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读雍正，不少人只看到了他杀伐决断的残忍，只看到了他屠戮兄弟的狠毒，只看到了他短暂匆忙的在任时间，却很少去解读雍正这一生的执政理念。
雍正这种敢于改革的皇帝，历史上真不多见。敢于改革，而且还办成了这件事的皇帝，千古只有雍正皇帝这一位了。雍正朝以后的清朝人，一想到朝政的振兴，往往就追忆雍正帝的改革，心向神往，希望有所借鉴，将雍正朝的革新精神作为当代更新的一种动力。

雍正画像

一、雍正帝整饬弊端的革新纲领精神

雍正帝的施政宗旨，见于他在雍正五年（1727）十二月初五日谕旨中所宣布的，「朕励精图治，整饬弊端」；同年正月十七日谕旨说的「振数百年颓风」；同年二月初三日针对科举积弊说的，「将唐宋元明积染之习，果能尽行洗涤，则天下永享太平」。他的革新对象虽是现行弊端，但却是数百年历史遗留下来的，是以难度巨大而意义深远。他在位的短短13年间，完成了几件在中国历史上都堪称重大的事情（重大制度）的改革和创新，即创立耗羡归公和养廉银制度、摊丁入亩制度、秘密立储法、军机处制度，以及大力推行改土归流、除豁贱民、保甲制政策等。

分别征收人口税和财产税，是中国赋役史上的一贯做法；而且人口税的徭役很重，在历史上常常成为农民造反的根由或爆发点。为此，历代王朝不断进行改革，如唐代杨炎改变租庸调法，实行两税法，令赋役合一，按照包含财产、人丁在内形成的户等征税，其人口税在赋役中的比重要比租庸调法有所减少；明代张居正制定了一条鞭法，统一役法，役银不再像以往按照户、丁征税，改从丁数和田粮征纳，于是田粮多者役银增加，部分地实行摊丁入地。

雍正帝的摊丁入亩制度，是全面实现人丁徭役税从土地税征收的制度，使得人口税与财产税合一。于是，无地人口，不再有人口税的徭役负担；有田产的民户增加了土地税额。所以，摊丁入亩实质上是政府从人口税、财产税分征转变为征收单一的财产税。摊丁入亩，对于政府讲没有减少税收；而对百姓讲，没有名义上的人口税了。这是赋役制度前所未有的革新，是继承唐朝、明朝的改革，又是历史上所有改革家所未能想象、未能做到的赋役合一。

赋税是政府的经济基础，政权的维系及生存状况均视赋役的征收情况而定。赋役制度的改革，关系到政府的命运，被政府视为维系生存之举。税外的羡余，也是历史产物。唐代两税法时，就有「用度羡余」，贡献皇帝。明代实行低俸禄制度，地方官以征收耗羡自行增加收入，又因明朝后期加派严重，闹得民不聊生，王朝覆灭。

雍正帝的耗羡归公同养廉银制度一并实行，限制耗羡征收的成数，法定地方官员的办公费和生活补助费，于是有效地控制了耗羡的滥征，解决了历史形成的耗羡过度征收的积弊。雍正帝剔除的是数百年的历史积弊，很难，但是成功了。

中央政府对西藏的治理，历来是通过喇嘛教首领及其治下的噶布伦机构进行的。康熙末年派兵进藏，驱逐准噶尔势力，随即撤出军队，及至雍正五年（1727）平定阿尔布巴之乱，派遣驻藏大臣，监督西藏地方政府，并派军分驻前藏、后藏。到乾隆年间，由驻藏大臣主持新达赖喇嘛人选的抽签仪式和坐床仪式，共同处理对外事务，正式形成驻藏大臣制度，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管理力度。雍正帝派遣驻藏大臣和驻军，是驻藏大臣制度的滥觞，是中央政府加强对西藏管理新阶段的开端，意义非同一般。

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治理，元朝开始实行土司制；明朝在土司衙门设置辅佐性的流官。雍正帝全面推行改土归流政策，给予大土司爵禄，让其离开本地；由中央派遣流官治理该地，使得土司治区成为中央管理的州县行政区，从而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边疆的控制力，同时有益于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改土归流是大趋势，历经数百年，到雍正帝时期得以实现。历朝政府对民间的控制，主要实行户籍编审制度，辅助以保甲制，但后一制度只是在特定时期才予以强调，如北宋王安石变法推行保甲法，明代王守仁（阳明）在赣南地区亦曾实行。

雍正帝实行摊丁入亩制度之后，没有必要再进行户籍编审了，而且每次编审的行政成本很高，因此不再进行；而推行新的保甲制，将调查户口和维持治安两项内容合一，突出治安管制的职能，以便控制民人，稳定地方社会秩序。全面推行的保甲法，改变了政府在州县之下无机构的状况。它同雍正帝推行的另一政策──族正制相结合，形成了对民间的统治网。直到民国时期，保甲制仍在实行。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雍正帝的保甲制，是保甲史上的划时代之举。

贱民中的乐户，始于明初；堕民可能出现于宋元时期，至晚产生于明初；旦户的产生，不晚于元明。贱民都有三百年以上的沉沦史。雍正帝宣布将他们一一解放，虽然不能完全实现，但毕竟有了脱离贱籍的可能。

雍正帝改革的各项制度和社会问题，都是历史形成的，都有长达几百年的累积，所以他解决的虽是当前的社会问题，实际上是清除历史积弊，是革故鼎新，难度大，意义也大。

二、清朝的承前启后者

前面，我们从历史长河来看雍正帝改革。现在，再就清朝来讲。雍正帝是清朝盛世的创造者之一，是康乾盛世的承前启后者。将康乾两朝的治绩比作两个山峰，认为雍正朝是夹在当中的又一座山峰。雍正帝在清朝的承前启后地位，是国内外史学家的共识，无需多言。

从疆域底定来说，清朝要想北方、西北、西南边疆稳定，必须解决新疆准噶尔蒙古的归服问题。康熙年间准噶尔是攻势，骚扰喀尔喀蒙古，狂妄宣称「以黄河为马槽」，一度控制了青海、西藏。康熙帝三次亲征朔漠，予以回击，但清朝基本上是守势。康熙帝在西藏底定后，极想出兵准噶尔本土，但未能进行。雍正帝在平定青海蒙古罗卜藏丹津之乱以后，从甘肃、哈密的西路和喀尔喀蒙古的北路两路出师准噶尔，虽未有成效，然变被动为主动，开启了胜利之途。而后，乾隆帝彻底解决了蒙古问题，扩展疆土，稳定疆宇，历三代而竟功，此一事即见雍正帝的承上启下作用。

雍正时期清朝疆域

再则实行清查经济政策，惩治贪风，打击朋党，克服康熙晚期的政治危机，充实国库，成效显著；制定秘密立储法，后来行之有效，创造了有清一代传位的好方法；以天下一家的观念批判华夷之辨，适应了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历史趋势；在对外事务中，雍正帝继康熙帝与俄罗斯订立《尼布楚条约》之后，签订《恰克图条约》；雍正帝的革新精神，成为后世帝王励精图治的精神力量。如此作为，使得雍正帝成为清朝盛世的创造者之一，是康乾盛世的承前启后的政治家。

成功改革家雍正帝

雍正帝的各项改革，每一项都有其独特的历史价值。摊丁入亩制度的实行，停止了户口编审制度，以致乾隆朝正式取消，自此民人可以自由离开乡里，有了实际的迁徙自由；除豁贱民，令他们成为平民，有后世所说的尊重人权的意味。

这两项制度变革，使得政府对百姓的宗法性人身控制削弱，换句话说，就是百姓对政府的依附性减弱，具有解放生产力、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意义。百姓可以流动于四方，就为商业、手工业提供了大量劳动力。其时，服务业、手工业有较大发展，发达地区动辄拥有上万从业人员。如苏州染踹业在雍正年间就有踹匠几万人，他们大多来自江苏、安徽的农村，而不是本地人。江西景德镇制瓷业的工匠也大多数是外地人。假若编审制度没有被取消，这是不可能出现的情形。

耗羡归公后，农民纳税比以前减少，经济上直接受益。改土归流不仅有利于中央政令的贯彻，同时也给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可能。

特别应当看到的是，雍正帝的改革具有某些近代成分。摊丁入亩，前无古法，是伟大的创举。向后看，由有田者交纳人口税，田多者多纳，与累进税制有相通之处——资产多者赋税多。雍正帝的意识大约不会有这种前瞻性，不过其中确有近代赋税制度的因素；摊丁入亩与养廉银结合，固定地方政府的办公费用，这符合近代行政预算原则；削弱政府对百姓的人身控制，令百姓有了某种迁徙自由。凡此种种，雍正帝的改革具有某种近代意义，具有由古代向近代过渡的初始因素。

应当说，雍正帝的这些社会改革，适应了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同时也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在历史上起到积极的作用。他的所作所为，放在历史长河中，在历代明君、名臣中，都是应当另眼相看的。杨炎、张居正被誉为历史上的改革家，但他们的改革都局限在赋役制度一个方面；而雍正帝的改革涉及社会很多层面，包括赋役制度、职官制度、等级制度、民族政策等等方面，远比他们广泛，是他们所不可企及的。无疑，雍正帝是务实的、积极的、成功的社会改革家。其改革中的某些近代成分，更是传统改革家所望尘莫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