺木上的纤帐，一路哭说着出了院门。岁数纸和老太太生前的枕头在院畔上点燃了。与此同时，双水村所有人家的院畔上都点起一堆避邪的火。
棺木在坡下作程式性停留，女孝子们在这里烧过纸磕过头后，就返回家不再去坟地。
重新起棺后，只留了男性孝子。吹鼓手也停止了奏乐。人们在雪地上艰难地行进着，好不容易才把这分量很重的柏木棺抬到金家祖坟。
在墓地上，阴阳成了主要角色。孝子们都怀着敬畏的感情，由年轻的米阴阳用罗盘指导着将棺木吊入墓穴。这里的一招一式，稍有不慎，按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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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法，都会给后辈人招致灾祸。坟堆起后，米阴阳念招魂曲：“……每日儿烧香在佛前，三载父母早升天。千千诸佛生喜欢，万万菩萨授香烟……啊哈！朱砂硼砂磨合砂……磨合钵罗啊，钵弥罗……罗罗罗饭钵……钵钵罗饭罗……”米阴阳一念完，在坟旁划一十字，再划一圆圈，又向坟堆撒了五谷，葬礼就全部结束了。
母亲的丧事全部办完后，金俊武夫妇累得睡了两天两夜。从大哥一家三口被捕到母亲去世，使他们处于一连串的事变之中，身体和精神全有点撑不住了。他们知道，老母亲正是因为俊文家的祸事才一病不起的。
现在，这一切都完结了。在这对夫妇的内心深处，倒象是收割完一季庄稼，可以长长地出一口气，他们剩下的唯一心病，就是侄儿金强的婚姻问题。在这件事上，李玉玲和丈夫的熬煎是一致的——他们都喜爱和同情可怜的强娃。
但是，俊武夫妇并不知道，事情在孙家那里有了突破性的转机。
春节前的几天，孙卫红又一次向父母提出她要和金强结婚；而且强硬地表示，不管大人同意不同意，他们赶春节就到石圪节乡政府去领结婚证呀！
不用说，孙玉亭又把女儿和金家加到一块臭骂了一通，坚决反对这门婚事。
但玉亭奇怪的是，他老婆却不再对这件事说话。
贺凤英不再说话，不是说她还支持丈夫，而是基本上默许了女儿的抉择。
凤英有凤英的想法。她和玉亭没有生男孩，能本村找个女婿，老了也有人照顾他们的生活。再说，虽然金俊文家的三口人犯了法，但金强是个好后生，既能吃苦又会抚弄庄稼——这正是他们夫妇所欠缺的。有了金强，他们就不要再低声下气求大哥一家人了。更重要的是，她已经知道女儿和金强生米做成了熟饭，无法再阻挡这门亲事。她甚至对吼天喊地的玉亭抱着一种嘲笑的态度。
当丈夫准备再一次收拾女儿的时候，贺凤英不得不告诉玉亭，卫红已经怀孕了！孙玉亭就象被一闷棍敲在头上，顿时傻了眼。天啊！谁能想到他孙玉亭的女儿做出如此丢脸的事呢？这叫他以后怎样再教育双水村的人民？
玉亭同志应该知道，自他和王彩娥的“麻糊”事件之后，他就早没资格在两性问题上教育别人了。
孙玉亭气倒在了他的烂席片炕上。他也知道，局面已经无可挽回。女儿怀着金强的娃娃，不让她和那小子结婚，谁再要她呢？
不管孙玉亭反对不反对，春节前，卫红和金强相跟着地去石圪节乡政府领了结婚证。鉴于金强家的状况，懂事的卫红不要金家举行任何仪式，准备直截了当从田家圪崂走到金家湾就行了。
在双水村一片惊讶的议论声中，孙卫红和金强无声无息地生活在了一起。
孙玉亭尽管痛苦不堪，但女儿终究是自己的亲骨肉。在孩子离家之前，他在一堆过去的学习材料中翻出一个红皮笔记本——这是那年评法批儒时石圪节公社奖给他的。他将这笔记本作为结婚礼物送给了女儿，并且在上面很有才华地写了两句题词：一颗红心两只手，世世代代跟党走。
第24章
一九八三年春天，社会大变革的浪潮异常迅猛地向深度和广度发展。以深圳经济特区为标志，中国条件优越的东部地区的改革，已为全世界所瞩目。
落后的西部地区，就象过去参观大寨那样，由各级领导带领，纷纷组团结队，到温暖的南方去取经，也捎带着游览了一些名胜古迹。
过去没啥名气的深圳成了中国新的耶路撒冷。
穿臃肿老式棉衣的西部人，参观游览一圈回来以后，有的羡慕惊讶那里的开放与发达；有的则摇头叹息，大发“国将不国”的哀叹，说东部地区完全成了“西方世界”……不管怎样，去那里转了一圈的西部各级领导，都受到了巨大的冲击，有些干部率先改革了自己的服装，穿起做工粗糙的西服，戴起鸭舌帽、变色镜，披上了米黄色风雨衣。当然，他们各自也或多或少取回了一些“经”。他们最为震惊的是，象江苏省某些乡镇企业的经济产值竟然超过北方某些地区的产值。看来，仅仅在农业经济上做文章显然远远不够了。必须大力发展乡镇企业。东部地区的口号成为新的经典在西部传播开来：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
八三年开春以后，不管条件是否成熟，各地的乡镇企业就星罗棋布般发展起来。各种确有才能的人和一些冒险家纷纷申办起各种工厂和公司。挂着“总经理”、“董事长”等等头衔的名片满天飞，其中有些单位的全部人马就是“总经理”自己一个人——他们的“公司”就在腋下的皮包里装着。从总体而言，沉睡的西部打了一个哈欠，伸了一个懒腰，开始苏醒过来，似乎准备动一番干戈了。发展经济的热情急骤地高涨起来。
但是，在双水村这个普通的小山村里，作为先行者的孙少安，当全社会乡镇企业蓬勃兴起的时候，他的事业却象一只被巨浪打碎的小船抛在岸边，失去了继续前行的能力。
砖场倒闭至现在，已经有半年的时光。孙少安的精神仍然没有从这场灾难中恢复过来。
这半年中，他又复原成一个地道的庄稼人，整天闷着头地里干活。村里和外面世界的事，他都漠不关心。那些事和他有什么相干哩？他现在欠一屁股帐债，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熬煎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这时候，他也体验到类似孙少平的那种感觉：只有繁重的体力劳动，才使精神上的痛苦变为某种麻木，以至使思维局限在机械性活动中。他真没勇气去面对自己残破不堪的现实啊！砖场死气沉沉。日子死气沉沉。村里干过活的人，工钱还没给人家开完，而一万元贷款，利息已经滚了好几百元……
他实际上又不可能处于麻木状态。一旦细细盘算他的光景，他就不寒而栗。
孙少安在山里常常把镢头扔在一边，颓然地四肢大展睡在土地上，面对高远的天空长吁短叹。他不尽地回味自己坎坷的人生道路，双眼噙满了泪水。他诅咒命运的不公平，为什么总是对他这样冷酷无情！想一想，他已不再年轻——今年三十一岁，过了而立之年；可是，到头来，他不仅仍然两手空空，还背负着沉重的债务！
有时候，走入绝境的他，竟然象孩子一般在山里天真地幻想，会不会出现个奇迹让他摆脱这厄运呢？比如过去年代金家的老地主就在这块地里埋下一窖金银财宝，让他一镢头挖出来了……他对自己的荒唐想法报以刻毒的冷笑。
得了吧，孙少安！你这样躺着胡思乱想，还不如起来干一会活。你已经是这样可笑，说明你活该倒霉。看来，你要重新振作精神是多么不容易！你往日那股劲头哪里去了？你就甘心这样象死狗一般沉沦吗？
是啊，我为什么变得这么软弱无力？我过去不是没有经历艰难困苦；而那时不是一次又一次用顽强不息的意志度过了重重危难，并且一次次转危为安吗？当然，这次危难不比往常，是太巨大大可怕了；但总不能用这样一种灰心丧气的态度去逃避这危难。再说，能逃避了吗？
那么，你应该怎么办？你又怎么才能度过你一生中这场毁灭性的灾祸？
他又有什么办法呢？他不是没想过办法。因为想不出办法，才逼得他胡思乱想啊！
孙少安心里明白，唯有他的砖场重新上马，他才有希望翻身。
可是重开砖场需要资金。贷款是不可能了。公家的钱是扶持有能力偿还本息的人，而再不可能给他这样一个破产户。问私人去筹借吗？唯一有两个钱的“挑担”常有林，他已经在人家手里借了一千多块，用来安抚村中给他干过活的亲朋好友——现在，这笔帐债还未还清，村民们碍着他的老面子，才不好三番五次上门逼债，但他已经在这些信任他的人面前抬不起头了……
痛苦的少安总是一个人早出晚归——他不愿见村里人的面。
有时候，他从山里回来，也不直接回家，一个人坐在黑暗的东拉河边，一支接一支抽自卷的旱烟棒；或者孤魂一般游荡到他那荒凉清冷的砖场，用手摸半天油毛毡棚里的制砖机……直要等心焦的秀莲来寻到这里，他才默默无语地跟妻子回家去吃饭。
半年来，孙少安真正体验到什么叫“患难夫妻”。亲爱的秀莲不仅象他一样承受着破产的痛苦，而且还要千方百计安慰他。
她给他说宽心话，给他做好吃喝，给他温柔的抚爱和体贴。甚至在他苦闷至极，无端地向她发火的时候，她也心甘情愿当他的出气筒。
晚上，在大多数情况下，他都是搂抱着她睡觉——这已不仅再是肉体的需要，而是寻找一种可靠牢固的精神依托。没有秀莲，他说不定神经都要错乱了……又是一个深沉的夜晚。
秀莲已经入睡了，他仍然在黑暗中醒着。
他心绪烦乱，把胳膊从妻子温热的脖项里抽出来，坐起穿好衣服，一个人静静地呆在黑暗中，抽着自卷的旱烟棒，焦躁中他不知自己想了些什么。
“你？睡吧……”
旁边传来妻子轻轻的说话声。
他扭过头，在微光中看见秀莲那双大眼睛睁得圆圆的。她看来早就醒了。
“唉……”孙少安长叹了一口气，“睡不着嘛……”沉默。
妻子理解他，知道他说的是真话。
“咱们不能再这样等死了！”秀莲也坐起来，脊背上披了件衫子，往他这边挪了挪，用手拉住他的手。
“可咱们又有什么办法呢？”少安把妻子的手亲切地用力捏了捏。
“反正你不能再整天闷着个头，从家里走到山里，又从山里走到家里。你应该出去跑一跑！一眼看见，窝在双水村是没有出路的！”
“你是说让我象当年少平那样出去揽工吗？”少安侧过脸，不解地问妻子。
“不。我是说，你应该到乡上和县上走一走，看能不能再贷下款。”
“谁还再敢给咱贷款呢！”
“你不会找找刘根民？他总不会眼看着老同学走到死路上！”
“就是根民想帮助我，他也拿不出钱，贷款要县上的银行批准哩……”
“那你不会到县上去？你去寻他周县长！他都亲自跑来为咱们的砖场点火，说不定会支持咱哩！”
“咱有什么脸再去寻人家县长？人家支持咱，是叫咱往好办哩！现在咱把砖场弄垮了，人家怎再支持你？”
“这又不是咱故意往坏办！是那个河南师傅……该死的……”
“人家还管你这号事！”
“可是，你难道就不能跑到县上去试试吗？不行了拉倒！这总比坐着等死强！过去，你可从来没这么窝囊过……”
秀莲说得有些伤心，但没有流泪。她知道，这时候她不能在丈夫面前流泪。她不是没有流过眼泪，只是一个人悄悄偷着哭罢了。
妻子的话严重地刺激了少安。他并不生秀莲的气，反而猛地感到，妻子的话是多么正确。是呀，他孙少安为什么变得这么没出息？难道他真的就这样一筹莫展、灰心丧气地坐着等死吗？
他感到脊背上掠过一道寒冷的颤栗。心脏在胸膛里狂跳不已。
他“腾”地从炕上站起来，举起双拳在黑暗中咬牙切齿地挥舞了几下。
“我造它妈！”他骂道。
他不知道他在骂谁。
孙少安重新坐到妻子身边。他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下来。他满怀深情搂住妻子滚圆的肩背。他感激她，这不是说她替他想出了什么起死回生的妙方，而是她重新唤起了他生活的勇气。
对，他不能就此而甘愿沉沦！他还应该象往常那样，精神抖擞地跳上这辆生活的马车，坐在驾辕的位置上，绷紧全身的肌肉和神经，吆喝着，呐喊着，继续走向前去……不知不觉中，窗户纸已经发白了。
屋外，那只老公鸡扯着嗓门唱起了嘹亮的晨曲。公路上传来汽车的隆隆声响。
“我今天就出去跑一趟。”
多少天来，少安第一次用平静而清爽的语调对妻子说话。
秀莲望着他笑了。她的笑容看起来是那样令人心酸。丈夫重新振作起精神，对她来说，那就是希望。只要亲爱的人不倒下，再大的苦难都没有什么。
是的，没什么，当年她从山西撵来和他一块生活的时候，不也是困难重重吗？只要人本身钢巴硬正，即使去讨吃要饭，那又有什么可怕！
秀莲赶紧点火做饭。
她给丈夫烙了几张白面葱饼，又打了一碗荷包蛋。丈夫吃饭的时候，她给他收拾那个多时不用的黑人造革皮包；又把那身过去做生意穿的“礼服”从箱子里翻出来。她要把出门的丈夫重新打扮得象往常一样。人凭衣衫马凭鞍，一身好衣服能给人添许多精神！
孙少安穿起那身礼服，把黑人造革皮包斜挂在肩头（里面装着仅存的几盒“牡丹”牌香烟），在妻子满含期望的目送下，出了家门，顺着公路向南走去。
他先来到石圪节乡政府，找到了他的老同学刘根民。他的情况根民一清二楚。“……唉，我只能给周县长写封信，你带着去找他，看县上能不能帮助你解决困难。少安，我和你一样急，只是乡上根本解决不了你的问题。这里没权给你贷几千块钱呀！”根民很诚恳地对他说。
“我又不是不知道这些情况！你千万不要为难！你能给周县长写封信，这就满好了。”少安为一次又一次麻烦他的老同学而感到十分内疚。
孙少安带着根民写给周县长的信，从石圪节搭车当天就去了原西县城。
他碰了个大钉子：周县长到省上开会去了，一个星期都回不来。
少安垂头丧气走出县政府大门，在原西街上漫无目的地走着。
他痴呆呆地立在十字街旁一个角落里，愁得象个傻瓜一般。触景生情，往事又一幕幕浮现在眼前。他想起了当年他和润叶在这里的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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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他和牲畜一起拉着沉重的架子车往中学送砖；想起那年“夸富”会上的游行；想起他气势非凡地在这里交谈生意，请人家吃山珍海味——现在，他一副破落相，如同鬼魂一般游荡在这街头，叫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
他在恍惚中突然想起一个熟人。
他决定去找找以前在他们公社当过领导的徐治功。听说徐主任已经从水电局调到了乡镇企业管理局，正是他们这号人的“娘家”，何不去他那里碰碰运气吗？
孙少安几乎不抱什么指望。但人到急处，往往盲目瞎碰。他知道，徐主任在石圪节时，对他的看法很不好。那年为多留了一点猪饲料地，他还组织大批判过他。
出乎少安预料的是，徐主任——现在应该叫徐局长，很热情地接待了他，似乎已经忘记了他们之间曾经有过不愉快。少安马上觉得，人家徐主任终究是大官，心胸开阔，不记前嫌，而他却用老百姓肚量估摸人家，实在是……不过，治功热情倒很热情，但这里不能给他解决任何问题。
“走，我引你到农业银行去！你的情况我知道哩！周县长都亲自到你的砖场参加点火仪式嘛！”
孙少安很受感动地跟着徐治功来到了县农行。在这一刻里，徐治功简直就是一位下凡的天使！
治功在县农行的营业室还没把话说完，负责贷款的营业员就打断了他，说：“这个人的情况我们知道。我们不可能再给一个不仅无偿还能力，而且还破了产的人贷款！”
徐治功又急忙叙说了周县长如何为孙少安砖场点火的情况——他几乎把这件事编成了故事。
营业员看来有所松动。不过，他说：“那你们得寻承保单位。”
徐治功难住了。尽管周县长支持过少安，但这小子已经搞塌火了，他徐治功可没胆量承保——孙少安再塌火了呢？
徐治功于是接连给县上和城关镇几个企业单位挂了电话，询问看谁家能给孙少安贷款作个承保单位。没有人答应这件事。
徐治功双手一摊，表示这事他已经无能为力了。不过，他安慰他的前臣民说：“等周县长回来，我一定给他汇报你的情况！”
再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少安说了一堆感谢徐局长的话，就只好返身回双水村了。
当他坐在北行的公共车上，望着车窗外绿意盎然的山野，视线渐渐模糊起来，他难受的不仅是他没有贷到款——这结局实际上比他预料的还要好；他只是不忍心目睹妻子那双殷切期待的眼睛……
第25章
“四人帮”垮台以后，中国最为瞩目的现象之一，就是文学在全社会的大爆炸。从刘心武的那篇小说开始，以社会问题为主题的文学作品，哪怕是一个短篇小说，常常立刻就引起全社会的喧哗。也许有史以来，中国文学直接的社会效应从未达到过如此巨大的程度。
（究其原因需要冗长的篇幅，这里就不再累赘了。）
在这种状况下，作家这个行道变得异常地吃香起来。一时间，有志于此道的人多如牛毛。文学作品的数量逐年骤增，犹如决堤洪水；水来土淹，各种文学杂志纷纷面世；中国眼看就要成为文学的“超级大国”了。
当然，这好现象中也包含一些令人忧虑的成份。有许多人因文化革命耽搁了学业，理工科没指望，就在这方面寻找出路，因此将文学弄成了纯粹的谋生手段。另有个别人对此几乎中了魔法，竟丢了工作，撇下妻室儿女，夹着成堆的废稿和报刊几句敷衍的退稿信，一脸宗教般的狂热，长年周转于各编缉部。
为了迎合这种文学的狂涛巨浪，有许多文学单位的报刊杂志，纷纷办起了什么“文学讲座”、“刊授大学”、“函授大学”……以此满足和吸引成千上万的文学青年。尽管这类活动收费实在不低，但参加者蜂涌如潮。一霎时，由主办单位出钱雇用的一些已经出名的作家，纷纷到各地去进行演讲，听众竟场场爆满。有时候，这类“讲座”还售门票，并兼售演讲者本人的著作，使得这类活动让各方面都受益非浅。
三四月间，省作协《山丹丹》文学月刊的文学讲座在黄原地区搞面授活动。来讲课的有著名老作家、省作协副主席黑白和新近冒出来的“第五代”诗人古风铃。
在黑老的关怀指导下，黄原地区去年初就成立了文联。此次活动就由地区文联协助《山丹丹》编辑部来搞。因为黑老亲临讲课，地区文化局也出面了。
客人到达的当天晚上，田福军就以地委和行署的名义，在黄原宾馆宴请了黑老一行人。出席作陪的有管文、卫、体的副专员，兼着文联主席的地委宣传部长；当然也少不了地区文化局长杜正贤和文联副主席、诗人贾冰。杜正贤的女儿杜丽丽已经是《黄原文艺》的诗歌编辑，又是这次具体安排活动的工作人员，因此也参加了这个隆重的宴会。
为了确实安排好这次活动，地区文联在黄原宾馆和黑老他们相邻的楼层包了两间房子，贾冰和杜丽丽各住了一间。贾冰负责侍候黑老，杜曲丽负责陪同诗人古风铃。
几年来，杜丽丽在贾老师的指导下，已经成了小有名气的女诗人；不仅在省级刊物上发了一些诗，而且还在《诗刊》上露了一次面。起先，她的诗师承贾冰；后来，便自然地在意识上超越了她的老师，加入了新诗人的行列。不过，她知道，比起古风铃，她已经又成了落后流派中的一员。
杜丽丽和古风铃是第一次见面。但她早已崇拜这位在全国有影响的青年诗人。
古风铃是《山丹丹》编缉部的诗歌组长，已经出版过两本诗集，据说他的诗都引起了外国的注意。丽丽特别庆幸这次能亲自陪同这位著名的新派诗人。
杜丽丽和田润叶同岁，今年已经三十了，但看起来还象二十出头的姑娘那般光彩鲜嫩。和团地委书记武惠良结婚到现在，她坚持说服了丈夫，至今还没要孩子。至于那穿着打扮，一直在黄原领导潮流。她自豪地宣称，她在街上走过时，男人们的“回头率”达到了百分之九十以上！
古风铃名不虚传，高高的个子，一头长发披到肩头，白净的脸上围了一圈炭黑的络腮胡，两只眼睛流动着少年般的光波。上身是棕红色皮夹克，下身是十分紧巴的牛仔裤；裤膝盖磨白处，用钢笔横七竖八写着一些令人莫名其妙的话，几乎把裤子变成了草稿纸。不看他的诗，光看人就知道他决非凡俗之辈。从他嘴里说出的是“超越”、“嬗变”、“集体无意识”等等新鲜的词汇和费解的概念。
据他所说，舒婷、北岛等人已经成为历史上的诗人，不值一提了。丽丽感到惭愧的是，她现在还把那两个诗人奉为神明哩。
黑老的课讲完后，古风铃就在黄原影剧院做了一场有关现代派诗歌的报告。
由于事先就出了布告，听讲者涌满了整个剧院。尽管大部分人几乎没有听懂古风铃一上午说了些什么，但所有听讲的文学青年都对这个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在古风铃演讲的时候，杜丽丽替他在影剧院门口推销诗人新近出的那本书名带有天文学味道的诗集《光子》。这本诗集印一两千册，其中征订数不足二百，剩下的一千八百多册得靠自己推销，否则出版社就不出版。因为诗人在影剧院里主要谈他的这本诗集，所以他带来的二百册《光子》，赶散会就被杜丽丽卖得一干二净。“谢谢你万能的帮助！”讲完课回到宾馆后，古风铃十分满意地对丽丽说。
“这都是因为您的著作本身具有魅力！”丽丽崇拜地对古风铃说。
“不必称‘您’。就年龄来说，我应该叫你姐姐。”“就水平和成就来说，您是我的大哥！”杜丽丽有点庸俗地说。她实在为古风铃的话而受宠若惊。
以后的几天里，黑老在杜正贤和贾冰陪同下，去原北县农村体验生活。古风铃对此不感兴趣，没有跟随他们去，就由杜丽丽陪同在黄原市内和周围一些有点特色的地方转悠。多数情况下，他们都不坐车，步行相跟着东跑西颠地活动。不用说，古风铃给他的崇拜者传授了不少写诗的“秘诀”。他还动手改了她写的几首诗，对她的写诗才能给予极高的评价，并且答应在《山丹丹》上接连用头条位置发她的几组诗；说一定要把她推向全国去！
杜丽丽兴奋得神魂颠倒。她把古风铃比作她的“启明星”。两个人立刻成了相互高度理解的知音。一个晚上的半夜时分，古风铃敲开了杜丽丽的房门，丽丽丝毫没有拒绝，两个人就在黄原宾馆睡到了一块。
几个晚上的云来雾去，杜丽丽就彻底爱上了古风铃。
这一天中午，杜丽丽正和古风铃在她房间的床边上抱在一起亲吻，听见有人敲门。两个人赶紧分开。古风铃坐在沙发上，丽丽前去开门。
丽丽打开门，看见是她的丈夫武惠良。
一直等到惠良手里提着洗澡的东西和换洗衣服走进来后，杜丽丽才想起她原先约好让惠良中午来这里洗澡。
丽丽有点慌张地介绍古风铃和惠良认识。两个男人握了握手。古风铃搪塞了几句，就过他房间去了。武惠良先坐进了沙发。
丽丽为了使自己平静下来，钻进卫生间替丈夫收拾澡盆去了。
武惠良虽说是个行政领导，但也读了不少书，因此头脑极其聪慧。他一进来，就感觉这房子里有一种令人疑惑的气氛。他发现妻子和那个怪模怪样的诗人，脸上的神色都很不自然，丈夫对妻子的敏感几乎要胜过雷达对空中飞行物的敏感。
但是，没有什么直接的证据来证实他的猜疑是有道理的。不过，他相信他的直觉。没有错！在他妻子和刚离开的那个人之间，已经发生了一些不可言传的事！
卫生间的水在哗哗地响着，看来那个澡盆还得收拾一段时间！
是的，丽丽得让自己平静下来，恢复到一种“正常”状态才露面，卫生间成了掩饰她的庇护所。
他要不要现在立刻走进去？
不！这样反而会降低了他自己的人格。
武惠良呆呆地坐在沙发里，手里还提着换洗的内衣。他内心狂涛骤起，思维在闪电般排除或肯定各种可能和不可能。他多么希望一切都是他的错觉啊！
但是，他在无意间却找到了该死的“证据”。他看见，那个平展展的床铺边上，竟有两个挨得很近的塌陷的窝。这分明是两个人一块坐过的地方！
武惠良感到两眼一阵发黑。
他索性闭住眼仰靠在沙发背上，困难地咽了一口唾沫。
“都好了，你快去洗吧。”他听见妻子在说话。他睁开眼，没有马上起来。
“你怎啦？”丽丽问。
“没什么……”他站起来，向卫生间走去。
武惠良糊里糊涂在澡盆里泡了一下，竟然忘了擦肥皂就穿上衣服走出来了。
坐在沙发里的丽丽象被惊醒一般猛地抬起头——她显然没有想到丈夫会这么快就洗完了澡。
武惠良先迅速瞥了一眼床铺。
那两个窝没有了。整个床铺平平展展，恢复得和妻子的脸色一样。
还要再说什么吗？
一切都全然明白了！
“我今晚上回家去住。”丽丽对丈夫说。
“你随便吧！”他生硬地说，连看也没看她一眼。丽丽愣住了。
她似乎觉察出惠良的情绪不大对劲。难道他已看出了她和古风铃的关系？不可能吧？可也难说！她知道丈夫是个极其敏感的人。
武惠良匆匆地走出了房间，甚至都没给妻子打个招呼。他拎着装脏衣服的提包，既没有回家，也没有去机关，两只眼睛模模糊糊，恍惚地穿过街道，在东关老桥旁的石台阶上走下来，坐在黄原河边的一块石头上，巨大的痛苦压的他喘不过气来。他的脑子象被挖空了似的，一时间都不知道该怎样思考这个突然出现的灾难。这是人生的灾难。毫无疑问，他的生活将要改变了；他处在极端可怕的危机之中……黄原河静静地在眼前流淌。无声的汹涌。
在毫无察觉之中，夜幕扑落了。
他从石头上站起来，感到浑身酸疼；尤其是两个肩膀的骨缝，象被斧头砍开一般。
他从河边走上街道。万念俱灰。满城辉煌的灯火不再象往日那样令他陶醉。曾记得，在这之前的每一个夜晚，当他在灯火映照的大街上骑车回家的时候，总是一天中最为愉快的时刻；因为那个温暖的房屋里，亲爱的人这时已经为晚饭作准备。等他一回去，两个人说笑着一块动手，然后马上就可以坐在小饭桌前，头挨着头，一边看电视，一边吃饭……别了，我的爱，我的幸福！
武惠良拖着囚犯般沉重的脚步，走回了地区文联他们那间住房。踏进家门，他看见丽丽已经把饭菜摆在小桌上，一个人静静地坐着，显然在等他。
见他回来，她没有说话，站起来把碟子上扣菜的碗揭开。
他没有说话，也没有去吃饭，而把提包一丢，就倒在床上睡了。
一切都是沉重的，连空气也不例外。
他听见她收拾碗筷，把所有的东西都送回厨房。她也没有吃饭。
最后一丝侥幸心理荡然无存。这已经无可辩驳地再一次说明，她身上肯定发生了非同寻常的事。要不，她总会和他说点什么的，因为他已经对她明显地表现出了反常的情绪！他索性脱下衣服，蒙住头睡在被子里。
他听见她在洗漱；在脱衣服；在拉被子；并且在他旁边睡下了。
长时间的无声无息。
过了好一会，他感到她的手在隔着被子轻轻扳他的肩膀，并且小声问：“你……怎么啦？”
武惠良狂怒地一把揭开被子，翻身起来，瞪着痛苦而凶狠的眼睛大声喊：“你自己知道怎啦！你说！你和那个该死的家伙干了些什么！”这时候，团地委书记已经把行政领导干部的那种修养抛到了九霄云外，象个粗野的庄稼汉一般怒吼着。丽丽避开那两道剑一般的寒光，把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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扭向一边。不过，她很老实地说：“我不准备隐瞒你，我是和古风铃好了……”“这不是真的！”他痛苦地叫道。
“是真的。”她说。
“你撒谎！你在气我！”
“没有……”
武惠良疯狂地抱住妻子，绝望地哭了，浑身在痉挛地抖动着。
“你应该打我……”她说。
“不！回答我，你再爱不爱我了？你要说出你的真心话！如果你不再爱，我现在就走出这家门！”
“我仍然爱你！象过去一样爱你！”丽丽眼里也涌满了泪水。
“那你和古风铃……”
“我也爱他。”
武惠良放开妻子，两眼呆呆地望着他。
“我不应该骗你。我爱你，也爱他。”丽丽平静地说。“你什么时候变成了这样的人？”
“我也不知道。我一直爱你，但在感情上不能全部得到满足。你虽然知识面也较宽阔，但你和我谈论政治人事太多了，我对这些不感兴趣，但我尊重你的工作和爱好。我有我自己的爱好和感情要求，你不能全部满足我。就是这样。未认识古风铃之前，我由于找不到和我精神相通的朋友，只能压抑我的感情。但我现在终于找到了这样的人……”“那么，咱们商量个办法吧！怎样离婚？”
“离婚？我可没这样想过！”
武惠良嘴唇哆嗦着问：“难道你既不和我离婚，又和古风铃一块鬼混吗？”
“怎能用这样粗鲁的话来评论我们的关系？你现在的思想还停留在过去的年代。你现在很痛苦。我理解你的痛苦。我也痛苦，我的痛苦你未必理解。这既是我们个人的痛苦，也是现代中国的痛苦。我相信有一天你会理解并谅解我，因为你自己也许能找到一个你满心热爱的女人……”
武惠良抬起胳膊，在妻子脸上狠狠打了一记耳光。丽丽没有吭声，倒在被窝里睡了。
武惠良光身子坐在床上，想哭，但哭不出声来。此刻，他看起来是这样的强暴，可实际上又是多么的软弱！他一直呆坐到后半夜，然后拉灭了灯。
他流着泪扯开妻子的被子，痛苦地呻吟着，一次又一次和她性交……
第26章
几天以后，古风铃把痛苦的种子撒播在黄原，自己一身轻快回了省城。他已经给杜丽丽声明，他不可能和她结婚。杜丽丽也从没这样想过。他们对于家庭和两性的看法，都属于观念全新的一代。
但武惠良却无法接受这个冷酷的现实。多年来，惠良一直搞行政工作，而且担当了领导职务。在他那一代人中，算是前程远大之辈，有多少青年男女对他羡慕不已。谁又能想到，这样一颗光彩夺目的政治新星，个人生活竟然蒙上了一层暗淡的阴影呢？
现在，团地委书记眼神无光，两颊凹陷，头发零零乱乱，说话前言不搭后语，象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只是因为过去的印象，他的下属还没有充分发现他的不正常状况。
武惠良的痛苦在于他对妻子爱得既专一又深刻，而发生了如此严重的事情后，他反倒更不能割舍这种爱恋。恰恰是因为爱得太深，这种打击就更悲惨。
不幸的是，他连痛苦都是不自由的。他领导着一个大部门，每天得应付各种工作，还要竭力掩饰自己的情绪，对不同的人做出不同的笑脸。更难为人的是，还得去参加许多热闹欢乐的场面——这是团的工作所必不可少的……只有每天下班以后，他走出机关大门，才可以把自己真实的坏心绪表现在脸上。通常他不再按时回家，而象孤魂一般在城外黄昏笼罩的山野里转悠。
这一天傍晚，他又来到古塔山。古塔山周围已经辟为公园，各处修起几个凉亭，并且在山后一个大水库上搁置了几条小船——这都是在地委书记田福军倡导下修建起来的。武惠良沿着弯弯的山路，一直走到水库边上。
天色已经暗了下来。水库边没有什么人迹。春天轻柔的晚风吹砩着他烫热的脸庞。水波轻轻涌动，发出细语般的喧哗。不远处，那几条游船静悄悄泊在岸边。
武惠良坐在一片枯草地上，点燃了一支香烟。他望着暗淡的波光和模糊的山色，眼里噙着泪水，喉咙里堵塞着哽咽，这时候，他才震惊地感到，他走到了人生的迷途之中。过去，无论在工作上，还是在生活上，他都曾达到过兴奋的高潮。尤其是美满的家庭和热烈的爱情，不仅给他带来了个人生活的满足，而且还促使他在事业上奋发追求。他在丽丽身上寄托的是爱的永存，因此他才舒心爽气地在工作中弘扬他的才华。可是刹那间，一切都象肥皂泡一样破灭了。他以前所相信的一切都变得迷离混沌，精神上所有的支柱都开始摇摇欲坠。因为理想太光辉，一旦破灭，绝望就太深。他不能容忍丽丽的背叛行为。这就是新人吗？全是瞎扯蛋！说来说去，还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人本身就是自私的，可我却真诚地相信人，真是祸该自取！
武惠良把烟头丢在地上，然后起身走到那边泊船的小房时，向看船的老头租了一只小船，在昏暗中一个人划向湖心。他漫无目的地划着船，回想着以前他和丽丽的一切情景，心中爱与恨难解地交织在一起。矛盾。无法解决的矛盾。他真想一纵身跳入黑暗的湖水中……可是，我为什么要死呢？我如此年轻，生活才刚刚开始，我为什么要死？春来了，满山青绿，遍地黄花，它们都生机盎然，而我为什么要死？
他闭上眼睛，用力划着船，嘴里不由自主地唱起了歌——正当梨花开遍了天涯，河上漂着柔曼的轻纱，喀秋莎站在峻峭的岸上，歌声好象明媚的春光……他抹掉满脸泪水，睁开眼睛，发现小船似乎又回到了原来的地方。是的，只不过转了一圈而已。他面对的仍然是眼前的现实——冷酷而无情的现实。
起风了，水面的波浪涌起来；涛声和山林的喧哗响成一片。武惠良挥动双臂，发狠地用力划着，既和风浪搏斗，也好象在和命运搏斗……一直到晚上十一点钟，他才把小船泊在岸边，从土路上摸索着走下古塔山，来到清冷的黄原街头。
夜晚的大街上行人稀疏；地上的灯火和天上的星月组成了一个迷乱的世界。
他拖着沉重的步伐向家里走。他不知前面等待他的是什么。现在，他和丽丽都是硬着头皮走自己的路。也许他们都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
进家之后，屋里弥漫着一股烟气和烧酒味。
丽丽也没有睡，一个人头发散乱地坐在小桌旁，正在抽烟——她是这两天才开始抽烟的。桌上还放一瓶烈性西风酒。
她对他的进来没有反应，端起酒杯仰头又灌了一口。
武惠良一言未发，也坐在小桌边。他只觉得心中一片凄苦。几天以前，这个家还是那么温暖和谐，现在却象低等旅馆的房间一般乱成一团。
乱的不是房间，是人，是人的心。
他默默无语地抽了一支烟，又接上了另一支。
丽丽站起来，从厨房里寻出一个酒杯，给他放在面前，满满倒起一杯。
他端起酒一展脖子喝了个净光。
她也喝了自己的一杯。
第三杯时，她说：“咱们干一杯吧！”
他拿起酒杯，两个人当啷一碰，各自都一饮而尽。武惠良眼泪象断线的珠子一般从脸上淌下来。
“别哭……也许以后我们不会在一起吃饭了。本来我不希望那种结局，可你……我求你别哭了……”
武惠良还是没说话，又灌了一杯酒。
酒没有了。
两个人木然地呆坐着。
城市已经完全寂静下来，只有春汛期的黄原河在远处发出雄浑的声响。隔壁的房里，传来男人的深沉的鼾声。
武惠良站起来，想要离开这个小桌，丽丽却伸手拽住了他的胳膊。他索性伏在饭桌上，出声地哭起来。几天里，他第一次这样无拘无束地痛哭。他哭他自己的悲惨命运；他也受不了丽丽折磨她自己！
酒力猛烈地挥发了。他离开小桌，跌跌撞撞走过去，一头倒在床上，继续哭着。
丽丽也走过来，躺在他身边，说：“你冷静点。哭解决什么问题？我们一起谈谈……对你，我一直真诚地爱着。可现在我也真诚的爱古风铃。如果我不说出这一点，那才真是对不起你了。
“当然，在感情上，你们两个都有权力要求我，但问题是你的确受了伤害。我也不知该怎么办……虽然我知道你无法原谅我，但我还想和你一块生活下去。最少咱们应该试一试，看我们能不能还生活在一起……”
武惠良不哭了。他开口说：“你要试你试吧，反正我没有多少信心。归根结底，对你来说，我将会是多余的人。到目前这种局面，我承认这是必然的。因为你成了诗人，你瞧不起我的工作。我自己永远都成不了什么诗人……既然是这样，你去寻找和你相般配的艺术家去吧！如果我仍然赖着和你在一块，最后不高尚的反而是我了……”
“你在讽刺我，我承认，是我不高尚，从一开始就不高尚……”
“那么，最伟大最光辉最高尚的就只有古风铃了？”他刻毒地讽刺说。
丽丽不再言传。
沉默。久久地沉默。
丽丽酒喝得太多，已经睡着了。
但武惠良却睡不着。他恨自己太软弱，为什么一再在丽丽面前哭鼻子呢？他即使失去了她，也不能在她面前失去男子汉的尊严！
他实在是太累了。想睡，但又睡不着。他爬起来，摸进厨房，另外找出一瓶白酒，接连喝了几杯，又回来躺下，还是睡不着，又起来喝了五六杯，倒在床上昏昏然然，仍然没有完全入睡。
夜，一个彻夜不眠的夜……天亮以后，丽丽出门上班去了。但他却爬不起来，心跳每分钟达到一百几十下。
他没有按时上班去。
武惠良灰心丧气地躺在床上，屋顶似乎在头上面旋转——生活的信心粉碎了，崩溃了！
他昏乱地想，也许人生正如某些人所说，就是一场疯狂的角逐，一切都不过是逢场作戏罢了！既然是这样，也就索性宽容地看待一切，包括宽容地看待自己。为什么要那么认真呢？是的，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他太认真了！人和社会，一切斗争的总结局也许都是中庸而已。与其认真，不如随便，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有钱就寻一醉，无钱就寻一睡；与过无争，随遇而安……这样想的时候，他浑身不免冒出一身冷汗。这还象一个团地委书记吗？这是一种彻底的堕落！纯粹的市侩哲学！
一身冷汗出过之后，他感到身上轻松了一些，于是便穿衣起床，在厨房里用凉水抹了一把脸。
他看了看墙上的大电子石英钟，时针刚指向九点。
他吸了一口气，就出门骑上自行车，到团地委去上班。
不管他内心怎样忧心如焚，万念俱灰，一旦置身于他的工作环境，便又不由地象往日那样忙碌起来。
第一个走进他办公室的是少儿部部长田润叶。
润叶已完全是一位工作老练的干部。她穿一身朴素的衣服，剪发头稍稍烫了一下，身体比过去略丰满一些，脸色又恢复了很久以前的那种红润光鲜。
她把一份稿子放在武惠良的办公桌上，说：“后天全区优秀少先队员表彰会的开幕式，你要讲话。我替你拟了个稿子。你看一看，不合适的地方再改一改。”
武惠良茫然地对她点点头，就把搞子拉到自己面前，假装着翻了翻。
润叶走后，惠良无心看讲话稿，一只手捏住下巴，呆呆地望着光洁如镜的棕色办公桌面。他突然感叹地想，润叶和丽丽虽然是老同学，好朋友，可是她们的一切又多么不同！以前，他和丽丽都曾同情润叶在爱情生活中的不幸遭遇。时过几年，润叶却失而复得，重新找到了自己的生活——尽管向前已经残废，但他们的感情现在却是融洽的。而当初润叶又是多么羡慕他和丽丽的婚姻，她怎能想到，他们现在已经破碎得象一堆瓦碴……人生啊，是这样不可预测。没有永恒的痛苦，没有永恒的幸福。生活象流水一般，有时是那么平展，有时又是那么曲折。瞧，现在该轮上他武惠良羡慕断腿的李向前了！
痛苦至极的武惠良不由冒出个念头，想把自己的一肚子苦水给润叶倒一倒。人在这样的时候，总想和一个人谈谈自己的不幸——但这应该是一个适当的人。也许只有润叶是适合倾听他诉苦的人，她和丽丽是同学，又是朋友；而几年来，他自己又和润叶一块共事，她会理解他的。另外，润叶也是经历过感情挫折的人，她大概不会小看他说出这样一件不该说的事。
唉，不管怎说，在任何时候，诉苦总是一种软弱的表现——尤其是一个男人向一个女人诉苦！
但武惠良无法抑制自己，还是决定要向他的下级诉说他的不幸与痛苦。
这样决定之后，他甚至产生了一种力量；而且情绪也镇定了一些，就象一个溺水的人，突然发现了某种可以脱险的方式，使他减少了许多谵妄和迷乱。
下班以后，他一个人静静地坐在办公室里，肚子丝毫没有饥饿的感觉。他似乎觉得，田润叶就坐在他对面，倾听他诉说自己的苦情……是的，他第一次这么专注地思考起了他的下属部门的这位部长。准确地说，是他第一次集中精神凝视除丽丽之外的另一个女人。在此之前，他的全部心思都在丽丽身上，很少考虑到别的女人的长长短短。
现在，他眼前浮现的只是润叶这个人。他惊异地发现，她的一切方面似乎比丽丽都更要接近生活中的正常人标准。她朴素、清爽、有头脑、热情，又不放纵感情。丽丽一开始就是浪漫主义主宰生活中的一切——对一个女人来说，这也许是一种危险的素质。活跃的分子天性就是不稳定的。人需要火，但火往往能把人烫伤，甚至化为灰烬。瞧，他终于被亲爱的杜丽丽烧的这般焦头烂额了！
唉唉！他现在多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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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清凉的风抚慰这受伤的心灵。给润叶谈谈他的苦恼，心情或许会平静一些？而说不定她还能给他出点主意，让他清醒地处理这场感情危机、人生命运的危机。他眼下已经失去了智慧，失去判断力，在自己的事上能力连三岁的娃娃都比不上！在工作中，他是她的上级；而现在，他愿意润叶成为他的上级，指导他怎样从这迷津中走出来……
他的头一直抵在办公桌冰凉的玻璃板上，昏乱中竟然荒唐的喃喃自语说：“我的上级啊！”
但是，武惠良却不知怎样对他的“上级”诉说他的苦情；因为她毕竟是他的下级，而且还是个女同志！
不能在办公室！上班时，怎能在办公室说这种事？即就是下班以后，他要是单得把润叶留在这里说话，别人也一定会有闲言碎语。再说，她下班后还要回去照料残废的丈夫……连个诉苦的地方也找不到。这就是你的处境。你现在应该认识到，你的悲剧有多么深刻。
那么，把她约到外面去？
笑话！这成何体统！
……人哪，活着是这么的苦！一旦你从幸福的彼岸被抛到苦难的此岸，你真是处处走头无路；而现在你才知道，在天堂与地狱之间原来也只有一步之遥！武惠良想来想去，觉得只能到润叶家里去。虽然向前在家，但他可以和她在另外的房间单独说这件事。以前，他为工作的事几次去润叶家，向前都是主动推着轮椅进了卧室，让他和润叶在客厅里谈话。好，就这样……什么时间去呢？干脆过一会就去吧！
武惠良由于实在压抑不住内心的痛苦，决定当晚就去润叶家向她倾倒肚中的苦水。他在办公室停留了一个钟头，估计他们吃过了晚饭，就丧魂失魄地步出机关，连办公室的门也忘记锁了……
第27章
命运总是不如愿。但往往是在无数的痛苦中，在重重的矛盾和艰难中，才使人成熟起来，坚强起来；虽然这些东西在实际感受中给人带来的并不都是欢乐。
田润叶和失去双腿的李向前在一块生活已经很有些日子了。在这些悠长的日月里，润叶逐渐适应了她的家庭生活。
当然，起先很长一段时间，这共同的生活还谈不到十分美满，因为丈夫终究是个肢体不健全的人，生活中的许多不方便，大都要她一个人来操持。经济方面没有什么问题，向前虽然吃劳保，单位上也还有一些补贴，加上她的工资，两个人的光景可以过了。她要给双水村的两个老人寄点钱。但向前父母亲工资高，又只有这么一个儿子，钱尽量让他们花。
夫妻生活中至关重要的性生活，向前也还具备正常人的功能，只不过有点让她难堪的是，干这件事的时候，需要她帮助他。
总之，人残废了，这个家庭还是完整的。
在地委家属楼的西居室单元里，他们的房间收拾得既干净又清爽。润叶是个爱整洁的人，回家一有空闲，就擦抹清扫，连厨房都经常保持一尘不染。家具都是时新式样。彩色电视机是她为向前解闷而老早就买回来的——只是后来公公和婆婆又给了他们两千元现金。前不久，李登云还托武惠良的叔叔在省城为他们买了一个双门电冰箱。从物质方面说，他们在同代人中间是相当优越的。
润叶从几月前由一般干事提拔成了团地委少儿部部长，因此工作变得繁忙起来。不过，无论工作怎样忙，她都一如既往，千方百计照料丈夫。她是妻子，也是保姆。在向前初回家不能自理生活的日子里，她给他喂饭喂水，端屎端尿，洗脸洗身，还要每天用柔言细语安慰他。每当向前因失去双腿而一次次陷入绝望的时候，她就象阿姨一样乖哄他，抚爱他，并且帮助他和自己发生肉体关系，使他重新获得生活的愿望和信心。
正是在这种自我牺牲和献身之中，润叶自己在精神方面也获得了一些充实。她开始更现实地看待生活。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她对工作的态度也更认真和踏实了。生活的风浪改变了我们的润叶。青春炽热的浆汁停止了喷发，代之而来的是庄严肃穆的山脉。
我们不由再一次感叹：是该为她遗憾呢？还是该为她欣慰？
不论我们希望润叶成为怎样的人，但润叶只能是她自己。啊，润叶！难道她不仍然为我们所喜爱吗？
后来，向前的情绪也渐渐稳定了下来。有时候，他拄着双拐走下楼，在家属院里转悠转悠。星期天，润叶在轮椅上推着他，到黄原城外的山野里玩大半天。他拒绝她推着他去看电影，也不去街上的稠人广众处。她理解他的心情——他怕她受到众人目光的伤害。
不用说，向前也力尽所能设法体贴她。他本来就是一个很会体贴人的人。有了轮椅以后，他的活动方便了些。她一上班，他就坐着轮椅拿拖把拖地；并且转着把各个房间替她清扫揩抹得干干净净。他坚持把打扫卫生的工作从她手里接替了。他说他有的是时间，一整天无事可干，这点忙总可以帮她的。
她提拔成少儿部长后，工作一繁忙，有时下班回来就要晚一点，向前对她讲：“干脆让我给咱做饭！你负责把东西买回来就行了，其它你不要管！”
“你能行吗？”她既感动又疑虑地问。
“保准能行！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作饭比你强。你放心去工作！”
她两眼含着泪水笑了。
那天下班她进门后，向前就把饭菜都做好放在桌上，静静地坐在轮椅里等她。她看见，他象孩子一样，舌头舔着嘴唇，天真地笑着，望着她。泪水从她眼里涌出来了。她走过去，忘情地搂住他结实的脖项，在他脸上亲吻了一下。“我能行吗？”他仰起脸问她。
“能行！能行！”她亲切地抚摸着他的头发说。从此之后，家务就全由丈夫包揽了。她除去买粮买菜，上班前在厨房里稍微准备一下，其余就都由向前来操持。他乐意干，她也愿意让他干，这样，他会觉得他在生活中还是一个有用的人。
的确如此，劳动使向前的情绪越来越好了。他有时候还咦咦唔唔唱几句歌；并且和妻子开玩笑。
在这样的过程中，润叶也加深了对丈夫的爱情。她体验到，爱情，应该真正建立在现实生活坚实的基础上，否则，它就是在活生生的生活之树上盛开的一朵不结果实的花……当武惠良一脸痛苦走进他们家的这个晚上，他们两口子都已经吃完了饭，正坐在一块看电视。
润叶赶紧给她的领导冲茶。向前一边招呼惠良坐进沙发，一边推着轮椅从小柜里取出一盒带嘴“大前门”烟，放在茶几上，就转而进了卧室，并且把里间的门也带上了——他知道惠良和妻子谈工作，他不应该使他们感到不方便。仅就这一点，润叶也就不能不对向前充满了感激与尊敬。
润叶坐下以后，才发现武惠良的神色有些不大对头。她惊讶地发现，一惯潇洒自如的团地委书记脸色惨白，头发乱蓬蓬地搭拉在额头，心中似乎很有些苦衷。
是政治方面受到了什么打击？这没有任何迹象！包括她二爸在内的所有地委领导都很器重他的才干。团地委内部，几个副书记和大部分中层领导也都很尊重他，看不出有谁在背后捣他的鬼。
那么是生活方面有了麻烦？这更不可能！他和丽丽的感情一直如胶似漆，这是团地委所有人都知道的。
究竟出了什么事，使得这个人的情绪如此颓败？
润叶当然先不便说什么，只是问他吃饭了没有？武惠良撒谎说他吃过了，然后不由自主叹息了一声，把头垂到了胸前。
是的，他出什么事了——她的猜测没有错。
“怎么啦？”她含糊地问。
惠良抬起头来。润叶震惊地看见他眼里噙满了泪水。“怎么啦？”她瞪大眼睛又问他。
武惠良接连叹息了几声，接着便大约把他蒙受的灾难与耻辱向润叶叙说了一番。
润叶惊讶地听他说完，但一直不相信她耳朵所听到的那些话是真实的。她紧张得两只手捏出了两把汗。“这……”
她简直不知该说什么是好。
没有想到！做梦也想不到！她多少年羡慕的这个美满的家庭，竟然到了破裂的边缘！
她先来不及思索这件事的本身，却再一次被生活的曲折复杂所强烈地震憾了。
生活！你为什么总是这样令人费解，令人难以想象？“我……能为你们做些什么呢？”她说着，寒栗仍然不时从肩背掠过。
“我也不知道。”武惠良垂着头说。“我实在痛苦得不行，才来向你倒这苦水。这事只有你能倾听……反正我的生活被毁灭了……也许你能和丽丽谈谈，她现在满不在乎地抽烟喝酒。我的心都碎了。尽管我痛不欲生，但我不愿意她这样折磨自己。我甚至都不想再怨恨她。事情看起来是偶然发生的，可实际上也是必然的。不幸的种子一开始就埋藏在我们之间，只不过我们起初都没有看见罢了。没有完美的社会，怎能有完美的人。你知道，我一直深深地爱着她，就是现在也一样，细细想起来，我们之间本来就存在着差异。这不是说谁比谁强，而是性格、爱好和对生活的看法不尽相同。正因为如此，才终于导致了这场悲剧……你无论如何去看看她吧！”“我一定去！”润叶没有思考就答应了下来。
“当然，我不是让你去说合我们的关系，谁也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我们的问题归根结底要我们自己解决。只不过怎样解决我和她现在都不太清楚……”
“那么，我应该和丽丽说些什么呢？”润叶深深地同情不幸的惠良。他现在看起来象没娘的孩子那般可怜。“先劝她不要抽烟喝酒了……也许只有你能劝说她。千万不要责备，也不要表示忧虑，她讨厌别人同情或教育她……”
武惠良坐了好大一阵功夫，才步履踉跄地离开了润叶家。
本来，田润叶很想对自己的领导说一些安慰话，结果却什么也没有说出来。她知道，一个人到了这种地步，别人的任何安慰都无济于事——她已经是一个经历了感情折磨的人，深深懂得个中滋味！
润叶回到卧室之后，向前已经躺在了被窝里。她发现他用一种探寻的目光在看她。是的，她情绪不好，脸色当然也不正常，这肯定使丈夫感到诧异了。但她又不能给他解释发生了什么事。
她脱掉衣服，钻进了他为她弄好的被窝里，随手拉灭了灯。她久久地不能入睡，脑子象一团乱麻。尽管这是丽丽和惠良的不幸，但就象当年她自己的不幸一样使她心绪如潮水般涌动。她反应不过来这是怎么一回事。难道世界上就没有从始至终的爱情和幸福吗？
唉，丽丽，你是怎么搞的……几年来，由于她自己的不幸，也由于丽丽成了小有名气的诗人，走了另一条道路，她们之间的交往便少了许多，但不论怎样，她们是从小到大的好朋友，偶尔遇在一块，仍然象姐妹一样亲热。不过，她发现，她们的共同语言已经很少了。丽丽说的许多话她理解起来十分费力，甚至根本听不懂。每次到她家，她们主要是说过去在原西的事。她和惠良反而倒有许多话题可以谈论……她没有想到，他们终于发生了这样的事……
润叶老半天不能入睡。她知道，向前也没有睡着——她看起来象睡了的样子，其实一直醒着，因为他没有打鼾。唉，可怜的人，他太敏感了。他或许猜测她和惠良之间发生了什么事！不过，无论怎样，她现在还不能对丈夫说出事情的原委来……
第二天下午，惠良告诉润叶，丽丽没有去上班，在家里呆着；如果她要找丽丽可以直接上他家去。润叶晚上还要照顾向前，再没有什么空闲时间，就赶紧骑了自行车去文联家属院找丽丽。
润叶见到丽丽后，看见她穿得邋邋遢遢，拖着拖鞋，一边抽烟，一边在房子里走来走去，桌子上还放着满杯的酒。情况正如惠良告诉她的那样。
丽丽对她的到来似乎没有感到惊讶。她把她让进椅子里坐下，先开口说：“我知道惠良会告诉你的。”她神经质地笑了笑，“是他让你来教导我的吧？”
“没有，惠良是很痛苦，他让我来劝劝你，叫你不要抽烟喝酒了……”润叶说着，伸出手拉住了丽丽的手。丽丽却一下伏在她肩头哭了。她对润叶说：“我不是不爱他，但他不会原谅我。看来分手是不可避免了……”“如果不是不得不走这一步，还是不走的好，命运中的大错，往往是在一时的荒唐中造成的……”
“但是，我不能欺骗惠良，也不能欺骗我自己，我爱古风铃。矛盾和痛苦正在这里。你知道，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理想主义者都矛盾和痛苦。但我又不能使自己违心地活一辈子……
“我知道我对惠良的伤害太深了，他是一个善良的人。你大概不会相信，在我爱上古风铃后，我很多很多的痛苦都是想到惠良的不幸。如果不是这样，我现在就不会这样折磨自己……”
润叶无法理解丽丽的这种“矛盾”。不过，她相信她的痛苦是真实的——这是属于一个现代人的痛苦，也许更具有外人难以理会的深刻性。
润叶一开始就知道，她不是来用一般的传统道理说服她的朋友。她不可能说服丽丽不要再跳这种痛苦的“爱情三人舞”，她也没有这种水平和智慧。实际上，她还是只说了一些毫无用处的开导话，带着对生活的新的迷茫，走出了这个令人窒息的房间……
田润叶不知是怎样走回自己家门口的。
她这时才发现，她已经比平时晚回来一个小时了。她匆忙地把钥匙捅进锁眼，打开了房门。
走进会客厅，她愣住了：桌子上摆着做好的饭菜，上面都用碗扣着，但不见向前的踪影。她很快瞥见桌子上有一张纸条。她一步跨过去，把纸条拿起来，只见上面写着——饭在桌子上，可能凉了，你热一热。别了，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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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谢你给了我幸福。
润叶象疯了一般撞开卧室的门。她一下子呆立在门口，她看见向前一只手撑着拐杖，立在窗户下，另一只手正费力地把一根麻绳子往穿窗帘环的铁棍上扔——看来他已经费了大半天劲，仍然没有把绳子搭在铁棍上。
她猛冲过去，一把抱住了他，接着把他按倒在旁边的床上，哭喊着说：“你在干什么！你这个混蛋！”向前脸色苍白，瞪着一双无精打采的眼睛，突然嘴一咧，在妻子的怀抱里哭了。哭了一会，他呻吟着说：“我不愿再连累你了……你不应该和我这样的人一块生活。你应该有一个健康体面的男人。我知道，终有一天，你会受不了这种生活的。我应该早一点解脱你……”
润叶很快明白，向前的确对她和惠良敏感了。于是哭着对他说了惠良和丽丽的事，惊得这个要寻无常的人嘴巴张得象窑口一样大。
她突然冲动地把他的手放在自己的肚子上，说：“你难道要把我和孩子都扔下吗？”
“啊？有咱们的……儿子了？”
李向前泪流满面，把脸深深地埋进了妻子的怀抱里。卷六
第28章
黄土高原火热的夏天来临了。荒凉的山野从南到北依次抹上了大片大片的绿色。河流山溪清澈珠澄，水波映照着蓝天白云，反射出太阳金银般灿烂的光辉。
千山万岭之中，绿意盎然，野花缤纷；庄稼人赤膊裸体，进入了一年一度的繁忙季节。令人醉心的信天游在无边的高原上不断头地飘荡。大自然和人的生活都随着夏天的到来而变得丰富多彩。
黄原城也一改冬日的灰暗，重新展现出它的活力和生机。瞧，街道两旁的中国槐和法国梧桐，都翻起了绿色的波浪；大大小小的街心花园，五颜六色的鲜花开得耀眼夺目，黄原河还未进入汛期，河水清澈透底，甚至能看见水中墨点似的蝌蚪和缠绕着蛤蟆衣的鹅卵石。在古塔山那里，几个古色古香的凉亭，已经深埋在树海之中；远远望去，会激起人许多诗意的联想，犹如梦境中出现的江南景象。大街上，姑娘们都穿起了鲜艳的花裙子，满眼都是流彩飞霞。因为没有了取暖炉子冒出的黑烟，城市上空洁净如洗，豁然开朗；人们倏忽间就象生活在了另一个世界。
在这些火辣辣的日子里，地委书记田福军忙得象热锅上的蚂蚁，团团乱转。
前不久，省委派来工作组在黄原搞党政机关机构改革。说穿了，这是一次人事大变动。因此上上下下刮风下雨，闹得云来雾去，不可开交。
根据中央和省委的指示，地区一级新的领导班子年龄在五十岁以下的要占三分之一，大专文化程度的要占三分之一，而且要采取个人推荐和组织推荐相结合，民意测验与组织考察相结合，下级党组织考察与党委人事安排小组考察相结合的办法。一旦地委行署新的领导班子组成，便立即着手各部、局、委、办的机构改革工作。所有这一切，当然要牵扯许多领导干部的命运；而一个领导或上或下，又牵扯一批干部的命运。
不必讳言，在中国及其执政党内，干部中大山头不明显，但小山头小圈子则处处存在，世人皆知。因此，在那些日子里，黄原地委和行署都乱得没人上班了。干部们四处乱跑，搞各种秘密活动。省里来的工作组，几乎没明没黑被许多人包围着，倾听这些人说某个领导的好话或坏话……现在，这场混乱终于结束了。地委行署的班子变化很大。老人手除过他、正文和世宽没有改变外，年龄大点的都退到了二线，继而上任的副书记副专员都是一些年轻而有大专文凭的干部。
田福军本人比较满意这个新班子。当然，他知道许多干部对此有各种不同意见和看法。
新班子组成之后，各部局和县的领导机构也进行了相应的改革。这样，工作才逐步转入了正常，田福军立刻从农业和工业两个大的方面开始作新的布置与安排。
农业方面问题不是很大。这两年，他主要依靠现已被提拔为副专员的原农业局副局长姚旺林搞“四法”种田，使得全区的粮食产量大幅度增加。姚旺林是北京农业大学的毕业生，南方人，毕业后主动要求来黄土高原工作。经过了十几年的探索，在总结了黄土高原几千年农民种地的经验后，创造了“四法”种田的科学方法。所谓“四法”，即垄沟种植，水平沟种植，间作套种和生物肥田。这种方法已经引起了农牧渔业部的高度重视，被中央一位领导誉为北方旱作农业的典范性方法。由于全区普遍采取这种先进的种田法，加之地委在四月份又作出了在农业方面十条放宽政策的措施，今年的粮食产量有希望突破历史最高纪录，达到十三亿市斤左右，比去年要增长百分之三十五。
农村工作下一步的重点是集中精力发展乡镇企业。要鼓励农民搞小买卖，搞长途贩运，搞建筑行业，搞砖瓦厂，搞小煤窑，搞各种编织活动；并且要迅速改造农业经济结构，将单一种粮发展为搞大规模经济作物，种花生，栽果树，栽泡桐，办各类养殖业。
去年，他和专员呼正文与省上有关部门争得红脖子涨脸，终于将全区的烤烟种植面积由原来的三万亩扩大到二十万亩……
麻烦的是全区的工业。如果按中共十二大的精神，工农业生产总值要在本世纪末翻两番，就黄原地区而言，光靠发展乡镇企业和扩大农村的多种经营根本不可能实现这样一个惊人的目标。必须在骨干企业上下大功夫。没有工业的翻番，总产值的翻番就是一句吹牛皮话！
黄原在历史上一直是个贫困落后地区，但实际上又不穷。他的优势在资源方面。这里有石油，有煤炭，还有一百六十多万亩的森林。
田福军设想，旁的先不说，如果原油能搞到六十万吨以上，产值就有四五亿元人民币。另外，应该将炼钢厂、丝绸厂、水泥厂和第二毛纺厂的规模扩大——现在那种状况根本见不了几个钱！
唉，设想仅仅是设想，困难却大得无法设想。主要的困难在两个方面，一是交通运输，二是缺乏人才；外地的知识分子不愿来这里，本地的知识分子又大量外流……田福军和正文商量后，决定召开县委书记县长会议，地区部门的一二把手也参加，让大家出主意想办法。
田福军在这个会的开头，很动感情地讲了一番话，把县一级领导鼓动得人人象屁股下面用棍橇一般坐不住了。福军在这样的场所讲话从来不用稿子，而且也不在主席台上坐。他通常都是一边抽烟，一边在大家的座位中间走来走去，讲话时有点东拉西扯，但不离主题，并随意插几句黄原式的幽默，引得众人哄堂大笑。
不过，这次讲话却出了点丑：他从裤兜里掏手帕揩汗，竟然在手帕中间混着一只尼龙丝袜子。当他边说边用袜子揩脸时，县长县委书记们笑成了一堆。田福军半天才发现大家为什么笑，把他自己也逗得大笑起来。他有脚气病，夏天爱光脚穿鞋，但爱云一定让他穿袜子，他一急，就常把袜子脱了塞在衣袋里，结果才会闹出这么个笑话……就在这次会上，有人提出了是否可利用一下黄原的“政治优势”的问题。他们说，除过资源，黄原还有一个优势，就是“三老”干部多。
这是事实。因为这里是老区，出去的干部多，光北京就不知有多少黄原籍的高级领导。这些人有的仍然在位，有的虽退居“二线”、“三线”，但仍能影响“一线”。他们都很关心黄原的建设，现在何不利用这个优势”，和中央的一些部门搞“横向联系”呢？这种“横向”或“纵向”联系只能对黄原有好处！
其实，田福军也早有这个打算。这个会议于是就决定，以地区的名义，在北京开个汇报会。名义上是“汇报会”，实际上是让中央和一些部门支援黄原的建设哩！
会议结束之后，地委和行署决定让常务副专员冯世宽挂帅，负责筹备北京汇报会的有关事宜。田福军准备自己亲自到省里去找乔伯年，争取让省上的领导也能赴京参加他们的活动，以增加这个汇报会的分量。
可是，还没等他动身，就接到省委办公厅的通知，说国务院一位副总理要来黄原视察工作，让他们做紧急接待准备。对一个地区来说，这是一件大事。
于是，田福军和呼正文直接住进了黄原宾馆，开始布置有关的接待事宜。第二天，省委常务副秘书长张生民也赶到了黄原，和他们一块做准备工作。
生民在这方面是行家里手，在任上不知接待过多少中央首长，因此芝麻一行，茄子一行，安排得井井有序。在副总理到达的前一天，省委书记乔伯年也赶到了黄原。副总理的专机预定从北京起飞后，直接到黄原机场降落。
根据张生民的要求，在专机降落之前，大街上除清扫的一干二净外，从飞机场到宾馆的道路上，还间隔站了许多警察。警察一律是白手套，佩戴着不装子弹的手枪，肃立在街头。为了防止一些人闯进宾馆找中央首长告状，张生民还出主意将地区人民来信来访办公室也搬到了宾馆门口，专门做堵挡工作。
上午十点半，专机降落在黄原机场。省地领导分别陪同中央首长乘两辆中型面包车来到宾馆。跟随副总理来黄原视察工作的有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农牧渔业部副部长，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另外，还有中央纪律监察委员会常委高步杰。我们知道，高老是黄原原西县人，对家乡的建设一直很关心；他这次跟随副总理来黄原是大家预料中的事。
中午吃饭时，原来准备的山珍海味都没敢上。四菜一汤，只在中间摆了一盘装饰性的菜花。田福军坚持要让副总理尝尝本地出产的一种酒，但张生民吓的不敢再“越轨”。“不怕，由我给副总理解释！这是我们自产的东西，也是我们的一点心意！”田福军没有听从生民的意见。
副总理实际上是一个很随和的人。他个头高大，脸色黝黑，满头白发，如果不是穿了一套西装，倒象个种地的老农民。他说话鼻音很重，不时用手势加强语气的分量。吃午饭的时候，他倒首先把桌子上的酒瓶抓起看了看，说：“黄原还能酿酒啊？”
田福军赶忙说：“我们的酒在省里还小有名气哩，销量很不错！”
“好，让我来尝一杯黄原酒！”副总理爽快地说。张生民心里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
副总理喝了一杯酒，细细品咂了一会，说：“就是不错！有点西凤酒的风格，但要比西凤绵一些。”
这顿饭的主菜是大块子煮羊肉。副总理竟然豪爽地用手抓着吃，餐巾揉成一团，撂在旁边的桌子上。他的这种极随便的作风，使饭桌上的气氛立刻轻松起来。高老还不时和副总理开玩笑。
下午两点钟，中央和省地三级领导分别坐着中型面包车，到黄原市山区农村看了那里的一个养鸡场和另外两个村的“四法”种田。
离开最后一个村子时，副总理看村边的土场上有两个农民，就让车子停下来。
他走过去，在各级领导众目睽睽之下，和这两个老乡拉呱了一会家常，询问了他们的家庭生活状况。他问他们：“农民现在最需要什么？”老乡说：“最需要化肥！还需要自行车和缝纫机，不过，想要好的哩！”在场的人都被逗笑了。副总理又扭头问这个乡的乡长：“你感到乡上现在什么工作最难搞？”这位乡长如实禀告：“计划生育最难搞！”副总理和大家都仰头大笑了。
在返回黄原的路上，一行人又看了一个集体办的小煤窑。副总理当场对国家，集体和个人一齐上开采煤炭资源发表了许多重要意见。
上面包车以后，副总理开玩笑对田福军说：“福军，你们应该设法让煤矿工人把脸洗干净嘛！”在大家的笑声中，高老说：“小煤窑条件差，工人洗澡很困难，他们自己开玩笑说，连他们老婆的肚皮都是黑的！”车上的人都笑得前伏后仰。
第二天上午，在宾馆二楼会议室里，由田福军主持，专员呼正文向副总理汇报了黄原地区几年来的工作情况。副总理对这个地区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赞扬；尤其对“四法”种田表现出极浓厚的兴趣。
他说，咱们国家是缺水国家，特别是北方，依靠灌溉无法解决问题。因此，农业可以分为灌溉农业和旱作农业。旱作农业不靠灌溉，而靠改良土壤，保存天然雨水。“四法”种田正是旱作农业典范性的经验。
“你们是否可以在黄原开个全国性的旱作农业会议呢？当然主要是北方各省参加。”副总理对旁边农牧渔业部副部长说。
“我们很快着手准备召开这样一个会议！”副部长把副总理的指示写在自己的笔记本上。
当呼正文汇报到黄原地区老干部多，住房十分困难，而地区又没有资金解决的时候，副总理笑着说：“我很同情黄原！
让他想点办法吧！”他指了指国家计委的副主任。
副主任当场表态，给他们二百万元（不过，地区的同志们白高兴了一场，因为这笔钱后来都被省上有关部门卡走了）。副总理两天的视察完满地结束了。他给人们留下亲切的印象，离开了黄原。
送走副总理一行人之后，省委书记乔伯年又在黄原留了一天。中纪委常委高步杰老汉也没有随机回北京。
好机会！田福军和呼正文立刻把他们打算在北京开汇报会的想法，详细向乔书记和高老作了汇报。
高老说：“我早就让你们搞这样一个活动！乘我们这些老头还活着，给咱们黄原人民好好谋点福利！不怕！你们来！北京那里有我张罗哩！”
乔伯年也同意，并表示到时他一定去北京出席这个汇报会。
不过，乔伯年在黄原多留一天，是要和田福军单独谈一件重要的事——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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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是有关田福军本人的工作调动问题。
下午，乔伯年在宾馆告诉田福军，中央组织部和省委决定，要调他任省委副书记兼省会所在地的市委书记。
当然，他的主要工作将在市上。田福军感到这个任命很突然。前不久，黄原就有这种传闻，当时中央组织部也来过了——不过，他以为是谁又写信把他告下了，中组部是来调查他问题的。这种任命在党内属于机密，想不到他还不知道，社会上就早传开了……“那么，黄原地区的班子呢？”田福军问乔书记。“由正文接替你的工作，世宽任行署专员。”
田福军沉默了一会，说：“那等我把北京汇报会开完后，再接替新的工作行不行？”
“那当然可以了！”省委书记说。
第29章
田福军对自己即将面临的新的使命，精神上没有任何准备。他感到紧张，甚至有点畏惧。他知道，他要咬的将是一颗硬核桃。省会所在市连同它管辖的郊县，人口达三四百万，占全省总人口的十分之一还多。
这是一个中外闻名的大都市，他能领导好吗？他的主要工作经验是从领导农业方面积累起来的，而这一套经验怎能适应了主要以工业和商业为主的大城市的工作？另外，年龄不饶人啊！他已经五十二岁了，体力和精力远远不能和过去相比。但党命不可违。他得鼓足勇气，准备在新的岗位上接受严峻的考验。
在调动工作的正式文件下达之前，他全力以赴要把黄原的几件事办好。说实话，他对黄原有一种依依不舍的感情。这不仅因为这里是生他养他的故乡，更主要的是，他在这块土地上抛洒过汗水，付出过心血。他个人和这里的一切都融合在了一起……
在布置了下半年全区的整党工作后，地区又协助农牧渔业部在这里召开了北方十五省（区）旱作农业会议。黄原很少开过这样规模的全国性会议，因此接待工作和为会议做的各种准备，着实让他们大伤了一番脑筋。
这个会一完，田福军立即着手北京汇报会的各项事宜。在此之前，认真负责的常务副专员冯世宽，已经为汇报会做了许多工作。汇报稿已被地委几个写材料“高手”草拟完毕。这个总共不到二十分钟的稿子，主要向关心黄原建设的中央首长汇报三中全会以来这个地区的变化。其中如实汇报：本地有百分之二十的人“先富起来”了；百分之十五的人还处于贫困状态中；其余的人温饱问题基本解决。当然，重要的内容是讲存在的问题和困难。
地委主管宣传的副书记还出点子搞了一个录像，说到时给中央领导和老首长们放一放，让他们有个直接印象。这个录像除拍摄了黄原改革方面一些好的变化外，大量展示了困难和落后的一面；画面上有毛驴驮水，中小学教室和一些县级医院破破烂烂的房屋设施。另外，准备汇报完毕后，要招待与会的首长们吃一顿黄原风味的饭。冯世宽征求了各方面的意见，最后采纳了地委行署几个老顾问的“方案”，拟定吃南瓜、羊杂碎和软小米油糕。众人都认为很好，很有意义，很有特色。大约有眉目以后，田福军指示冯世宽在电话上向省委作个汇报。
省委接电话的是常务副秘书长张生民。生民当即告诉世宽，到时省委正副书记乔伯年、吴斌、石钟和省长汪昭义都要和他们一起去北京参加这个汇报会。在听了冯世宽对一些具体事的汇报后，张生民在电话中沉吟了一会，出主意说，地区去北京的所有同志都应该穿西装。
他指出，这样就可以向中央的同志们表示，虽然黄原是个贫穷落后地区，但干部们的精神状态都是属于改革型的！
冯世宽立刻把省委常务副秘书长关于穿西装的建议向田福军和专员呼正文作了汇报。这两个领导商量了一下，决定就按生民同志的意见办，指示冯世宽筹划这件事。
世宽这几年思想也解放了，加之他过去对这些形式上的工作就很有一手，因此立即有气派地打发两个干部到广州去订做了几套高级西装，花了约一万块钱。
田福军和呼正文并没意识到，这件事以后将给他们带来什么样的麻烦。他们当初并没穿西装的打算；恰恰相反，准备以老区艰苦朴素的面貌出现在北京。
只是生民同志的意见听起来又很有道理，因为才决定这么办了。黄原方面的事宜全部准备好以后，地委和行署就派冯世宽为首的先遣队，提前赶到北京，以便和高老一块筹办那里的事情。
因为还有七八天时间，田福军很快插空到黄原周围几个县转了一圈。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带有告别的性质。直到临近动身去北京的前一天，他才返回黄原。
当天晚上，他正在办公室整理文件，地区公安处一位副处长突然进了门。这是原西籍干部，也是他的老熟人。
田福军以为哪里发生了恶性案件，便紧张地等待这位副处长向他汇报案情。
副处长阎生华不是来汇报什么恶性案件的，他是来报喜的。他告诉地委书记：黄原地区公安处，已经被省上评为全省精神文明的先进集体了！
“这很好。地区公安处这几年确实做了许多工作。”田福军鼓励说。
“咱们地区的刑事案件，这几年一直保持全省最低程度！”生华有点自满地说。他接着还举了个例子：某偏僻村庄的村民外出赶集走亲戚从来不锁门，只挂上门关子，以防猎狗钻进去就行了；下地劳动，工具也不往家里拿，就在地里搁着；可多少年来，全村没有发生一次失盗事件……“这有点远古文明的味道。”田福军微笑着说。“你还有什么具体事？”阎生华一本正经坐在他对面，说：“既然咱们成了精神文明的先进集体，就应该好上加好，多做一些工作，我有个想法，不知……”阎生华迟疑地望了一眼田福军。“你说！”田福军有点烦。这位副处长如果要谈他的工作，本来应该去找分管政法的副书记。
阎生华见书记有耐心，就赶忙谈起了他自己有关精神文明的“想法”。他说：“近来，外面的坏风气传到黄原不少。比如，现在街上留长头发的青年越来越多，流里流气的，许多老同志都看不惯。我在处里是分管治安的，因此，我想派些人到街上去，劝说这些青年把头发剪短一些。咱们也不强迫！只是作说服工作……”
田福军惊讶地张开嘴巴，将这位副处长看了大半天，才说：“你再没个干的了？管这些事干啥嘛！头发长短和你公安处有何关系？精神文明不文明，其标志就是头发长短吗？老弟呀，现在都是我们这些短头发的人掌权；要是有一天留长头发的人掌了权，说我们这些留短头发的人不文明，不留长发不准许我们上街，我们该怎么办？人家留长头发，我们好办，拿剪子一剪就行了，可到时我们的短头发要往长留，那可是得一些日子罗！”
田福军挪揄生华的话，倒先把自己逗的仰头笑起来。阎生华大概也意识到他已把精神文明搞得有点庸俗了，便红着脸尴尬地起身告退。
阎生华走后，田福军想笑，又笑不出来，反而陷入了长久的深思之中。是呀，这个地区经济文化的落后，造成了人的意识的落后。瞧，我们的生华同志竟然把精神文明”搞到了何种程度！黄原，需要现代文明的大冲击——但这只能在经济大发展的基础上发生。唉，如果铁路能通到这里就好了。铁路的到来，必然会使这里的经济极大地发展起来，随之也会把外面各种新鲜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带进来，虽然可能要付出丧失某些优良传统的代价，但黄原历史前进的步伐将无疑会大大地加快……铁路！铁路！这次去北京搞这个汇报会，哪怕其它方面一无所获，只要能争得中央和省上的支持，把铁路从铜城修到黄原就是最大的收获了！这不是他田福军一个人的梦想，而是全区一百多万人民的梦想……在地区的人马准备向首都进发的时候，北京那里诸方面的工作也接近就绪了。
十多天里，冯世宽带着地委行署的两个秘书长，以及地区经委、计委和财政局的负责人，以省驻京办事处为大本营，中纪委常委高步杰为总顾问，没明没黑为汇报会的召开而奔波……
实在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高老的帮助和支持，这个汇报会也许开不出什么样子；甚至开成开不成都很难说。
冯世宽一到北京，就首先带着黄原来的所有干部集体拜见了高老。我们知道，高老和世宽也是熟人了。那年老汉回家乡时，曾经批评过原西的工作——那时正是世宽当县革委会主任。老头对此事记忆犹新，不过倒没对世宽本人产生什么隔阂。尤其是此次世宽作为急先锋赶来北京为黄原的建设奔忙，高老更是全力以赴帮助他做工作。
高老不愧为高老；他经验丰富，熟人又多，大部分事情很快就被处理的妥妥贴贴。
高老首先用政治智慧，把此次活动正式定名为“振兴黄原经济汇报会”。接下来，他让冯世宽等人以黄原地委和行署的名义，给中央写了个报告——因为在人民大会堂开会需要中共中央办公厅批准。
等冯世宽写好报告，高老就去了一趟中南海，亲手将报告送给他的老战友、籍贯是本省中部平原的一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这位政治局委员二话没说，立刻指示同意，并请另一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也就是前不久去黄原视察过工作的那位国务院副总理出席。同时，会议定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举行。
最主要的事定下后，冯世宽这才松了几口。他用长途电话向田福军和呼正文作了汇报。
大家又高兴又紧张——没想到有两位政治局委员要出席他们的会议！
紧接着，由高老亲自出面，又分别请了几位全国人大的副委员长、全国政协的副主席和许多中央部委的领导人。几乎所有黄原籍和本省籍以及在这个省搞过工作或沾点什么边的高级干部，都被一一请动了。气势磅礴的高老原准备请到八百人，但本省籍的那位政治局委员没有同意，嫌规模太大，只批准了二百人；而且确定，不准打扰中央六套班子的一把手。这个高步杰！简直要把这个汇报会弄成个高级干部的代表大会了！
汇报会召开的头一天，省地领导人都坐飞机赶到了北京。
当天晚上，冯世宽在省驻京办事处向两级领导详细汇报了会议的准备情况。大家都对他们的工作深表满意。
第二天一早过来，黄原参加会的所有人都在办事处各自房间里，对着墙壁上的大镜子，换上了广州订做的十分考究的银灰色西装。许多人是第一次穿这“洋”衣服，不会打领带。于是，一些年轻的秘书就从这个房间跑到那个房间，给领导们帮忙穿衣服，那气氛使大家都不由失笑。呼正文说：“这象是个集体出嫁仪式！”在大家的哄笑声中，黄原这群“土八路”几乎变成了一个日本来的贸易代表团。
省上和地区的同志们提前半小时来到人民大会堂西大厅，中央来的领导第一个当然首先是高老。
大家都迎上去，感谢他为这个汇报会所做的努力和贡献。当田福军上前握住高老的手时，高老突然指着他的脚说：“福军啊，你怎么一身西装，脚上却穿了一双布鞋？”众人朝田福军的脚看去，果真发现他穿了一双圆口黑斜纹布鞋；只是不象平常那样光着脚丫子，总算还穿着袜子。大家都笑了。田福军慌忙说：“疏忽了！现在怕来不及换皮鞋？”“算了，算了，这既体现了改革精神，又保持了老区艰苦朴素的光荣传统嘛！你这身打扮就是黄原当代生活的写照！”省委书记乔伯年开玩笑说。
紧接着，中央首长和所有的领导们都陆续到来了。省地两级领导在大门口分别把客人迎接进来。
上午九点钟，田福军主持开会，先由专员呼正文照稿子作了二十分钟汇报。接着，便开始放录像。
录像看完后，曾在这个省担任过省委书记的一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首先发言。他很动感情地说，黄原人民过去对革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全国解放后，那里群众的生活一直很苦。周总理在世时视察过黄原，当时为黄原人民贫困的生活状况都难受得流了泪……副委员长说着，自己也流泪了。他最后强调说，中央和各部委应该帮助和支援黄原的建设。
紧接着，许多老同志争抢着发言，基调和那位副委员长都一样。这些人不是黄原出生，就是过去艰苦岁月里在这里工作过，因此感情都很激动。全国解放以后，我们都进了大城市，对黄原以后的情况很不了解。现在，通过这个机会，使他们又一次唤起了对这块土地的深情厚意。他们想帮助黄原是出自真情；而且他们都大权在握，也有能力帮助黄原。
最后，两位政治局委员先后讲了话。他们讲话的主要精神是，黄原人民的确为中国革命做出过重大贡献，但是主要还是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来搞好这个地区的建设。当然，应该帮助的还要大力帮助……汇报会开得时间虽短，但应该说很完满。临毕时，省委书记乔伯年和省长汪昭义也表了态，说中央这样关怀黄原，省上也要努力支援这个地区的建设。
汇报会结束后的几天里，地区领导和各部局来的人分别与中央有关部委、有关单位搞起了“横向联系”，很快就落实了二三十个项目。仅劳动人事部就给了三百五十万人民币，为黄原修建一个劳动服务公司。地区有些单位闻风而动，纷纷带着南瓜、羊杂碎和软小米油糕，来北京搞“横向联系”。连地区文联都跑来向全国文联和作协要了近一百万元，修建“创作之家”，让全国的作家艺术家来黄原休假和搞创作。黄原的“新招”名扬四方。省内其它地区对黄原发“浮财”除眼红外，也不无讥讽，说田福军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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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个“讨吃团”，到北京讨吃去了！田福军和呼正文不管三七二十一，缠住个乔伯年，主要为黄原“跑”铁路。经过艰难的谈判，终于达成了协议，由铁道部、省上和黄原地区一块投资，先搞第一期工程，将铜城的铁路修到黄原原南县的煤炭基地……当田福军和他的“赴京讨吃团”返回黄原后，万万没有想到，有人却写信把他们告到了中共中央纪律监察委员会，说他们铺张浪费，以权谋私，搞不正之风，去北京开会每人做了一套高级西装……
富有戏剧性的是，由中纪委常委高老亲自派出的调查组跟着他们的脚后跟到了黄原。告状信反映的情况属实。田福军和呼正文分别做了检查，并决定将所有人的西装都收回来，由黄原驻省城办事处在其新开的门市上折价售出；所短的钱由每个人自己垫付。
福军为这个错误感到很痛苦。他在忙乱中竟然没有想到这是一起违纪事件——世宽为什么事先不按价向每个人收钱呢？唉，当初就不应该听从生民这个馊主意！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时，他就感到不舒服；西装革履，灰蓬蓬坐下一片，哪象贫困地区来向人家求援呢……几天以后，调令下来了。田福军带着某种内疚的情绪，匆匆告别了亲爱的黄原，赶赴省城去接受新的使命。
第30章
有时候，现实生活中某些引起社会强烈震动的突发性事件，往往是历史所发出的回声。为了探寻此类事件的起因，我们常常不得不回过头从遥远的过去说起……二十五年前，也就是那个有名的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浪潮席卷了中国大陆。从群众运动的规模来看，简直可以说是文化大革命的一次预演。那时间，浪漫主义进入了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治生活。为了“超英赶美”，把国家富强的标志钢铁产量搞上去，人们连吃的锅也砸了，用砍倒的树木代替焦碳，大炼钢铁。中国大地火光熊熊，其非凡气势令全世界瞠目。其结果把一点好钢好铁也炼成了废钢烂铁。
与此同时，全国各行各业都在争抢着大放“卫星”——自人类历史上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之后，“卫星”一词就成了“超级成就”的代名词。在农村，某地亩产刚宣布超过五千斤，另一地的“卫星”立刻放到亩产一万斤。报纸每天都用套红大标题庄严地报道这些弥天大慌。记得笔者那时刚上小学，为了使本村亩产成为全公社之最，曾在秋夜时跟随大人们把其它地里割倒的庄稼，偷偷集中背运到一小块地里。新成立的人民公社领导人来这里装聋作哑目测了“亩产”，就厚颜无耻地向县上“如实”作了汇报，从而使我们村和我们乡分别获得了县上奖励的两块丈二长的大红绸绵旗……放“卫星”已使全国处于谵妄状态。连作家协会的某位老诗人也拍着胸膛吼叫说，他要在一九五九年就把荷马踩倒在脚下！全国都实行了“食堂”制，人们“各取所需”，随吃随拿，喜气洋洋地踏进了光辉的“共产主义社会”。不过，据说上层还在争论：是先让“老大哥”苏联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呢，还是我国先宣布已经进入了共产主义社会？
当然，“结论”还没有得出，中国不久就进入了骇人听闻的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许多人。在以后著名的七千人大会上，据说发动这场“运动”的毛泽东主席做了检查。遗撼的是，这位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伟大老人，并没有记取这个教训，以后又一错再错，从一九六六年开始导致了中国更大规模的混乱，使得整个国家陷入了痛苦与绝望的深渊……就在那个大跃进年头，离省城六十公里的某地区，决心放一颗大“卫星”：在位于中部平原和南部峻岭间的黑龙河上，修建本省最大的水库。其气势之大，令人咋舌。全区动用了两万民工，费时一年零四个月，动用一千万方上，在这个浅山区修起了占地一万二千亩的“跃进”水库。水库要淹没许多村庄，牵扯两个公社的几千人口。于是，只能把这些人撤出，另寻安插之地。
但这几千农业人口的大迁徒决非易事。平原地区本来人口就已爆满，哪里愿意接受这些占地吃粮的人呢？而这些祖辈生活在浅山区的人又宁死也不进入贫瘠的南部大山之中。经劝说和强迫相结合，好不容易才将这些人疏散到了几百里路以外的铜城地区——那里有一个自然环境看起来与此地差不多的无人区。
当时这些人迁徒他乡的场面十分悲惨。几千人哭声恸地，喊声震天。是啊，这里是他们不知生息了多少辈的故土；现在，他们自己连同祖先的骨头都要搬到一个陌生而荒僻的地方了。不久，这里的一切将要永远地埋葬于深水之下！
但他们无法抗拒残酷的现实，立刻被汽车和火车拉到了远方的“新垦区”。初到异地的几年里，由于不服水土，有一百多位老人相继离开了人世。这是一场人为的大悲剧！至于那个劳民伤财的“跃进”水库，好景不长。没多久，山洪过后所沉积下的淤泥开始逐渐把这个水库变成了一座土坝。到七十年代中期，库区完全淤成了平地。滚滚地黑龙河拦挡不住，它带着嘲弄人的哗哗声响，依然如脱缰的野马，从旁择道而继续往北方的平原上奔腾远去，丝毫也没有放慢奔向黄河与大海的步伐。
这时候，根据新的行政区划，水库所在地的区域归属了省会所在市。市上决定，在这个一万二千亩的坝地上建立一个国营农场，职工逐步扩大到了六百人。沧海桑田，当年万顷绿波变成了金色的麦浪。这里先后起楼盖房，出现了商店、医院、俱乐部和学校……在这些漫长的年月里，当年那些迁走的老乡，不时从几百里路上来到这里。通常都是一些老者带着一些青年和小孩，在这里转悠几天；晚上，他们就分别露宿在一个固定的地方。这是一种悲伤的“寻根”活动。当年这里搬走的那些老人，几乎都已客死他乡。现在的这些老者，那时还都是青壮年，可是，二十来个年头过去了，他们仍然在怀念这块母土。母土啊！对于一个人来说，永远都不可能在感情上割断；尤其是一个农民，他们对祖辈生息的土地有一种宗教般神圣的感情。现在，他们要带着自己的儿孙来这里寻找他们生命的根。
所有这些人都能根据周围的环境，准确地追寻到他们当年老住宅的所在地。他们一般都要在那地方露宿几天，才含着泪水带着痛苦，怅然若失地离开了。不用说，他们对这里的农场职工怀着一种仇视的心理。在他们看来，这是自己的地方啊！怎么能让这些陌生人盘踞在自己的土地上耕作和收获呢？
八○年以后，随着整个国家政策的放宽和改变，一场酝酿已久的危机开始在这里露出了苗头。有个把外迁的乡民，把“寻根”活动放在了农场的收麦季节。他们甚至携儿带女，就在周围搭个窝棚，开始抢收农场的麦子。农场职工劝阻不下，结果发生了多起斗殴事件。
到了一九八二年夏天，此类事件愈演愈烈，更多的外迁乡民涌到了周围，纷纷安营扎寨，开始哄抢着收割农场的麦子。这一年，农场损失了三分之一的粮食，事件反映到了市委。但市上拿不出行之有效的办法。派去的几个公安人员，被乡民们打得鼻青眼肿回来了。逮捕闹事者吗？闹事者有几百人，该逮捕谁？市委的这种无所作为的态度，终于导致了不可收拾的局面。
在此期间，从黑龙河库区迁往铜城周围的乡民中，有几位“领袖”人物组成了“返乡委员会”，发起了一个颇有声势的回乡运动。当年迁出的几千口人现已繁衍成了几万，“委员会”的号召如干柴上浇油，立刻燃起了一片大火！今年一入夏，黑龙河农场的麦子还没完全成熟的时候，上千愤怒的人就从铜城涌到了这里，一天之内把农场全部的麦子收得一干二净。更为严重的是，所有农场职工的房屋，甚至校舍，都被乡民们占据了。他们声称，这是他们的土地，他们永远不准备再离开自己的故乡；他们振振有辞，说他们是当年极左路线的受害者，按现在的政策，理所当然要纠正这个历史错误！
就这样，一夜之间，农场职工和他们的家属就从家里被赶到了野地里。庄稼被乡民们抢收光了，他们连吃饭都成了问题。学校的教室睡满了拖儿带女的农民，他们的孩子没地方去上课……
事件很快上报到了市委。市委书记秦富功这才动了肝火，指示市公安局出动大批武装警察赶到黑龙河农场。
这个行动实际上愈发刺激了事件的恶性发展。手无寸铁的农民根本不怕全副武装的警察。有些老汉泪流满面，扯开衣服，露出干瘦的胸膛，对警察说：“打吧！打死我也不离开这地方！宁愿死在故乡田地，也不活着回铜城去！”警察也是人，他们怎忍心用暴力去对付这些年纪象自己父亲一样的老人呢？警察和农民僵持在那里，毫无办法。
农场的职工家属一看事情仍得不到解决，也开始采取他们自己的行动了。他们把单位上所有的汽车和拖拉机都隆隆地发动起来，几乎所有的职工家属，包括老人和儿童，都纷纷上了车。有的人还把红布标语围在车帮子上，上面写着“我们要吃饭！”“我们要工作！”“孩子要上学！”等口号，十几辆载满人的汽车和拖拉机便直接开进了省城。
省城大乱。这条汽车和拖拉机组成的长龙进入繁华的解放大道后故意放慢了速度，变为一种游行节奏。车上有人开始领呼口号，大人娃娃的喊声响成一片。街上正在行驶的车辆都被堵塞在各个十字路口。大街两旁的行人纷纷驻足而立，饶有兴致地观看这多年不遇的景致。的确，自文化革命结束后，人们还是第一次观看这样的群众游行示威活动。交通警察措手不及，木鸡一般呆立在指挥台上。游行车辆畅通无阻开过繁华闹市，直接来到了市委大门口前的小广场。
市委机关顿时被包围了。成千的人涌进办公大院，吵吵嚷嚷，乱成一团。市委书记秦富功赶忙出来向人群讲话；劝说大家回去，说问题市上会妥善解决的。但农场职工家属一定要市委书记当面答复他们提出的条件。有人立刻连喊带叫，涌上前去围攻这位市委的领导人。十五分钟还不到，秦富功的心脏病就犯了，被救护车拉到了省红十字会医院。
市委的干部一看书记住了医院，纷纷夹起公文包溜回了家。与此同时，几千人等于把市委和一墙之隔的市政府占领了。
警察奉命赶到了现场，但很快被群众分别包围起来。
省委常务副书记吴斌几乎和警察同时赶到市委。在外地视察工作的省委书记乔伯年和省长汪昭义已经在电话上知道了情况，正在赶回来的途中。
吴斌一看这情况，知道他也一时无法控制局面——因为其间有大量的老人和儿童，绝对不能动用武力。他急忙返回省委，迅速将情况用电话报告了中共中央书记处。当天下午，下起了倾盆大雨。
但市委大门前的广场上仍然挤满了黑鸦鸦的人群。
现在，黑龙河农场的职工家属们，正纷纷向围观的市民诉说他们的苦情。其中有些人无钱买饭，就涌进市委的干部食堂，把馒头拿出来让老人和小孩吃。有的人一边啃着馒头，一边向众人做“宣传”工作，让社会同情和支持他们。几个外国旅游者也混在人群之中，兴致勃勃、似懂非懂地打听出了什么事？
两天之后，世界各大通讯社发表了美联社驻京记者就此事件的一条与事实大相径庭的报道，而台湾的《中央日报》竟兴高采烈为此专门发表了社论，欢呼“大陆义民反抗中共暴政”。
现将美联社的这条“消息”转述如下——
[美联社北京１８日电]
记者：布兰特雷·马拉德
来自中国Ｃ省的外国旅游者证实，该省省会发生了大规模公众游行示威活动，抗义地方当局大幅度提高食品价格。据几位在现场的外国人提供的消息，愤怒的市民占据了中共党委机关，并将干部食堂的高级食品拿出来在大街上分享。当局出动了大批武装警察，据信有几百人被捕……当省委书记乔伯年和省长汪昭义赶回省城时，事态已经到了这样严重的程度。党的总书记迅速在新华社有关此事的内参上作了批示；中共中央书记处指示省委省政府立刻作出妥善处理，并随时将处理进展情况电告中央。乔伯年和汪昭义两天两夜没有休息，亲自到现场做说服工作，才暂时平息了这场风波……
经中央同意，省委决定改组市委。秦富功同志被免去了省委副书记兼市委书记职务，等人大会议召开时，拟增补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田福军正是在这个背景上接替了秦富功的职务。
现在，他已经在市委上任了。爱云和岳父要等一段时间才能搬下来，因此他就在办公室里间临时支了一张床。从家庭方面来说，全家将团圆了。儿子晓晨和女儿晓霞已经兴奋地来看了他；见他忙，都坐一坐就回了各自的单位。可就工作来说，却比黄原更沉重了；因为所面临的许多事，都是他原来所不熟悉的。
田福军上任还没有几天，黑龙河农场事件又旧病复发了。那里的问题因为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农场职工们不满意，又开始聚集闹事。这次闹事的方式和上次一样，许多人再次坐着汽车来到市委要求解决遗留问题。不过，这次规模没有上次大，老人儿童没有来——孩子们的校舍已经腾出来，下学期上课没什么问题。
规模虽然小，但影响照样很大。省城又顿时为之哗然。市委大门前的小广场上重新变得象闹市一般乱。
田福军紧急采取了措施。他先让办公室安排了这些人的吃饭和住宿。不能再把事情摆到大街上解决！通过和电视台与电影制片厂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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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许多电影和电视录像片拿到了这些人住宿的地方。田福军指示：要武打片！要情节曲折热闹的录像！一部接着一部放！
这样，闹事的农场职工总算先安顿了下来。
市委同时召开紧急扩大会议，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田福军先提了两点意见让大家讨论：一是农场退出一部分地给农民；二是农场出租土地给农民。他说这只是他的一些不成熟想法，让常委们和政府部门的同志充分发表看法，提出意见和方案。
会议从天黑一直开到了天明。伴随会议室吵嚷气氛的是外面哗哗的大雨。雨已经不断线的下了好几天。看来，一年一度的雨季提前到来了；而且雨量异常地大，据说全省所有江河的洪水都已经到了危险的程度。好在市区周围没有大河，这方面他们不必过分操心。只是市内某些街区的危房恐怕难以招架如此凶猛的雨水。田福军在会前就已宣布，等这个会一开完，市委和市政府的领导立刻分头市内各处视察水灾情况。
会议临近结束的时候，秘书进来让田福军接省委副书记吴斌的电话。
田福军赶忙走出会议室，来到隔壁电话间。
当他听完吴斌的电话后，话筒从手里滑落下来，“当啷”
一声掉到了桌子上。他象死人一般僵在了电话间。外面的雨在哗哗地下着，下着……
第31章
……中亚高脊发展东移至西藏高原，到明日八时５００毫巴强度为５９３位势什……西太平洋……本省及南方邻省为辐合槽区……亚洲……乌拉尔山……贝加尔至本省分别为槽区……
我们不懂。
这是气象工作者的术语。
客观事实是：位于本省南部一条大江上的某地区所在城市，在近日来环流形势预下，天气开始酝酿一场突降的灾变。
本省南部，夏季经常受西伸的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影响的康藏高压影响，地面则受黄河西部走廊、南方邻省盆地热低压影响，冷暖空气交汇而暴雨濒临。进入秋季时锋面活动更加繁密，常常形成连绵的阴雨天气。两条大山脉横亘该地区，阻滞抬升气流运行，秋夏必然形成暴雨区，随时都可能引出灾祸。
几日前，大江上游的县份已出现５０毫米的降水量；紧接着，大江中游另一地区雨量达到了日降８５毫米。同时，由于中亚高脊东移发展，在西藏高原迅速建立一强大高脊；脊前冷气流加强，造成高原锋生。
同日下午，冷锋劲旅经过该地区东部上空。暴雨倾盆而泻，并以迅猛之势潜入该地区西部；范围之大，足数百公里。
沿江最大日降雨量的县份，已高达１４０毫米。第二天中午，副冷锋之旅掠过城市上空。大雨如注似倾，袭击了这座人口有十万之众的城市。
紧依城市的那条大江是长江的一条重要支流，洪水流量立刻突破了每秒一万立方米。
入夜，该城上游一百多公里处江上最大的水电站，入库量一万六千秒立方米，出库量一万五千七百秒立方米。据水文部门预测，不久，该地区江段洪水流量很快将达到二万秒立方米！而且，这决非最高位数——接下来只会增加而不会减少！
城市处于一发千钧的危急时刻！
据该城《历次洪水纪事年表》记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洪水发生在明万历十一年（公元１５８３年）。“江水涨溢，河水壅高城丈余，全城淹没，公署民房一空，溺毙者五千余人。”按当时河口摩崖刻字记载的水位换算，实际水位近二百六十米，流量接近三万四千秒立方米。
想不到整整四百年后，这座城市又面临相同的厄运。
市委和地委机关的领导们在慌乱中立刻行动起来，地市主要领导和军分区的司令员政委组成了抗洪指挥部，紧急召开会议。但是，地区防汛指挥部总指挥、行署专员高凤阁同志却没有在场。
高凤阁在省里参加完一个会后，回中部平原老家为儿子操办婚事去了。本来，近半月之中，防汛工作进入最关键时刻，而且高凤阁前几天已经知道南郊地区的江河都已处于危险状态，但这位地区的行政首脑还是带着秘书，坐着行署的“马自达”回家去参加儿子的婚礼。在当夜该地区领导们象热锅上的蚂蚁焦急不安的时候，高凤阁正喜气洋洋地在家乡所在县城的招待所大宴宾朋。我们知道，在黄原时，高凤阁就梦想当专员。现在，这个梦想终于如愿以偿。他何必不借儿子的婚礼衣锦还乡，向父老们炫耀一番呢？
在总指挥不在的情况下，地委书记立刻任命自己为总指挥。由他主持的会议，开始起草紧急动员令。起草到第三条，他说：“不写了！立刻到广播站直接广播！”他向该市市长口授了内容，让他赶快先去广播站。
广播站马上开始播发市公安局让市民紧急撤退的通知。地委书记随后赶到了播音室，利用这个空隙起草了第一号命令；接着便由他直接在广播上向市民宣读。
此刻，黑云压城，大雨滂沱，加上车辆的噪音，压住了城内几个少得可怜的高音喇叭声。许多单位和家属院根本就没安装有线广播，大都没有听见这命令。有些人听到了，又以为是吓人话，不予理睬。再说，许多人不愿撤退。他们离不开自己的安乐窝，贪恋家里的那点盆盆罐罐。即是开始撤离的人群，行动也极其迟缓。
江水一浪高过一浪，如猛兽般的血盆大口，吞没了城堤之沿。一场不可幸免的厄运注定要临头了！
暴风雨中，城市完全陷入了混乱。地委书记穿过败兵般逃生的人群，摸黑淌水赶到了邮电大楼，命令报务员向省委省政府和兰州军区发出紧急求援呼救电报。紧接着，他又返身奔往广播站。此刻，老城已经完全沦陷了；大水中到处传来呼喊救命的声音。
“我是地委书记！大家要丢掉坛坛罐罐，洪水已经进城了！快逃命吧！我是地委书记！大家快逃命哇！”
地委书记沙哑的嗓子带着哭音，在广播上绝望的作最后的呼唤。
逃命的人一边往高处撤退，一边心酸地抹着眼泪——亲爱的城市啊，眼看就要完了……凌岸四点钟，一串急促的电话铃声把省委书记乔伯年惊醒，这时候的电话一定有什么十万火急的事。他连衣服也没顾上披，跳下床抓起了话筒。电话是省防汛总指挥、副省长万国帮打来的——他报告了南部那个城市被水淹没的消息。
乔伯年头“轰”地响了一声，一阵眩晕几乎使他摔倒在茶几上，他立刻让万国帮和省长汪昭义直接去飞机场等他。
乔伯年先拨通了省军区司令员的电话，让他马上准备一架直升飞机，在省民航机场等候起飞。然后，他又用电话把常务副书记吴斌从床上叫起来，让他准备一块紧急飞往南部那个处于危难的城市。
吴斌一听发生了这么严重的事情，赶紧起床穿衣。他老伴要给他弄点吃的，被他喝住了。家里一片纷乱，吵醒了隔壁的儿子。
因为是星期六，吴仲平从工大回家来住宿。他听见父母亲在这个时候起床，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也赶紧穿衣起来。仲平很快从父亲那里弄清楚发生了什么事。
他突然想起了他在省报的好朋友高朗。高朗的父亲在市上任副市长，和他父亲交情很深，因此他和高朗也自然十分要好，吴仲平想到，对于一个记者来说，这是一个重大新闻。他应该立刻去找高朗，使他能争取搭乘省上领导的直升飞机到现场采访。他知道，高朗对新闻事业具有一种无畏的献身精神，这种采访对他来说是千载难逢！
出于友谊，吴仲平在父亲刚踏出门，就立刻冒着大雨跑到省委家属院值班室那里，叫起一个他所熟的汽车司机，迅速驱车赶到了省报。他让车停在报社大门外，自己用百米速度冲到报社单身宿舍楼上，拿拳头使劲擂高朗的门板。半天没人来开门，也不见屋里亮灯。
吴仲平正在焦急之时，见旁边一个房间的门开了，走出一位披着衫子的女同志。仲平认出这是田晓霞。她是高朗的朋友，他们三个曾在“黑天鹅”饭店有过一次聚餐。
“高朗出差去了。你这时候找他有啥事？”晓霞问他。吴仲平丧气极了。
他于是简短地向田晓霞说明了情况。
不料，田晓霞马上说：“我去！你带车了没有？”“带了。”吴仲平说。他没想到一个姑娘要去冒这种险。他并不知道，这个姑娘的冒险精神闻名全报社。
田晓霞在说话之间便冲进自己的房子，不到两分钟就穿好衣服，肩上挂了个黄书包走出来，抓起楼道的电话，给值夜班的副总编打了招呼，就旋风一般跟吴仲平下了楼梯。她一边气喘吁吁往大门外跑，一边对吴仲平说：“谢谢你给了我一个机会！”勇敢的女记者情绪异常激动。他们此时还不知道双方都热恋着同一个家庭的兄妹俩。
小汽车在夜晚的风雨中驶过省城空无人迹的大街，在西郊转了一个急弯，箭似地冲进了飞机场。
省委书记乔伯年等人都已经在候机室的大厅里。没有人坐，他们站着等待最后一个人——副省长万国帮，他正最后一次和兰州空军部队联系。
停机坪上，一架直升飞机隆隆地响着，红色的信号灯在雨夜里一明一灭。
田晓霞奔进候机大厅，直接对省上几个主要领导说：“我是省报记者。请允许我和你们一同前往灾区……”
省上的领导都非常惊讶：她怎么知道他们要搭机去南部灾区？
“飞机上没座位了！”省委常务副秘书长张生民不客气地说。
“报道这次特大洪水是我们的职责。如果误了事，你怕负不了这责任！”田晓霞语气强硬地对副秘书长说。在场的领导没有人知道她是田福军的女儿，但她的记者风度使所有的领导都注意到了这个姑娘。
“挤出一个位置，让她去！”乔伯年对张生民说。生民无话可说了。但他显然很不满意。在秘书长看来，这么大的事，记者去能解决个屁问题！
副省长万国帮一到，田晓霞就跟着省上的领导们钻进了已经发动起来的直升飞机机舱中。
飞机轰鸣着升上天空，在漆黑的雨夜向南部飞去。
黎明时分，飞机位临被水淹没的城市上空。从舷窗望下去，满眼黄水茫茫。城市的房屋半淹半露，一片极其悲惨的景象。所有的领导都不由紧捏着双拳；省委书记的眼里闪烁着泪花。
一个高地升起了一堆大火。这是地面上要求飞机降落的地方。
直升机掠过浪涛翻滚的水面，降落在地区师专的大操场上。
成千上万的人包围了飞机。省上的领导在一片恸哭声中走下来。地市领导象一群孤儿找到了爹娘，流着硒惶的泪水和上级领导紧紧握手。
于是，一个强有力的指挥中心在师专迅速建立起来。
本地邮电局的载波室被洪水吞没，城市和外界的联系已经隔绝了几个小时。随机来的无线电报员立刻按动了电键，把乔伯年口授的内容向省上、大军区、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报发了出去。与此同时，三级领导分头奔向各处，紧张地指挥抢险——主要是抢救生命！
谁也不知道，现在已经被洪水卷走了多少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还有许多人处于严重的危险之中。仅被洪水围困在楼顶上的人就不计其数；而已经落水的群众到处都在呼喊救命……这个城市除过自救之外，焦急地等待着外援，等待着北京的关怀；它为自己的生存充满焦渴的希冀！
接到中央军委命令的兰州和武汉空军部队的飞机穿云破雾来到城市上空，救生器材、食物、医药品纷纷空投下来。总后的一支部队已经赶到了现场，在银行、商店、仓库周围布岗立哨，并立刻投入营救群众的紧张战斗中。不到二十分钟，该部队就有三十多人为抢救群众的生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另外几支部队正奉命以强行军速度向这里赶来……田晓霞走下直升飞机后，豁开大哭小叫的人群，走出师专，单枪匹马向洪水淹没的城内跑去。她把黄挎包背在身上，衣服很快被瓢泼雨浇得透湿。茫茫的洪水带着可怕的喧吼在眼前汹涌而过。在黎明的微光中，看见水面上漂浮着各种各样的东西。
江面上，死尸和绝望的活人顺水而下。牛、羊、猪、狗、鸡、鸟，有的随主人移到了安全处，有的则在屋脊上和人一块待援；大部分却被水吞没，不免一死，人，昆虫，飞禽，走兽，各从其类，相依为命，有生有灭。树木皆以生存环境及机遇存亡不等。有的老树不幸连根拔起，却在水中作揖作桥，赐恩于难中之人，成为伟大的“诺亚方舟”……未被水淹的地方，到处都是溃乱不堪的人群。成群的老鼠和吐着信子的蛇夹随在人群中奔蹿逃命。
田晓霞在慌乱的人群中，在洪水的边沿上奔跑而行，胸膛和嗓子眼似乎有火在燃烧。她不知道她要跑向哪里，该做些什么；但她知道她有许多事可干！
她不知道自己已跑到了东堤上。现在，她浑身糊满泥浆，一只鞋帮绽开，指头露在了外边。
因为水还没到这里，城内的大混乱此处人并不知情。尽管民警和军人竭力催促，三千多名居民仍然滞留在堤外，不听从劝告。
敬老院的人还在打扑克消遣，其中有倚老卖老者说民国，道清朝，明明水就要到来了，还在举例论证不会发水。
田晓霞一到这里，便很快弄清了情况。她找到了气得快要发疯的市公安局副局长，从怀里掏出记者证，象足球裁判亮黄牌一样，在副局长面前一晃，说：“我是记者，请你命令民警端起枪，上起刺刀，强迫群众撤离！”
公安局副局长如梦初醒，听从了这个小女孩的指挥，立刻命令民警端起上了刺刀的枪，强迫这些恋家如命而又顽固不化的市民撤退。三千人在刺刀的逼赶下，嚎哭着、咒骂着撤退了。
半小时后这地方就变为一片汪洋，但除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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