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
学校快要开学的时候，权虎和姐姐的案子也开庭宣判了。姐姐犯包庇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冯伍犯窝藏罪，私藏枪支弹药罪，并处有期徒刑九年；权虎犯串谋杀人罪，买卖和私藏枪支弹药罪、窝藏罪，合并判处无期徒刑。
那一阵保良忙于联系落实雷雷上学的事情，但每次庭审还是会去旁听。姐姐被判后从看守所转押到监狱，在狱中给保良来过一封信，信是寄到东富大酒店的，信中要求保良给她寄些钱去，还说她的身体如何糟糕。保良马上给她寄了五百块钱，他知道寄多了在监狱里也花不了的。他同时还给监狱写了一封信，要求狱方批准他前往探望姐姐。
雷雷终于上学了。
雷雷的学校离保良的住处和单位都不太远，上学前保良带
着雷雷在三点之间多次往返，好让雷雷尽量熟悉路线。上学后的雷雷已经能够自己回家，或者在路过东富大酒店时到酒店职工出入口等候保良下班，然后和他一起走回家去。
保良和雷雷的生活，进入了新的阶段。每天早上，两人一起起床，一起洗脸刷牙，一起准备早饭–上学后的雷雷应当有所成长，所以保良开始教他干些家务–雷雷不仅学会了使用煤气，厨房从此不用再锁．，而且，他还得到了一把家门的钥匙，他们每次走出家门时保良都让雷雷动手锁门。孩子的动手能力需要点滴培养，而动手能力的培养又可大大启发智慧。所以凡雷雷能动手的事保良都要他动手去做，动手也可以养成劳动的乐趣和服务的精神。
锁好家门之后他们并肩下楼，一路走到东富大酒店的街口才告别分手，保良上班，雷雷往学校的方向继续前行。中午雷雷就在学校里吃学校准备的学生餐，保良也不用天天冲刺般地赶回家里热饭了，他终于可以安心地坐在职工食堂的椅子上，和同事一起有说有笑，享用一顿从容不迫的午饭。享用这个字眼对保良来说，并不夸张，恰如其分。
因为有了菲菲给的一千块钱，也因为“骆驼样子”这份额外的工作，保良在交完雷雷的学杂费用，中午的学生餐费，上学应用的所有配备的费用之后，钱包里还余几百元钱可供机动。他从中拿了两百块钱，去分局还给夏萱。夏萱当初在他行乞被收容时给了他二百元钱，他当时就下决心一定还她。
他想，他今后一旦攒够了钱数，一定要向过去承诺的那样，把菲菲的钱全部还上。如果说，他偿还夏萱的钱是因为内心对夏萱始终若有的那份崇敬和感激，那么他偿还菲菲的钱则是因为他不想欠着菲菲。菲菲的钱是卖身的钱，用这种钱让人难以安心。
还有，他暗暗发誓，他以后一定要还掉张楠的钱。
想到张楠保良的心情总要陷入伤感，已经成了难以克服的一个“条件反射”。想到张楠他就不能不想起他们在一起的每个幸福时刻，那些记忆仍然保留着锋利的刀刃，让他的思绪稍一触及就会疼痛流血……
保良去了分局，去找了夏萱。
他和夏萱的见面，就在分局的食堂里边。
不是开饭的钟点，食堂里没有声音，这给保良带来一种异样的心情，有点紧张，也有点激动。而夏萱和他显然不同，她用她一向特有的平静，用一种事务性的表情，’接受了保良的好意，拒绝了保良的偿付。
“我不记得我借钱给你，”她说，“我不记得了。”
保良把那两百元放在桌上，他说：“那天我在地下通道，碰上你们和派出所一起清查。后来在派出所你们把我放了，你给了我两百块钱，我当时……我当时连声谢谢都忘记说了。”
夏萱淡淡一笑，反问一声：“我们为什么把你带到派出所去了?”
保良愣了半天，不知夏萱是不是真的忘了，他说：“因为我乞讨。”
夏萱说：“既然你是乞讨，那我给你的二百块钱，就是施舍，施舍是不需要还的。”
保良低了头，并没有收回放在桌上的钞票，他说：“也许你不愿意承认，可我一直把你当成……当成是我的同学，我的校友，你可能不愿意承认……”
夏萱打断保良：“我没不愿意承认，你是公安学院的学生，我知道的，我为什么不承认呢。”
“因为我是被学院开除的，因为我犯过很多错误，有我这样一个校友，你也许觉得耻辱。”
夏萱沉默了一会儿，不知为什么，只说了一句：“你现在不是挺好的吗。”然后把话题岔开，“你姐姐的判决已经下来了，你知道吗?”
保良点头：“知道了，我前两天给她寄了点钱去。”
夏萱问：“有什么要我帮忙的吗?”
保良想了一下，想不出什么，他说：“没有。”
夏萱说：“以后你有什么难事，需要我帮忙的话，就来找我。”
保良不知道夏萱是在表达一种由衷的友情，还是一种常规的客套，抑或是希望见面到此结束。但无论如何，他站了起来，向夏萱说了告别的话。
“谢谢你，”他说，“如果你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忙的话，也请尽管找我，我一定尽力而为。”
夏萱也站起来了，笑了一下，但很节制，她说：“我又不去你们酒店消费，你能帮我什么忙啊。”
保良想了一下，说：“我现在，是个体力劳动者了，有需要出力气的活儿，我都能干。”
夏萱很认真地接话：“不用出力气活儿，你能办吗?”
保良马上回答：“当然能啦，你说吧，我一定能办。”
“把这两百块钱拿回去。”夏萱说，“过去的事情别总放在心里，你已经有了新的生活，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幸福的感觉。我真心地祝愿你，能找到那种感觉。”
周三，保良接到了女子监狱寄来的通知，通知他在本周的周日，可以前往监狱，探视他的姐姐。
周日，保良和雷雷早早起床，天没大亮就走出家门，提着为 姐姐买好的食物和用品，向公共汽车的车站走去。
女子监狱设在省城附近的一个镇郊，清晨出发，乘公交车和长途车在途中辗转，上午九点就能到达那个无名的小镇。那一天从全省各地赶来探视的犯人亲属相当不少，青年壮年，老弱妇孺，全都拿着刚刚领到的探视证，排在监狱巨大的铁门前面。
上午十点，保良和雷雷随着第二批会见的亲属被民警带进铁门，鱼贯进入会见大厅，肃静地坐在一面玻璃隔墙的一侧，等着自己的亲人出来。五分钟后，犯人们从隔墙的另一侧被带进来了，保良和雷雷竖起脖子紧张地张望，在列队而进的女犯当中，竟然没有找到雷雷的母亲。当进人大厅的女犯全都依序坐定，面对自己的亲人用通话机开始交谈以后，保良才看见一位女警扶着面色苍白的姐姐，从门外蹒跚地走了进来。
雷雷没有遵守和保良事前的约定，眼泪哗哗地哭起来了。保良本想忍住不哭来着，但看到姐姐病人膏盲的样子，看到姐姐顷刻哭歪的面孔，他的眼圈立刻红了起来。他听着雷雷用通话机叫着妈妈，看见姐姐边哭边叫雷雷，他听不见姐姐说了什么，但从她脸上的表情可以想到，日复一日的与世隔绝，日甚一日的疾病磨损，姐姐乍一见到她亲爱的儿子，那是怎样一种肝肠寸断的心情!
那次会见只有二十分钟，大部分时间由雷雷占用，保良和姐姐说话时注意到姐姐的目光，在他的左耳的耳垂停留了很久。那里有母亲留下的一只耳环，那只耳环一直是母亲和儿女之间彼此相思的念物。
姐姐的声音虚弱，先问保良雷雷听话不听话，说雷雷要是真不听话你该打就打，别惯他宠他。然后，姐姐又问保良能不能去求求父亲，让父亲替她去求求公安厅司法厅的头头，让她尽早出去，求父亲可怜她现在一身是病。保良含混地点头，答应姐姐去
找父亲尽量说情。他没有告诉姐姐，他和父亲因为雷雷，因为陆权两家的前仇旧恨，已经中断来往，他不想让姐姐感到绝望。当一个人的肉体受到束缚的时候，内心残留的希望也许是生活下去的最后支柱。
会见结束的时间到了，犯人们听到民警的命令，纷纷站起身来。姐姐仍然由一位女警扶着，一步一挪地走在最后。保良和雷雷从另一侧走出会见厅时，有民警高声在问：“谁是陆保珍的亲属，谁是陆保珍的亲属?”保良不知出了什么事情，连忙出声答应：“我是。”民警说：“你过来一下。”
保良便拉着雷雷，尾随那位民警走进旁边的一间屋子。在那间屋里，一男一女两位民警让保良和雷雷坐了下来，由女的开口，第一句先问保良：
“你是陆保珍什么人呀?”
“我是她弟弟。”
“你叫什么?”
“陆保良。”
“这小孩是陆保珍的儿子吧?”
“对，他叫权雷。”
保良表面镇定，心里紧张，他抓住那位女狱警低头在小本上记录的间隙，插进去问道：“我姐，我姐在这儿有什么问题吗?”
“你姐姐进来已经一个多月了，”那位年长的女警说道，“进来后我们发现她的身体不好，经过监狱医院和省监狱局医院检查，诊断她患有多种疾病，特别是风湿病，比较严重，基本上已经丧失了劳动能力，生活自理也很困难。按照有关法律规定，我们考虑让她保外就医。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你姐姐除了她这个未成年的儿子之外，现在外面还有你和你父亲两位亲属，你回去和你父亲讲一下，家里也准备一下，等过两天这件事上面一批下 来，我们会立即通知你们，把她接出去保外就医。”
保良怔了半天，因为他实在不敢相信，姐姐居然这么快就能走出监狱的大墙，和他，和她的儿子雷雷，重新团聚在一起。他想到姐姐大概从来没在省城生活过，这么多年跟着权虎颠沛流离，生活不能安定，感情若即若离，如果能够去省城和他们一起安定地住下，好好治病，好好静养，又何尝不是一种幸福。保良看着两位狱警严肃的面孔，相信狱中无戏言，可他嘴里还是习惯性地发出一声疑问：“保外就医?”
姐姐保外就医的手续，办得似乎并不顺利。保良从那次探视回到省城的两周之后，才有一位狱警找到他的单位，和他取得联系。
保良是在酒店保安部的办公室里见到那个狱警的，是个男的，不是上次在女子监狱见过的那人。他们谈话时，保安部的头头也在座旁听。那位狱警首先通报姓名，说他姓丁，随即向保良问道；“你就是陆保良吧?”保良马上急切地点头：“是，保外就医的事批下来了?”
那民警愣了一下，居然反问：“保外就医，谁要保外就医?”
保良说：“哎，上次我去探视我姐，不是你们告诉我我姐可以保外就医吗。”
民警似乎听明白了，说：“啊，我不是女子监狱的，我是青平山监狱的。权虎是你什么人?”保良愣住了，半天才说：“啊，权，权虎?权虎是……是我姐夫吧。”
民警说：“权虎现在在青平山监狱服刑你知道吧，他就在我们那个监区。他人狱以后情绪很不稳定，我们还在做工作。权
虎的父母都不在了，家里没什么人了。他的妻子，也就是你的姐姐，也押在女子监狱服刑，所以权虎一直没有亲人探视，也没有亲人给他送衣物和零用钱来，这对他的改造情绪非常不利。前些天他向我们提出想见见他的儿子，他的儿子现在在你这里吧，啊?”
保良大概猜到是怎么回事了，他迟疑了一下，不得不答：“啊?啊……是。”
“你看你什么时候有空，是不是带孩子去看一看他。”
保良再次迟疑，没有马上回应。民警晓之以理：“权虎虽然犯了罪，但我们还是要尊重他的基本权利，他还是他儿子的父亲，他还有权利见到他的儿子。用父子亲情做做工作，也有利于我们软化他的反改造情绪，所以这件事希望你能积极配合……”
在民警滔滔不绝地论述之时，保良已经想好了他的态度。
“不行，孩子太小了，思想还很脆弱，我现在不想让他老是生活在他父亲的阴影里，说白了我希望他能慢慢把他父亲忘掉。他父亲判了无期徒刑，反正这辈子也不可能和雷雷生活在一起了，他要是真爱孩子，就应该为孩子着想。孩子现在生活得很好，他好不容易平静下来的心情不能再受干扰。”
民警并不放弃，他也许早就料到保良的这个立场，所以继续动员保良：“孩子是小，但总有一天要长大的……”
保良打断民警：“那就等他长大以后再说吧；长大以后他要不要去看他的这个父亲，他自己决定。”
民警让保良顶得噎了片刻，不由放慢了语气：“我知道你现在……你现在算是孩子的监护人吧，可你也要替孩子想想，他现在是和你生活在一起，可他和你在一起才几个月的时间，而他和他父亲在一起生活了六年，而且毕竟有血缘关系。你不能保证他心里不想他父亲，你不能肯定他对他父亲没有感情。孩子的
心理我们大人常常摸不透的，他失去父母心里肯定非常伤心，只不过他在你的面前，可能有意压抑这种心情。”
民警的话让保良的态度开始动摇，但依然嘴硬，而他的嘴硬，实际上已经迹近一种自我辩护：“孩子没有压抑呀，他现在生活、上学都很好，我没有给他压抑……”
民警不急不迫，继续下去：“我跟你说小伙子，就你这岁数，你的人生经验还不行呢，小孩的心情你真不一定了解。我七岁的时候父母离婚了，我跟我父亲一起生活，我父亲总在我面前骂 我母亲，他当然希望我跟他同样，憎恨我的母亲。我那时候就压抑自己，有时候也随着我爸骂我妈，这样家里的气氛就会好些，就不用和我爸发生矛盾，可我心里确实很压抑，因为我……我确实想念我的母亲。”
保良不说话了。
保安部的头头也从旁劝他：“陆保良，我看人家民警说的有道理。孩子想父亲这是人之常情，是孩子的天性啊。你现在虽然是孩子的监护人，可也要尊重孩子的权利。”
民警显然意识到保良退却在即，于是趁热打铁地说：“而且孩子总有一天要长大的，等他有了独立思考的能力，或者说，有了独立行为的能力，他肯定会想到他的父亲。如果他以后知道他父亲当初想见他但是见不到他，他肯定会伤心，甚至，会对你产生怨恨。”
民警的威胁恫吓非常婉转，因而也就巧妙地消弭了刺耳的感觉。保良走出保安部时一脸郁闷，心里非常别扭，非常抵触，却又知道自己理亏。
青平山监狱与女子监狱处在省城的一南一北，方向相反，却同样偏僻，同样荒凉。 据说青平山监狱是全省设施最为先进的一座监狱，专押重刑犯的，亲属会见室果然比女子监狱讲究多了。这一天不是囚犯亲属探视的日子，保良带着雷雷风尘仆仆赶到青平山时，时辰已近中午，偌大的会见厅里，只有保良和雷雷两个探视者，隔着宽大的玻璃，面对着孤零零坐在那一面的犯人权虎。
权虎见到雷雷，泪流满面啊。他的脸上除了痛苦的抽泣，几乎看不见他和雷雷说了什么。雷雷也掉了眼泪，但比他父亲冷静多了，他按照保良前一天晚上教的，告诉父亲他现在生活很好，让父亲安心服刑。这些话也是那位狱警教给保良的。保良教雷雷时雷雷还问保良什么叫服刑来着。保良说服刑就是在监狱里生活。保良还对雷雷说：监狱的生活也挺好的，在里边可以上学，可以打球，可以下棋，可以演节目，还可以看电视，只是不能出来。但里边也有商店，商店里的东西和外面一样，想买什么就买什么。
保良这次到青平山来，给权虎带了三百元钱，以雷雷的名义交给了管教干部。权虎本来已经止住了哭泣，听雷雷说他给爸爸带钱来了，又一次泣不成声。保良隔着玻璃看他哽咽着和雷雷说话，说的什么听不见的。他说，雷雷听，听一阵就点一下头。保良远远地站在雷雷身后，心里胡乱猜测着父子交谈的内容。这次单独会见，是受警察之邀而来，时间因此放得比较宽松。权虎和雷雷谈了二十分钟，又让雷雷叫保良过去，表示和保良有话要说。雷雷脸上拖着两行泪痕回头，叫舅舅过去，保良就过去了，坐下来接了通话机的话筒。
他此时面对的，是他的姐夫，是雷雷的生父，是他的仇人，是把他一家拆散揉碎折腾得死去活来的祸首。在权虎眼中，他无疑也是同样，是妻子的弟弟，是儿子的舅舅，是仇人的后代，是杀死挚友并带着警察把他绳之以法让他终生为囚的不共戴天的 死敌!
但现在，他是他儿子的监护人，扶养者，他将和他的儿子，长久地共同生活……保良坐在权虎的对面，把话筒贴在耳边，他和权虎彼此对视，他并不打算首先开口。他猜不出权虎一动不动的赤红的眼睛，究竟是冰冷还是灼热。
“保良……”
权虎哭哑的嗓子倍显苍老，但保良仍然从那似曾相识的音节中，听到十多年前权虎第一次到他家来找姐姐的时候，叫他名字的那份亲熟，那亲熟的感觉让保良猝然不知如何回应，是该叫他一声姐夫还是直呼其名。
保良支吾了一下，张了嘴却没叫出声音。他尚未来得及露出尴尬，权虎的态度已经让他吃惊。
权虎说：“谢谢你。”
权虎的第一句话，就是向保良表示感谢，保良不知道这一声简简单单的谢字，在权陆两家十年恩仇尘埃落定的今天，是否意味是相逢一笑，干戈玉帛?
但权虎的脸上，并无一丝笑容，他的声音，通过有线话筒的传导，多少有些失真，以至他的眼神和话语，包括刚才那声谢谢，都随之真伪难辨，虚实不清。
“雷雷就托给你了，你是他的亲舅舅，他的血管里，也流着你们陆家的血。我相信你会对他好的。现在我只求你一件事，我希望你能答应。”
保良浑身血液加速，从他九岁开始直到现在，这十多年来几乎所有爱恨，所有欢乐悲伤，所有必须铭记于心的历史时刻，都在此时此间，从朦胧的眼前，无序地涌过。他突然发觉自己已经成熟老练，已经是一个经风历雨的沉稳的壮年。
他对权虎说道：“什么事，你说吧。”
“你别让雷雷忘了……他还有个爸爸。”
这个要求如此简单，如此合乎自然，甚至，如此令人可怜。但这个要求对保良来说，对他今后的生活来说，可以料想，将会带来多大的麻烦。
但这个要求保良无法拒绝，他冲权虎点了一下头，对他说道：“我会的，我会带你的儿子雷雷，定期过来看你。如果你今后在这儿生活上有什么困难，你儿子雷雷会帮助你的。”权虎也点了一下头，脸上露出了感激的笑容，眼里淌下了感动的泪水。保良看得出的，那笑容是真的，那眼泪也是真的。
“谢谢你……”权虎的哽咽，也是真的，“我这一辈子，都会谢谢你的……”他这一辈子，都将在这个高墙电网的牢狱中度过，从现在的年轻精壮，一直到将来白发苍苍。他这一辈子，如果还会有人一直爱他，并且让这份爱陪伴他到老到死，那么这份爱只能出自一个人的心里，那就是雷雷。
保良平静地说：“你不用谢，因为他是你的儿子。”
从青平山回来的第一个雨天，大概也是这一年当中的最后一个雨天，保良接到了省女子监狱的正式通知，他的姐姐已获准离开监狱，保外就医。
保良冒雨独自去了他曾经去过的那个小镇；在位于镇西的女子监狱的铁门之外，迎接步履艰难的姐姐出来。姐姐身上穿的衣服，就是保良从涪水姐姐家中取来送到看守所的那件秋装外套。季节已是秋末冬初，姐姐的外套里面，虽然套了好几件外衣内衣，但秋风秋雨的阴潮，还是让姐姐瑟瑟发抖，也将她的病状凸现无遗。
在回省城的公共汽车上，保良始终把姐姐搂在怀里，从他十四岁以后，他和姐姐还从来没有这样相依相亲。他知道在这条秋雨泥泞的路上，姐姐一定需要他胸前的灼热，一定需要他有力的臂膀。
车到省城时姐姐睡着了。
保良推醒姐姐，扶她下车。
保良看到，姐姐醒后双目呆滞，举步蹒跚。
姐姐是被保良背回家的，保良一只手还要拎着姐姐带出监狱的一包衣物，他背着姐姐在他住地的派出所登记后回家的路上，已经有些体力不支，因此他不得不在往八楼爬的时候，中途休息了两次。而姐姐似乎对这幢她将在此将养的楼房，甚至对这座与监狱天壤有别的城市，都缺乏应有的兴奋与好奇。
傍晚，雷雷回来了。他自己用钥匙开门，一进门先进厨房，给正在做饭的保良看老师批在他作业本上的评语。当然，那是夸奖的评语。保良看后也夸奖丁雷雷几句，然后揽着雷雷的肩膀一起走出厨房，走进卧室。于是，雷雷在卧室的床上，看见了他的母亲。
雷雷并不知道母亲今天回家。
和保良预想的情形不同，雷雷与床上的母亲只是彼此呆呆地对视，并没有互相扑向对方抱头痛哭。保良推推雷雷的后背
“雷雷，你不认识妈妈啦?”雷雷没动，他也许对床上躺着的这个女人，真的感到陌生。
保良也感到陌生，姐姐在他十四岁离家出走那年，有多么青春美貌。多年以后，保良第一次在涪水重新见到的姐姐，竟是那样虚弱苍老，而现在床上躺着的姐姐，只剩了一副枯萎的躯壳， 一张蜡黄的面皮，一口游丝般的气息，一双虽然睁着但了无光泽的眼眸。
“雷雷……”
姐姐的嘴唇微微开合，发出似有似无的一缕气喘，然后她伸出一只手来，想让她的儿子近前。
保良推着雷雷的双肩，让他靠近自己的母亲。雷雷听话地让母亲拉住手臂，在保良的催促下叫了一声“妈妈”，叫完之后，雷雷没哭。
也许他是被母亲的样子惊吓住了，这与他印象中的母亲极为不同。也许他还没有完全适应家里的床上，忽然多了一个如此难看的面容。
姐姐也同样没有流泪，她的眼睛看去已彻底干涸，脸上倒是挂出了一丝难得的笑容，笑得非常疲惫，非常凄凉。
第二天保良请了假带姐姐去了医院，医生诊断姐姐确实患有多种疾病–严重贫血，内分泌失调，心律不齐……最严重的还是风湿。和上次在涪水看病一样，医生要求病人住院治疗，但保良一问大致的费用，只好取了些药，背着姐姐又回来了。
第二天保良上班，分别找了酒店工会和人事部的相关领导，说了姐姐的情况，问单位有无政策可以绐些困难补助或者预支工资，以后按月分摊倒扣。他得到的答复都是不痛不痒的官话–政策暂时没有，但你这情况，我们可以向上面汇报，上面要是研究出什么意见，我们尽快向你转达……
保良思来想去，无可奈何。他在夜市广场的那份工作，因为天气冷了，夜市管理处已经告知他做到月底即停，等到来年春天再说。但看来他已经等不到月底，姐姐病在床上，雷雷年纪又小，饮食起居都要照顾，他如果继续去做那份活体雕塑的兼职， 不仅时间，而且体力，都难以兼顾。想到下午保良再次请假，他先给夜市管理处打了电话，说明自己现在的难处，请求准许从今天开始不再上工。管理处的人也理解他的困难，确实属于事起突然，对他未按合同规定提前一周请辞，表示不会追究，还表示来年春天他要是对这份工作还有兴趣的话可以再和他们联系，态度诚恳而又宽容。
打完这个电话，保良拨通了刘存亮的手机。
也许刘存亮这一阵学做生意真的修炼了头脑，保良刚刚叹息两句他就先发制人唱开了苦经，说有一批服装砸在手里，要不赶紧周转出去，他只有去找根绳子再去找一棵歪脖树了。他居然还求保良替他找找关系看看谁有兴趣接下这批货来，价钱好说。他说保良你在东富大酒店工作肯定认识不少来来往往的有钱客人，你一定帮我打听打听，一定帮我打听打听……
保良无言以对，搞不清刘存亮是真的面临生死存亡，还是一种巧妙的推托。
挂了刘存亮的电话，保良又拨打李臣的手机。他这些年认识的同学同事，关系虽然都好，但没有私人往来，伸手借钱这种事情，只有从小磕过头的兄弟之间，才不显得冒昧滑稽。
李臣在电话里像是刚醒，旁边还有一个女人在问：“谁的电话?”李臣先答一句：“我弟!”才和保良寒暄。保良不多哕嗦，开宗明义：“李臣，你能借我一点钱吗，我实在没办法了，我想救我姐一命!”
李臣先问了保良姐姐的情况，然后表示万分同情，接下来他说了他的苦衷：“不是我见死不救兄弟，上次彩票挣的那笔钱我爸爸开餐馆全都用了，结果餐馆是开了可是光赔不赚，要不我怎么又回来找工作呢。工作到现在还没找到，我手头的钱也花光了。保良我这人和刘存亮不一样你都知道，我行就行不行就不
行爽爽快快……”
保良其实也知道自己病急乱投医，也知道兄弟各自谋生，借钱这事万难开口，开口也是白开。而且谁都了解他日常的那点收入，借了钱不偷不抢拿什么来还?所以难怪兄弟们王顾左右，乱找借口。
挂了李臣的电话，保良呆愣了半天，忽然拔脚就走。
保良走上了大街，搭上了出城的公共汽车。
保良以前来到武警的这个训练基地，不是春天就是夏天，山垄上万木皆绿，水田里映着白云，晴天时也有片片浮雾在山脊间缓缓移动，从车窗远远望去，眼里总是一派生机。
但此番再来这里，已是深秋叶黄的时节，梯田里干涸无物，山野间寒气逼人。基地门口站岗的土兵换了秋装也换了生人，盘问保良半天也没让进。电话打进去很久，才从里面出来一位军官，那军官倒还记起保良，还能热情寒暄，问明保良来意，才告知保良他的父亲早已搬走，早就不在这里了。
“冬天快到了，山里太冷，老年人住在这里不适宜啦。”军官操着上海口音埋怨保良，“你应该先打个电话过来问问，这么远的路不要白跑嘛。”
保良的心和山里的风一样冷，他吸着气问：“我父亲……您知道他到哪里去了?”“这个不晓得，省公安厅老干处跟我们打了一个招呼，他就搬走了，那天好像是有人过来帮他搬走的。”
保良愣愣地：“老干处?”
保良此行的路上，预想了很多结局。父亲是不准他再来的，但他又来了。他是来求父亲挽救姐姐，姐姐毕竟还姓陆，她病到这个地步，作为父亲应当救她，应当给她一条生路。他想父亲会
拒绝吗?过去的仇恨，难道会把人心变得像铁一样坚硬?
保良更愿意相信，父亲终会伸出援手。父亲一生个性强硬，如果你强势相逼，他必然以牙还牙，如果你弱势相求，甚至临死呼救，他一定会施以怜悯，尽到责任。
成败保良都已想过，惟独没想到的是，父亲已经走了。
回城的路上，天黑了下来，出了山换车进城变得比较艰难。来时乘坐的那路公交车天黑后就见不到了。保良便拦了一辆私营的小公共汽车，车上又挤又脏，而且比国营的公交车要贵。
上了这辆车没走多远，就在一个路口被几个穿制服的公路缉查拦住。缉查人员上车一看，马上抄了这辆车的牌子。保良听司机跟他们争来吵去辩了半天，才知道这次查的就是超载。
这辆车确实超载。
车被抄了牌子，又开票罚款，肯定是不能继续往前开了。缉弯们罚完钱后说你们要开也可以，三分之一的乘客必须下来。司机一脸气恼，把车停在路边，说什么也不开了，乘客有求的有骂的，司机一概充耳不闻。保良心急如焚，不知姐姐和雷雷在家饿着肚子见不到他该是怎样的情景。公路上又有车子路过，有乘客跑过去扬手拦车。保良找售票员要求退回车钱，售票员开始不退，后又说只退三分之一，保良和他各说各理，直至争吵起来。那司机正有一腔无名火无处发散，上来揪住保良粗口骂街，保良这些天聚积心中的所有焦灼，也突然找到了一个发泄的出口，在对方恃众拉拉扯扯你推我搡之际，保良控制不住手上用力，将那司机和售票员抡倒在地。车上的乘客中有司机的几个熟人，上来劝架并责问保良。司机从地上爬起来疯狂反扑，保良被劝偏架的人拉着难施拳脚，脸上徒挨几下，鼻血流了一嘴。他奋力甩开那几个乘客，和司机售票员打成一团，在混战中保良知道对方至少有三个人上了手，他无论身后挨了多少拳脚，只把攻 击的目标对准那个司机。他的各个击破的战术很快奏效，那司机终于被他打得滚在路边。打倒司机后保良又集中全力回身打那个售票员，那小子年龄和保良差不多少，但瘦弱力小，招架几下便落荒而逃，他一逃其他人也都且战且退。保良身上和脸上沾满灰土鲜血，从伤势看似乎最重，从结局看则大获全胜。尚未走远的缉查人员呼来了110警车，把打架的和愿意作证的全都拉上车子，拉到了附近的一个派出所里处理问题。询问当事人和证人得出的结论，是保良寻衅滋事好勇斗狠。民警来找保良谈话，说这事你是主要责任，你是愿意赔人家医药费损失费调解解决啊，还是愿意拘留十五天罚款处理啊?
保良昂着头说：“我都不愿意!”
警察被顶得直吸气：“嘿!”
保良要求给省公安厅老干处打个电话、民警恼了：你别找人，找人没用!你认识省公安厅的是不是?没用!有本事你找公安部长给我们这儿打个电话，我接了电话，我告诉你，我也放不了人!
保良说：我不是让他们过来捞我，我是让他们上我家去，我家有一个下不了床的病人还有一个七岁的孩子没人管，我有多大错不能让他们饿死病死!
这话把警察说愣了。
为了避免麻烦，警察在问清保良的情况之后，又查验了他的身份证件，登记了他的单位地址和家庭住址，就先把保良放了。
保良在公路上走了一个小时才拦到了另一辆小公共汽车，几乎所有的车子看见保良脸上的血迹都不敢停车搭载。他回到家往八楼爬时坐在楼梯上休息了两次，每次只要一坐下就再也不想起来。
用钥匙打开家门前保良下意识地抬腕看表，才想起手表在 打架时不知飞落到哪里去了。其实他不用看表也知道此时已近午夜，他进门看见卧室里亮着灯心就放了一半。他跌跌撞撞冲进去看见了姐姐和雷雷，姐姐躺在床上歪过头来看着保良，雷雷坐在床边，脸上挂满肮脏的泪痕。保良看见他们平安无事不知该哭该笑，倒是雷雷最先开口高兴地叫出了声音：“舅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