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知堂上古史研究：公元前1044年，中国大地上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来自于陕西偏远地区的周族，率领一群被商王朝称为蛮夷的部落，在牧野之战中打败了商纣王，消灭了商朝。随后，周武王姬发对臣服于商的诸多方国展开了征伐，不久平定中原，迁九鼎于东都雒邑，建立周朝，史称西周。

关于武王伐纣的故事，喜欢上古史的朋友基本上耳熟能详。对于周武王剪商这件事，几乎所有学者都一边倒的认为：商纣王无道，所以周武王是奉天命、吊民伐罪。周之代商，是正义取代了邪恶，是先进文化取代了落后文明。

那么，真实的历史真是这样的吗？在开始本文之前，我们先来看看两件青铜器。

一件是著名的商后期青铜器，司母戊鼎。

司母戊鼎

司母戊鼎，又称后母戊鼎，高133厘米，重达832公斤。据专家考证，此鼎应该是商王祖庚或祖甲为祭祀自己的母亲“妇妌”而铸造的，是目前所知的商代最大的青铜器。

妇妌，一般人不是很熟悉，但说到她的姐妹妇好，大家都知道。和妇好一样，妇妌也是商王武丁的配偶，但她的地位远高于妇好。妇好的庙号是辛，妇妌的庙号是戊。

十天干曰：”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武丁名为丁，则王后不可超过丁，故名戊。由此可见，妇好应该是武丁的第四位妻子。

妇好墓也出土了一件带有庙号的青铜大鼎，被称为司母辛鼎。此鼎高度为80.1厘米，重量不详。从鼎的高度和大小也可以明显的看出妇好的地位比妇妌低得多。

司母辛大方鼎

再看看西周时代的青铜器，大盂鼎。

大盂鼎，鼎高101.9厘米，口径77.8厘米，重153.5公斤。铭文记录的是西周康王二十三年九月册命贵族盂之事。大盂鼎是已经发现存世的西周青铜器里最大的一件。

周康王姬钊，武王姬发之孙，成王姬诵之子。据《夏商周年表》推定，其在位时间为公元前1020年-公元前996年。

所以大盂鼎的绝对年代大约在公元前998年前后，距离商代司母戊鼎的铸造时间晚了200年左右。

大盂鼎

商王武丁(?-公元前1192年)，子姓，名昭，商王盘庚之侄，商王小乙之子，《夏商周年表》将武丁在位时间定为公元前1250年-公元前1192年，商代后期最伟大的君主。司母戊鼎是为武丁的王后妇妌铸造的，可以作为商代鼎盛时期青铜器的代表。

周王姬钊，是西周第三位君主，武王之孙，成王之子，他在位时期西周极为强盛，史称“成康之治”，所以他统治时期铸造的大盂鼎也堪称西周鼎盛时期青铜器的代表。

看到这里，我们就困惑了。不是说西周灭商是先进文明取代了落后文明吗？为什么作为青铜时代顶级艺术品的青铜器，西周鼎盛期的大盂鼎和殷商鼎盛期的司母戊鼎相差这么多呢？

妇好墓出土青铜尊

再者，从馆藏青铜器文物来看，西周青铜器的精品普遍在纹饰和重量都比不上代表殷商青铜器的殷墟妇好墓出土文物。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知道，青铜时代，铸造青铜器的青铜，又被称为吉金。吉金在当时的价值和我们今天的黄金不相上下。将士作战有功，往往赏赐几十斤吉金，后来多数被铸造成青铜器。

青铜器的重量和纹饰绝对是衡量国家实力高低的重要标杆。西周早期青铜器无论重量还是纹饰都逊色于殷商青铜器，这种现象表明：

西周早期的的国家实力，可能远远低于商代武丁时期！

也就是说，西周灭商，极有可能是一种落后文化取代了先进文明。

西周青铜鼎

当然，仅仅依据几件青铜器就得出西周文化落后于殷商的结论，无疑是不够严谨的。那么，在历史文献中，是否可以找到周族文明落后于殷商的证据呢？这就要从周人先祖开始说起了。

周王朝的兴起，是从周太王古公亶父时开始的。

古公亶父是周王朝的奠基人，后稷的第12代孙。姓姬，名亶，豳(今陕西省旬邑县)人，周文王的祖父。

后稷，名弃。是周人公认的先祖，传说中的五帝之一帝喾之子。因为他的母亲无父怀孕，故被丢弃，后找回因此取名为弃。在帝尧时代，后稷是个农夫，种田种得好，帝尧就给了这个兄弟一个官，农师。

“帝尧闻之，举弃为农师，天下得其利，有功。帝舜曰：“弃，黎民始饥，尔后稷。播时百穀。”封弃於邰。”《史记周本纪》

后稷始封的邰，就是今天陕西咸阳市的武功县。所以，周部落是彻头彻尾的陕西人。

后稷死后，进入夏朝，后稷的儿子不窋（ku)，不知道什么原因把后稷这个官职给丢了。

没有官职之后，不窋的后人，不得已和当时夏朝西土的戎狄混在一起，以游牧为生。直到庆节时期，才在陕西旬邑地区安定下来。

“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务，不窋以失其官而饹戎狄之间。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刘立。。。公刘卒，子庆节立，国於豳。”《史记周本纪》

又过了八代，到了古公亶父时候，由于戎狄的逼迫，古公亶父不得已迁居岐山。

豳人都扶老携幼，跟随他来到了两百公里之外的岐山。这里就是后世所称的周原，西周发源之地。

“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诗经大雅绵》

关于古公亶父为什么要从旬邑迁移到岐山，司马迁的说法是：古公亶父面对戎狄的勒索，出于仁义不忍心开战，所以避战到了岐山。

“古公曰：“有民立君，将以利之。今戎狄所为攻战，以吾地与民。民之在我，与其在彼，何异。民欲以我故战，杀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为。”乃与私属遂去豳，度漆、沮，逾梁山。止於岐下。”《史记周本纪》

而《竹书纪年》则有商王武乙三年“命周公亶父，赐以岐邑”的记载。

商王武乙，是文丁之父，帝乙之祖父，帝辛（商纣王）的曾祖父。也就是说，古公亶父得到了商王朝的册封为周公，商王把岐山之地赐给了他。

从此，古公亶父正式定居于岐山，在这个远离王都朝歌的偏僻之地，繁衍生息，开始实施剪商大计。

“后稷之孙，实维大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诗经鲁颂閟宫》

我们从周人先公的迁徙过程可以看到，从夏初太康王时期开始，本为夏王朝主管农业的后稷家族彻底失势，从夏官变成了平民。在夏商更替的数百年间，周人一直和戎狄杂居，其实早就已经同于戎狄。

《史记》中所谓的古公亶父出于仁义避战而迁徙，掩盖的是周人战败后不得已投奔商王朝，离开家园迁居岐山的真相。

读到这里，我们可以隐约猜测，周武王灭商的真实原委，极有可能和史书中说的周人奉天命吊民伐罪不一样。

那么，周人到了岐山之后，又是怎么起家的呢？

今本《竹书纪年》中对周族发家史记载得很详细:

“武乙二十一年，周公亶父薨。

二十四年，周师伐程，战于毕，克之。

三十年，周师伐义渠，乃获其君以归。

三十四年，周公季历来朝，王赐地三十里，玉十皞，马十匹；

三十五年，周公季伐西落鬼戎;

文丁二年，周公季历伐燕京之戎，败绩。

四年，周公季历伐余无之戎，克之。命为牧师。

七年，周公季历伐始呼之戎，克之。

十一年，周公季历伐翳徒之戎，获其三大夫，来献捷。王杀季历。“

站在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从这些简单的记载中看到一个野心勃勃，崇尚武力的蛮族周崛起的全过程。

商王武乙三年，周的先祖古公亶父战败后投靠商朝，奉命迁居岐山。休养生息二十一年后，周人在他的儿子季历的带领下重新开战。

从武乙二十四年开始，季历就好像开了挂一样，在短短的23年间，他先后征伐了周边七个戎狄国家（包括秦时有名的义渠国），地盘扩大了好几倍！

看到这种情况，商王文丁出了一身冷汗！这个看似弱小的西鄙偏僻小部落不得了！

再让他走下去，绝对会养虎为患。于是，文丁先”嘉季历之功，锡之圭瓒、秬鬯，九命为伯，既而执诸塞库。“

也就是先给周公季历升官封赏，再把他关了起来，一直关到死。

所以后世说”文丁杀季历“。周人也因此和商王朝结下了血海深仇。

周文王姬昌

不过，说真的，周人真是挺能忍的。俗话说”杀父之仇，不共戴天“，但父亲季历死在商王文丁之手，姬昌并没有和商王翻脸。

他默默的拭去了眼角的泪痕，在心里发誓：”有生之年，我一定要灭商！“

姬昌在文丁十二年继承了季历的周公之位。十年后，帝辛（商纣王）即位为王。姬昌被任命为西伯，又称西伯侯。

此时的西伯姬昌不敢再冒进，《竹书纪年》中仅有”帝辛十七年，西伯伐翟“的记载。但就是这样还是引起了帝辛的注意。

帝辛二十三年，商纣王又把姬昌囚禁起来。这一关就是六年，到二十九年才释放。

被释放后的西伯姬昌，卑躬屈膝，听从商纣王的号令，表现得特别顺从。卑辞厚礼，曲意逢迎。

不久，帝辛就忘了先王的叮嘱，”三十三年，敕命西伯得专征伐。“

后来的事我们就很清楚了。。。

商晚期青铜簋

《后汉书西羌传》里有这么一段话：”及武乙暴虐，犬戎寇边，周古公逾梁山而避于岐下。及子季历，遂伐西落鬼戎。太丁之时，季历复伐燕京之戎，戎人大败周师。后二年，周人克余无之戎，于是太丁命季历为牧师。自是之后，更伐始呼、翳徒之戎，皆克之。乃文王为西伯，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猃狁之难，遂攘戎狄而戍之，莫不宾服。乃率西戎，征殷之叛国以事纣。“

一千五百年后的范晔，对西周发家的历史看得一清二楚。

周文王姬昌的国家，完全是靠征伐西戎起家的。周王朝的建立，手上沾满了当时西北地区戎狄部落的鲜血！

伟大的恩格斯曾经说过：”邻人的财富刺激了各民族的贪欲。这些民族把获得财富看成是最重要的生活目的之一。进行掠夺在他们看来是比进行创造性劳动更容易，甚至更荣誉的事情。“

这种氏族部落的管理制度，被他称为”军事民主制“。早期的周公季历到西伯姬昌部落，就是典型的军事民主制形式。和蛮夷一样，苟利所在，不知礼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