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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谱，而且在游乐园表现得也很勇敢，一个女同志，这就不容易啦。而且我觉得，这往后要是案子搞不成功都得追究责任，那这活儿……那还真没人敢练啦。“
刘保华这段发言可算是左右逢源，两面都照顾到了，可万副局长还是严肃指正道：“胜败兵家常事这话没错，可胜利了，就要总结经验，失败了，就要吸取教训。我刚才说了，今天是研究问题的会，不是追究责任的会。既然失败了，肯定有问题，大到指挥决策，小到具体操作，甚至小到我们侦察干部个人的工作经验和思想素质，等等方面，都要总结提高，这是很正常的事，同志们不要大惊小怪。”
处长转眼去看一直沉默不语的薛宇，说：“纪春雷现在不在了，小薛应该最了解情况，你们一直是陪着潘小伟的，依你观察，那家伙是不是有点不正经，对咱们吕月月是不是想动坏脑筋？”
薛手抬头，不加犹豫地说：“是。”
处长又问：“吕月月呢，她自己有没有察觉？”
薛宇低了头，不答。
万副局长泛泛地议论道：“这种情况，是当前社会大环境给我们公安工作带来的新课题。
我们公安队伍中现在年轻力量很多，在工作中免不了要经常与一些境外的老板和境内的暴发户接触，怎么样不受金钱美色的侵染，是个新问题。“
处长又问薛宇：“你是不是觉得月月有什么不够注意，不够检点的地方？”
处长这么一问，除队长伍立昌依然闷头抽烟外，大家全看薛宇。薛宇好半天才抬了头，目光含糊，神色犹豫，但话一出口，却又是那么明确果断。
“不，我没觉得。”
万副局长说：“这个问题我看不一定多谈了吧，而且这种话大家出去也不要再说了，不要弄得满城风雨，因为这种事涉及一个女同志的名声问题。”
处长说：“对对。”
这个会的情况全是第二天我挣扎着去上班时刘保华丢给我的，我不知道他说的是不是确实。
我从小就是个受不住委屈也不懂怎样受委屈的人，我的精神几乎一下子全垮了，我体会到了过去从未体会到的孤独和厌世。我没有去找领导辩白，刘保华说你千万别去辩白，不然他们准怀疑是我告诉你的。其实这一切又怎么能辩白得清。
我找到伍队长，我什么都没说，只说身体不行还想休病假。伍队长看看我的脸色，关切地问我有没有看过医生，他我可能是这些天累着了，让我回家安心休息，有没有假条都无所谓。我说谢谢了队长。
队长他对我好，我会记他一辈子。
人总是在顺境时迟钝，逆境时敏感，通常到了穷途末路，心就变冷也变得脆弱，冷眼看世界，好像人情世态翻来覆去全是一群丑角的龙套。但假使这时哪位朋友和师长给你稍稍一丝善意，又准会把你感动得像孩子一样热泪盈眶！
海岩：月月，我虽然没有见过这位伍队长，但从你的叙述中我能感受到他的那种深刻的人格力量。在我们中国不少基层干部的言行之中，常能看到这种特别形散神聚的中国式的精神风格：这种人受共产党教育多年，讲原则，守纪律，是非鲜明；同时又生活于百姓之中，不乏生活的经验和世俗的智慧；既努力执著，又通达忍让；既忧国忧民，又有明智的无为，都表现出一种中国式的成熟和人情味。
吕月月：你说得很对，伍队长在我们队里的威望主要是因他为人处事特别有道而来的。
海岩：后来你回家休息了吗？
吕月月：回到家我就躺倒了，妈问我怎么又回来了，是不是还觉得难受。妈说无论如何你得去看看病，到底这烧是怎么发起来的得查清楚。我背朝妈躺着一句话不说，妈向那你想吃点什么我给你做，我说什么都不想吃我想睡觉。
我妈知道我的脾气，猜到我必有心病，于是不再唠叨，一声不响地蒸了一碗我小时候最喜欢的鸡蛋羹，放在我的床头。可我脸朝墙，整整一下午没有翻转身来。
傍晚时薛宇来了。
他站在门外和我妈小声说了几句话，妈进来说月月起来吧，你看谁来啦。
我看见薛宇默默地站在门口，我们对视着直到我的眼泪终于滚滚而下。薛字走到床前坐下，他的粗壮结实的双手，轻轻把我的手拢在掌心里，轻轻地揉捏着。他听着我的抽泣，用这种会心的揉搓传达着爱惜和安慰。过了很久很久我不哭了，他松开我的手，用毛巾替我擦脸，问我：“想吃什么，我来给你做。”
我摇摇头。
他又说：“别难过，一切都会过去，再有多大的事，还有我陪你。”
我抱着他的胳膊，点点头。这是我对薛宇从未有过的感激。
他无声地笑了，轻轻地摸我的脸，长长地笑。
后来他就这样一直坐在我的床边和我低声聊天。我们都很回避几天前发生的不快，也没有再去谈这个已经破碎难收的案子。但是我们说到了队长，我对他说，一个人一生碰上一个好领导真是有幸，你应该好好地跟着伍队长干！薛宇点点头，说咱nJ一起好好干吧。他把我的手放在他的唇边，轻轻地磨擦着，说：“你知道吗月月，我是太喜欢咱们的工作了。咱们现在虽然没有钱，以后也不会有钱，但我觉得我们很充实。我太喜欢这个工作了，很少能找到另一种职业能比它更让人体会到智慧、忘我、责任和神秘，更给人神圣感和英雄感。说实在的，现在咱们队里好多年轻人都觉得在这儿没前途，都琢磨着下海做生意去，我真觉得难过，我孤独得想哭，我觉得我生不逢时！”
我和薛字相识已久，可我并不知道薛宇竟把自己的感情和事业结合得这么难舍难分。我虽然对这份工作没热爱到这种程度，但我确实深深地被他的激情感染打动。我后悔过去曾以自己的玩世不恭讥笑过他在工作中表现出的认真、机警和投入。我由衷地对薛宇说也许再过十年，你也会成为一个智勇双全的队长！
薛宇问：“你很崇拜伍队长吗？”
我想想，说：“也许吧，因为他确实能干，而且对手下的人讲义气，也公平。”
薛宇说：“那明天伍冬冬过生日，我们晚上一起去伍队长家好不好。”
我很高兴，说：“冬冬过生日了吗，那当然去。我明天去买一把小提琴，要不冬冬又该赖我说话不算话了。”
薛宇说：“不过明天伍队长一看你既然能去他家，说明病好了，那你再不上班就不合适了。”
我说：“没事，我后天就去上班。明天白天我失去一趟医院，看看老焦，我答应他大女儿一定去看他的。”
我们就这样一直聊到很晚，薛宇才起身，对始终坐在门外的我妈表示歉意，向她告辞。
薛字走后，我妈坐在我床边看我脸色，说：“现在想吃东西了吧。”
我说：“啊，有点饿。”
妈的目光柔和极了，“月月，我看薛宇这孩子不错，人非常正派，相貌堂堂，又懂得孝敬，对你又是这么好，你还挑什么？”
我不好意思，也确实不想和妈谈这个话题，可妈坚持说下去：“他们家也是高级干部，他爸爸现在是副局级……”
我喷着我妈：“妈，我最讨厌你这样势利。”
我妈不急，说：“我势利？当年我一个根红苗壮的北京知青，主动下嫁给你那个土匪秧子的爸爸，在那个年头你知道得有什么样的勇气！这么多年了，我跟着你们老吕家沾了半点势利吗？我只有受苦，我受了二十多年的苦。我那些后来回了北京的同学现在有多少都当了专家、领导，成了高级知识分子了，可我还在那个小县城里守寡当临时工。月月你可没资格数落我……”
说着说着我妈眼圈红了，我也红了，我抱着我妈：“妈，我跟您一样，要是真爱上一个土匪秧子，我也嫁！刀山火海我也嫁！”
妈摇头，擦泪，说：“那可不行，我受了这么多年苦，我守着你爸，我对得起他。可我得让老吕家的匪根儿有个了断，得让吕家的后代扬眉吐气地做人，他们吕家的罪孽到我们这辈儿也赎到头了，从你开始，也该苦尽甜来了。”
我说：“我不是已经上了大学，当了人民警察了吗，说明现在出身问题根本不是问题了。”
妈说：“可你一个人在北京生活，总得有个好的依靠。小薛你觉得好不好，咱就不说他的家，你觉着他本人，靠得住吗？”
我扭捏着说：“薛宇，我觉得人还是不错。”
妈说：“人不错，就是依靠。我看是不是妈来做主，就替你走了？”
我撒娇：“妈，你急什么，我饿死了，明天再说吧。”
妈这才笑了：“好，不急不急，明天再说。”
明天再说，可明天没能再说。那个晚上是我自二十五日美高事件之后第一次熟睡，第二天早上庆幸又睡了一个回笼觉。这一觉睡得我整个身心都舒展开了，一觉醒来仿佛什么都是新的，心情平静得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都没有发生过。
上午十点钟我才起床，站在院子里的水池边刷牙。晴朗无比的天空被拥挤的屋顶和槐树的华盖划成一块碧蓝色的多边形。太阳艳艳的，暖得恰到好处，风力一二级，轻轻柔柔。我妈在屋里高声问我上午还出去不出去，我满嘴牙膏沫说当然出去，先去医院看老焦，再去隆福大厦买小提琴。我妈问我是否回来吃午饭，我说当然回来，今天中午吃什么？我妈说那就还吃面条吧，你吃炸酱的还吃打卤的？我说当然都吃，一样一碗，我妈说你的BP机响了，要不要我给你看看？我说当然当然，你查查是谁姓什么。
我漱口，像小孩子一样故意嗽得外卿外卿响。漱亮口我就开始洗脸，我洗脸一向认真，也慢，慢洗得干净。我正洗着我妈已经看完我的BP机，在屋子里大声传达给我：“一个6 一个C ，是男的，姓潘！”
第十八浅谈话吕月月：我在地安门附近的一个公用电话亭里回了电话。
我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心情竟像追赶末班车似的冲向街头的这个电话亭，虽然我什么都明白了，但在听到他的声音时仍觉似梦。在拨电话前我确实犹豫过是否要先向队里报告一下，但手指一触到电话的键钮，哆哆喷嚏按下去的，却仍是这个刚刚呼叫我的号码。我想也许他是用一个公用电话在呼叫我，不能久等；我想他呼我一定是想跟我道一声别吧。他应该明白警方已布下罗网，如果我迟迟不回电话，他不会毫无戒备地久等！
我拨通了电话。听得出果然是个街边的公用电话，我按捺着剧烈的心跳，竭力平心静气地问：“访问谁呼……”
“是我，月月。”
我心慌得无法出声。
“是我，月月。”
“你，你在哪儿？”
“离你不远。”
“你在哪儿？”
我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只是连着问他在哪儿。他准以为我也和我的同事一样，正在处心积虑地探寻着他的方位；他准以为我们会像哥伦比亚警察追捕大毒袅埃斯柯瓦尔那样，正开动各种仪器等待天空中出现他的声音。我料想他这几天如丧家之犬东躲西藏，必是饥寒交迫，蓬头垢面，形容枯槁。可意外的是，他的声音听上去那么平稳，不带一丝急迫和焦虑，他说的话和他的口气都沉着得令人吃惊！
“月月，我要见你。”
“什么，你要见我？”
“对，我要见你！那天我们的话没有说完！”
“你在哪儿？你要在哪儿见我？”
“随你。”
他居然让我说地方，他居然让我定地方，他不会是要自首投诚吧？他的无畏和镇定给了我一种意外的震撼，一种莫名的征服，我立刻不像开始那么紧张了。我也以对等的沉着和木设防的姿态，说了一个看上去极为随意极为顺路的地点。
“我今天要去医院看一个病人，就在那医院的门口吧。”
我说了那医院的地址，提醒他出租车司机一般都知道那地方的。我告诉他医院的门口有一个在城里算得上非常幽静的街心花园，花园里有一片将将成林的小树事后我想，潘小伟如果有经验，如果有戒心，他应该拒绝这个地点，因为那树林里通常没人，四周易于埋伏，他一旦被围就找不到掩护，也无法脱身。可他毫不犹豫地说：“好的！”
“你这就去吗？”我不能不怀疑地盯问一句。
“当然。”不过，他终于提出了一个君子协定式的条件；“月月，我当然希望你只是一个人去。”
我反问：“你也是一个人吗？”
他说：“当然，我向你发誓只有我一个人。”
“你不会是要我也发誓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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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你，你要我死，也可以。”
我说：“好…我也发誓。”
挂上电话以后，我足足地犹豫了几分钟，那是极痛苦的片刻，最后，我还是拨了队里的电话号码。队长办公室的电话响了六七声，没人接，我又拨了我自己的办公室，占线。不知为什么听着那嘟嘟的盲音，我大大地松了口气。
拨队里电话时我心里乱极了，好像自己的良心和感情受到了难以抗拒的刺痛！我觉得我正在对一个我喜欢的也信任我的人进行着一场残酷的诱骗。如果这电话拨通了也许会使我抱愧一生，会使我一辈子灵魂不安！
我在电话亭里呆呆地站了一会儿，终于没再继续拨电话，鬼差神使地走出电话亭，叫住了一辆“面的”。
我一步跨出电话亭时同样全身都在震颤，因为这一步也许就标志着背叛，背叛了我自己的事业和同伴的鲜血，以及队长的爱护和母亲的期望，也许这一步就标志着我将要成为一个不忠不孝的孽子！
有一瞬间我甚至异想天开，我能不能说服潘小伟投案自首呢？可如果他为了我而真的向警方自首受缚坐进监狱的话，我又能拿什么去回报他？
大概命运已经注定要把我钉在耻辱柱上。无论我去见他，洒一掬离别之泪，道一声好自为之，纵他逃生而去，还是不去见他，报之于我的上司，设伏于相约之地，拿他归案受审，两种选择，都会让我无地自容！
那一天的天空好像着意表现出北京初夏特有的明朗，不见一丝浮云。那个街心花园也像往常一样空寂安静，而那片小树的技机，却比以前粗壮繁茂了许多，无意间流露出卓然成材的渴望，在微风下故作老成地一动不动。这使我在走近它时能够那么清晰不受干扰地听到一支优美的小夜曲，那不算熟练的旋律当然是从一把小提琴的弓弦间发出的，优美中有点伤感，甚至余音若泣。我寻声步入林中，很快看到了那个既陌生又熟悉的背影，宽宽薄薄的肩头，绷着洁白的T 恤，腰部细细地收进淡蓝色的牛仔裤里，勾勒出干净利落的线条。我在琴声中悄悄止步，潘小伟回了头，黑黑的眼睛多情地看我，依然从从容容地拉下去。我走近几步，目不转睛地看着他手中的那把虽然老旧，但依然是光可鉴人、精致华丽的小提琴。
不用怀疑，这就是那把意大利小提琴！
轻风拂面，阳光温暖，我像飘在雾中。
曲毕。潘小伟停弓说道：“我拉得不好。”
我垂下眼睛不看他，我说：“你拉得很好，我没想到，你这双手什么都能干。”
潘小伟忏悔般地沉默片刻，回避地问：“你是一个人来的吗？”
我抬眼，盯住他，说：“假使我带了人来，你怎么办？”
潘小伟米即答话，笑了笑，他笑得那么单纯，他杀了人可他的笑居然还像中学生那样单纯，他拨弄了一下琴弦，那弦声像是一种旷古亘久的历史回音那样幽深，他说：“那我就当着你们的面，把这把纳格希尼小提琴毁掉。”
他这么一个文文静静的人居然能如此暴殓天物，我不禁问：“这是无价之宝，多少人为它生生死死，毁掉木觉得可惜吗？”
“如果你欺骗我，这世界就没什么值得可惜的东西了。”
“你大概以为我没有带人来，否则你不会这样轻松。”
“不，你带没带人，我不知道。我都想过了，我到这里来，已经把一切想过了，早就视死如归！”
我看着他的清澈的目光，诚实而无矫饰，甚至还带着点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悲壮。我不动声色，而内心却感动得发抖。“那我告诉你，我没有带人来。”
他低了头，过了片刻才抬眼，看我，说：“我相信的。”
我问：“你见我，是想要和我说什么吗？”
他又拨了一下琴弦，出人意料地，把琴递过来，“我想把它，送给你。”
“送给我？”
“你们不是一直在找它吗，这把可是真的。”
我怎么能想到竟会出现这样的局面，我疑疑惑惑地愣着，没有接。
“为什么，为什么要送给我？”
“因为你救了我，因为我爱了你，因为我从见到你的那一天就决定不离开你了。”
我摇头，我明白了他的意思，其实我早就明白但我只能摇头。
“不不，小伟，你不懂，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天下没有什么事木可能。琴你尽可以交给你们的政府，但你要跟我走。这把琴价值至少两千万港币，难道你真的那样倾国倾城？”
“可你要我跟你去哪儿？”
“先去香港，然后，我们到加拿大或是欧洲去。”
“我们的人都在抓你，你走得了吗？”
“我大哥把一切都安排好了，我们能走的。”
“你大哥？他也在这儿，在北京吗？”
“对，他在北京。”
“在哪儿？”
“如果你跟我走，我们很快会见到他。”
到这个时候我才知道潘大伟竟然也在北京，他显然也参加并且指挥了美高夜总会的谋杀案。这一刹那我似乎对五月二十五日前后发生的一切都洞悉无余了，我真感到害怕。也许我脸色发白，也许我全身打抖，潘小伟上前把我搂住，他没有亲我只是把我像小妹妹似的贴在他的胸膛上紧紧搂住。我像木头一样一动不动，听他在我耳边喃喃不停。
“跟我走吧，求你跟我走吧……”
“不，不，”我想推开他，“为什么，你为什么要这样？”
他依然坚决地把我抱在怀里，“因为你是我一直幻想中的那个女孩。”
“可我们并不能靠幻想生存！”
“可幻想中的东西突然出现了，我怎能放过？”
“可我的家，我的亲人，我的朋友，我熟悉的环境，都在这儿，离了他们我无法生活！”
“可你有了我。你会熟悉新的环境，我发誓让你一辈于快乐！”
“可我不能抛下我的妈妈，你不知道，我妈妈是怎么样养育的我。”
“我们以后可以接她出去，我们一起生活，我发誓让你们都快乐。”
海岩，你如果见到潘小伟你就会知道，他好像一团火！他那时的每句话，每个表情，都让我像燃烧起来一样浑身发热。
海岩：你当时怎么表示呢，答应，还是拒绝？
吕月月：你猜呢，依你看，我会怎么说？
海岩：按理你当然不能答应，你应该明白如果真的跟他走将会承担什么后果。但我猜你是答应了。自自目：为什么？
海岩：因为你的年龄。像你这样年轻的女孩，也许大多数人无力抗拒初尝禁果的诱惑，山盟海誓会压倒一切，明知飘渺得难以实现却依然心向往之，这就是年龄的局限。为了爱，你们不计后果。我猜的对吗？
吕月月：你猜对了。
海岩：所以爱情有时候真是一种鸦片，这下问题可就真麻烦了，除非潘小伟的大哥真的神通广大，能安全地带你走。
吕月月：潘大伟他们确实还没有离开北京，他们藏在密云县境内一个外商住宅区的一座花园别墅里，那别墅是一个台湾老板买下的，那老板和潘家有很深的交情。潘大伟在美高夜总会用来接应潘小伟的那辆面包车就是向这位台湾老板借用的。他们在美高得手后，回马天龙饭店取了宝物，然后直接把车开上京密公路，夜里零点左右，开进了位于白龙潭不远的这个外商休闲的别墅区。
这儿没人管，没人查户口。在这里拥有这栋私人房产的外商来了几个朋友，在这依山傍水、树林环抱的地方一住，神不知鬼不觉，没人觉得不正常。
海岩：他们不至于真的想在这里疗养吧。
吕月月：但至少并不行色匆匆。他们本来就计划在这里窝藏几天，避开警方封堵的锐气之后，再伺机南下，所以吃饭睡觉，倒也塌实。
二十六日早上，别墅的主人因为要赶回城里处理公司的业务，所以早早就走了。播大伟醒来后就听广播，他想听听新闻是怎样报道昨晚美高夜总会的血案的，想听听大陆的警方对这个事件都做了什么瞕人耳目的分析。听了半天，电台里除了各行各业像广告一样的成就报道之外，就是国家政要人物的外交往来，几乎没有什么社会新闻，对冯世民的死更是毫无反应。他有点扫兴，就像英雄打擂时亮出一手绝招而台下竟无人喝彩那样寂寞无趣。
他关了收音机，懒洋洋地冲了一个澡，感到全身轻爽，之后就对着镜子刮胡子。他看着镜子里的脸，依然年轻，不由心里笑笑。冯世民幸而一死，天龙帮的内部，多年以来盘根错节，山头林立，矛盾深重。冯世民最亲信的白头阿华毕竟保镖出身，志大才流，匹夫之勇，在帮内积怨甚多，不能眼众。如果冒大不题取而代之，必起内江！只要天龙帮群龙无首，无心旁骛，潘家当然就是一片好山好水好风景了。
几个随从已经备好了早餐，潘大伟叫他们一起坐下来，他问：“小伟呢，还没起来么？”
随从答道：“在阳台上，已经傻傻地坐了几个小时了。”
潘大伟问：“为什么？”
随从01互相看看，没人回答。
播大伟笑笑，一副过来人的口气：“我第一次杀人的时候，三天没睡着觉。阿强，去叫他来吃饭。”
那个阿强起身去了，一会儿，潘小伟面色灰灰的，跟在他身后来了，在餐桌前重重坐下，对大哥和众人不理不睬，低着头一匙一匙地喝粥。潘大伟咳嗽了一声，亮着嗓子对大家说：“我（先在这儿一动不动地住几天，这地方很美，在香港也难得这样清静一下。等住够了，再往南走，按原来的计划从海路回去。你们听清了，在这儿谁也不要往香港打电话。”随从们诺诺连声说：“懂了，伟哥。”
播大伟这才转脸看一眼依然低头喝粥的弟弟，安慰道：“大伟，你放心啦，我出来的时候，把一切都安排好了，不会有事的。”
潘小伟没等哥哥说完便站起来，说了句大哥你来一下，便走到客厅里去了。
几个随从面面相觑，播大伟放下手里的咖啡，站起来，跟到了客厅。弟弟还未开口，他便先问：“小伟，早上没睡好么？”
潘小伟说：“大哥，你的心腹大患没有了，你该满意了，从此你走你的路，我过我的桥。”
播大伟愣了一下，说：“好，你不愿意跟我做事，我决不勉强，你以后要做什么完全由你，这次就算你帮了大哥一次。”
潘小伟说：“昨天我按你说的做了，可你答应我的事，也要守信用！”
潘大伟装糊涂，“什么事？”
潘小伟不答，他用目光逼视着他大哥。潘大伟恍然一笑，“嗅——是那个女人啊。”他随即把脸往下一沉，用一种长辈训导的口气冷冷地说：“小伟，现在大家都在逃命，生死难定，你还谈什么女人！”
潘小伟的脸涨红了，咬牙切齿：“大哥，你知道我脾气的，你不要逼我！”
潘大伟把眼一瞪：“那你要我怎么样！”
潘小伟说：“你要不管，我就自己去找她！”
潘大伟绘了弟弟一拳，“你疯了！”
潘小伟说：“对，我疯了！”
潘大伟怔怔地瞪了半天服，不得不缓和下来，“好好，就算我答应过你，替你办就是了，可这事也得慢慢商量嘛，性急是没得赢的。不过你的脾气也要改一改啦，不然的话，我死了谁罩你呀！”
二十六号一天，播大伟和几个亲信关在屋里商量事情，无非是议论冯世民之后的天龙帮该是何走向，以及潘家今后的鸿图好运。潘小伟无心去听，他心急火燎地等待着大哥给他一个答复。可在吃午饭和吃晚饭的时候，大哥都像全然没有这回事一样和几个亲从杯筋交错，谈笑风生。潘小伟强忍着，耐心等待。二十六号一天过去了，大哥对这事闭口不提。二十七号的中午，潘小伟再次向大哥提出这事，大哥说：“莫急啦，这种事急没有用啦。”到了二十八号的晚上，潘小伟说：“大哥，你到底打算怎么办，给我一句明示。”大哥瞪眼说：“总要我们自己先出得去，才好谈你的那个情妇！”大哥居然把话说得如此难听，潘小伟的心一下子闭住了，他这才断定大哥根本就没有认真考虑过他的这件事。
他早就听说大哥在黑道上是个出名的冷血动物，但多年以来，大哥，以及整个儿潘家的人——母亲、姐姐和姐夫，都对他这个小弟弟备加呵护，他没想到大哥现在会如此自私，不讲情谊，没有信用。
他在大哥脸上用力抽了一掌，返身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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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大伟摸了摸被抽热的腮帮子，愣了一会儿，无可奈何地摇摇头，也走开了。
二十九号一天，潘大伟仍然像前两天那样，除了吃饭睡觉外，便和手下人一起打麻将。
虽说牌局面前无父子，但手下人都很乖巧，尽量让他和。他兴致极好，晚上一直打到凌晨一两点钟才意犹未尽地去睡。
三十号早上八点多钟，他被人用力推醒，睁眼一看，是阿强。从阿强那张胖脸的表情上，他本能地猜到发生了意外。
“老板，小伟不见了！”
“什么？”
他从床上一蹿而起，知道事情要糟了，但仍然侥幸地提醒道：“你们找了吗，在不在花园里？”
“他们在找，我先来叫醒你。”
“快找！”
他吼了一声，自己也急忙低头找鞋。然后衣冠不整地跟着手下人在别墅的里里外外搜了一圈，确实不见潘小伟的踪迹。他心里发冷，弟弟能上哪儿去呢？
这时阿强畏畏缩缩地跑来，欲言又止地告诉他，小提琴也不见了。
潘大伟急忙跑回房间去看，放小提琴的箱子敞开着，垫在里边用做防震的衣物乱七八糟地摊了狼藉一片，小提琴果然不见了。
他把琴拿走干什么？阿强和几个手下人马上把问题的性质估计到最严重的地步——潘小伟已经带琴投向警方了！
“老板，我们得赶快离开这儿，小伟这几年在外面读书读呆了，警察要是哄他几下吓他几下，他说不定很快会带他们找到这儿来！”
潘大伟见弟弟偷了琴不合而别，本来怒火万丈，但他看到手下人惶惶然的样子，马上镇定下来，断然摇头：“小伟不会去找警察的。我们不能丢下他自己走！”
他知道，如果不把弟弟带回去，如果弟弟有个三长两短，母亲和妹妹恐怕不会答应。
可阿强们的话也不是全无道理，“老板，他不去找警察，为什么要把琴带走？这么多天他一定让大陆警察洗了脑了！”
“不，”潘大伟依然摇头，咬牙切齿地说：“他不会找警察的，他是去找一个女人，他拿了琴去博那个女人的欢心！”
于是，他们没有走，依然留在别墅里潜伏不动，但是谁也无心再来推麻将。潘大伟派人轮换着到别墅外去望风，他自己和其他人抢不离身，备好了汽车和食品，看好了突围路线，做了最坏的准备。
到中午快吃午饭的时候，潘小伟依然没有回来，播大伟自己也沉不住气了。他想也许胖子阿强的分析是对的，弟弟和大陆的警察朝夕相处了十多天，这种初出茅庐的孩子就算没被赤化，恐怕也多少会和他们建立一些共同语言，共产党那套同是炎黄子孙血浓于水爱国不分前后等等等等的说教，弄不好会成鱼翻生，让弟弟这种热情有余阅历不足的青年入迷。他想如果小伟真的进城投向警方的话，到现在已经几个小时过去了，警方应该是有所反应了，与其在此坐以待毙，不如三十六计先走为上，假使弟弟不仁，做大哥的也只有不义了。
于是他跳起来，大声吩咐手下人拿好东西立即上车。阿强们的满面忧虑和怨气为之一扫，发一声喊，飞快收拾东西往门外走，一个手下几乎是下意识地带着几分轻松地问了句：“不等小伟了吗？”
这一问又把他问犹豫了，他迟迟疑疑地上了车，车子发动起来了，他又做了一个折衷的决定。
“我们先出去转转，别走远，到晚上再说。”
其实就在这个时候，我和潘小伟正并肩走进北京公安医院的大门。
我的手里，拿着那把传奇式的意大利小提琴！
海岩：月月，你不是答应和潘小伟一起走吗，怎么又进了公安医院呢？难道在这种——请原谅我用一个难听的词——在这种带有极大叛逆性的私奔的时候，你还有心情去看老焦的病吗？你是想和他告别吗？你是想通过他，和你的亲人和你的战友告别吗？
吕月月：直到今天为止，你是第一个用“私奔”这个词来形容我的出走的。我不否认这个词有一定的准确性，因为它至少包涵了我当时的某种内在的感情和突发的冲动。在那一刹那间我真的爱上潘小伟了，我承认在那个刹那我确实是产生了一种以身相许的激情。他那么漂亮，他的个性那么有悠力，这样一个年轻英俊而且富有的人竟能如此义无返顾地追求我，冒着坐牢的危险来找我，这确实是个童话，是个白马王子和灰姑娘式的童话。我，一个二十出头的小地方来的女孩，在这个只有我们两个人的秘密幽会的时刻，我的精神防线就瓦解了。
我无法使自己拒绝他的拥抱，他的热吻，他的海誓山盟。
海岩：一个二十出头的，什么都还没有尝过的女孩坠入爱河时的心态，我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尽管这件事已经过去两年了，我还是想不客气地问一句，你跟他走，对你的身份来说，是不是一种背叛呢？或者我说得再深一点，从法律的角度来看，是不是一种犯罪呢？
吕月月：好像这个事情的性质后来并没有被人看得那么严重，你不要忘了那把小提琴已经被我拿在了手里。如果说，面对潘小伟我是个昏了头的女人，那么，在面对这把小提琴时，我仍然是个清醒的警察。
我是一手执琴，一手拉着潘小伟，走进公安医院大门的。
我们走进病房的时候，焦长德正熟睡着。我俯身端详着他的面容，竟比十几天前苍老憔悴了许多，眉头紧锁，仿佛睡中也有无尽的心事。一个同室的病友告诉我，老焦自上次发病后，身体状况一直不好，比发病前大大地下了一个台阶，在病房里常常一睡一天，还是胸闷疲劳。那病友以前见过我，于是主动帮我叫醒老焦。他说嘿，老焦醒醒，醒醒，你看看是谁来啦。
老焦醒了，睡眼圄断地注视了我一会儿，没有表现出我预料的那种兴奋，口齿木清地说：“啊，是月月呀，什么时候来的？”
我看着老焦，心想这也许是我最后一次见他了，于是眼里不由泪花闪闪。可潘小伟就站在我的身后，我不能拖延。我把小提琴放在老焦胸口上，以为老焦会一眼认出它来，因为他几年前就已经从照片和资料上熟知了这琴的每一个细部和每一个特征。但是老焦只是看了它一眼，糊里糊涂地完全没有反应。
“老焦，你多保重，把这个带给伍队长。”
“啊，是给伍冬冬买的吗？你要上哪儿？他是谁？”
潘小伟上来拉我，催我走，我转身又对老焦说了一句：“老焦，我要出一趟远门，告诉家里，我会和他们联系的。”
焦长德此时像是渐渐清醒了，他怔怔地看我往门口走，疑虑地问了一句：“月月，你这就走了吗？”
我永远都能记着他说最后这句话时的语气，是不解的、抱怨的、关切的、依恋的……
我没有回答，甚至也没有回头，我像个不懂事也没礼貌的孩子，就这么一句话也没说地推门而去。
病房外的走廊是漫长的。中午送饭的车子哗哗作响地推过来了，送饭的护士取饭的病人看护的家属们都在走廊上走来走去。空气中弥漫着药味和一种说不出的气息。没有人注意我们。我们用一种和这里的节奏极不相称的快步疾行，穿过人群穿出走廊，一直走出医院那令人压抑的晦暗和窒息，一直走到明媚的蓝天和太阳刺痛我们的眼睛。
那时我满心里都洋溢着异样的轻松和希望，由于提琴已经回归祖国，我们这个案子终成正果，得以善终了。死去的人可以瞑目，活着的人可以卸责。我祈求一切人都因为这个意想不到的胜利而原谅我、忽略我、饶恕我！
海岩：那么，这琴老焦后来认出来了吗，他是怎么把琴交给伍队长的？
吕月月：这琴有非常明显的标记和特征，老焦当时没有认出大概是因为实在想不到。我们走以后他清醒了，回想刚才的情形，恍若一对金童工女，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地送来这把提琴，梦境一样。后来我们听那个同室的病友说，老焦先是坐起身来看着小提琴发愣，后来突然喊了一声，就连滚带爬从床上滚下来，像发精神病一样抱着小提琴跑出去，冲向值班台上的电话机。走廊上很多人都听到了他兴奋的呼喊。
“啊——小提琴！意大利小提琴！意大利小提琴！”
他们还看到了老焦眼中那回光返照似的亢奋的光芒，紧接着他们又看到了他冲向电话机的步伐突然蹒跚，突然踉跄，站在电话机旁的值班医生愣愣地大声问：“焦长德，你这是干什么？”可老焦已经无法回答，他磕绊了一下就向前扑倒了。他倒得那么重，以致几乎所有人都听到了“砰”的一声闷响，几个离他最近的人伸手要扶都来不及了。
小提琴护在老焦怀里，安然无损，他倒下去时抱着它没让它受到半点磕碰。
焦长德死了。
等伍队长他们赶到公安医院时，形式上的抢救工作早已停止，老焦的家属也刚刚赶到，急救室内外正是一片嚎啕。抢救的医生把伍队长叫到办公室，向他介绍情况。
“……他发病的时候，值班医生刚好在场，所以基本上没有耽误，马上做了抢救。抢救的方法和措施都是恰当的、及时的。应该说，医院是尽了力的—…。”
伍队长作为死者单位的负责人，当然希望从医生这里了解更详细的死因和病情，以便对家属有个交代。
“他上次发病抢救以后，不是恢复得还可以吗，”伍队长问，“上次你们不是说病情还可以稳定一段时期吗，怎么这样快就又恶化了呢？”
这话在医生听来，多少有点指责质询的味道，于是医生马上正色道：“这种心脏病就是这样，可能几年不犯，也可能朝夕不保。特别是这种大面积突发性心肌梗死，一般很难抢救。病人这几天恢复得是木错，我们估计可能是受了意外的刺激，你看，他死的时候就抱着这把小提琴，而且死前还不停地在走廊里冲别人喊：”小提琴，小提琴‘医生把放在椅子上的小提琴拿给伍队长看。
海岩：伍队长怎么反应？
吕月月：具体怎么反应不知道，不过可想而知。
海岩：在惊奇之余，恐怕他还想不到这琴究竟是如何从天而降的。
吕月月：恰好这时处里来了不少同志，居然在这里看到小提琴，无木惊异得目瞪口呆。
队长就叫小提琴专案组的刘保华、薛宇几个人暂时不要忙乎老焦的后事和家属工作，组织他们立即着手开始了现场调查。
他们在医院里临时找了个办公室，把和老焦同室的那位病友请了来，先是长吁短叹地说了些为死者惋惜和遗憾的话，然后介入正题，队长把那把小提琴拿出来了。
“这把提琴您见过吗？这琴是老焦的吗？”
那位病友几乎都没有再辨认一下就说：“这琴是别人送给他的。”
“什么时候送的？”
“就今儿上午呀。我就琢磨这琴跟老焦准有点什么故事。你们是没看见，老焦一瞅见这琴就跟疯了似的。”
“是谁送他的，送琴的人您见过吗？”
“我当时在屋啊，来的是一男一女，琴是那女的送给老焦的。”
“男的多大岁数，什么模样您还记得吗？”
“二十来岁，高高的个儿，白白净净挺精神。”
“不是北京人吧？”
“看着不太像，那男的一句话没说，所以也听不出口音来。”
“女的呢，多大岁数？”
“也二十来岁，差不多吧。哎，就是以前每次来给老焦送工资的那个，以前常来。”
大家全都傻了，连队长也愣住了，几乎中断了询问，都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好半天薛宇才哆哆嗦嗦地从自己的皮夹子里取出一张我的照片，送给病友。
“是她吗？”
“没错，就是她！”
所有人都震惊了！
薛宇慌了，不知是反驳那位病友还是向队长证明，他结结巴巴地说：“不，不，队长，不会的，我昨天晚上还和她在一起，我们还约了今天一起去您家给伍冬冬过生日呢。对，她说过要先到医院来看老焦……”
对这个说明，伍队长未置一词，谢了那位病友，送他走以后，才转身厉声质问薛宇：“你是不是把前天咱们开会的情况告诉吕月月了？”
薛宇一头冷汗出来：“我没告诉她，我什么都没说，昨天我走的时候她情绪挺好的。不过……”薛宇迟疑了一下，“不过，她早知道会议的情况。”
伍队长环顾在场的人，特别狠狠地看了刘保华一眼，“谁告诉她的？”
没人吭声。
就在他们在医院里进行这场调查的时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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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潘小伟乘坐的出租车已经全速开上了京密公路，带着激动和恐惧、幻想和不安、充实和迷惆，开始了我们危险的逃亡之旅。
下午两点多钟我们离开大路，拐进一条树木掩映的山间小径。除了车轮沙沙的响动，路上静得只有树叶的婆婆，越往前走越见山深林密，道路崎岖。经过十多分钟的辗转盘旋，我们到达了潘氏兄弟的那个临时藏身之所。
这座乳白色的别墅在槐杨郁郁的簇拥之下，宁静而又一尘不染。潘小伟付了司机多一倍的钱，然后领我跳跃着踏上台阶。别墅的大门意外地锁着，潘小伟用力敲了敲，无人应声。
他匆匆地围着房子绕了一圈，发现那辆面包车也不见了，不禁疑惑。愣了一会儿，他翻上阳台，阳台的门是虚掩的。他拉着我爬上去，从阳台进了房间。
房间里悄然无人，我f （从客厅走到卧室，再到厨房，到处凌乱不堪。潘小伟脸上强作镇定，可声音中却带着不能掩饰的颤抖。
“他们走了吗？”
我看着他手足无措的样子，心像死一样灰暗无力，那是我第一次感到恐惧！
站在空荡荡的客厅里，我们茫然相对，谁也不知该怎么判断我们眼前的处境。屋外林中，不知什么响动，惊起一片飞鸟，我们屏息不动，听得见自己的心跳，但鸟飞走了，什么也没有发生。
还是潘小伟先开了口，“没事的，”他说，“我大哥可能出去了。你饿不饿，我去弄点吃的。”
他跑到厨房去，把冰箱翻得叮吮响。我虽然从早上起来到现在水米米沾牙，到此时竟不知饥饿。我在窗前找了把椅子坐下，看窗外地面的泥土上闪动着被树叶筛碎的阳光，心乱如麻。
这时候，身上的BP机突然嘴嚼墙，啼啼啼叫起来，在寂静中显得异常尖锐。我心惊肉跳，手忙脚乱地拿出来看，冷汗咕隆一下就出来了。
——是队里的电话，呼叫人姓伍！
潘小伟端着饭出来了，有面包、黄油和火腿，还有汤。汤是剩的。他把食物放在桌子上，站在那里看我。
“是你的BP机响吗？”
“啊”
“是谁呼你？”
“是我们队长。”
潘小伟沉默一下，说：“他们一定是拿到琴了。”
我也沉默了一下，说：“可能吧。”
“他们也一定知道你现在和我在一起了，”潘小伟平静地说，“那个生病的老伯会告诉他们的。”
看着那么平静的潘小伟，我心里却抖动着强烈的不安。我说：“小伟，说不定他们会很快找到这里来。”
潘小伟安抚地对我笑一下，“不会的。”
“我看你大哥他们已经走了。已经抛下你先走了。”
“不会的，你先吃点东西吧，我马上去打电话。”
“你给谁打？”
“给我大哥打，我想起来了，他有手持电话的。”
我哪有心情吃东西，我说：“那你快打打看。”
他出乎意料顺利地挂通了他大哥的手持电话，他们用广东话简单说了两句，就挂断了。
潘小伟一脸轻松。
“他没走远，很快就回来。”
我的心也略略放松了些，“他没问你小提琴吗？你没对他提起我吗？”
“没有，”他高高兴兴地搂住我，说：“他说在电话里别多谈，你应该知道这种大哥大并不保险，很容易被人偷听的。”
他把我搂得紧紧的，把我的头贴在他的胸前，“亲爱的，你不要担心，不会有事的，有我在，我不会让你有事的。刚才我都想好了，如果警察真的来了，我就对他们说你是被我用枪逼来的。我跟他们走，去坐牢，哪怕罪加一等，也木会连累你的。”
我的眼睛湿了，我忍不住也用双臂紧紧抱着他的身子，我知道我真的爱他了。他轻轻地亲我的脸我的嘴唇，我闭着眼觉得非常激动，非常融入，那感觉令人震颤！
一个小时以后，屋外响起了汽车的声音，潘大伟他们回来了。其实他们早就回来了，因为怕潘小伟的电话有诈，所以没敢径直取道上山，而是先派了个随从一路徒步侦察，到别墅前又暗暗观察良久，才用手持电话通知山下汽车里的潘大伟。潘大伟一踏进别墅的大门就扑向弟弟，揪住他拼命地前后摇晃，潘小伟单薄的身子几乎被他晃散了架。
“你这个鬼！你到哪里去了！你说，你把琴放在哪儿了，那把琴在哪儿？”
他猛然看见了靠墙站着的我，怔住了，好一会儿才恶狠狠地说：“就是她吗？就是为了这个臭女人，你要害死我们大家吗！”
潘小伟拼力想挣脱大哥的手，脸红脖子粗地反抗：“大哥，你说话放尊重些！”
潘大伟猛地抡了弟弟一下，把他甩在地板上，粗声问：“琴在哪儿？”
潘小伟站起来，直说：“我交给警方了！”
几个人都愣住了，紧接着屋里出现死一样的沉寂。我看得出来，不管他们事先做了多少类似的猜测和估计，在听到潘小伟这个回答时依然惊呆了。潘大伟眯起双眼，目露的光，从牙缝里嘶嘶地吐出一句话来：“这么说，警察马上就会赶到这里，对吗？或者你们早把他们带来了，就藏在这个屋子里，对吗！”
阿强和几个随从豁地拔出手枪，抢占门窗，四处张望。
潘小伟说：“阿强，没事的，小提琴我是托人带给警方的，他们要的是琴，只要拿到了琴，他们对我们就不会再感兴趣。”
阿强们疑惑地看看潘小伟，又看看潘大伟，潘大伟拍案怒吼：“你有没有搞错，为了这把琴我们死过人！要给警察送礼也轮不到你，潘家现在是我说了算！”
潘小伟依然和他顶撞，他们的争吵全是渐里哇啦的广东话，我默默地靠墙站着，半懂不懂。潘小伟一瞥间突然看见了我惨白的脸色，立即住了口。他拉着我进了一间卧室，搂着我说了句“对不起”，就又出去了。兄弟二人的争吵声在客厅里继续忽高忽低你来我往地延续了半个多小时，渐渐平缓下来，像吵累了要喘息一样，我的心也随之安稳了一点。静息想要去听，他们的声音仿佛约好了似的，一齐低得难以入耳。我感觉他们好像谈到了我，不。出所料。潘大伟的声音又陡陡地吊了起来。
“什么！你有没有搞错！你昏头啦，竟然带个警察回来！你知道不知道她是不是专门派来卧底的呀！”
显然，潘小伟把我的一切都明说了。我还没来得及反应，卧室的门咪一声被撞开了，阿强和另两个人闯了进来，拿着手枪喝令我举手别动。我全身发抖地站起来，举手，面对突变的事态，我孤立无助只有顺从。然后他们粗暴地搜我的身，潘小伟冲进来，拦住他们，热泪盈眶地喊道：“大哥，你这样通我，我走！你们不要动她。我们走，我们不会连累你们！”
潘大伟跟进来，见弟弟这样一副只要美人不要江山的样子，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你走？没有我你能走到哪里去！”
潘小伟被愤怒和无助煎迫着，泣不成声，“我走……我去自首，冯世民是我杀的，我去认罪……我不连累你，求你们别伤害她！”
兄弟相煎的这一幕，使阿强们也无所措手足了，个个缩在那里进退两难。潘大伟转了身，咽着恶气说：“好，算你狠，那把琴算我送给你了，你记着这笔帐！”
他一摔门就出去了！
阿强们默默无语地也相跟着鱼贯而出。
屋里只有我们两个人了，潘小伟坐下来，手捂着脸，肩头抖动，他哽咽着说月月我对不起你，对不起你。我走过去抱着他的头，摸着他的短发，他的脸颊，我说也许是我害了你，为了那把琴，你的家庭可能永远不能接受我了。
阿强又回来了，他敲了一下门才进来，进来后，毫不掩饰怀疑地看了我一眼，对小伟说道：“老板说马上走，再呆在这里会出事的。”
潘小伟拉着我的手，走出卧室。我们看到潘大伟已经板着面孔站在屋外的台阶上，几个随从正手忙脚乱地把一些要带走的食品物品装上汽车，阿强逐屋检查着有无遗漏的东西。潘小伟拉着我一起走出这栋别墅，我们上了汽车。我紧挨着他坐在一起。阿强是最后一个走出屋子的，他锁了大门，跑上汽车，汽车随即仓皇地发动起来。
要去哪儿，我不知道，从他们的表情和只言片语的口气上，我感觉我们要离开这里往南远行了。绚丽的晚霞从宽大的屋顶上倾泻下来，把一切都辉映得大放异彩——绿的树，白的屋，车轮卷起的尘土，都镀了金似的壮美无比。对我来说，这也许是北京最后的一个黄昏了，怎不依依！
汽车的噪声惊起了林中暗藏的飞鸟，那不是好鸟，是一群黄昏的乌鸦。它们阴郁地飞离休梢，尾随着我们的后尘，惨惨地叫，使这个骤然闹起来马上又要安静下去的山林里，充满了不祥之兆！
在我们开上大路的时候，我最后一次听到了BP机的鸣响，我按住，悄悄地看。
这是一个我从没见过的电话号码。呼叫的人是我的妈妈！
吕月月：正如我猜测的一样，我妈是在我们处的一个据点里，当着伍队长的面呼叫我的BP机的。
那天中午她早早地切好面，炸了酱，打了鸡蛋西红柿卤，只等我回来热锅下面。我妈做卤总要在里边放许多名曰山珍其实并不值钱但确实好吃的黑木耳、黄花菜、金针菇之类。卤做得浓浓的，酱炸得亮亮的，可等到中午一点，我也没有回来。
那时我妈并没有呼我的BP机，因为她知道我的工作性质，这种无法按时回家的情形常有，所以自己先下了点面，吃完就收拾了。傍晚时伍队长和小薛来了，我妈只觉得小薛的表情谨慎、面孔严肃，不像往日的轻松。而伍队长的神态则看不出一点异样，极其亲热自然地和我妈说些家长里短。我妈招待他们喝茶，留他们吃面。伍队长谢了，顺势问道：“月月晚上不回来吃吗？”
我妈说：“谁知道她，本来说中午回来也没回来。”
“那她今天出去干吗去了？”
“她说是要去医院看病人，然后还要到隆福大厦买什么小提琴……”
薛宇闷闷地插嘴：“是给冬冬的。本来我们说好今天晚上到你家去的。”
伍队长接着问我妈：“她早上几点出去的？”
这样刨根问底，我妈看出有点不对了，“怎么了，她出什么事了？她早上十点来钟走的……”
伍队长斟酌了一下，说：“我们也找不见她了。”
我妈心里当然慌了，“你们呼她了吗？她有BP机。”
“呼了，到现在没有回音。”
我妈乱了方寸，“天哪，她会出什么事吗，会不会叫车撞了？她骑车子根毛躁的。会不会上她什么朋友那里去了？今天上午她有个朋友呼她来着……”
“您知道是谁呼她吗？您知道那人姓什么吗？”
“姓，姓……是姓方，啊不对，好像是姓潘……你等我想想……”
伍队长点点头：“月月离开家的时候说什么了吗？”
“没有啊，BP机一呼她她就出去了。”
“她这一两天在家情绪好不好？”
队长神态的变化使我妈确信一定是出了什么大事，她禁不住语无伦次了。
“这是怎么回事，到底怎么回事啊，她本来挺好的，昨天好像在单位受了什么委屈，回来生了大半天的闷气，也不理我。后来晚上小薛同志来了，劝她，我后来也劝她，我以为她没事了，可没想到……她到底怎么了？”
队长显然已经从小薛那里知道了昨晚我的情形，所以他只是问我妈：“昨天薛宇走了以后，月月又对您说了些什么？”
我妈慌张地回想：“说了很多呀，她说她挺喜欢小薛的。我的这个孩子，是很不容易喜欢上谁的，过去在家和上大学的时候，有不少男孩子追她，可她都看不上。我也不在她身边，北京这么大，她一个人也没个安身立命的地方。小薛对她是真心实意我都看出来了，我也劝她，叫她别再挑了，她实际上也喜欢小薛，昨天晚上我跟她说得挺好……
队长默默地无话，薛宇眼圈都红了。
他们把我妈接到一个据点里，让她呼我。这据点的电话上接了监听的仪器，但呼了几遍都没有回音。我妈急得直哭。从大家严峻的表情上，她直觉到某种不可挽回的事情已经发生。
从下午到这时，这个案件的发展，惊动了公安部、市局和我们处里每一个参与其中的人。
小提琴经过鉴定，已经确认为真品无疑，大家惊奇兴奋之余，没有人欢呼。一时谁也说不清小提琴的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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璧归赵意味着什么，这案子究竟是应该欢欢喜喜地结束了，还是更加扑朔迷离？
从国际刑警中国中心局和市公安局的反应上看，多是欣喜庆幸的一面。不管怎么说，这个案子追踪的最终目标已经实现，到此似乎可以言胜了，就算不能弹冠相庆，至少也算有了一个保底的交代。而处里和队里的表情，则要模糊复杂得多——琴是拿回来了，人却少了一个。
吕月月究竟是功臣，还是叛徒；是被人拉下水以致叛国离亲，还是被绑架而走，甚至已经成仁取义，光荣牺牲在哪个地方了，谁也断不清。各种猜测和说法，全都悄悄地在私下里交流起来。
那天晚上伍队长把我妈接到据点里，呼叫不成，就让薛宇送我妈回家。薛宇整整一夜陪着我妈没有离去。我妈说如果月月真出了事我也不活了，薛宇说不会有事的，月月是个很坚强很勇敢的人，她要真碰上坏人也会努力自救化险为夷的。我妈说月月这孩子就是感情太脆弱太轻信太容易上当受骗，不知道呼她BP机的那家伙用什么花言巧语哄她出去，她花儿一样的身子就是再勇敢也挣不过那些发了疯的色狼呀。薛宇说阿姨您放心，月月出了什么事我都照样对她，她要不回来我就认您当干妈侍候您一辈子。我妈边哭边说，真是天有眼让我的月月没找错人，就怕月月红颜薄命没这福分呀……薛字这么个结实的汉子这时也真动了感情，陪着我妈一夜烯嘘。
伍队长从据点＠例回到单位，就被通知立即到市局万副局长那里去一趟。他匆匆忙忙赶到市局，进了万副局长的办公室才看见处长、李向华和刘保华已经先到了。万副局长首先淡淡地对专案组表示了一下祝贺，说这把小提琴不管怎么说是拿回来了，这是一个胜利，是我们公安机关人民警察为国家做了一个贡献，如果没有我们这一段时间艰苦曲折的工作，小提琴绝不会像今天这样从天上掉下来。万副局长后面的这句话，伍队长大概听着非常受鼓舞，这句话的意思似乎把这一段由他主持的这个专案组的工作成果，有力地肯定了一下。
万副局长又说，情况今天下午就已经报到市政府、公安部和文化部门去了。有关部门已经表示要申请一笔奖金或者申报一个级别较高的荣誉，奖励给对收回国宝有突出贡献的同志。
谁算有突出贡献的同志呢，万副局长当时没有具体点名，可能处长、伍队长、李队长，还有刘保华，都在心里琢磨，各人有各人的帐，不过谁也没有往外说。
万副局长话锋一转，就说东西虽然拿回来了，但这案子还没有完全结束。香港黑社会竟然在大陆境内开枪杀人，虽属黑帮之间的自相残杀，死不足惜，但毕竟触犯了中国的法律，不能漠视。还有，吕月月到现在下落不明，也要抓紧查找，抓紧把案子全部搞清。具体怎么搞，我想听听你们处里和队里的意见。
处长示意伍李两位：“你们俩谁先说说？”见两人一时没吭声，他只好自己对万副局长说：“我们原来分析潘小伟从美高夜总会逃走后，最大可能是当天就离开了北京，甚至离开了大陆，没想到他并没有走。这已经过去好几天了，他居然还在北京招摇过市……”
李队长这时候就愣愣地接了一句：“我看咱们别再耽误了，应该不迟过今晚，把通缉令发出去！”
伍队长说：“对潘小伟的通缉令不是早就发了吗？”
李队长说：“我说的是，应该立即通缉吕月月！”
伍队长争议：“现在并没有判定吕月月失踪的原因和性质，怎么好这么随便就采取通缉的办法来处理呢！”
“难道自月月失踪的性质还不明显吗？我们都是干刑警这行的，这么明显的问题我不相信你老伍看不出来。”
“什么明显问题？我还真没看出来。”
李队长把脸歪向一边，似乎懒得明说，可突然又一甩头，冲伍队长脱口而出：“她是被人拉下水，变节投敌了！”
伍队长还没答言，处长先调和地说了一句：“哎，只能说有这种可能性，下结论为时过早。”
伍队长笑笑，补充道：“下结论要有证据，我们这行最忌猜测。”
李队长竭力控制着激动，压着声音说：“老伍，我今天把话放在这儿，吕月月肯定有问题，从她一接触上潘小伟这个公子哥儿，就不对劲儿。不经请示就陪他出去吃饭，随便改变行程去游乐场，潘小伟不惜重金买生日礼物送给她……你来我往，好不投机。她陪了潘小伟那么多天，那家伙不算有经验吧，可居然在吕月月的鼻子底下把什么事都做了。可她有一点察觉吗？她主动向我们反映过一点情况吗？什么也没有反映过！这不是经验问题，而是气节问题！她完全迷上那家伙了！我早就说过，女同志干咱们这行，太漂亮了干不了，很容易出事。我听说吕月月在警院上学的时候生活作风上就比较风流，让有这种毛病的人去陪潘小伟，真是给他们拴对儿了。我上次会上已经说了，我认为这个案子出的问题主要就是用人不当！老伍，你千万别让吕月月给迷惑住，千万别以为她还是个单纯的小姑娘，自月月绝对是非常非常有心计的，不是一般人！”
伍队长很平静，据说在上次会上他们两个人当着万副局长的面发生冲突之后，伍队长曾在会后找李队长沟通了一下思想，就自己会上的态度做了几句自我批评，两个人的疙瘩就算说开了。现在这对搭档的分歧在同一个问题上依然尖锐，但态度都比上次克制。尤其是伍队长，这次没动一点肝火，不急不躁，甚至面带笑容地反问道：“老李，你说用人不当，那好，你说除了吕月月，咱们派谁去陪潘小伟，做他的思想软化工作更合适？”
李向华一时说不上来。
“老李，你的看法不是一点道理没有，可你说目月月变节投敌，这可是一句太重太重的话了，说出来得有根有据才成。不错，医院里的人是看见自月月跟着潘小伟在一起，可她昨天晚上跟小薛在一起，跟她母亲在一起的情形我都详细了解了，她没有任何反常表现。今天上午她还和家里说要去医院看老焦要到商场买东西，也没有一点异样。至于后来怎么又和潘小伟见了面，这里边究竟是个什么情况，我们还不清楚。而且吕月月走时给焦长德留下一句话：让焦长德告诉家里，她会和家里联系的。这个‘家里’，是不是就是指我们？也不清楚。总之我们不能光凭猜测就给她定这个性。即便对潘小伟，现在也不能匆忙定性。天龙帮两次要杀他，这次冯世民到美高夜总会来究竟是不是诚意和解，也得两说着。所以潘小伟枪击冯世民是蓄意杀人还是被迫自卫，并无结论。现在我们只能凭已经看到的和已经查清的事实来说话。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和查清的是什么？是这把小提琴已经拿回来了！是吕月月和潘小伟亲手把琴交给焦长德并且告诉他带给我们的，这就是事实！我们现在看吕月月，包括看潘小伟，不能不看这个大前提！如果要猜测，我也猜测一句，当初我们如果不用吕月月去做潘小伟的工作，这个琴今天是不是拿得回来？”
伍队长后面这两句话，说得大家哑口无言，因为他这时所处的位置，已经明显有利于前几天开研讨会时的形势了。毕竟小提琴已经失而复得，而且恰恰是由我送回来的，这是一个基本的胜利。而用我去做潘小伟的工作，是伍队长自始至终的主张。所以，这时候还继续批评用人不当，很容易被客观事实嘲笑。
李队长也沉默了，虽然看上去依然有所保留，可无奈一时词穷。
最后万副局长没有表态，他让处长留下，让伍队长他们几个人先回去，会就散了。
两位队长和刘保华回到队里，已经是晚上快十点了，他们都默默地等在办公室里没走，因为谁都知道处长过不了多久就会从万副局长那儿带回什么决策来。
处长果然回来得很快，回来后就把历队长和李队长一起叫到他的办公室，向他们宣布了两条决定：第一、对吕月月，暂时不发通缉令，但要尽快查清下落。
第二、这个案件由于主要目的已经达到，大功告成，剩下查找自月月和追捕潘小伟的任务改由副队长李向华牵头组织，并且直接对处长负责。
这两条谁都看得出来，伍队长还是败给了李向华！
虽然处长未再指责“用人不当”、“指挥失误”，虽然名曰“大功告成”、“目标达到”，都掩不过突然换马，阵前易帅的实质。伍队长今后所要承受的舆论和压力，显然可以想见。也许他本可以再向处长申诉一下，或者，哪怕是要求处长在一个适当范围内再宣布一下把他从案子上撤下来的原由，以正视听，但他没有开口，没说一句话就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把由他保管的那部分小提琴案的资料，从保险柜里取出来，当即移交给了李向华。
李向华也有点蒙，这个决定同样也出乎他的意料，而且多少使他有点难堪，好像伍队长的下台，是自己在万副局长面前的两次发难造成的。其实他对案子的作法提意见，并没有抢班夺权的意思在里面。在交接文件的时候他甚至措辞混乱地安慰了伍队长几句，并表示关于小提琴案下一步的工作，还要请伍队长多出主意多关心。伍队长对他的表白既不感激也未拒绝，既没做任何应诺也没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只是应景地点头笑了笑。
李向华一出门，刘保华就在一边眼睛看天摇头叹气呀牙花子。伍队长说得了得了你别出怪声了，赶紧回家去吧。时间确实很晚了，他自己也该回家去了。今天他本来计划下了班就早早回家的，今天是儿子伍冬冬的十岁生日。
第二十一夫谈话海岩：月月，前天你讲到你的出走，说实在的我真的有点激动。我曾经不止一次地听过各种为情私奔的故事，都不像这次心潮难平。我说不清是被感动了还是被惊呆了。一个女孩子和一个男孩子，为了突然爆发的一见钟情的爱，抛家舍命，断绝以往，木计后果，毅然出走，究竟是纯情还是幼稚，是勇敢还是糊涂，是可歌可泣还是可悲可笑？如果说这种出走对你来说是一种叛逃行为的话，那么你把小提琴从潘小伟手上拿过来交给焦长德还算不算功不可没呢？你在人们的是非尺度中，算是个什么角色，该如何评说？
吕月月：任人评说吧。每个人都经历过不可逾越的年龄，都做过荒唐的梦。
海岩：如果说一个人通常是在碰到最喜欢的人和最喜欢的事情时，他的个性才会完全暴露出来，那么这件事是不是充分反映了你的个性呢？
吕月月：我的个性当时确实得到了放纵，但也使我付出了毕生难以偿还的代价。
海岩；你现在是不是很后悔呢，是不是经常检讨和反省这段往事呢？
吕月月：怎么说呢，谈不上检讨，只是觉得既充满怀恋，又不堪回首。
海岩；那天黄昏你们从密云的那个山林别墅出来以后，上哪儿去了？
吕月月：我们从古北口出关，离开北京地界，然后背向太阳，往东北方向，直奔河北省的历史文化名城承德市来了。
海岩：你们木是要往南向广东方向走吗，怎么又逆行去了承德？
吕月月：去承德也是播大伟原先计划中设定的路线。他估计美高事件发生之后，警方可能会在京广线上沿途围剿，所以先是不急不忙地在密云逍遥了几天，然后反其道而行之，装作一群轻轻松松的游客，住进了旅游胜地承德。那天我们是在路上吃的晚饭，大约在晚上九点钟，抵达了离承德避暑山庄丽正门最近的山庄饭店。潘大伟等人用随身备好的假护照在饭店登记了房间，饭店的出租率恰巧很高，只有三间空房，我们全部租了下来。三间房，怎么住呢？潘大伟没有说。他自己住进了最靠里的一个房间，阿强把他的皮箱拎进去以后，毕恭毕敬地退了出来。看来播大伟以老板的身份，是要自己独住。阿强和另外两个人不用商量地把服务员喊来吩咐加床，挤进了最外面的房间。夹在中间的这个房间显然是留给潘小伟和我的。中间的房间是个单人房，开间不大，只有一张比单人床稍宽但又比双人床窄得多的软床。潘小伟一看，便咧嘴一笑。
“哇！大概是专门给新婚夫妻设计的情人床吧，好窄好窄。”我怔怔地问：“我们要住在一起吗？”
潘小伟歪过头看我：“可以吗？”
“可我们并没有结婚呀。”
“要今晚结吗？”
他的脸上的一本正经，掩饰不住少年式的顽皮。可我心里不悦，觉得他不该把结婚这么庄重的事说得如此玩世不恭，我低头赌气。
“谁和你结婚。”他马上跑过来抱我，亲我的脸，“好姐姐，开心一点啦，别老怄我。”
我心里没气了，可还是板着脸推开他，说：“你去和你大哥住吧，我这样随随便便就住在一起，而且让你大哥和那几个人都知道，我觉得别扭。”他不以为然地：“这有什么别扭，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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