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0章 元朝的两个“武则天”
翻一翻《现代汉语词典》中的中国历代纪元表，你会发现其中有四个女性，一个是吕后，一个是武则天，另外两个并不是我们熟悉的萧太后或慈禧太后，而是元朝的两位女主：乃马真后和海迷失后，她们分别在1242-1246年和1249-1251年称制执政。
她们是怎样的两个女人呢？
乃马真后是元太宗窝阔台的皇后公元1241年，窝阔台因为酗酒而突然暴毙，蒙古军的西征进程被迫中止。当时大军正在朝中欧的维也纳推进，自此以后，蒙古大军再也没有踏上这片土地。
元太宗死时留下遗嘱让他喜爱的皇孙失烈门继位，但皇后乃马真氏不从，她想立他的儿子贵由为大汗。按照当时的制度，大汗的废立必须由库里尔台大会通过，而和贵由存在矛盾的拔都（成吉思汗长孙，威望很高）拒绝出席，所以乃马真后就自己出面开始掌权执政，这就是历史上的“乃马真后称制”。
乃马真后是一个身世颇有传奇色彩的女人。
乃马真后原本是成吉思汗的仇人蔑儿乞部首领的女人，成吉思汗灭掉蔑儿乞部之后将她赐给了三儿子窝阔台为妻。这个女人不但美貌绝伦，能力出众，而且长于狐媚之术，窝阔台被她迷得神魂颠倒，对她极为宠信。乃马真后的肚子也特别争气，先后给窝阔台生下了五个儿子。所以，窝阔台继承汗位之后，就把她立为了主掌后宫的皇后。
乃马真后是一个美丽精明的女人，却并不是个政治家，刚刚掌权就做起了糊涂事。
她一直喜欢以皇后的身份和西域人做生意，因此她最信任的人不是宗室贵族，也不是文武大臣，而是一男一女两个来自西域的回回人（就是现在的回族），男的叫奥都剌合蛮，是个商人，女的叫法特玛，是个巫婆。这两个家伙过去主要在后宫兴风作浪，乃马真后一称制，他们俩就跑到朝廷上来胡作非为了。
只会经商的奥都剌和蛮竟然被乃马真后封为丞相，为了夺取更多的权力，他和女巫法特玛互相勾结，屡次向乃马真后进谗，诋毁元老重臣，结果三朝元老耶律楚材忧愤而死，右丞相镇海等旧臣都被迫离开权力中心靠边站了，一时之间蒙古朝廷成了回回人的天下。在这种情况下，大蒙古国政事混乱，民不聊生，局势日益动荡不安。
乃马真后虽然有掌权的欲望，但她知道自己正在渐渐衰老，因此也一直在争取让儿子贵由合法继承汗位。公元1246年，拔都终于派他的弟弟别儿哥代表他来参加库里尔台大会了，就在这次会议上，贵由如愿以偿地成为了大蒙古国的第三任大汗，历史上称为元定宗。
贵由即位后不久，乃马真后就病死了。乃马真后一死，她所宠幸的奥都剌和蛮跟法特玛的好日子就到头了，前者被贵由找个借口砍掉了脑袋，后者被用毡子裹着抛进河里活活淹死了。
尽管贵由一心想在成就和声名上超过他的父汗窝阔台，但明显心有余而力不足。可是，他在好酒贪杯、沉溺女色上和他老爸的确有的一拼，而他的身体却一直虚弱多病、不堪一击，结果，他才当了两年多蒙古大汗，就撒手西去找他老妈乃马真后去了。
贵由的老婆海迷失后和她婆婆乃马真后一样也不是个省油的灯。
贵由大汗逝世后，海迷失后封锁消息，秘不发丧，而且向她婆婆乃马真后学习，自己临朝称制，掌握了国家大权。
海迷失后和她婆婆一样相信巫术，弄得朝廷上下乌烟瘴气，一团糟糕。更糟的是，因为新的大汗还没选出，贵由的两个庶出儿子，一个叫忽察，一个叫脑忽，各据一宫，互相对抗，也不听从海迷失后的诏令，另一方面，蒙古宗王们又擅发文书，各自为政。朝廷内部的纷争导致汗国陷入了混乱之中，加之又遇大旱，水泉尽涸，野草自焚，牛马十死八九，蒙古汗国已是危机四伏，岌岌可危。
当窝阔台的子孙们花天酒地、胡作非为的时候，拖雷（窝阔台的弟弟，就是《射雕英雄传》中郭靖的那个结义兄弟）的妻儿们正在努力树立自己家族的崇高声望，前者已经根本不是后者的对手了。公元1249年的库里尔台大会上，在以拔都为首的蒙古宗王的支持下，拖雷的长子蒙哥被立为大汗，他就是历史上的元宪宗，蒙古大汗的宝座终于从窝阔台家族转到了拖雷家族手里。
海迷失后和忽察、脑忽兄弟不甘心放弃权力承认失败，曾经互相对立的三人竟然联手作起乱来，而且还串联了窝阔台系的其他宗王们，但拖雷的儿子蒙哥、忽必烈（就是日后的元世祖）和他的妻子、老王妃唆鲁火贴尼都是相当厉害的角色，所以，叛乱很快就被平定了。蒙哥大汗处决了忽察、脑忽等首要分子七十余人，海迷失后因暗中策动窝阔台系宗王谋反被投入河中溺死。
乃马真后和海迷失后对权力都有着和武则天一样强烈的欲望，却又都没有武则天那样高卓的政治能力，她们临朝称制的故事就好像是历史老人给蒙古汗国开的一个莫大的玩笑，骄奢淫逸的窝阔台家族在笑声中一败涂地，励精图治的拖雷家族则在政治游戏中笑到了最后。
第81章 天下第一大案的真相
我们去商店买东西，到餐馆吃饭，在旅馆住宿，开发票时都会看到大写的汉语数字，如“壹、贰、叁、佰、仟、萬”等。汉语数字大写，在技术层面上确是重要的举措，堵住了账册上的一个漏洞，所以沿用到现在。可是，您知道汉字数字大写是怎么产生的吗？这就要谈到天下第一大案——明初洪武年间的郭桓案，汉字数字大写是这个反贪大案意外的收获。
之所以将郭桓案称为天下第一大案，是因为此案涉案数额之巨、涉及范围之广、涉案人数之多、造成影响之大堪称天下第一。虽然这个天下第一大案早已盖棺论定，但其中还是存在一些扑朔迷离需要你我共同探讨的地方。
冰山初显
事情的发生是这样的。
公元1385年，也就是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十八年，国家监察部余敏、丁廷举两位部长（御史）起诉财政部副部长（户部侍郎）郭桓勾结北平省政府（当时称为布政司）官员赵全德贪污国税盗卖官粮。起诉书上列出了郭桓的五条大罪：
第一条，郭桓等人勾结地方官员私分了应天、镇江等五府（州）的税收和秋粮。
第二条，郭桓等人收受地方官员五十万贯贿赂，任其私分浙西地区秋粮一百九十万担。
第三条，以郭桓为首的贪官污吏在征收皇粮国税时，巧立名目，扰民害民，收取的费用五花八门，多如牛毛，比如：车脚钱、水脚钱、口食钱、库子（即仓库保管员）钱、蒲篓钱、竹篓钱、沿江神佛钱。
第四条，郭桓等人收受应天、镇江等五府（州）富户徐添庆等人的贿赂，私自免除他们的马草（战马所需的草料），将负担转嫁给已经交纳马草的安庆百姓。
第五条，以郭桓为首的贪官污吏往粮食豆类里掺水增加斤两，导致大量官粮腐烂变质，事情败露之后，他们将成千上万担被毁官粮埋入地下以销赃灭证。
郭桓等人几年之内连贪污带盗卖再加上掺水毁掉的官粮，总共给大明朝造成了两千四百万粮食的损失，而这相当于当时整个国家一年的收入。结果，出身贫苦农民，深知“民以食为天”的明太祖朱元璋震怒了，他立即成立了以国家检察院副院长（右审刑）吴庸为组长的郭桓案专案组。
一损俱损
郭桓等主犯们的脑袋自然是保不住了，同时，对他们同党的追查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朱元璋“铁血皇帝”的气势和手段又一次在历史舞台上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很明显，朱元璋认为：把官员们拉出来排成一排，用机枪扫射可能有冤枉的，但隔一个毙一个，肯定有漏网之鱼。在这个想法支配之下，为了保证除恶务尽，他超时代地采用了国民党查杀共产党的理论——宁可错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
在严格的追查之下，朱元璋发现，几乎所有六部的官员都成了郭桓的同犯。其中包括文化部部长（礼部尚书）赵瑁、司法部部长（刑部尚书）王惠迪、国防部副部长（兵部侍郎）王志、建设部副部长（工部侍郎）麦至德等部级高官显贵，下面的臭鱼烂虾小喽啰更是数不胜数。此案过后，一个部里只剩下了寥寥可数的几个人，部长差不多成了光杆司令，这在世界历史上恐怕都是空前绝后的。
中央的官员“近水楼台先得月”，最先倒在了来势迅猛的肃贪飓风之下，地方官员当然最终也难以逃脱皇帝亲手编织的不疏不漏的优质渔网。朱元璋要求以赃款贿银为线一路严查下去，一直追查到最初的行贿者。最终的结果令人震惊，大明帝国所有十二个省政府竟然都有官员涉入郭桓案，朱元璋的愤怒可想而之，一声令下，把涉案的省（布政司）、市（府）、县（州县，当时的州大体相当于县级市）各级官员以及行贿的富户都锁上镣铐，打入死牢，等待他们的是那刑场上刽子手高高举起的血淋淋的鬼头刀。
据《明史·刑法志》记载，在郭桓一案中，“自六部左、右侍郎以下，赃七百万，词连直、省诸官吏，系死者数万人……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也就是说，从中央六部左、右侍郎以下，直隶和各省的好几万人都牵连在这个案子当中，被关进监狱处死，全国的豪民富户大多数因此破产。
兔死狗烹
郭桓案一起，数万官员人头落地，其中大多数属罪有应得，但也不乏蒙冤而死者。其中，最冤枉的当属最后被推上断头台的这个人，他是谁呢？您是如何也猜不到的，因为这个答案太匪夷所思、太出人意料了。
朱元璋在郭桓一案中采取的“铁血政策”在士大夫阶层和富民阶层中引起了极大的不安和不满，当初弹劾郭桓的余敏、丁廷举又上奏章说郭桓居心叵测地胡乱攀扯好人，而审判机关严刑逼供，结果无辜者屈打成招，造成冤案。为了安定人心，平息众怒，朱元璋需要找一只“羊儿”来替他承担罪责，找来找去，这个痛苦而致命的帽子最终戴在了负责此案的国家检察院检察长吴庸头上，于是，吴庸成了最后一个因郭桓案被杀的官员，而且死得极惨，被凌迟（就是民间所说的千刀万剐）处死了。“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吴庸的结局着实让人慨叹，令人深思。
之后，朱元璋传下圣旨大赦天下，宣布郭桓案就此结束，以后不再追究。天下第一大案至此收场，但是，朱元璋的肃贪风暴并未到此结束。
重典治贪
朱元璋使用重典，是对元朝以来官场松懈腐败恶习的一种有些过度的矫正。朱元璋常说，吾处乱世，不得不用重典。为了反腐惩贪，朱元璋规定，凡赃款达到六十两白银以上的，就要将犯罪者枭首、剥皮示众。当时，在县城附近都设有一座土地庙，作为剥皮行刑的场所，称作“皮场庙”。被剥下的案犯人皮中填满杂草，悬挂在官府公堂的座位旁边，以示警戒。后任官吏于此办公，无不触目惊心，肉跳不已。
其实，对于当年必定要死的官员来说，砍头已经是最好的归宿，比砍头更惨的刑罚多得不计其数，朱元璋在如何杀人上是颇有天才的。当时的酷刑，除凌迟处死之外，还有洗刷、铁刷、枭令、称竿、抽肠等死刑，此外，尚有挑筋、剁指、刖足、断手、刑膑、去势等让人生不如死的酷刑，一时间，明初官场简直犹如“活地狱”一般，以致鲁迅在几百年后仍对此大发感慨说：刑罚如此之残酷，令人感到不像是在人间。
对于贪官污吏、劣绅土豪，朱元璋确实是太狠了一些，但他对处于社会底层的老百姓是体恤有加的。在他的肃贪风暴之下，官场风气与元末相比为之一新，“百姓乐业，河清海晏”，而且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半个世纪后的“仁宣之治”时期。
第82章 大航海家郑和的前半生
“郑和下西洋”的故事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那么，明成祖朱棣为什么选择郑和作为下西洋这一大型外交活动的首席负责人呢？郑和在下西洋之前有什么与众不同的经历呢？
这事应该从郑和的先祖赛典赤·赡思丁·乌马尔说起。
咱们先说说赛典赤·赡思丁·乌马尔这个名字，此名来自阿拉伯语的音译，“赛典赤”是对贵族的称呼，“赡思丁”是姓，意为宗教的太阳，“乌马尔”是名，意为长寿。
从名字来看，郑和的先祖应该是来自阿拉伯地区的贵族，事实也的确如此。乌马尔不但是贵族，而且不是一般的贵族，他是传说中的“圣裔”，也就是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的后代子孙。乌马尔来到中国后，凭借自己的突出能力和贵族身份在蒙古国（后改称元）的军队中担任了重要职位。1253年，蒙古军队攻占了位于今云南地区的大理国，征服了当地各民族，并于1276年设置了云南行省，而被任命统治云南的就是能征惯战、屡立战功的乌马尔。
乌马尔不仅能在马上帮助蒙古人打天下，而且有着出众的政治才能，在他的治理下，云南政通人和，百姓安乐，他也得到了云南人民的拥护和中央政府的嘉许，死后被元世祖忽必烈封为“咸阳王”。
郑和的曾祖父仍然延续着“圣裔”的称号和姓氏，他的祖父则因为某些原因随了母姓，改姓马。郑和的父亲名叫马哈支，生有二子四女，长子文铭，次子三保，也就是后来的郑和。
郑和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回教徒，都有不远万里到麦加朝圣的经历，父亲和祖父言谈中对海外风情的描述让年少的马三保对外界充满了强烈的好奇心，这无意中为他将来的远洋航行埋下了伏笔。
公元1381年冬天，郑和十岁时，天大的灾难降临到了少年马三保的身上。
这一年，明朝军队攻进了元朝贵族据守的云南，打到了郑和的家乡昆阳州（今云南晋宁）。小马三保在战乱中和家人离散，不幸被掳进了明营，更为不幸的是，他在那儿惨遭阉割，成了太监。
几年后，马三保遇到了他生命中的贵人——朱元璋的儿子燕王朱棣，朱棣非常喜欢这个少年，就把他留在自己身边做了侍卫。在“靖难之变”中，马三保跟随朱棣南征北战，出生入死，立下了数不清的汗马功劳，特别是在郑村店一战中，他身先士卒，冒死冲锋，给朱棣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朱棣在南京称帝后，为了表彰马三保在郑村店（在今北京大兴境内）的英勇表现，御书斗大一个“郑”字赐之为姓，并给他改名为“和”，随后封他为内宫监太监，官至四品，地位仅次于司礼监。
从这时起，马三保成了我们熟悉的郑和。
郑和不仅懂兵法，有谋略，英勇善战，而且具有卓越的外交才能。
永乐二年明成祖派遣郑和出使日本，郑和统率楼船水师十万多人，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成功抵达东瀛，并向日本执政者源道义传达了明成祖的旨意，“使其自行剿寇，治以本国之法”。日本统治者自知理亏，立即下令逮捕倭寇首领，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情况，并与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签订贸易条约。在此之前，他还曾经成功出使过暹罗，就是现在的泰国。从事外交活动的经历和经验为他日后的下西洋之壮举写下了漂亮的引子。
其实，明成祖早就把郑和视为下西洋“首席执行官”的第一人选了，因为他在任命郑和为内宫监太监时，给他安排的职责中就有监造船舶这一项。
在内宫监太监的任期内，郑和不但积累了丰富的造船经验，而且按照明成祖的意图在大明海域进行了两次远距离的海上航行，增加了航海知识，积累了航海经验，为将来的下西洋远航打下了基础。
公元1405年夏天，一直雄心勃勃、渴望名震四海的明成祖派遣“钦差总兵太监”郑和率领两万七千多人的庞大船队从刘家港（今江苏省太仓县浏河镇）扬帆出海，迎风远航，驶向遥远而又神秘的西洋海域及沿岸各国。郑和凭借着自己高卓的军事才能和外交才能、深厚的地理知识和宗教知识，一次又一次地胜利完成了出使使命，在中国航海史和世界航海史上都写下了辉煌壮丽的伟大篇章……
第83章 风流才子唐伯虎的苦难人生
明代大画家唐伯虎是个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风流才子，民间有着很多关于他的故事传说，其中最著名的当然是他“三点秋香”的风流韵事，很多艺术形式都编演过这个故事，比如电影《唐伯虎点秋香》、评弹《三笑》、豫剧《风流才子》。
我们都知道，文学艺术来自生活、高于生活，所以，文艺作品中唐伯虎的人物形象和人生经历都当不得真，那么，历史上真正的唐伯虎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走过了一条怎样的人生道路呢？
唐伯虎实际上姓唐名寅，伯虎是他的字。唐寅之所以以“寅”为名据说是因为他生于庚寅年寅月寅日寅时，生日有这么多巧合的人好像应该有着一个顺风顺水、幸运幸福的人生，但事实却恰恰相反，唐伯虎的一生真可谓磨难重重，命运多舛。
公元1479年，即明宪宗成化六年，唐伯虎出生于苏州的一个商人家庭。他从小聪明伶俐，熟读经史，深受父母喜爱，而且家中还有一个妹妹给他做伴，一家人亲慈子孝，其乐融融。唐伯虎十六岁时参加秀才考试得了第一名，一时之间轰动了整个苏州城。十九岁时，唐伯虎和徐氏成亲，二人举案齐眉，琴瑟和鸣，非常恩爱。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唐伯虎二十多岁时，一连串的灾难降临到了他曾经幸福美满的大家庭中，父母、妻子、妹妹相继去世，家境也随之衰败。逆境之中的唐伯虎并没有一蹶不振沉沦下去，他在好友祝允明（就是大家熟悉的祝枝山）的规劝下潜心读书，在二十九岁那年参加应天府公试时，成功摘取第一名“解元”。
但人生对唐伯虎的残酷考验远远没有结束，新一轮的磨难正在前面的道路上等待着他的到来。
踌躇满志的唐伯虎在得中“解元”的第二年满怀憧憬赴京参加会试，却不料被卷入了决定他一生命运的“会试泄题案”。
当时主持京城会试的是大学问家程敏政和大文学家李东阳，二人都是饱学之士，出的试题比较生僻，很多考生都被难倒了，只有江阴考生徐经和苏州考生唐寅的试卷不仅扣题贴切，而且文辞优雅。于是，给事中华昶给孝宗皇帝上书弹劾程敏政收受贿赂泄露试题，如不严加追查，将有失天下读书人之心。
孝宗皇帝信以为真，十分恼怒，立即下旨不准程敏政阅卷，凡由程敏政阅过的卷子均由李东阳和其他考官复阅，并下旨将程敏政、唐寅和徐经押入大理寺狱，派专人审理。
李东阳等人复阅答卷时发现徐经和唐寅的卷子并不在程敏政阅过的试卷之内，审理得出的结果则是徐经到京城后曽拜访过程敏政，唐寅在程敏政被钦定为主考官之后曾请他为自己的一本诗集作过序，但并未查出受贿泄题的证据。
最后，孝宗皇帝下旨“平反”，三人出狱重获自由，华昶“以言事不实调南太仆主簿”。程敏政出狱后，愤懑不平，发痈而卒。唐伯虎被削去为官资格谪往浙江为吏，他耻不就任，弃职回乡。
关于这场“会试泄题案”，有人认为这是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结果，《明史·程敏政传》就是这样记载的：“或言敏政之狱，傅瀚欲夺其位，令昶奏之，事秘莫能明也。”
但毫无疑问的是，“会试泄题案”对唐伯虎造成的打击是极其严重的，他从此告别官场，绝意仕途，决心以诗文书画终其一生了。
屋漏偏逢连夜雨，科场失利且经受了牢狱之灾的唐伯虎返回苏州后，家中又发生了一个大变故，他的第二任妻子忍受不了清贫潦倒的生活，终日大吵大闹，最后甩手而去。
孤身一人的唐伯虎住在吴趋坊巷口临街的一座小楼中，以卖文作画为生，过着一种宁静淡泊、潇洒随意的生活，就像他在一首诗中所写的那样：“不炼金丹不坐禅，不为商贾不耕田。闲来写幅丹青卖，不使人间造孽钱。”
三十六岁时，靠卖画有了一定积蓄的唐伯虎在苏州城北桃花坞建了一座优雅清闲的园子，这里景色宜人，环境幽静，一曲清溪从一片土丘前婉蜒流过，溪边几株红桃绿柳，很有几分山野之趣。第二年，唐伯虎又建成了一处别墅，虽然只有几间茅屋，檐下却悬着“学圃堂”、“梦墨亭”、“蛱蝶斋”等雅致的匾额。
唐寅一生酷爱桃花，就给这处别墅取名“桃花庵”，自号“桃花庵主”，并作《桃花庵歌》明志：“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换酒钱。酒醒只在花前坐，酒醉还来花下眠。半醉半醒日复日，花落花开年复年……”他经常邀请祝允明、文征明等好友来此饮酒赋诗，挥毫作画，每次都尽欢而散。此时的唐寅日子过得清闲而超脱，却没想到自己在不久的将来会再一次身陷险境，命悬一线。
明武宗正德九年，即公元1514年，唐伯虎在明宗室宁王的重金征聘下去了南昌，不久却发现自己陷入了宁王的一个危险而可怕的政治阴谋之中。为了逃脱险境，保住性命，唐伯虎不得已向历史上的孙膑和《水浒传》中的宋江学习，自毁形象，佯装疯癫，这样才得以成功脱身回到苏州。
此后不久，宁王起兵反叛朝廷，结果在朝廷大军的打击下兵败如山倒，很快便被平定。
唐伯虎虽然凭借自己的智慧躲过了一劫，但他从南昌回来后身体一直状态不好，常年生病，以至于不能经常作画来卖，加上又不善于持家理财，于是生活再一次陷入了困境，一度靠向好友祝枝山、文征明俩人借钱度日。同时他的思想渐趋消沉，转而信佛，自号“六如居士”，深感“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语出《金刚经》）
在此期间，著名书法家王宠经常接济唐伯虎，并迎娶了他唯一的女儿为儿媳，这成了唐伯虎晚年最快乐的一件事。
明世宗嘉靖二年（1523年）的秋天，身体状况越来越差的唐伯虎应好友邀请去东山王家做客。在主人家里，唐伯虎碰巧看见了一幅苏东坡的真迹，其中有“百年强半，来日苦无多”之句。这两句正好触动了他的悲苦心境，回家后即卧病不起，不久便与世长辞了，一代风流才子就这样走完了他充满苦难的一生。
可能人们觉得唐伯虎这一辈子太不幸了，所以就特意以他为主人公编出了很多快乐有趣的故事传说，希望借此来安慰一下他那颗被这个世界深深伤害的才子之心。
第84章 导致明朝灭亡的那只蝴蝶
1979年十二月，美国气象学家洛伦兹在华盛顿美国科学促进会的一次讲演中提出：一只蝴蝶在巴西扇动翅膀，有可能会在美国的德克萨斯引起一场龙卷风。他的演讲和结论给人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从此以后，所谓“蝴蝶效应”之说就不胫而走，名声远扬了。
有意思的是，若用“蝴蝶效应”这一理论解读历史，也是有其意义的。今天，我们就来找找导致明朝灭亡的那只蝴蝶。
公元1644年，三月十九日，时值中国干支纪年的甲申年，李自成起义军浩浩荡荡开进大明帝国的都城北京，真正成了孤家寡人的崇祯皇帝在煤山（今北京景山）的歪脖树上自缢身亡，享国近三百年的大明王朝终于寿终正寝，入土为安了。
毋庸置疑，闯王李自成担当了明王朝掘墓人的历史角色，换了张献忠或者高迎祥，他们不见得能够完成这一伟大而又艰巨的任务。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当年李自成为什么要造反呢？是什么把李自成逼上了梁山呢？
李自成加入起义军其实是一个历史的偶然，这个偶然与崇祯初年一次小小的驿站改革密切相关。
驿站是我国古代的通讯机构，相当于现在的邮局，同时兼有政府招待所的职能。明朝时期，驿站机构已经相当完备，堪称世界第一。当时驿站密密麻麻遍布全国，驿站工作人员数以万计。政府传递信息确实极为方便，但是，驿卒们的工资在晚明时期成了政府的一个不小的负担，因为朱明王朝此时已是千疮百孔、奄奄一息了。
即位后的第三年，崇祯皇帝为了节省财政开支，采纳一个官员的建议，颁下一道圣旨，宣布裁撤全国各地的驿站。金口玉言的皇帝老倌上嘴唇一碰下嘴唇，成千上万的驿站小公务员就都下岗失业没了生活来源，而李自成就是其中的一员。在饿死和造反之间，他最终选择了后者。从历史的角度看，对于李自成来说，裁撤驿站是不幸，更是幸运，但对于大明王朝却只能是万劫不复的厄运的开始。
那么，到底是哪个官员给崇祯皇帝提了这个最终导致明朝灭亡的绝命建议呢？
此公名唤毛羽健，一个不错的名字，可惜人不怎么样，毛羽健当时在朝中担任御史，负责监察百官，给皇帝提意见。为什么说这位毛御史不怎么样呢？因为他建议裁撤驿站并非出于忠君爱国、为国抒难的公心，而是出于大大的私心，出于一桩风流公案引发的火气。
这场风流公案可是精彩的很！
毛御史是个一等一的“妻管严”，可是又实在耐不住偷腥的欲火，于是就趁老婆大人回乡探亲的空档，在北京偷偷摸摸包了一个“二奶”。俗话说，“纸里包不住火”，“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这段风流事最终还是传到了大老婆的耳中。
正当毛御史和“小三”如胶似漆、难解难分之际，老婆突然从天而降，几个大嘴巴落下来，打花了“小三”的粉脸，打歪了老毛的鼻子，打碎了二人的一场春梦。
河东狮之所以能够腾云驾雾般从遥远的老家赶到京城大发雌威，是因为她“乘传而至”，用现代话说，她是坐着驿站的高速马车（当时的规矩是沿路各站的驿马轮流上路，马歇车不歇）来到的。
因为偷腥儿挨了老婆打的毛御史心里窝囊得能吐出一个臭鸭蛋来，但他面对河东狮可是敢怒不敢言。毛御史既然没有足够的勇气跟家里的一把手叫板，只得把一肚子怒火发泄到驿站上，于是他给大明朝的一把手——崇祯皇帝上了一本，夸大其词地诉说驿站之害，并建议裁撤全国各地的驿站，正因为财政入不敷出而脑袋发胀头疼不已的崇祯皇帝当即拍板通过了，于是，李自成失业了，挨饿了，造反了，最终，大明朝被这个愤怒的前驿站工作人员给灭了。
显而易见，这桩风流公案就是那只导致明朝灭亡的蝴蝶，我们的寻找至此已经水落石出，真相大白。
如果毛羽健这只猫儿不偷腥或者他偷腥而不惧内，他就不会那么仇恨驿站，意欲除之而后快；如果没有裁撤驿站之举，李自成就不会因失业愤而加入造反者的行列；如果李自成没有被逼上梁山，就不会有后来的闯将、闯王，就不会有李闯王进北京，崇祯皇帝上吊自杀。但是，历史不能假设，一桩风流事最终断送了大明朝。
第85章 崇祯皇帝的六副面孔
我们习惯于将古代帝王分为明君（如唐太宗李世民）、昏君（如宋高宗赵构）、能君（如明成祖朱棣）、庸君（如清咸丰帝）、仁君（如汉文帝刘恒）、暴君（如秦始皇嬴政），而明王朝的最后一个皇帝崇祯帝朱由检却很难用一个名号来盖棺论定，因为这位皇帝既有能君业绩，又有庸君形状；既有明君风采，又有昏君行径；既有仁君姿态，又有暴君手段，是个极其复杂、难以捉摸、有着六副面孔的人物。
能君业绩
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二十二日，荒唐了一辈子的明熹宗朱由校一命呜呼，临死前他同意将帝位传给弟弟信王朱由检。八月二十四日，朱由检正式即皇帝位，这就是历史上的崇祯帝。尽管他只有十七岁，但比他哥哥要成熟得多。当时，朝政大权把持在以大太监魏忠贤和熹宗奶妈客氏为首的阉党手里。最初几天，双方是在紧张而微妙的气氛中度过的，表面一切如故，相安无事，背后已是剑拔弩张，一触即发。
九月一日，魏忠贤变被动为主动，提出辞去东厂职务以试探新帝的反应，崇祯帝不动声色，没有批准。次日，客氏提出出宫，这次崇祯帝没有客气，立即表示同意。九月二十五日魏忠贤给皇帝上疏请求停止为他建造生祠的活动，崇祯帝的批复不瘟不火：“以后各处生祠，其欲举未行者，概行停止。”这样一个顺水推舟之举，便终止了朝野上下齐拍魏忠贤马屁的不正之风，而又不致引起魏阉的恼怒。崇祯帝还不断地嘉奖阉党人员，他心中明白，这一切早晚都会“吃了我的给我吐出来”。他在静静地等候时机，同时暗暗地削弱魏忠贤的势力。
政治斗争是非常微妙的。倒魏的导火索最终竟然是由魏忠贤的党羽点着的。天启七年（1627年）十月十三日，御史杨维垣上疏弹劾兵部尚书崔呈秀（魏忠贤的得力干将），却美化魏忠贤，这摆明了是丢车保帅、李代桃僵之策。静候了七天之后，崇祯帝决定罢免崔呈秀，让他回老家待命。这一举动等于是掀开了倒魏的大幕。嗅觉灵敏的官员觉察到政治局势的新动向，于是揭发弹劾魏忠贤的奏疏连连不断呈到皇帝眼前。于是，崇祯帝立即开始行动，命令太监当着魏忠贤的面宣读了列举他十大罪状的奏疏。魏忠贤吓破了胆，第二天就请求辞去爵位，得到崇祯帝的允许。十一月初一，崇祯帝再次将魏忠贤贬往中都凤阳祖陵司香。
然而，魏忠贤是过惯了有权有势生活的人，出京时竟然还牛皮哄哄地带着卫兵一千人、大车四十辆。一个戴罪宦官竟然还敢如此飞扬跋扈，这无疑进一步刺激了崇祯帝敏感的神经。于是，他接着下了一道圣旨，命锦衣卫将魏忠贤缉拿回京。十一月初六，在阜城县南关的旅舍中，亲信散尽的魏忠贤自缢而亡，客氏被押往浣衣局乱棍打死，客魏两家子孙都掉了脑袋。
从此，树倒猢狲散，清算魏忠贤余党的行动迅速进行。崇祯二年（1629年）三月十九日，阉党终于被一网打尽，崇祯帝就这样不动声色、沉着老练地除掉了权倾朝野的魏忠贤。
明君风采
除掉阉党之后，崇祯帝亲自选拔了一批大臣，还下诏甄别被魏忠贤杀害或削夺职权的官员，该平反的平反，该起用的起用，一时之间朝廷风气耳目一新，京畿内外民心大快。
崇祯帝即位后，自奉特别节俭。他亲自带头穿浆洗过的旧衣，将许多金银制品都拿到银作局化掉充饷。由于国家财政困难，他多次减少皇帝开支，遣散宫中大批宫女。崇祯帝没有特殊嗜好，吃穿住用一概不讲究，声色犬马统统不沾身。
崇祯帝的勤政超过了任何帝王，工作起来不分昼夜。平时白天在文华殿批阅奏章，接见群臣，晚上在乾清宫看奏章，军情紧急时他连续几个昼夜不休息。同时，一道道诏谕传遍天下，罢除了为皇室服务的一切不急之役，与民休息；撤回了天下镇守太监，严禁宦官干政，严禁官员结交太监；向边镇发去银两，安定军心；戒谕官僚结党，建立完备的监察制度。这一道道诏令在帝国臣民心中唤起了希望。
在用人方面，崇祯帝虽然没有做到“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但颇具慧眼，他提拔任用的袁崇焕、洪承畴、吴三桂、郑成功、史可法等都是兼具文采武略，足以独当一面的杰出人物。-午后书社-
崇祯帝是个有远大抱负的皇帝，如果不是生在明朝末年，如果从他哥哥明熹宗手中接过的不是一个烂摊子，他可能会做出一番令人称颂的业绩来，但此时的明朝已经病入膏肓，无药可治了，他的所作所为也就自然透出一种强烈的悲剧意味。
昏君行径
崇祯帝以一己之力除掉魏忠贤一事，显然让他对于自己的政治才能产生了过高的估计。他在此后十余年的统治中，事事独断，事事亲为，过度迷信自己的能力，这样，他的自信，慢慢地变成了自负，变成了刚愎自用，并进而一意孤行，一旦败之，就文过饰非，拉过大臣当替罪羊，侥幸成之，则愈发自负，越陷越深。
陈新甲一案就充分体现了崇祯帝的虚伪、昏庸和冷酷无情。
松锦失守之后，崇祯便想和清军议和，以便专心对付起义军。兵部尚书陈新甲暗中与皇帝筹划讲和。一日，崇祯派亲信又送一道亲笔诏书给陈新甲，催他尽快设法议和。陈新甲不在家，那人便将密诏留在了书案上，陈家的书童误以为是普通的《塘报》（各省驻京人员所抄录的一般性上谕与奏章），就拿出去交给各部门传抄。这样一来，皇帝暗中主持和议的事就公开了出来，群臣哗然，立刻上奏章反对。崇祯帝无法抵赖，恼怒之余下旨：陈新甲着即斩决。理由是流寇破城，害死皇帝的亲藩（李自成破开封，烹杀福王），兵部尚书应负全责。
被崇祯帝冤杀的大臣绝不止陈新甲一人，而且往往是干正事的被杀，不干正事的下场还好一点。一代名将袁崇焕是明朝后期最有能力、最忠君爱国的大臣，而他的结局也是最凄惨的。冤杀袁崇焕是崇祯帝犯下的最严重、最不可饶恕的错误。
当初，崇祯帝是非常信任袁崇焕的，任命他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将整个对金（即后金，清朝前身）防务都交给了他。袁崇焕也没有辜负皇帝的期望，打了很多漂亮仗，致使明朝的劲敌努尔哈赤在宁锦兵败后连伤带病郁郁而死。
公元1629年十月，皇太极率领几十万后金军绕道直扑明朝都城北京。镇守辽西的袁崇焕得到情报，立即率领明军赶到北京，与敌展开激战。此时，魏忠贤的余党散布谣言，说后金兵绕道进京完全是袁崇焕引进来的。皇太极也利用在北京城下俘虏的两个太监陷害袁崇焕，他在军营中广泛散布与袁督师有约在先的谣言，并故意让那两个太监听到，然后放了他们。这两个太监回到宫中便把听到的秘密消息报告给了崇祯帝，昏庸的崇祯帝竟然深信不疑，立即下令逮捕了袁崇焕。两个月后，后金军队撤走，崇祯帝下令将袁崇焕凌迟处死，从而自毁长城，导致明朝败局一发而不可收。
暴君手段
崇祯帝1627年即位，次年改元崇祯。就在崇祯元年，陕西北部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一时间波诡云谲，风起浪涌，大明王朝疲于应付，回天乏力，除了内患，还有万历以来长期存在的外忧：后金汗国的不断侵扰。
在这样的严峻形势下，军事领导特别是兵部尚书的职位就凸显出来，变得异常重要，同时也尤其难当，而崇祯帝喜怒无常，动则委过与人的性格更使将领尚书们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崇祯帝暴君的一面在此也显露无遗。据说崇祯朝任兵部尚书或挂兵部尚书衔的先后近二十人中，除卢象升殉国，洪承畴降清外，竟全部先后死于崇祯的旨意。其中虽有几个该死之人，但往往是功劳越大，死得越惨，令忠臣心冷，叫敌人拍手称快。
崇祯帝最残忍、最嗜血的行为就是以凌迟杀害了一代名将袁崇焕。凌迟，就是俗语中的千刀万剐，是历史上最最残酷的刑罚。仅此一案就足以把崇祯帝钉在暴君的耻辱柱上。
崇祯帝的残忍在明朝灭亡的最后时刻又一次暴露出来。1644年三月，李自成的起义军攻入北京城。大势已去的崇祯帝送走三个皇子后，下令皇后和所有的妃嫔统统自裁，自己提着剑发疯似的四处乱砍。在砍死几个妃嫔后，他来到了长平公主居住的寿宁宫，一边声嘶力竭地大喊：“你为何生在帝王之家！”，一边挥剑砍下，长平公主顿时血流如注，倒在血泊之中。之后，崇祯帝又去昭仁殿杀死了昭仁公主。
庸君形状
崇祯帝并不是不想把国家治理好，但他没有足够的治理国家的能力，犹如小学生没有写出博士论文的能力一样。他精力充沛，沾沾自喜于自己明智的措施，但发脾气的时候也不可理喻。他对自己的错误永远有动听的掩饰，绝不寻求更正，却渴望他的部下歌颂他英明。
崇祯帝深知宦官的弊害，所以当权后立即把阉党清除。但他不久就发现只有宦官最忠贞，于是一切恢复原状，而且更变本加厉，大量的派出“监视宦官”到各军区，各重要城市去监视主管首长，这种行径完全是他刚刚撤销的监军制度的复活。
虽然崇祯帝自认“非亡国之君”，但面对已成燎原之势的农民起义军和强悍好战的关外铁骑，却束手无策，无力招架，只有仰天长叹，痛哭流涕的份儿，完全是一副庸君的模样，当年剿除魏阉集团时的沉稳老练，冷静自信都跑到爪哇国去了。
1644年初，李自成逼近北京，京师局势日益危急，而此时明朝国库已经告罄，根本无力御敌。崇祯帝只得下令勋爵百官捐助，可这些有钱的主儿到这时都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穷，根本不理会亡国降至。折腾了一个月，崇祯帝仅弄到区区二十万两白银，而大顺军进城后，从文武百官、太监贵族手中搜出的金银多达两千余万两。
对于一个连文武百官都管不了的皇帝来说，要想打败造反者，战胜入侵者注定是镜花水月，注定是痴人说梦，注定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仁君姿态
实事求是地讲，崇祯帝还是有一些爱民之心的。即位之初，他就颁布诏令，与民休息，停止为皇家服务的土木营造、织造烧造、珠宝采办等活动，取消受灾地区的徭役赋税，他还不断地宣布“减膳”、“撤乐”，削减后宫开支，减轻百姓负担。可惜，在他统治的中后期，内忧外患搞得他焦头烂额，心力交瘁，再也没有心思关心子民的疾苦、百姓的死活了。
就在崇祯帝自缢煤山（即现在的景山）之前，他的爱民之心又一次迸发出来，在内衣上留下了这样的遗言：……我死后没有面目见祖宗于地下，请去掉我的帽子衣服，把头发披到我脸上。任凭逆贼割裂我的尸体，不要杀伤人民一人。
直到这时，崇祯帝才想起他的百姓子民，可惜为时已晚，百姓们看到他的遗言，顶多会在评价他时加一点同情分，而绝对不会对他心存感激。
从即位时和临死前爱民之心的两次凸显，我们可以看到崇祯帝性格中非常突出的一面：易于冲动。容易冲动的人是不适合搞政治的，更不用说当位于政治巅峰的皇帝了，更不用说当千疮百孔、植物人似的晚明的皇帝了。
第86章 收复台湾之后的郑成功
郑成功收复台湾的故事大家肯定都非常熟悉，而且会想当然地认为，从那以后郑成功就像童话中的王子与公主一样过着快乐幸福的生活。但是，事实却远非人们想象的那么美满，实际上，就在收复台湾的战役刚刚开始时，郑成功已经步入了他人生的最后一年。
公元1661年四月底，郑成功率军经由鹿耳门海道进入台江内海并于禾寮港（今台南市北区开元寺附近）登陆，五月初攻取赤嵌城（今台南市赤嵌楼附近），荷兰守军出降。1662年一月，郑成功开始炮轰荷兰人在台湾的统治中心台湾城（今台南市安平古堡附近），二月，统治台湾近四十年的荷兰人向郑成功屈服，退出台湾。
收复台湾之时，郑成功写下了下面这首《复台》诗：
开辟荆榛逐荷夷，
十年始克复先基。
田横尚有三千客，
茹苦间关不忍离。
台湾光复之后，郑成功祭告山川，颁布屯垦令，开始了对台湾的开发建设。他下令屯垦的范围，北达噶玛兰（今宜兰），南至琅峤（今恒春），后因大肚土番与琅峤番人的反抗而放缓了屯垦进程。郑成功实际统治的区域大约是从二林（今彰化县二林镇）到茄藤（今屏东县佳冬乡）之间。
郑成功收复台湾继续抗清等于昭告天下他将抗战到底，永远不会向清政府屈服，清朝统治者对郑成功曾经抱有的一点点希望伴随着台湾的收复彻底地破灭了，控制在他们手中的郑芝龙（郑成功之父，已经降清）也就完全失去了价值，只有死路一条了，于是，他们以牙还牙，把郑芝龙一家推上了刑场。噩耗传来，郑成功面北而泣，悲不自胜，虽然他痛恨父亲的叛国求荣，但毕竟他是父亲的亲生儿子，曾深受父亲的宠爱啊，而且被害的是一大家子人啊！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正当郑成功深陷丧父之痛时，四月间，南明的最后一个皇帝，永历帝朱由榔被汉奸吴三桂杀死于缅甸的消息传到了台湾。虽然他没有见过永历帝，但那一直是他心中的一面写着“大明”的旗帜。如今，大明仅存的这面旗帜也倒下了，他为之流汗流血流泪近二十年的大明刹那间变得虚无缥缈、若有若无了，他怎能不痛彻心肺！
尽管内心承受着巨大的痛苦，郑成功依然在努力尽着一个中国将军的义务。
早在1657年，郑成功就曾经致函给爪哇岛巴达维亚的一位华侨甲必丹，要求他停止与菲律宾的西班牙殖民者进行贸易往来。郑成功曾多次对菲律宾华侨表示关切，并提出要率兵攻取菲律宾，以惩罚曾两次屠杀华侨的西班牙人。1662年，郑成功攻下台湾后，遣使到菲律宾向西班牙总督递交国书，谴责其杀戮掠夺华侨的罪行，严令其改邪归正，俯首纳贡，但西班牙人反而因此在马尼拉进行了第三次针对华侨的屠杀。
郑成功闻讯大怒，决定挥师征讨，为华侨报仇。他一面抚恤安置从菲律宾逃到台湾的华侨，一方面组织筹备军队，派人暗中与在菲律宾的华侨联络，以便在开战时里应外合，智胜敌军。遗憾的是，就在郑成功准备出兵之前，他听到了一个让他难以接受的消息：他的儿子郑经在厦门与家中的乳母陈氏通奸，并且生下了一个儿子，这个消息成了从心理上压倒英雄郑成功的最后一根稻草。
郑成功是一个治家极严的人，而且又正是心情悲愤的时候，所以他得知儿子的丑闻之后，立即命令部将郑泰处死郑经及乳母。郑泰因不忍而抗命不尊，郑成功更加愤懑不快，偏偏又因为水土不服染上疟疾而病倒在床。在疟疾与郁闷悲痛心情的双重折磨下，郑成功的身体越来越差，最后在这年的五月（1662年6月23日）不幸病逝，死前大呼：“吾有何面目见先帝于地下！”
《台湾县志》记载：“国姓公卧病当初，五月初二早，忽天昏地暗，黄风大作，初三更风雨交加，台江及安平外海波浪冲天，继而雷震电闪，如山崩地裂……初五日，天平雨晴了，初八日，国姓爷归天。”
郑成功离开这个世界时只有三十八岁，英年早逝，令人惋惜。屈指算来，他生于1624年，正是台湾被荷兰人侵占的那一年，而去世则恰恰在他收复台湾的这一年，好象冥冥之中他就是为了这个美丽的宝岛而生。
第87章 大清之亡一纸书
满清王朝之灭亡，实乃缘于一纸书也。
此“一纸书”就是孙中山先生1894年初写的《上李傅相书》，后世称为《上李鸿章书》。
这次上书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
从中法战争结束到甲午战争爆发的九年，即1885年到1894年，是中国在十九世纪下半叶一段最好的时期。在此期间，国内无大乱，远东的国际环境缓和，中国与西方各国都处于和平状态。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洋务运动历经三十年，效果明显，国内外战场上取得一系列胜利：左宗棠击败沙俄，成功收复新疆；冯子才在镇南关及谅山之役中大败法军；刘永福的黑旗军屡创法军；摧毁日本兵配合朝鲜开化党人制造的政变。当时，中国的国势并不比日本弱，英国权威人士评论说：“亚洲现在是在三大强国的手中——俄国、英国和中国。”十九世纪下半叶中国共进行了五次对外战争，中法战争后的《中法和约》是唯一一个没有割地赔款的和约。当时的环境应当说对中国的自强相当有利。
在这样的国际国内形势下，知识分子中间有不少人幻想当时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李鸿章能够利用他在朝廷的高位，以循序渐进的方式施行新政，推行改良，从而实现自强之梦，孙中山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出于这种思考，年轻的孙中山决定上书李鸿章。那时，他正在香港西医书院就读。
1894年1月底，孙中山回到家乡翠亨村闭门谢客，历时十多天写出了洋洋万言、思想精深的鸿文《上李傅相书》，他在其中提出“富国四策”：“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冀望出现一个能够改良时政的政府，采纳他“以农为经，以商为纬，本末具备，巨细毕赅，是即强兵富国之先声，治国平天下之枢纽”的治国谋略，实践他改变苦难民族生存环境的愿望。
是年二月，孙中山与好友陆皓东一同北上天津拜谒直隶总督李鸿章，当时李担任直隶总督这一要职已长达二十余年之久，同时，他兼理外交，兴办洋务，又与外国人接触颇繁，位尊权大，驰名中外。
临去天津前，改良派元老郑观应及王韬分别为孙中山写信给李鸿章所信赖的盛宣怀和慕友罗丰禄等人，竭力加以推荐。可是，孙中山虽然不惮路途遥远关山险阻前往天津，并对此次上书做了充分准备，寄予极大期望，然而结果却是热脸贴了冷屁股，事与愿违。“书上后，鸿章虽甚赞许”，但那时中日甲午战争一触即发，军务繁忙的李鸿章正在芦台督师练兵，顾不上这类接见，更无暇考虑这些和平时期的改革建议，仅答复说：“打仗完了，以后再见吧！”孙中山深感失望，“闷闷不乐”回到上海。
上书受挫之前，在孙中山的思想中，改良处于主导地位，受挫之后，革命和改良在他的头脑中展开了拉锯战。在这种思想状态下，孙中山与好友在六七月间到达北京。此次北京之行让孙中山充分目睹了清政府的贪污腐败，军备废弛，认识到“实现任何改进是完全不可能的”，从而在思想上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走上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革命道路。
五个月后，孙中山在夏威夷共和国（当时美国还没有吞并夏威夷）的檀香山成立反清革命组织兴中会，清王朝的丧钟敲响了！
1911年十月十日，武昌城头一声炮响，满清帝国土崩瓦解，不久，中华民国在南京成立，孙中山就任大总统。
如果当初孙中山上书得到了李鸿章的重视，他可能不会走上革命道路，而是成为康有为之前的“康有为”，如果没有孙中山的领导，清王朝就不会这么快地走向灭亡，这大概也可以作为蝴蝶效应的一个真实案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