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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也最便于避人耳目的地方。
海岩:他们谈了些什么?
吕月月:主要是潘大伟给他弟弟鼓劲,因为潘小伟向他大哥明确表示不想再参与这件事情,他说你忘记父亲死前要你怎样待我的吗,你为什么把我往这种风口浪尖上推。潘大伟说你不要怕,一切我都替你安排好了,冯世民不会动你一根汗毛的。潘小伟说我过去不想搅进你的事,现在也没必要搅进去,而且这种事情我干不来的。潘大伟说,你以后要干什么不要干什么我都依你,但这次潘家和天龙帮必须有个了结,否则,他们要杀的不光是我,还有你,还有整个潘家。你难道不是潘家的人吗!
其实潘小伟别无选择,至少天龙帮要置他于死地也有两次了,不解除这个威胁,今后走到哪里也无宁日,而且大哥“献宝求和”这出戏也不光是为了他自己,而是为了潘姓一家,假使潘小伟袖手旁观,于请于理于自己的切身利益都说不过去,在这种情况下,他只有充当他大哥给他指定的角色,代表潘家去见那个冯世民。
但是那天在离开桑拿房之前,他和大哥讲了一个条件。
海岩:什么条件?
吕月月:他告诉他大哥,他认识了一个女孩,那女孩曾经帮助过他,他要求大哥在事情办完之后想办法带她一起走。
对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潘大伟当然一下子愣住了,他实在反应不过来,在这种紧要关头弟弟竟会节外生枝地冒出这么个荒唐至极的念头来。
“一个女孩?你有没有搞错!”
潘小伟说:“大哥,我一生一世只求你这一次。”
潘大伟绘了弟弟一个耳光:“你昏头了!”
潘小伟发狠说:“你答应不答应?”
潘大伟看看弟弟,像看一个陌生人,而弟弟又是那样一脸义无返顾的神色。他有点急了,几乎是恳求地说:“她是本地人吗?带走一个本地人不是一句话啦,你懂不懂呀。”
潘小伟大概知道他大哥早年做过往香港偷渡大陆客的“蛇头”,所以毫不退让地逼他答应:“你要不答应,我就不去见冯世民!绝对不去!”
潘大伟知道弟弟的脾气,只好先用缓兵之计,摇头叹息说:“搞不懂你呀,让什么三头六臂的妖精给缠昏头了!她是做什么的?”
潘小伟没有把我的身份说出来,他只是说:“到时我会带她来给你看的。”
这天的傍晚,我在办公室里接了一个电话。那电话像是从很远的地方打来的,一片沙沙的杂音。我“喂”了两声,可听筒里只有一个和杂音一样遥远的喘气声。
我木客气地大声问:“喂,你是谁?”
听筒里说:“就你一个人吗?”
是薛宇。我的心猛地提到嗓门儿,我不知该说什么。
薛宇的声调很平静,只是显得有些老气横秋。“月月,我们应该认真谈一谈。”
我沉默了一会儿,问:“谈什么?”
“以前别人对我说,你绝对是一个受不了寂寞的女孩,跟你这样人见人爱的女孩好,要倒霉的。我一直不信。”
“现在你信了,对吗?”
电话里长长出了一口气,不置可否,却问:“月月,你跟我讲句实话吧,你是不是真喜欢他,还是逢场作戏。”
我不知该怎么回答这么尖锐的问题,只能强词夺理:“我不会逢场作戏,而且喜欢谁并不等于就要怎么样。”
薛宇的声调有点激动了:“你还要怎么样?要是你喜欢上别人,我会自动走开,可你如果喜欢他,那我不能不告诉你,这已经木是什么儿女情长的事了,这是政治问题。你前几天还说要犯一回错误给我看,我当你是气话,没料到你说到做到。对别的人你要怎么喜欢就怎么喜欢,我无权干涉。可对他,你要掂量掂量后果!”
我知道薛宇说的对,可我当时的心情,很难接受他的这种居高临下威胁教训的口气,我赌着气地说:“我就爱上他了,你说什么后果!”
我更清晰地听到了薛字起伏沉重的呼吸:“别忘了你是干什么的,你爱上他就是叛变!”
薛宇这一枪把我打哑了,我羞恨交加,欲哭无泪!我砰地一下把电话给扣了。
四周一下子静下来。这是个星期天,处里大多数人不上班,队里的人大概也都跟队长上美高夜总会踩点儿去了。天好像不那么情愿地暗下来,屋里的桌椅柜子,默默保留着模糊的轮廓。只名两扇不大的窗子还灰灰地亮着,好像两只混浊不清的猫眼,懒洋洋地与人冷眼相对。
我坐在电话机前一动不动,心里感觉被什么东西给掏空了,心情也败坏到了极点。我脑子里反复滚动着薛宇刚才的话:“叛变叛变叛变叛变……”我又想到伍队长,无论是碰上了好事还是坏事,我都会马上想到伍队长,猜测着他要是知道了会怎么样反应。我还想起了纪春雷,我想老纪真算是忠心忠职、舍身取义了,他有妻有女招谁惹谁了把命搭上,这世界上人死了没有鬼魂吧,我和潘小伟亲嘴对得起他吗,老纪尸骨未寒!一想老纪我甚至觉得无地自容。
我还想了我妈和我死去的爸爸,虽然我嘴上不承认可我心里明白,我和别人不一样,我是从边远的小县城里走出来的一个土匪的后代,能上了大学分到北京我应该知足应该珍惜不能胡来。
电话又响了,尖锐的铃声吓人一跳,我知道天已很晚。
还是薛宇,他在电话里粗粗地叹气,然后说:“月月,你别这样,我知道你说的都是气话,可你知道你这气话真吓着我了,我真怕你一时糊涂啊。”
我说:“放心吧,我知道该怎么做。”
他说:“月月,我为什么总也了解不透你,老天给了你这么漂亮的一张脸,可又给了你这么冰冷善变的一颗心,我总幻想,你要不这样,那该是一个多么完美的人啊。”
薛宇的话让我全身发软,我知道自己是太不理智太轻浮了,潘小伟这种人这种事其实也就是一阵风来去无踪,怎能认真怎能动情。可我这时一想起了潘小伟,他那张白白的胜在我眼前怎么也挥不走,赶不动。我拿着电话的手有点哆噱,我便咽了一句:“我,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心里乱透了。”
薛字好像明白了什么,他良久地沉默,听我啜泣,最后他说:“好吧月月,那你好自为之吧。我知道感情这东西有时候说不清。不过一个人总要忠于自己的职业和组织,这也是人的基本道德,我希望你的情绪别影响眼前的工作。”
我不哭了,我说:“这你放心,我还不至于那么不冷静,我不会对不起大家的。”
这一天是五月二十三号,是潘氏家族与天龙帮约定的和谈日期的前两天。
接下来是五月二十四号,各方面都在紧锣密鼓地准备。这一天表面上平静无事地度过。
二十五日上午,发生了一件事。亚洲大酒店财务部把电话打到我们办公室,询问这儿是不是平安旅行社。电话是刘保华接的,他回答说没错正是平安旅行社。来电话的人说你们接待的904 房的客人在饭店的各项消费已经累计超过两万元,按饭店的规定需要结一次帐。刘保华请示队长后,去亚洲大酒店找财务部的结帐处要了一份904 房的帐单,说核对完了再付帐。帐单拿回来给伍队长看了一遍,伍队长当即跑到处长的办公室来了,一进门他就对处长说:“你看吧,这是潘小伟在亚洲大酒店这几天的帐单。”
处长一看队长的脸色,似乎意识到有什么不妙,他问:“有问题吗?”
帐单是用电脑打出来的,记录得极为详尽。队长指着其中一项给处长看:“你看这一笔,是在商务中心打国际长途电话发生的费用,是签单记帐的。”
处长好像也明白了什么:“商务中心?”
队长说:“是打给香港的,日期是五月十一号,时间是下午一点二十五分,也就是说,是潘小伟住进亚洲大酒店后不到两个小时的时候打的。”
处长也觉得意外,当然他一时还无法断定这件事的性质,但伍队长却对潘小伟倍感怀疑了。“关键是他到现在还一直隐瞒这件事,我们以为他从搬进‘亚洲’以后就没有对外联系过,其实他早就和他家里联系上了,说不定这些天他们一直用什么方法保持着这个联系。他到底哪句话是真的我看现在都得重新琢磨一下了。”
处长说:“你的意见呢,怎么办?”
队长说:“我想,现在必须马上去亚洲大酒店找潘小伟,好好攻攻他,也许能搞出点新情况来。”
处长摇摇头,“别把他当孩子,他不会说的。”
队长果断地说:“除非他说出点什么,否则我就告诉他取消今天晚上的计划。”
处长说:“取消计划对他们固然木利,可对我们也没好处,今天晚上很可能是我们拿回这把提琴的唯一机会了,别搞得功败垂成。”
队长说:“我们可以把计划推迟,至少推迟一天。”
处长看表,说:“怎么也来不及了,现在离取琴不过还有七八个小时,就算你现在能联系上潘小伟,潘大伟也未必能找到冯世民,这个计划已经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处长认为大问题不会有,因为接头地点毕竟是在大陆,是我们完全可以控制的地盘。而且潘小伟又在我们手里,如果潘家万一滑头不把琴拿出来,于我无损,而他们自己就难以收场了。队长想想也是,但是他更进一步地建议:“还有一个办法,等潘小伟一拿到琴,我们立即采取取行动提前收回来,以防万一。我fll没有必要对潘大伟守信用。如果潘小伟拿不到琴,就立即拘留他,琴在潘家,我们有和潘大伟的电话录音作证据,完全可以向潘家公开追缴!”
处长还是摇头:“不行,局里刚刚转来香港警方的请求,希望我们在潘小伟将琴交给冯世民后,就以非法持有国家文物为名拘留冯世民,然后把他转给香港警署处理。部里要求我们满足港警的这个请求。所以,只要潘小伟拿到琴,美高夜总会献宝和谈这出戏,还非得唱一遍不可。”
处长和队长的这段讨论,是后来队长讲给大家的。队长疑之有据,处长言之有理。队长也明白,事情既已到了这一步,整个行动的方案已经报经局里、部里批准核定,各方人马都已准备停当,要改弦更张,仅仅凭潘小伟隐瞒了一个和家人联络的电话,分量是远远不够的。
在这种情况下队长私下里找了我,就在二十五号那天吃过午饭以后,他单独把我叫到会议室,那里没有人。
他问我:“月月,你觉得今儿晚上的行动还有什么问题吗?”
我不明白什么意思,“我不就陪着他吗?何况李队长他们都在我后面跟着,外线也挂着,浩浩荡荡,能有什么问题?”
队长想了想,问:“我是说,你陪了潘小伟这么多天,你对他有什么感觉?”
队长猛不丁这么一问,我慌了,我还以为他是听说了潘小伟在电梯里亲我的这件事呢。
当时我的脸不知是白了还是红了,心里顿时万分痛恨薛宇,他居然还是向队里报告了。我看着队长那张高深莫测的脸,一句话也答不上来。队长启发我:“这几天你觉得他有什么反常的地方吗?”
我支吾道:“没,没什么反常的呀。”
“你认真回忆回忆,想想。”
我颤颤抖抖地问:“队长,您……指哪方面啊?”
他说:“比如,除了他回饭店回房间之外,白天你们不在饭店时他有没有离开你们单独活动的情况,有没有和什么人接触过?”
啊,原来队长是问这些,我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呼吸立马就匀称了。马上仔细回想这几天的情形,一想没有啊,我们是始终和他在一起的。啊,在赛特购物中心买手包是他自己去收款处交的钱,可也是在我们视线之内呀,不信可以问纪春雷……啊,可惜老纪是问不了了。另外在石景山游乐园他一个人驾着碰碰船走得远,也有几分钟没注意盯他,不过朗朗湖面之上,他也不可能和什么人接触呀。至于说回饭店以后他跟谁接触过那就得问外线了,咱们外线队那帮人是不是从来没丢过梢儿?
队长问:“你觉得这个人诚实吗?”
我说:“我觉得还行,他不是那种城府很深的人,更不是那种阴险的人,可能是还没到那个岁数呢。”
队长看问不出什么东西,点了点头,有点失望。他说:“月月,今天晚上就看你的了,你警惕性高点,也可能一切按方案顺利进行,也可能节外生枝出别的岔子。前天我们到美高夜总会去踩了踩点,那地方相当大,无论是夜总会里边还是它外面前后左右的街道,地形都非常复杂。天龙帮也好,潘氏家族也好,哪帮人都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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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油灯,说不定出什么立蛾子,咱们不可不防。不过你也别显得太紧张,咱们压上去的人足够足够,你就掌握一个原则——内紧外松。记住了吗?”
我说:“记住了。”
队长这番话说得我心里直发毛,从会议室里出来一直到傍晚出发去亚洲大酒店,我不停地暗暗鼓励自己:人走到这一步,就像打仗一样,真到了前线,真见到了面前黑压压的敌人,再胆小的人也不允许你后退半步了。而且我要一害怕,哪怕稍微露出点紧张的样子来,前两天刚刚在石景山游乐园树立起来的英雄形象就全完了,以后在刑警队我也就没法混了。我想我至少得在薛宇面前证实一下我的职业道德吧!
吃完中午饭我们的办公室里就见不到人了,大家都在分头准备今晚的行动。我一个人静静地在屋里呆了很长时间,到黄昏时候,我按计划离开办公室,到街上叫了一辆的士,来到亚洲大酒店,在饭店门口我看见了处里的好几部汽车停在饭店门前的车场上,大堂里便衣的力量也加强了。我没有停留,直接上了九楼,悄悄地进了潘小伟的房间。
我并没有向主人问好,进了屋就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抬头看一眼潘小伟,他头发蓬乱,脸也像没洗,眼睛有点肿,一身倦意,关好门就双手插兜站在屋子当中看我。衬衣一半塞在裤里,一半耷拉在外面,只系了下面两个扣子,上面微敞,露出光滑的胸膛。我看着他,本想问问他是不是昨天没休息好,但我没问。
他带着像是感冒的那种鼻塞,问我:“你没有生我气吧?”
我低头,没有回答。
他又说:“你昨天一天没来,我以为你生气了。”
我依然没答。
他问:“薛先生没有为难你吗?”
我眼睛不看他,开口说:“那是我和他的事。”
潘小伟沉默了片刻,又说:“我知道,我是在做一件根本没可能的事。这两天我想了很多,我想假如今天晚上一切都结束了,我们难道也就这样结束了吗?”
我抬头看他,他眼里好像有泪。我故意糊涂着说:“当然,如果你有兴趣,我们很欢迎你常来大陆旅游,欢迎你再到北京来。”
他一动不动,使劲儿地咬牙,说:“这就是你要跟我说的话吗?”
我问:“你想让我跟你说什么?”
他说:“想让你说真心的话。”
我冷冷地说:“既然你也明白,那是根本没可能的事,又何必说它。”
他鼓着嘴说:“我要争取!”
我盯住他,很严肃地甚至有点凶狠地告诉他:“你知道吗,我是一个警察,我的任务是保护你!这是我的职责,否则在游乐园我才不会救你呢!你别摘错了!”
我没想到潘小伟这回不但没有垂头丧气,反而像是被激怒一样用拳头狠狠砸在客厅里的写字台上,他的脸涨得通红通红,眼里的泪将落未落。
“我没搞错,我相信我绝不会搞错!我喜欢你,你也喜欢我!”
真可笑,他第一次说出喜欢我这句话居然像吵架一样。我冷冷地看着他,看了一会儿才转过脸,我说:“不,我不喜欢你。”
“你喜欢我,你喜欢我,我知道的!”
“潘先生,你是不是该去看医生了!”
我本想用最损的话挖苦他,可我突然想到,今天晚上是整个这场戏的压轴的一幕,可眼前这位男主角的情绪如此反常地激动,我显然不能再跟他吵下去了,弄不好要影响今晚的行动,毁掉这么多年来,包括老焦和纪春雷在内的这么多人用心血和生命换来的成果,那我可就罪大了!我连忙转用比较平缓的口气对潘小伟说:“好了好了,我们别吵了,今天晚上,除了小提琴这个事之外,我们不谈别的事,好不好?”
可潘小伟依然没完,“不,现在不谈就没机会了。”
其实我也非常想听他好好谈一谈,我想知道他到底怎么想的,但我只是笑着说:“现在我是你的保护人,你忘了你答应过我,一切听我的指挥。”
潘小伟脸上冷静下来,说:“好,我不吵,我不吵,我想平平静静地和你谈。”
我说:“我想吃饭,我饿了。”
潘小伟没法子,冲天花板叹了口气,然后无可奈何地给饭店的房间服务打电话,要他们送饭上来。
饭很快送上来了。有汤、沙拉、饮料和三明治。我们吃饭时,他没再说什么。饭罢,服务员敲门来收餐具。然后我看时⑤不早,就催他梳洗一下,穿好衣服。他做了,把一张脸洗得白白净净,系好衬衣,拿出领带,这时他的情绪完全恢复了常态,对我笑了一下,说:“对不起小姐,能帮忙打领带吗?”
我看着他那张天真的脸,那脸上带着孩子式的无赖。我不想也不忍再刺伤他,虽然我不大会打男人的领带,也从来没给一个男人打过领带,但我还是应诺了他,仔细试着帮他打。
我们的脸靠得那么近,彼此呼吸都能感受得到,我知道他的眼睛一直在看我,可我不看他,我想他准又要动手抱我了,他要是抱我我怎么办?是让他抱还是推开他还是给他一下耳光?
后来我也搞不清自己究竟是怕他抱还是希望他抱。
海岩:他抱了吗?
吕月月:我多情了。没抱。
海岩:他要是抱了你最可能的反应会是怎样?
吕月月:不知道。打完领带我就在沙发上坐下来,说:“打得不好,你重打吧。‘,确实打得不好,但他没有重打,站在衣镜前修整了半天。
天色暗下来,我们开了灯,等着香港的电话。他问我想不想看电视,我说不想,他说他也不想,又说就这么静静地和你一起坐着,比看电视好好多。
于是我们就静静地坐着。谁也木说话,他的脸让台灯的光勾出一个瘦瘦的轮廓,应该说,很好看。
我想,再过几个小时,确实一切就都结束了,他很快就会离开北京,回到香港或者去加拿大,去继承他应得的一份祖业或去学做一个酒店的经理。而我,将回到我的那间拥挤破旧的办公室,也许很快会接到一个新的任务,也许依然去做抄写材料整理卷宗之类的琐事,一直到老,像焦长德那样带着光荣也带着遗憾,平平淡淡地退休。我和潘小伟毕竟是从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走来,在一个偶然的交汇点上聚合了短短的瞬间,然后理应回到各自投生的那个天地中去。
我想,多年以后,他还能不能偶然记起北京的这个初夏呢?他会记起在这个美丽的初夏曾经有一位最平凡的北京人,撇下孤苦伶仃的妻儿为他而死吗?他会记起曾经在电梯上和一个与他同龄的女孩有过一次秘密而短暂的亲吻吗?我想,他肯定会的。虽然他以后还要经历由少壮到衰老的许多人生的幸福和波折,但是无论如何,今天的感受永远不会再有了。
我又想到,一种并没有抄袭俗套的爱原来是这样迷人。也许爱就应该是创造,爱就应该是探险,爱就应该蔑视寻常,就应该让人新奇让人义无返顾,就应该是远离现实的梦想。难以得到的东西才最宝贵!
海岩:这都是你当时心里所想的吗?
吕月月:不,是我后来慢慢想的。
海岩:我说呢,在那天晚上那么重大的行动之前,任何人都很难有这样诗意的情怀。
吕月月:是的,我们并没有安静地坐多久,七点五十分整,电话来了,电话是潘小伟接的,我们的监听电话也同时听到了一个低沉的,但又是纯正的广东口音:“潘先生吗?……”
吕月月:我们是在八点整离开房间的。
离开房间后第一个碰见的人是薛宇,薛宇手里拿着一块擦布正在擦拭电梯的门。他严肃地注视着我们,一声不响地替我们按了电梯,在等电梯时我们都默然不语。电梯来了,我和潘小伟走进去,薛宇在我们身后轻声说道:“再见。”
海岩:薛宇这会儿是不是还在生气?
吕月月:不,当我和潘小伟一走出客房,薛宇当然就意识到整个计划已经开始启动了,我们这么多天梦寐以求的最后时刻就要到来,他的严肃与其说是生气,不如说是一种庄严,一种神圣,那句轻轻的“再见”,表面上是一句酒店服务员与客人道别的礼貌用语,但此时在我听来,是充满了鼓励与祝福的。大敌当前,谁也没心思想别的。
海岩:对,对,这是应该有的素质。
吕月月:我们出现在酒店大堂时,守候在这里的李队长他们正坐在沙发里若无其事,我们没有对视,我和潘小伟穿过大厅从他们身边走过时目不斜视,但我清楚地知道他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激动不已!
我和潘小伟在门口叫了出租车,离开了亚洲大酒店。
我记得那一天天黑得比往常早,天空中似雾非雾欲雨不雨。
八点十五分我们到达长安街上的建国饭店,下了车直接来到大堂副理的值班台前。
“对不起先生,我姓潘,请问有没有人在这里给我留了一件东西?”
大堂副理翻了翻记录本,抬头说:“可以看一下您的证件吗?”
潘小伟请他查验了自己的护照,大堂副理随即取出了一个封好的信封。
“这是留给您的信,潘先生,请您收好。”
信封上草草地写了一行英文字母,我没有看清写的什么。
我们一走出饭店大门,潘小伟立即撕开了信封,从信封里倒出一只印有几个号码的小小的塑料牌和一把钥匙,当他再次把手伸进信封时,我看到他拿出一张字条。字条上只有寥寥数字:“北京火车站小件行李寄存处”。
一个门卫过来,歪着头问:“先生要车吗?”
潘小伟应了一声,一辆出租车开过来。我们上了车。
车子顺着宽阔的长安街一直向西,开得飞快。路面已被似雾似雨的水气打湿。地上的反光折射出长安之夜的繁华和辉煌,两边高大建筑上变化多端的霓虹灯引人入胜。透过雨意盎然的车窗可以看到迎面而来的车灯如一串串灿烂的夜明珠,曳着流星般的弧线,从我们身边飞快而有序地划过,场面壮观。出租车的司机把车上的收音机开得很响,收听着北京交通台的路况信息——哪里堵塞哪里畅通。。。…然后又播放电视剧的插曲《好人一生平安人我和潘小伟各自看着窗外,对那缠绵多情的曲子似听未听。《好人一生平安》不过是句祝福,其实世上少有人能够一生平安的。
车子停在国际饭店路口等红灯。潘小伟的手不知不觉地移过来,轻轻地摸了摸我放在车座上的手,我把手抽出来,挪到一边,他又伸过来,索性用力把我的手武断地捏住,那单薄而修长的手掌里,有微微汗意。
我没有再动。
八点三十五分我们在北京火车站的站前广场下了车。在小件行李寄存处的窗口,我们把那个印着号码的塑料小牌递了进去。片刻,一个胖胖的女同志嘴里嚼着东西,表情漠然地从里边拎出一个长长的尼龙旅行包,往台子上重重一放。
这只略显普通的旅行包看上去十分结实。潘小伟当着我的面把拉锁打开,我的眼前豁然一亮,我终于看到那包里安然躺着一个显然已经积年累月外表陈旧的琴盒,我的心剧烈地跳,我差点脱口喊出来:“队长!”
我真想看看这个琴!我想我应该第一个看看这个琴!但琴盒上有锁和贴好的封条,我们无权擅开。
我们在火车站拥挤嘈杂的路边,拦了一辆“面的”,上去了,我问司机:“知道美高夜总会吗?”
司机说:“知道。”
你说谁能想到,这个价值连城让人争得你死我活的国宝,竟人神不知地藏在这个肮脏破烂的行李寄存处里;藏在这辆最普通最不起眼的在北京街头多如牛毛的“面的”里!
前后左右都是我们的人我们的车,他们眼睁睁地看着潘小伟拎着那只深灰色的旅行袋上了车,假使这时有人下道命令,不用一分钟,这个失踪多年的国宝就完全可以唾手而得,完璧归赵了!
但是他们只能痒痒地跟着我们的“面的”,跟到美高夜总会去。
美高夜总会四周的街道上,已经便衣密布。外线队的几个人,占据了美高大厦对面的糕点厂的一间库房,作为制高点,架起了一部带夜视仪的摄像机。在八点五十分左右,两辆漆黑的豪华凌志轿车进入镜头。从车上下来四条汉子,簇拥着一个清瘦长身的老人,气宇轩昂地走进夜总会大门去了。
几个离夜总会大门最近且事先又看过照片的便衣警察,几乎毫无例外地立即认出这个老人就是天龙帮的帮主冯世民。
当我和潘小伟乘坐的“面的”,出现在“外线”的镜头里的时候,是晚上九点十五分。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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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夜总会门前不大的停车场上,已经停满了各式各样的豪华轿车。
美高夜总会在美高大厦的三层,美高大厦是一个办公、购物和娱乐兼有的综合大楼。九点一过,大厦里的商场和写字间都已人走灯灭,只有位于三层的这个夜总会才刚刚热闹。我和潘小伟乘夜总会的专用电梯上了三楼,一出电梯就听到大舞厅里菲律宾乐队强劲的演唱,他们唱的是“威猛”的成名曲——《无心快语》,唱得比“威猛”还威猛,以至有点死去活来。
领位的小姐正忙着和几个已经半醉的客人周旋,一位经理模样的矮胖子操着很重的广东口音过来招呼我们,潘小伟也用广东话向他说明我们已有预订,是一位冯先生订的包房,这位冯先生来了吗?矮胖子马上点头,一连声地说道:“噢,冯老板吗,来了来了。请问先生你们二位是冯老板的客人吗?这边请,这边请。”
潘小伟指指手上的琴盒,说:“不好意思,麻烦你帮忙把这东西存一下。”
胖子殷勤地唱了个晴:“没问题。”便麻利地接过琴交给了存衣处的服务员。然后一路碎步,引着我们穿过人满为患的大舞厅,。向KTV 包房走去。一个客人拦住胖子问是否还有单间,胖子说对不起先生,单间都已满了。我们闻声抬头,要单间的客人原来是队长伍立昌。伍队长一身洋装,外加金边眼镜,风流倜傥的样子,他带着点恭维地感叹了一句:“啊,生意这么好!”
胖子矜持地一笑,说:“马马虎虎。”
大舞厅的尽头是男女卫生间,再往里是一个铺着暗红地毯的曲折的走廊,沿着走廊全是一间接一间的KTV 包房,里边不时传出高一声低一声滑腔走调的歌声和男人女人的嘻笑。我换在潘小伟的臂弯上极尽亲密状,可手心里却换了一把冷汗。
几乎快到了走廊的尽头,矮胖经理打开一扇包房的门,然后侧身让客。
“两位请。”
我紧挽着潘小伟的胳膊,贴着他走了进去,房门随即关上了。就在门关上的一刹那,我的脑袋就被一只硬邦邦的枪筒顶住了。我一下子弄不清屋里究竟有几个人,心里哈哈狂跳,我本想镇定可又一想以我此时的身份不能镇定,于是索性小声尖叫了一声。潘小伟一下把我揽在怀里,大声说:“不要瞎来,我是潘小伟!”顶在头上的枪松开了,紧接着一个人上来用飞快的动作搜我们的全身,连我的小手包都抢去翻了,什么也没有。身后,一个人粗声粗气地说:“潘先生,大家讲好你一个人来的,”潘小伟紧紧搂了我一下,说:“月月,你先出去一下,在舞厅里等我。”我当然不能走,我装作吓破胆的样子,瑟瑟打抖:“我要跟你在一起,你别不管我嘛,我一个人怕身后的人说:”对不起啦小姐,这里没你事,我们和潘先生谈笔生意,我们不会为难潘先生的。“
我不走,我抱着潘小伟,扭捏出一种哭腔:“咱们一块儿走吧,咱们别玩儿了。”
身后的人说:“潘先生,这就是你们不讲信用了。”
潘小伟看着我:“求你了,出去吧。”
看来,我再木出去,于情理就有点牵强了,我也怕万一自己不能随机应变,很可能会使天龙帮的人生出怀疑。正在犹豫,恰好从屋里一只背朝门口的老式沙发那边传来一个苍哑的声音:“请小姐这边坐吧。”
这时我们定神去看,那老式沙发又宽又高的靠背把那位发号施令的人严严地包藏着,在电视机屏幕射出的光芒下,能看到成丝成缕的青色烟雾,从那儿散漫开去,屋里充满了雪茄的甜味。
我惊愕地看着这只喷云吐雾的沙发,潘小伟说了句:“谢谢冯老板。”
身后的人松开我们,我也基本镇定下来了。留心环顾,看清我们身后只有两个人,加上坐在沙发上那位抽雪茄的,一共是三个人。
我随着潘小伟走向那只高背沙发,在它对面坐下来。沙发上坐着的,是位老人,看上去病骨支离,清瘦得带着些帅气,面孔却极为慈祥,手里夹着一只粗大的雪茄,并不多抽。他不着形迹地冲我们笑笑,用比他的外貌更加苍老的声音问道:“你就是阿伟吧?真是越长越帅了。”
潘小伟点了~下头,“我大哥托我给冯老伯请安。”
老者的目光转向我,那目光既尖锐又有气度,他问:“小姐不是从香港来吧?”
潘小伟坐正身子,连忙替我答道:“啊,这位小姐性吕,是我在北京认识的朋友,是位旅行社的导游。吕小姐,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香港大名鼎鼎的冯老板。”
我装作惶恐地冲冯世民笑了笑。冯世民点点头,算是还礼。他大概看我这样涂脂抹粉的女孩绝对不可能是个警察,因此依然满身松弛地陷在沙发深处,指指茶几上摆着的一盒“戴维道夫”牌的雪茄烟,转脸对潘小伟说:“抽烟吗?”
“不,我不会,谢谢冯老板。”
冯世民再一次仔细端详着潘小伟,说:“你小的时候我见过你,听说你去美国念书了,学业很不错。”
潘小伟欠了一下身:“多谢冯老板夸奖。”
冯世民抽了口烟,把声音略略放高:“你大哥的伤,现在好些了吗?”
潘小伟表情谨慎地答道:“承冯老板挂念,大哥的伤还需要休养一段时间。”
冯世民面无表情地说:“我和你们潘家几十年了,干戈玉帛!我并不想总这样磨擦。你大哥如果早些想通,我也不致于这样下手伤他,这次他实在搞得我没有面子。”
潘小伟拘谨地点头称是:“我今天就是代表潘氏一家,与冯老伯讲和。打下去潘家承担不起,冯老伯也未必没有损失。”
冯世民对这位晚辈的态度看上去还算满意,又把声音放得平缓了:“其实你父亲一生韬光养晦,谨慎求存,怎么会教得你大哥这样显山露水,好勇斗狠,搞得他在江湖上人缘很差。
我很高兴你能比他聪明,书读得多了,毕竟通情达理。“
潘小伟俯首低眉地说:“木敢当,还要请冯老板多开导。”冯世民脸上又恢复了笑意,声音中也不带一点怨毒了。他像聊家常似的说:“我知道你对这些事情一无所知,这样也好,免得将来思恩怨怨,不能自拔。你大学刚刚毕业吗?”
潘小伟说:“是。”
“这次除了到北京,还去哪里玩过吗?”
潘小伟说:“还没有。”
“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你们年轻人要真想做学问有见识,万不可像我们这样,深居简出,孤陋寡闻。”
潘小伟说:“哪里,冯老板过谦了,世界上的名山大川,相信您也走过大半了。”
冯世民感叹万千地摇摇头:“我像你如此大时,也是抱负无边,雅兴无穷,可几十年一翻就过去了,雕航岁月。现在只是一息尚存,苟延残喘,只想闭门思过了。哪里还有精力像你们那样,可以逢山登山,遇庙拜庙。”
潘小伟依然小心翼翼:“听说冯老伯一向吃斋敬佛,每年还要来参拜一次北京的潭拓寺,所以修养高深。”
“因为多年前就有人告诉我潭拓寺里有释迦牟尼教主的真身。它也确实是中国最老的法场,本地人都知道:”先有潭拓寺,后有幽州城。‘说明潭拓寺比北京的历史还要长。每年的五六月份,正是莲花开放净心求佛的好时候。我这次请那里的方丈给我看了看命,因为今年是我的本命年,诸事要听天意。命书上说我今年偏逢大厄,不利争讼,必得广结善缘,不可意气用事。凡事多让一步,退守为安。所以我想,这次和你们潘家,还是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和了为好,何况香港的’九七‘大限临近,大家都要应变,没必要没完没了的斗气伤财。“
潘小伟机械地迎合着:“是,是。”突然又孩子气地问:“大陆的和尚是不是都是算命的高手?”
冯世民手中的雪茄不知何时已经熄灭了,他又重新把它燃起,抽了两口,才慢慢答道:“潭拓寺的方丈是位苦修成佛的高僧,为人指点迷津,很少虚言。他说我今年逢有‘天狗’、‘血刃’两颗凶星重叠,飞临命盘,因此凶象环生,必招血光。不过假如多做些慈善助人的事业,只间耕耘,不问收获,就能化险为夷。如果捐血或者开刀动手术,也能应血光之险。所以我想这次回香港以后,把我的直肠手术做了,医生一直劝我做的。”
潘小伟不知是随声附和还是真有同感,大睁双眼感叹了一句:“果然是高僧。”
冯世民看看潘小伟那张孩子脸,哈哈一笑:“其实这种玄虚遁甲之术,信则有,不信则无吧。”
潘小伟很勉强地刚要跟着笑,冯世民的笑声已经县然而止,话锋一转,突然问:“阿伟呀,你今天来见我,只带来这么一位漂亮的小姐吗?”
潘小伟猝不及防地愣了一下,马上说:“大哥还叫我带来一件礼物,我因为不知冯老伯是否驾到,所以进门时交给这里的人存起来了,我这就去取来。”
冯世民没有反对,只是高深莫测地笑一声:“是什么礼物呀?”
潘小伟站起来,说声稍候,便向门外走去,我自然也跟他一起出了这间包房。
冯世民的两个保镖也一步不离地跟了出来。我出来时听到冯世民高声吩咐:“阿文,叫个小姐来,我要唱歌!”
我们向存衣处走去,在大舞厅里“跳舞”的便衣警察们全都一愣,不知道我们为什么都出来了,目光警惕地跟着我们。伍队长坐在酒吧台那里,呷着一杯啤酒,不动声色。刘保华嘴里叼着烟,佯作如厕,对着我迎面而来,擦身而过,见我没有什么表示,便慢悠悠地走进洗手间去了。
我们在存衣处很方便地取出了琴盒,返身向KTV 包房走去。在走廊上,冯世民的两个随从叫住我们。
“对不起潘先生,麻烦你把盒子打开,我们要先看一下。”
潘小伟不知他们的用意,显得有点紧张:“我,我要当面交给冯老板。”
“没问题的,我们只是要先看一眼。不好意思啦,这是冯老板的规矩。”
潘小伟犹豫了一下,交出了琴盒。
“钥匙呢?”
潘小伟又交出了钥匙。
“对不起,”他对两个随从说,“我先去方便一下。”
一个随从笑笑说:“巧啊,我也要方便~下。”
他们一起走进了卫生间,刚刚从里边出来的刘保华返过头又跟进去了。潘小伟大便,天龙帮的人小便,刘保华对着镜子梳头喷香水。那种豪华夜总会的卫生间里,都摆着梳子、香水之类。三个人各忙各的,其实各怀鬼胎,没一个是真的。
冯世民的另一个随从用钥匙就在走廊上打开了琴盒,我站在不远处看见他仔细检查了一下,又把琴盒关上了。盒盖挡着,我没能看见小提琴。
刘保华在里边照镜子不能照个没完,不得不先从卫生间出来了,紧跟着像接力一样,又进去一位我们的便衣。这位便衣看见天龙帮的那家伙正在慢慢地洗手梳头喷香水,潘小伟则像是刚刚完事,抽水马桶哗哗响了一阵,他才整整衣服从里边出来,也站在水池前洗手。
刘保华和那个便衣都没发现任何反常。
回到走廊上,天龙帮的人把检查完的琴盒又交还给了潘小伟,但是拦住了我。
“小姐对不起啦,冯先生要和潘先生单独谈一谈。我们陪你跳舞好不好?”
我连忙看潘小伟,希望他表示一定要带我一同过去,我也知道他要真这样表示明显不合情理。果然潘小伟说:“月月,去跳跳舞吧,稍等我一下。”
我只好止步,望着他拎着琴盒,跟着冯世民的一个随从走进走廊尽头的KTV包房去了。
留下来的另一个随从笑嘻嘻地凑上来:“小姐,一起跳舞噗。”
我摇摇头说不想跳,就往酒吧台那边走。那个随从也没去跳舞,就一个人守在走廊上,抽烟。
队长依然守着吧台喝啤酒,我坐在他身边要了林可乐。这时,我们都看到刚才跟潘小伟进屋的那个随从又出现在走廊上,也点了根烟,和他的同伴低声说着什么。
队长小声问:“怎么回事,你们怎么都没过去?”
我说:“冯要和潘单谈。”
他问:“他们要谈什么?”
我说:“我怎么知道。”
他问:“刚才谈得怎么样?”
我说:“气氛还行。”
他问:“他们是三个人吗?”
我说:“对,加冯世民是三个,至少在走廊上的这两个人有武器,里边没有服务员。”
队长点点头:“他们还有一个人,在大厅里悠着呢。”
这时候,菲律宾乐队声嘶力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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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唱终于告一段落,大舞厅里开始了迪斯科时间,男男女女的客人纷纷离座拥挤在舞池里,随着倾刻而来的地动山摇的打击声,疯狂扭动起来。
震耳欲聋的音乐淹没一切。伍队长在我耳边喊了一句:“你进去催催潘小伟,撒点娇,叫他带你走。”
我明白队长的意思。起身往冯世民的包间走去。走廊上,那两个抽烟的家伙拦住我,“晦,小姐,他们还没有谈完,稍等一下啦。”我不理他们,继续往前走,并且装模作样地生气。
“还谈什么呀,我们还有事呢,得走了。”
一个家伙竟上来拉我:“小姐……”
我说:“你干什么,你放手!”
这时我们都听到一声尖叫,一声女人的尖叫,我们看到一个刚刚进去送冰块的服务小姐突然尖叫着从冯世民的包房里狂奔出来,“啊!啊!”她尖锐的叫声几乎压过了巨大的迪斯科音乐,“杀人啦!杀人啦!”她一路叫着跑过去了!
冯世民的两个随从放下我就向房间里奔去。我的心狂跳得几乎要从嘴里蹦出来,从头到脚刹那间像冰冻一样凉透了。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不由自主地跟着向那个包房跑去。
恐怖的尖叫声惊动了夜总会里所有的人,迪斯科音乐依然像打桩机似的敲击着地面,但没有人再跳,人们全都惊首四顾!伍队长从高高的酒吧凳上一跃而起,向走廊这边直冲来,刘保华高喊了一声:“谁也别动!”
冯世民的两个随从又仓皇地从包房里跑出来,在走廊上被历队长用枪逼住:“举手,别动,我们是警察!”
很快有几个便衣冲上去缴了他们的械,铐了起来。另一个一直躲在大舞厅暗处“望风”
的天龙帮分子也被两个便衣架住,束手就擒。
夜总会里边和夜总会外围的警察接到紧急信号,立即封锁了夜总会的所有出口,几百个跳舞的客人和在KTV 包房的客人纷纷拥出来打听发生了什么事情。没有人向他们解释,他们看到的只是脸色严峻的便衣警察和已经面如土色的夜总会经理。
除我之外,伍队长是第一个走进那间包房的,十分钟后,处长也赶到这里。他看到的,是一群垂头丧气表情阴沉的部下和一个清晰明了无可争议的杀人现场!
冯世民倒在那个有着宽大靠背的英式沙发的脚下,从右盾上方的枪孔里流出的暗红的血,稠稠地半凝在丝织的地毯上。子弹从脑后穿出时带出的红色的和白色的液体,喷雾一样浆在沙发上方的淡黄色的墙上。他的左手还松松地摸着一只麦克风,看来他是歌唱着死去的!
刚刚被服务小姐扔掉的冰筒还躺在地上,晶莹的冰块泼了一地。茶几上林盏零乱,残酒几许,一只五颜六色的水果拼盘,却还没有动过。在那拼盘的旁边,触目地摆着那把打开了盒盖的小提琴!
这一切一眼看去,宛如一幅精心安排的静物油画。
我们分头搜查了夜总会的每一个包间,每一个办公室,每一个库房和操作间,所有角落都细细查找了一遍。潘小伟不翼而飞。
海岩:上次听你讲美高夜总会潘氏家族献琴求和的一幕,真是风云突变,扣人心弦。真看不出你这样一个女孩子,居然经历过如此惊心动魄的场面。
吕月月:那天晚上我们把无关的客人全都放走以后,进行了现场勘查。那天来的技术人员特别多,阵容很强。拍照、取痕迹、画图、取物证,分了几个小组同时进行,勘查工作进展得很快。
处长和队长找了一间KTV 包房,叫人把美高夜总会的香港经理带了来,就地进行了讯问。
那矮胖经理承认是冯世民手下一个姓马的人在几天前亲自来为冯预订了包房,今天冯来了以后,他手下人吩咐说冯老板要在这里会个客,服务小姐除了送酒送水果之外,暂不要入内陆着。因此,这个包房内究竟发生了什么,夜总会的人无从得知。伍队长请矮胖经理把KTV 包房的预订登记本拿来看看,矮胖经理说没有登记本。又找中方经理来问,中方经理看那矮胖经理的脸色,支支吾吾也说没有,但那表情分明告诉我们是有。于是伍队长让我去找门口额位的小姐问,小姐二话没说,拉开领位台的抽屉,就把预订登记本交给我了。
登记本上确实记载着一位香港的马先生在五月二十日预订五月二十五日的房。但是同时还记载着五月二十日当天,还有一位李先生,也是香港人,也订了二十五日的房。两个订房都是由矮胖经理亲自填写在预订本上的。
问矮胖子那李先生何许人也,矮胖子一口回说记不得了。
伍队长火了,拍案而起,对矮胖子吼了一声:“那就跟我们走一趟吧,你被拘留了!”
矮胖经理双目圆瞪,大声叫屈,他喊:“我们这里是中外合资的歌舞厅,你们不可以乱来呀,客人发生什么事和我们有何相干声又喊:”我是有英国护照的,你们无权拘留我,你们侵犯人权!“
队长一听他喊什么侵犯人权,一皱眉头,喝令周围的刑警:“把他铐起来!”几个小伙子立即上前把矮胖子铐住。矮胖子脸色顿时煞白。
在我一向的印象中,我们队长总是随和持重,宽宏待人的,我从来没见他这么凶狠过,他逼视着那位已经瑟瑟发抖的“美国公民”,一字一句地说:“你给我听好,你知情不报,串通杀人,我肯定能找到证据的,今天我们把你从这儿带走,你就别想再回来了!”
矮胖子挣扎着,抖着嗓子失声尖叫:“我没有串通杀人呀,我没有串通杀人呀,请让我解释清楚,长官清给我一个机会!”
他显然被队长的虚张声势吓坏了,因为他弄不清国内的法律,他怕自己要真的被带到什么地方去,那就真的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回不来了。
队长的嘴角隐隐挂出些得意,越发从容了,对刑警说:“让他坐下来。”
矮胖子坐下来,刚才的矜持镇定顷刻瓦解。他重重地喘着气,嘴巴被鼻涕弄得一塌糊涂,细细的眼角不知什么时候迸出两滴眼泪。
在场的中方经理和夜总会工作人员大气不出地站在一边,表情紧张。处长示意刘保华先请他们出去。
中方经理和那几个工作人员被刘保华领出去以后,矮胖子开始了语无伦次的供述。他说他和冯先生和潘先生都认识,但平常没有来往的。冯先生的事要办好,潘先生的事也要帮忙,冯老板不好惹,潘老大也不能开罪,如此这般絮絮叨叨杂乱无章,我们听了半天才听出一点眉目来。
预订登记本上的那位李先生,果然是潘大伟的手下。前天晚上这位李先生专程来了一趟美高夜总会,找矮胖子看了房间,然后交出一张十万元港币的支票作为预订金。矮胖子说哪里用得了这么多,而且潘老板肯来赏光,免费孝敬也是应当的。姓李的说别客气,钱如果用不了也不用找了。矮胖子明白这是潘家有事要求他了,他更不敢接了。
姓李的很轻松,说没有大事你不用慌,我想知道冯老板二十五号要来会潘老板的弟弟,你们安排在哪一个房间?矮胖子说安排在里边一间,里边安静。姓李的说据我知道里边的包房原来的设计都是套间,你们现在是不是都把中间的门锁了当单间用?矮胖子说是的,因为单间不够用套间不好卖。姓李的说那好,我就用冯老板隔壁的房间,中间的门麻烦你不要上锁。姓李的又问,这些房间原来是不是还都有一扇门通后面的操作间?矮胖子说是的是的,原来都准备做宴会单间的,因此所有房间都有门通向后面厨房,可这些情况你怎么知道?姓李的笑而不答,又问厨房那边的运货电梯是否可以通到下面,矮胖子说可以,可以一直通到大厦后面的卸货平台去。姓李的说好了,别的不多麻烦你,钱你收好,这是潘老板的面子。
矮胖子收了这张支票,他猜测潘家大概过于谨慎,伯天龙帮在美高摆下一席鸿门宴。所以预先看好退路。他想这真是惊弓之鸟太过虑了,这是大陆,是北京,冯世民真要对潘家的人不客气,也不会选到这儿来发作。他可是一点都没想到,就是这张支票,成了叱咤香港几十年的天龙帮大龙头冯世民的“盒儿钱”。“盒儿钱”,你懂吗?
海岩:懂,北京人说“盒儿”,就是棺材。
吕月月:矮胖子交代的这些情况,和当天现场勘查的发现完全吻合。冯世民死亡的那间包房和隔壁相通的门果然没上锁,而隔壁房间通往后面厨房的那扇平常被封住的小门也被撬开了。
据服务员讲,隔壁这间房里的客人是两个三四十岁的港客,和冯世民一样,也没让歌厅的小姐来陪。看来,潘小伟正是在这两个港客的接应下,穿过夜间无人的厨房走道,从运货电梯旁边的安全楼梯一直下到美高大厦的底层,从卸货平台逃之夭夭的。
海岩:冯世民是死于何人之手呢,是潘小伟还是隔壁那两位港客?
吕月月:当时我们分析,最大可能是死在潘小伟手上。
海岩:可潘小伟没有枪啊。你们刚进去的时候,那两个打手不是还搜过你们的身吗?
吕月月:在现场勘查中我们发现,夜总会男卫生间里有一个抽水马桶的水箱盖子歪了,地上有水淋痕迹,水箱里有一个空着的黑色油布包,箱盖上有潘小伟的指纹。
潘小伟是在天龙帮那两个打手检查小提琴时进的卫生间,显然他进去以后,就在这个抽水马桶的水箱里取出预先被人放在这里的,用油市包密封好的手枪。由此也可以判断,冯世民饮弹而亡不是偶然的突发的,他可能是死于一个精心设计精心准备的诱杀计划,潘小伟本人也可能是参与了这个杀人预谋的。
现场勘查和现场调查结束以后,夜总会的那位矮胖经理还是被我们带走了。他走时有些神智混乱,叨叨不停地要我们通知他的律师,刘保华问:“谁是你律师?”他又张三李四口齿不清说不明白。
处长、队长,一直到下面的每一个刑警,人人脸上都像打了一层灰灰的霜,这时已是凌晨四点钟,天快亮了。
海岩:不过小提琴总算拿到了,我觉得对于你们来说,只要把琴拿到手,就是胜利。
吕月月:琴是假的,经过鉴定确认,这不过是一只复制品,不过复制得很讲究,粗粗一看,可以乱真。
海岩:啊,这就闹大了。当时你怎么想?
吕月月:我都增了,潘小伟,潘小伟,他是那样一个天真幼稚,浑身都透着一股孩子气的人,几个小时以前,他还那么鲁莽直率,既无所顾忌又缺乏经验地坦白爱情……怎么又突然杀人潜逃,连一点诀别之意都没有暗示给我呢?莫非是梦?
在勘查美高夜总会杀人现场的同时,处长派人组成另外一组,去亚洲大酒店搜查了潘小伟住的房间。潘小伟随身衣服物品,一样没少。酒店的服务员已经为他开好了夜床,毛毯折起的一角,摆放着早餐卡和一枝玫瑰花,桌子上的保温盒里,暖着茶……
这房间里舒适温馨的情调丝毫预示不出主人将一去不返了。
局里很快下达了命令,当晚封锁了首都机场,授权机场公安,如果发现潘小伟企图登机出境,可以立即拘拿!各有关区县的公安分局也在北京火车站和各长途汽车站加派了巡查力量。
海岩:这么大的北京,通往外省的路线四通八达,查得过来吗?
吕月月:其实潘氏兄弟当时没有急着走。后来我才知道,潘大伟当初基于各方面考虑,确实是想交琴与天龙帮和解。但冯世民居然答应得那么痛快,却出乎他的意料。而且冯世民指定在美高夜总会见面,令人不能不疑,他不能不翻来覆去地琢磨这是不是冯世民安排的一场鸿门宴。而且仔细一想,退一万步说,就算冯世民确实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这个交琴方案对潘家来说,也有很大的后遗症。如果冯世民在得到小提琴后很快被大陆警方扣押并将提琴收缴,很可能会使天龙帮猜到潘家与大陆公安早有勾结,设下圈套,不但不会和解,反会仇恨增大,更加势不两立了。辗转犹豫之际,潘大伟突然想到,从天龙帮投靠潘家的那个人原是冯世民手下一个建筑公司的工头,曾经到北京具体指挥过美高夜总会的装饰工程,对美高夜总会乃至美高大厦的内部建筑结构,应该了如指掌,于是叫来细问。那人如此这般描述一番,还画了张平面草图,美高夜总会前后左右的空间通道,—一在目。潘大伟看了,面上没露声色,心里暗生杀机。他找来妹夫和几个心腹,商议了一下,决定一不做,二不休,索性自己摆下鸿门宴,就此除了冯世民这个世仇,造成天龙帮群龙无首,内部争斗的局面,潘家才有出头之日。
决心一下,潘大伟让他的妹夫留在香港坐镇,自己带了几个人,亲自飞到了北京。这件大事,非他弟弟潘小伟不能办,而他这个洁身自好的任性的弟弟,也非他亲自游说,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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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是绝不肯沾上血腥的。
于是在亚洲大酒店轰鸣震耳的迪斯科舞厅,在热浪逼人的桑拿浴室,他对潘小伟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迫之以威。这是潘氏一门生死存亡的一步棋,作为潘家一员,潘小伟理应是个过河的卒子。实际上弟弟应该明白他现在已经过了河,绝不能亲者痛仇者快,退步往回走!
大约天地万物间真有什么看不见的法则规律,不然潭拓寺的高僧怎么就那么准地算出了冯世民的灾数?木然二十五号晚上潘家在美高夜总会怎么就干得那么顺手?后来了解到的情况证实了现场勘查的结论绝对正确。潘小伟在隔壁潘家两个保镖的接应下,从KTV 包房出去,走厨房通道的安全楼梯,一直下到底层卸货平台。潘大伟和另一个心腹早已驾着一辆面包车候在这里,从容不迫地把他们接走了。
海岩:把他们接到哪儿去了?
吕月月:差不多在我们处长赶到美高夜总会的同时,潘氏兄弟出现在天龙饭店的大堂里。
海岩:潘小伟原来不就是住在天龙饭店吗,他们是不是也想杀个回马枪来个出其不意灯下黑?
吕月月:不,他们并没有到前台登记租房,而是直接到了行李寄存处。潘小伟拿出一个寄存牌,牌子上写明的寄存日期,就是他十多天前从香港飞抵北京的那一天。
海岩:啊,我明白了,他住进天龙饭店的时候就在这里存了一件行李。
吕月月:他从香港来实际上随身带了两个皮箱,一个装着他的日常用物,另一个按照大哥的嘱咐在入店时存在行李房了。
海岩:这是什么行李,值得他们冒险来取?
吕月月:这个箱子是潘大伟交给弟弟带到北京的,潘小伟并不知道其中何物。他们取出箱子随即离开饭店上了汽车,潘大伟就在车里把箱子打开查看。箱子里装了些零零碎碎的衣服。播大伟三下两下将衣服翻开,在衣服下面的东西暴露出来的刹那,他的脸色显出几分凝重,潘小伟借着车窗外路灯惨淡的光,他看到了……
海岩:一把意大利小提琴!
吕月月:对!
海岩:月月,我们说了这么多天,可直到昨天,这个故事的真正主角——意大利小提琴才千呼万唤地露了面。潘大伟也真敢冒险,竟然把琴就藏在天龙饭店的行李房里。
吕月月:潘小伟是按他大哥的交代存了这个箱子,他当初还以为这是大哥的重要文件或是文玩细软一类呢。
海岩;那么事已至此,你们公安局下一步该怎么搞呢?
吕月月:丢兵报将,人财两空,这案子在渐入佳境时突然急转直下,一败涂地。除了继续组织力量,查缉搜寻潘小伟之外,当时处里和队里,特别是我们这个专案组剩下的问题,主要就是检讨反思,听候处分了。
我自己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潘小伟送我的生日礼物,退还给行政科。那只娇小玲珑的真皮手包上,被地下车库电话亭窗户的玻璃划了一个显眼的外伤。行政科的一个女同志在验收登记时反复查看着那个划痕,皱着眉问:“怎么弄成这样了?”
我一时不知该怎么解释来龙去脉,只好简单说:“啊,划了个口。”
女同志面带不满,收了东西。当我走出房门时听到她对屋里的其他人嘟囔:“再好的东西,一说用完要交公就都不爱惜了……”五月二十六号、二十七号,我们动员力量在全市各涉外宾馆饭店反复查找,没有发现潘小伟。在全市各出租汽车公司中也查了两天,同样未见线索。飞机场和火车站是最早接到通缉令的地方。到了二十八号,我们估计,潘小伟现在依然滞留在北京的可能性,已经很小了。
说不定他在二十五日当天已经连夜离京,甚至此时还在不在中国大陆的境内,也很难说了。那几天我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像害了大病似的,内心的一切感觉都变得矛盾、混乱、颠倒。我想潘小伟现在在哪儿?这些天几乎形影不离的相处,我以为我了解了他,我以为他真的纯情,真的堕入爱河,真的把我当作可以和他一起筑巢而栖,天真相爱,像童话一样生活的伙伴。可他突然离我而去,一去不返,甚至没有道一声再会,道一声珍重。他明知道二十五号我们在“亚洲”他的房间里吃的那顿饭是我们最后的晚餐,可他为什么还要在饭前那么激动地向我袒露他的心?是作戏吗?
是玩笑吗?是欺骗吗?可这样对他自己又有什么意义呢?我真的混乱极了,因为我不断地想到他的那张脸孔——笔直的鼻子,红红的嘴唇,短短的头发;想着他登天安门时跳跃着爬楼梯的样子;想着他在天坛冲着回音壁说了那么多可笑的傻话;想着他用望远镜偷看京城一个窗口里发生的夫妻纠纷……想着他喜欢诗人顾城,喜欢顾城的浪漫和离世,喜欢顾城的超凡脱俗和想入非非。可难道喜欢顾城就非要像顾城那样去杀人,那样难以理喻吗?和顾城那个世外桃源的激流岛相比,也许潘小伟有一个恰恰相反的处境,也许他恰恰身处在一个比一般人的生存环境更赤裸更残酷的现实中,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他做的一切也许都不是出自他的本意和天性,他必须承受他的年龄本不该承受的压力和矛盾,和其它很多我们无从知晓的事情。
也许我把一切都想错了,也许他很善,也许他很恶!
二十六号和二十七号整整两天一夜,队里很多人都没有回家,忙着清理现场勘查材料,起草给上级的情况报告,部署对潘小伟的围追堵截。二十七号下午我实在困乏失态,就趴在办公桌上睡着了。
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和潘小伟坐着我们那辆老式的桑塔纳,不知去向何方。我开车他在旁边不停地亲我,还做了许多亲昵的动作说了无数缠绵的话。车至半途天色突变,风卷砂石,雷雨大作。有人用力敲我们的车窗玻璃,我对潘小伟说快跑有刺客。潘小伟说别慌可去同他们讲理。他把怀中抱着的一个婴儿交给我——这孩子是谁?——然后下车去和那几个歹徒理论。我发现他们像是很熟,像兄弟姐妹一样有说有笑。说笑片刻竟亲热如家人般勾肩搭背扬长而去,抛下我不闻不问。我情急大喊,怀中婴儿哭声震耳——这孩子是谁?——我不知该怎样哄他。忽又见一男子持枪向我走来,抬起一脚将车窗踢碎,慌乱之中我无处躲藏,心跳得接近窒息,绝望无助闭目等死。那男子向我连发数枪,我立刻感觉胸口被压迫得无法呼吸,脑子里幻化出金星万点,四肢厥冷,口唇发麻,不知自己是否已死,是否已灵魂出窍……
这时我醒了,是被刘保华摇醒的,他吃惊地瞪着我,问我怎么了,是不是做噩梦了,干吗出这种怪声。我摇头喘气,感到汗透内衫,疲惫已极。小薛在一旁看我,见我没事了便又坐下。
小薛那几天在办公室里一直不理我,我知道我伤害了他,可我没有心情再去解释什么。
五月二十八号清晨我真的发了烧,既不是感冒也没有炎痛,可这无名高热一下子就把我打倒了。我妈打电话到单位给我请了假。恰巧那天万副局长亲自到我们处来,参加了由处长召集的小提琴一案的研讨会,参与这个专案工作的同志除我因病缺席之外,都被通知到会。
和万副局长一起来的,还有两个面目严肃身份不明的陌生人。我们开会的时候他们一言木发,只是认真地听,在小本上密密麻麻地记。
据后来刘保华的形容,那天会议的气氛压抑得让人透不过气来。大家都想往角落里坐,处长叫大家坐拢些,李向华和我们几个分别挪了挪位置,伍队长依然坐在最边上闷头抽烟。
处长看了他一眼,没再叫他。
万副局长首先做了开场白,他说今天咱们就算是专案组内部的一个研讨会,案子搞成这么一个结局,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但是客观现实摆在这儿,没有办法,需要我们认真回顾一下,反思一下。今天先不谈责任,先分析原因。当然也不反对批评和自我批评。
万副局长很冷淡地讲了这么几句,就收住不说了。冷了一会儿场,处长咳嗽了一声,字斟句酌地说:“虽然,今天万副局长讲了先不讨论责任问题,但案子形成今天这个局面,我作为处长,肯定是要负一定领导责任的,要做自我批评,把关不严嘛。呢——这个案子呢,开始还比较顺,当中出的一些事,以及现在的结局,确实出乎我们的意料。说明我们在指挥判断上确实存在着主观主义的问题,工作做得不细,不扎实,然后又盲目乐观,认为一切进展正常,因此在战略上比较轻敌,战术上又比较冒险,大意失荆州。”
万副局长插话:“这个案子前后延续了近半个月,难道你们就没有发现对方的一点漏洞吗,就没有一个同志曾经提出过一点反面的判断和分析吗?对方这么大的动作,事前肯定会有一些蛛丝马迹的,你们这个专案组的老同志也不算少了,就没有一个人有所察觉吗?”
处长脸上很不自然,“这个,万副局长批评得很对,蛛丝马迹不可能没有,但我们确实大意了,工作不细,工作不细。”处长不知为什么瞟了一眼伍队长,他发现伍队长的目光和他冷冷地碰了一下,移开了,他迟迟疑疑地改口道:“啊,当然,有的同志是提出过不同意见,认为潘小伟对我们可能有所保留。但是提出这个怀疑的时间太晚了,已经很难改变既定的计划……”
李向华这时举了一下手,看得出来他想在局长面前发言,已经等了很久,万副局长点了一下头:“小李说说吧。”
李向华站了起来,他有点慷慨激昂:“这个案子到今天这个地步,我是早有预料的,而且我以前也不止一次地提过意见。处长刚才说疏忽大意,我看还不是一般的疏忽大意,这一大意就造成了纪春雷同志的无畏牺牲。
纪春雷同志牺牲后,我们也仍然没有认真反省,在没有十分把握的情况下就同意潘小伟与天龙帮接头。现在看来,潘家对美高总会的地形非常熟悉,这个接头地点显然不像他们所说的那样是冯世民指定的。所以我认为失败的原因很清楚,一是严重疏忽,二是方案太冒险,安全性很小,三是用人不当!咱们都知道,吕月月在个人感情方面本来就比较新潮,又比较任性,应该说,还很不成熟。而我们的监控对象呢,那可是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留学生,挥金如土的阔少。这种情况在八十年代还好说,九十年代社会大环境那么开放,年轻人的思想那么活跃,拜金主义那么普遍,问题就难说了。现在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忠于组织远远不如忠于自己,金钱美色一攻,很难脸不变色心不跳,保持气节,弄不好就吃吃喝喝混到一起去了。上次监控对象拉着目月月去王府饭店,吕月月既不请示也不报告,就去了。当时我是提了意见的,还不接受教训,后来去石景山游乐园又是擅自改变计划去的。如果稍微有一点点组织观念的话,我看纪春雷也不致于葬身鱼腹,光荣当烈士!“
“我插一句。”伍队长突然举手打断了李队长的发言,口气虽不似李队长那样激烈,但他一向很少这样急于开口。
“我反对这种说法,吕月月任性、不成熟、没经验,这些问题都存在,但她对工作是忠诚的,潘小伟是她冒着生命危险带回来的。要想拿回小提琴只有做潘小伟的工作,要做好潘小伟的工作不能没有吕月月这个角色,如果这里边有什么问题,一切责任在我,由我承担。但是这个案子本来就是死马当成活马医,不冒险怎么能把琴拿回来!”
万副局长厉声喝断伍队长:“琴你拿回来了吗?这又不是你的庆功会,嗓门儿那么大干什么!让人家把话说完嘛!”
万副局长一发火,伍队长一下子把话噎在嘴里,用力咽了口唾沫,僵硬地打住,低下头抽烟。会场沉默了片刻,处长对李向华说:“你接着说吧。”李向华脸色铁青,闷了一会儿,粗声说了句:“我说完了。”便坐下来。
于是这个会的气氛就更加紧张了,大家都闭着嘴看天,谁也不好发言,要发言就得琢磨是向着伍队长说还是向着李队长说。处长环顾左右,动员道:“大家接着说,都得说,啊,研究问题有不同看法是正常的。刘保华,你先说说。”
刘保华被点了名,向左看了看伍队长,向右又源一眼李队长,吭吭卿卿地开口:“案子没搞好,我们这些做具体工作的也有责任,调查侦察工作都是我们做的,做得不深入,没给领导当好参谋,影响了领导的决策。不过,呕,我的看法也不一定对啊,我总觉得胜败乃兵家常事,何况这是个旧案,那玩意儿都丢了好几年了,凭这么点线索,不那么容易找回来,这种案子也就是得试探着干,成不成谁也没把握。如果说指挥上真有什么责任的话,我看也就是求胜心切,操之过急了吧。
吕月月呢,年轻,头一回上手这么大的案子,缺乏经验这是肯定的。比如说,上次没请示就跟监控对象出去吃饭,是任性了点儿,随便了点儿。可没大离谱,啊,没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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