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0章 范仲淹走进《水浒》之谜
《水浒传》第一回（有的版本称为楔子）中，北宋仁宗嘉佑三年，京都汴梁瘟疫盛行，民不聊生，宰相赵哲、参政文彦博建议大赦天下，免除税赋，仁宗准奏，可惜并未奏效，相反瘟疫却越来越厉害。这时，参知政事范仲淹出班启奏：“目今天灾盛行，军民涂炭，日夕不能聊生。以臣愚意，要禳此灾，可宣嗣汉天师星夜临朝，就京师禁院，修设三千六百分罗天大醮，奏闻上帝，可以禳保民间瘟疫。”仁宗便立即派人奔赴江西信州龙虎山去请张天师。张天师“在东京禁院做了七昼夜好事，普施符策，攘救灾病”，于是，“瘟疫尽消，军民安泰”，天下又是一片繁荣昌盛景象。
实际上，范仲淹是不可能出现在嘉佑三年的朝堂上的，因为这一年是1058年，而范仲淹早在1052年就已经逝世了。那么，为什么施耐庵要这样写呢？因为他对范仲淹有着特殊的感情。
施耐庵是江苏兴化人，比他早三百年的范仲淹曾在兴化为官，并且做了很多造福百姓、泽被后世的好事。
宋仁宗天圣年间，范仲淹任泰州西溪盐税官，他发现兴化（当时属于泰州管辖）地势低洼，常遭海水倒灌，海水退后，一片盐碱，难以耕种，就提请发运使张纶上奏朝廷建议在兴化筑堤挡海。宋仁宗准奏，而且任命范仲淹为兴化知县直接负责此项工程。
范仲淹到任后，领导兴化人民在东部沿海经白驹场（施耐庵的家乡就在此地）筑起一条长达一百四十三里的捍海堤（后向南延至通州，向北延至海州，共计七百余里，堪称一伟大工程），从此，兴化、盐城一带人民再也不受千百年来的海水倒灌之苦了，土地日益肥沃，生活大有改善。为了纪念范仲淹的功绩，人们将这条海堤称为“范公堤”（今为“通泰公路”）。
仅此一项业绩，范仲淹就足以在兴化名垂青史，万古流芳，但他为兴化人民做的大事可不止这一件。
在范仲淹任职兴化之前，兴化的经济和文化都还处在待开发状态，没有出过一个名人，甚至连有名有姓的文化人也没出现过。范仲淹到任后，在为民兴利的同时大兴教化，于兴化南城外，建立县学培养人才。县学位于三闾（即三闾大夫屈原）遗庙之侧，山子庙（纪念兴化创始人昭阳将军的庙宇）相对，共同构成兴化城内的一处优美精致。县学内筑有文会堂，范仲淹不但自己诲人不倦，还经常聘请有学之士到此讲学。在范仲淹的倡导推进之下，兴化境内读书求学蔚然成风。
范仲淹培育了兴化百代文风，宋朝时就有时梦琪首中进士，称为“开科第一”。自南宋咸淳至清末光绪，兴化有二百六十二人中举，九十三人中进士，在苏北实属罕见。文化名人也随之层出不穷，大家非常熟悉的就有小说家施耐庵、文艺理论家刘熙载、“扬州八怪”之中的郑板桥和李鱓等。
后来，兴化发生蝗灾，旱灾，上报朝廷后，皇帝没有当成一回事，当时已在中央任职的范仲淹又一次为兴化百姓请命，犯颜直谏：“宫中半日不食，当如何？”仁宗“恻然，即命仲淹安抚，开仓赈恤”。兴化人民深感范仲淹之恩德，他健在时就已建生祠供奉，死后建成范公祠，一直保留至今。
作为兴化人的施耐庵，和所有的父老乡亲一样崇敬仰慕先贤范仲淹，所以，他在创作《水浒传》的时候，将范公写入了书中，以表达自己的爱戴怀念之情。
《岳阳楼记》是这样写成的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几乎每个中国人都熟悉的名言警句，而且很多人都知道它出自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却很少有人知道《岳阳楼记》这篇文辞奇美、立意深远的散文佳作实际上是一篇看图作文。
范仲淹是北宋时期杰出的文学家、政治家、军事家，他的诗词散文都享有盛名，特别是词作《渔家傲》、《苏幕遮》和散文《岳阳楼记》，最为人们所熟知的当然还是这篇观图而作的千古奇文。
谈到《岳阳楼记》的写作，还得从范仲淹抵御西夏保家卫国说起。
宋仁宗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西夏国王李元昊入侵大宋西部边境，在定川寨大胜宋军，而后直取渭州（今甘肃省平凉市）和泾州（今甘肃泾川），泾州知州滕子京（与范仲淹同年得中进士，并且同属改革派）在招讨使范仲淹的支援下击退了西夏军，取得了泾州保卫战的胜利。战争结束之后，滕子京大摆牛酒宴犒赏三军，特别是羌族首领和兵士，并安抚死者亲属，按当时边疆风俗在佛寺里为死难将士祭神祈祷。
后来，有人弹劾滕子京在泾州时滥用官府钱财，虽有当时任参知政事（相当于副总理）的范仲淹和谏官欧阳修为之辩白申冤，但还是被从京城贬到了凤翔府（今陕西省宝鸡市），后又贬往虢州（今河南灵宝）。御史中丞王拱辰认为滕子京“盗用公使钱止消一官，所坐太轻”，于是，滕子京在庆历四年春又被贬到了远离京城的岳州巴陵郡（今湖南省岳阳市）。
仕途受挫的滕子京来到巴陵郡后，并没有一味地漫嗟荣辱、低沉消极，而是尽力为当地百姓办事造福，如扩建学校、修筑防洪长堤和重修岳阳楼等。
重修岳阳楼之后，滕子京给好友范仲淹写信请他作记，他在信中说“山水非有楼观登览者不为显，楼观非有文字称记者不为久”，并随信附送了一幅《洞庭秋晚图》，供范仲淹参考。
此时的范仲淹已被反对“庆历新政”的保守派们排挤出京城，由参知政事贬为邓州（今河南省邓州市）知州。他深知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滕子京之心境，收到老朋友的信后，就开始了《岳阳楼记》的酝酿。
庆历六年（1046年)九月十四日的晚上，邓州花洲书院内，夜风送爽，月光明媚。范仲淹把《洞庭秋晚图》张挂起来，开始凝神构思。他生于苏州吴县，幼时去太湖玩过，母亲改嫁后，又随继父到洞庭湖畔的澧州安乡（今湖南安乡）读书，所以对太湖、洞庭湖的风雨晴晦种种风情非常熟悉。如今怀想起来，岳阳景色之妙，全妙在那一望无涯的洞庭湖，你看她“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若夫霪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
在《岳阳楼记》中，范仲淹借楼写湖，凭湖抒怀，抒发了自己“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爱国爱民之情怀，表现了虽遭迫害仍不放弃理想的顽强意志，同时也鼓励和安慰了一样遭贬的战友。
不久，范仲淹的看图作文《岳阳楼记》送到了岳州巴陵郡，滕子京读罢大为感动，立即命人勒石刻碑以传之后世。文章最后那句格言——“先天下之忧而优，后天下之乐而乐”更是不胫而走，风也似的传诵开来，并且穿透几十万个日日夜夜，一直传到千年后的今天。
第71章 “厚黑”沈括
脸厚心黑的人大多存在于身为王侯将相的政治家中，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中很少有这样的，但很少不等于没有，《梦溪笔谈》的作者，北宋科学家沈括就是一个反例。
沈括在科学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他的《梦溪笔谈》被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称之为“中国科技史上的里程碑”，“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但谈到他的为人处事，实在乏善可陈。沈括不仅脸厚，而且心黑，而且在这两个方面都有着特别高的水平、相当深的造诣。
说起大科学家沈括的厚黑，大文学家苏轼和大政治家王安石是两个绕不过去的人物。
公元1069年，宋神宗赵顼即位，不久，王安石被任命为宰相，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变法运动。沈家和王家是世交，沈括父亲的墓志铭就是王安石亲自书写的，所以沈括积极地参与了变法，并且得到王安石的信任和器重，先后担任了管理全国财政的最高长官三司使等许多重要官职。
苏轼那时刚刚服完父丧回到京城。他在返京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造成了损害，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王安石变法。结果，苏轼像他那些此前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在被变法派控制的朝廷中站不住脚了，于是他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
两年后，沈括奉神宗皇帝之命到苏轼为官的两浙地区视察工作，临行前，喜爱苏轼诗歌的神宗特意嘱咐沈括到了杭州不要为难苏大诗人。
沈括和苏轼虽然一个擅长搞理科，一个是文学泰斗，但都是高级知识分子，而且曾经是国家图书馆的同事，所以彼此之间一直保持着比较密切的联系。两人见面之后，沈括先嘘寒问暖哥们儿义气一番，接着便要欣赏苏轼最近的诗文。苏轼向来对自己的字和诗都很自恋，就挺高兴地写了送给沈括，却没想到这些诗作后来竟成了他的罪证。
公元1079年，变法派中的李定等人故意歪曲苏轼的诗句，以讽刺新法为名大做文章，结果，苏轼到任湖州还不足三个月就因为“网织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狱，这就是文学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
令苏轼没有想到的是，他曾经的好朋友沈括竟然也站出来揭发批判自己。沈括以苏轼当年送给他的诗作为所谓的证据，向中央举报苏轼，说苏轼在诗里面诽谤朝政，讽刺皇帝。
幸亏宋神宗不是个真正糊涂的皇帝，且颇有爱才之心，而且宋太祖赵匡胤早在建国之初就定下了“不杀士大夫”的国策，所以苏轼才在坐了103天大牢、几次濒临被砍头境地之后幸运地逃过了他人生中这最可怕、最沉重的一劫。
如果说沈括不念旧情，栽赃诬陷苏轼还有些政治立场之争的色彩，那么他对于王安石的落井下石就只能证明他是个心黑脸厚、负义忘恩的反复小人。
如前文所言，王安石升任宰相开始变法时，沈括积极参加，力挺新法，成了变法派中的中坚人物之一。但是，几年之后，当宋神宗迫于皇太后的压力罢了王安石的相位时，沈括却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上书历陈新法的弊端和害处，气得王安石骂他“沈括小人，不可亲近”。
“乌台诗案”之后，苏轼走上了越来越远的外放之路，正是即从黄州到杭州，便下惠州向儋州，而沈括的官却越做越大，甚至成了主政一方的封疆大吏。
公元1080年，为抵御西夏，朝廷任命沈括为延州太守，兼任鄜延路经略安抚使。两年之后，又升龙图阁直学士。
但月满则亏，水满则溢，沈括不久就遇到了麻烦。在永乐城一战中，他和给事中徐禧等人贪功冒进，不听随行内侍李舜举劝告，在死地筑城，结果酿成永乐城惨败，损失士兵两万余人，民夫无算，高永亨、李舜举等都壮烈牺牲。此战是北宋历史上较大的惨败之一，并使得平夏城大捷之后良好的统一形势被葬送。
此事沈括虽非首罪，但他毕竟负有领导责任，加之在战役中救援不力，因此被贬为均州团练副使，随州安置，从此形同流放，政治生命宣告完结。
1088年，沈括移居润州，将他以前购置的园地加以经营，命名为“梦溪园”，在此隐居。
苏轼此时恰好又在杭州为官，担任比通判高一级的州郡一把手——太守，和沈括所在的润州相距不算太远。
赋闲在家的沈括听说苏轼当了杭州太守，便耐不住寂寞和清贫了，居然跟没以前的事一样，经常厚着脸皮跑去找苏轼叙旧打秋风。据说年长的沈括每次去苏轼那里都恭恭敬敬、礼数周全，像小辈见长辈似的，整得苏轼心里烦他却又发不出脾气来，只得听之任之，无奈敷衍。
沈括同志做人做到这个份上，也真是难为了这位大科学家了。
第72章 梁山好汉的历史真相
经典名著《水浒传》为我们描绘了一幅一百零八位好汉啸聚梁山水泊，对抗昏庸朝廷，大碗喝酒，大块吃肉，风风火火闯九州的壮阔画面，令人热血沸腾，心潮澎湃。可惜的是，后来梁山好汉在宋江的带领下接受了皇帝的招安，他们北破辽国，却因谗言而徒劳无功，南征方腊结果是同类相煎损兵折将，十停只剩三停，而宋江等更是被毒身亡，冤死异乡。
《水浒传》家喻户晓，影响深远，以至于不少人将其误作历史来看，实际上，其中的绝大多数内容是作者虚构的。那么，历史的真相又是怎样的呢？
历史上的梁山好汉并没有《水浒传》中那么多，只有三十六位，大体与一百单八将中的三十六颗天罡星相当，这三十六人逼上梁山的情形恰恰是一百单八将群雄聚义归水浒的缩写本或袖珍版。
故事的发生是这样的。
话说大宋宣和初年，道君皇帝徽宗赵佶在赏遍了书画珍宝，盖尽了殿宇楼台，玩腻了变法游戏之后，忽然对江南的奇石异草产生了莫大的兴趣，一道圣旨下去，贪官污吏们就没头苍蝇似的忙活起来了，于是，一个历史名词应运而生——花石纲。
所谓花石纲就是当时专门运送奇花异石以满足徽宗皇帝喜好的大型船队，一般是十艘船称为一“纲”。当时指挥花石纲运输的是在杭州特设的“造作局”和在苏州特设的“应奉局”等，这些局的官员奉皇上之命对东南地区的珍奇文物进行搜刮。花石纲所过之处，当地的百姓必须供应钱谷和民役，有的地方为了让船队通过甚至要拆毁桥梁，凿坏城郭，因此徽宗的这一爱好让江南百姓苦不堪言。据《宋史》记载，花石纲之役，“流毒州县者达20年”。花石纲最终成了激起方腊起义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也是梁山好汉聚义造反的一个起因。
当时，负责花石纲的最高一级官员是一个叫朱勔的家伙。此人原本是个二流子，因为臭味相投成了蔡京、童贯的狐朋狗友，就一路扶摇直上，当上了苏州“应奉局”的一把手，开始了欺压安善良民、搜刮民脂民膏的贪官生涯。
又一批花石纲筹备完毕了，朱勔差遣杨志、卢进义（卢俊义原型）、林冲、王雄（杨雄原型）、花荣、柴进、张青（张清原型）、徐宁、李应、穆横（穆弘原型）、关胜、孙立十二人为制使，率人前往太湖等处搬运。这十二人意气相投，惺惺相惜，就对天盟誓结成了异姓兄弟，不能同年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日死。当杨志等十一人押送花石纲到达颍州（今安徽阜阳市）时，孙立却因故落在了后面，作为带头大哥的杨志就让卢进义等人先行进京，自己留下来等待孙立。
日子一天天过去，孙立却一直不见踪影，而杨志的盘缠已经用完了。无奈之下，杨志同志给祖传宝刀插上草标，抱到街市上去卖，以便换些钱填饱肚子，付清店钱，充作路费。
俗话说，人倒霉了喝凉水都塞牙，这事就让杨志给碰上了！颍州城里有名的恶霸看上了杨志的宝刀，就牛不喝水强按头地想夺而走之，杨志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手起刀落，恶霸的脑袋瓜子就“咕噜噜”在地上滚起来了。
颍州知州大笔一挥，被迫杀人的杨志脸上刺字，发配卫州（今河南卫辉市）。孙立赶到颍州时，杨志刚刚动身去了发配之地，他快马加鞭直奔京城汴梁，和卢进义等人商议如何拯救杨大哥。当杨志在解差的押送下到达黄河岸边时，卢进义带领十一个弟兄从天而降，杀掉解差，救下了杨志，而后，十二位好汉打马上山落草为寇去了，不过，他们去的不是梁山，而是太行山。
宣和二年五月，北京大名府留守梁师宝（梁中书的原型）派县尉马安国一行人押送十万贯金珠、珍宝、奇巧缎物赶在六月初一之前到京城给太师蔡京上寿。消息很快传到了晁盖等人的耳中，他们就想劫下这笔不义之财，于是，晁盖、吴加亮（就是吴用）、刘唐、秦明、阮进（就是阮小二）、阮通（就是阮小五）、阮小七、燕青来了个八星聚义，确定了智取生辰纲的时间地点和行动计划。
当马安国一行走到五花营大堤上的田地里时，早已埋伏在此地等待他们留下买路财的八位好汉智力暴力并用劫走了价值连城的蔡太师的生日礼物。郓城知县尹大谅闻听此事，吓得出了一身白毛汗，连忙换了便服带着几个便衣警察到五花营附近微服私访，寻找线索，最终，他们在前村的“酒海花家”查到了生辰纲的蛛丝马迹。尹知县回到县衙后立刻命令董平带领三十名兵士前往石碣村追捕晁盖等人。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董平还没出发，县衙里的另一个人已经翻身上马奔石碣村而去，这个人就是宋江，他是晁盖的好友。有了宋江的报信，晁盖等人得以顺利逃脱，等董平带人赶到时，已是人去屋空，徒呼奈何了！
宋江正暗暗欣喜自己神不知鬼不觉地做了一件滔天大事时，没想到后院却起了大火，他的女人阎婆惜给他戴上了一顶绿帽子，姘夫名叫吴伟。一天，正当阎婆惜与吴伟在床上卿卿我我、缠缠绵绵时，碰巧宋江回来了，只见这个怒发冲冠的矮个子男人，二话不说，拿起一把刀冲了上去，“咔嚓”两声砍下了那对奸夫淫妇的脑袋。
杀了人的宋江不得不走上了逃亡之路，可是，天下虽大，却没有他这杀人凶犯的容身之处，只有一个地方例外，那就是晁盖等人占据的水泊梁山。
逼上梁山之后，宋江凭着自己的恩德、人品和能力，很快成了梁山泊义军的领导人。他率领梁山泊义军转战南北，攻城夺县，力量日益增强，义军所到之处，杀贪官，除恶霸，打土豪，分田地，深受贫苦人民的拥护和爱戴。梁山泊义军的影响越来越大，并与太行山义军遥相呼应，附近的官兵闻风丧胆，无人敢撄其风，就连当初缉捕晁盖等人的警察队长董平也反水上了梁山。
既然梁山泊周围的官兵已是惊弓之鸟，北宋政府只得从京城派来精兵良将征讨梁山泊义军。将门之后呼延绰（就是呼延灼）是这次围剿的主将，副手是刚刚改邪归正的海盗张横。
可惜这两个外来的和尚也念不好经，屡战屡败，但他们的确够坚强，屡败屡战。最后，皇帝的忍耐突破了极限，发出了最后通牒，然而结果却并不是皇帝老倌期望的破釜沉舟、背水一战，而是呼延绰和张横反叛朝廷明珠投暗了，宋徽宗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也只有抱着脚丫子喊疼骂娘的份了。
很快，水泊梁山又添了不少新头领，领军人物达到了三十六名，这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于是民间有了这样的说法：来时三十六，去后十八双。若要少一个，定是不还乡。
后来，梁山泊义军不幸在海州（今江苏连云港市）陷入了北宋名将张叔夜大军的包围圈，在突围失利和张叔夜循循善诱的情况下，宋江带领义军归顺了朝廷。北宋政府虽然没有背信弃义地杀死义军将领，但对他们并不放心，为了防止义军死灰复燃，朝廷把三十六人分派到各地做官，轰轰烈烈的梁山泊起义就这样失败了。
梁山泊起义几十年后被写入了《大宋宣和遗事》，而这本书中的梁山泊故事就是长篇白话小说《水浒传》的雏形。
第73章 高俅开篇之谜
《水浒传》中提到的第一个人物是宋太祖赵匡胤，第一个出场的人物是宋仁宗赵祯，但真正作为其开篇人物的却是奸臣高俅。
金圣叹在评批《水浒传》时曾做出这样的论断：“盖不写高俅便写一百八人，则乱自下生出；不写一百八人，先写高俅，则是乱自上作也。”此言一针见血，入木三分，极有见地，但是，施公耐庵为什么选择高俅而不是蔡京或者童贯作为开篇人物呢？难道他早在七百年前就预见到了和中国足球有关的某些人会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唾弃的对象。
若论名气（当然是臭名）和地位，蔡京和童贯其实更有资格代表奸臣来充当《水浒传》的开篇人物。
就名气而言，人家老童老蔡是当时流行民谣“打了筒（童），泼了菜（蔡），便是人间好世界”的主人公，还是臭名昭著、人人喊打的“六贼”（另外四个家伙是王黼、梁师成、朱勔和李邦彦）中的首要人物，而且在《宋史》中都单独有传，相比之下，高俅则差得远，不但没有在民谣中挨骂的份，也没有得以跻身“六贼”之列，不但没有自己的传记，就是在《宋史》的《奸臣传》、《佞臣传》里也没有他的影儿，关于他的资料只能到《三朝北盟汇编》和《挥麈后录》等历史边角料里去找。
就地位而言，蔡京先后四次入相，徽宗在位的二十五年中，他竟然窃据相位长达十七年；童贯则更是了不得，虽出身宦官，却领枢密院事，任枢密使掌兵权达二十年，权倾内外，时称蔡京为“公相”，称他为“媪相”，后更因镇压方腊起义有功而被封为太师，再后来又荣升广阳郡王，成了中国历史上获得爵位最高的宦官，也是唯一一个被册封为王的宦官。而高俅虽然也是高官，位居三公之一的太尉，掌握守卫京城的几十万禁军，但毕竟只是正二品。比一品的宰相和枢密使要低。
但是，施耐庵最终却选择了让高俅以“乱自上作”的代表身份来充当《水浒传》的开篇人物，原因何在呢？窃以为，有两个理由值得考虑。
其一，高俅的发迹史颇富传奇色彩，更适于写入小说。
《水浒传》中关于高俅发迹前的描写基本上和笔记体历史《挥麈后录》的记载基本一致，只是在小细节上有些出入。《挥麈后录》是南宋时人王明清的作品，而他的外祖父曾纡的父亲就是水浒传中的曾布（他的妻子就是和李清照齐名的女词人魏夫人），所以，这段记载应该是非常可信的。
据王明清所言，高俅原是苏轼的小史（也就是小秘书一类的角色，《水浒传》中说是书童），他为人乖巧，擅长于抄抄写写。元祐八年（1093年）苏轼从翰林侍读学士外调到中山府，临行前想把高俅送给曾布（虽然苏轼与曾布分属新旧两派，二人在元祐年间是有所交往的，而且还有着一定的交情），但是曾布婉拒了苏轼的好意，于是苏轼又把高俅推荐给了他的朋友小王都太尉王诜（即王晋卿）。
王诜是宋神宗的妹夫，端王（徽宗）的姑夫（《水浒传》中是端王的姐夫或妹夫），《宋史》中说，王诜虽然是堂堂驸马，但却是一个招蜂引蝶之辈，冷落蜀国长公主，公主后来郁郁而死，气得神宗在公主葬后立刻将王诜贬谪。不过王诜却是一个丹青书法的好手，徽宗在潜邸（以非太子身份继位的皇帝登基之前的住所）时，就常与之切磋，关系很好。
元符三年（1100年），王诜与赵佶在等候上朝时相遇，赵佶忘了带篦子刀，于是向王诜借了一个，修理了一下鬓角。赵佶用后对王诜说：“这篦子刀的样式非常新颖可爱。”王诜回道：“我最近做了两个，还有一个没用过，稍后就派人给你送去。”晚上，王诜就派高俅到端王府去送篦子刀（《水浒传》中是玉龙笔架和镇纸玉狮子，更有文化韵味），碰巧赵佶正在园中踢毬，高俅便站在一旁看，露出不以为然之色，或许是赵佶注意到了这个小厮的神情，便问道：“你也会踢吗？”高俅倒也年轻气盛，回答说能。于是二人对踢，高俅拿出全身本领，将毬踢得如鳔胶粘在身上一般，甚合赵佶的口味，赵佶大喜，当即派人传话给王诜：“谢谢你给的蓖刀，连同派来的人，我一起收下了。”高俅于是变成了端王赵佶的亲信。
更为凑巧的是，不久哲宗皇帝驾崩，作为皇弟的端王赵佶幸运地被太后选中继位，成了大宋皇帝，而高俅这个搭上末班车的潜邸“旧臣”，也鸿运当头麻雀变凤凰，一下子从一个闲散王爷的玩伴儿，一跃进入了大宋王朝的官场，并且在官场中青云直上，很快坐到了殿帅府太尉的位子上。
选择高俅作为“乱自上作”代表的第二个原因和北宋的灭亡有着密切关系。
北宋王朝走到徽宗当政时，虽然贪污漫天，腐败遍地，民不聊生，但还维持着表面上的繁华热闹，特别是在像东京汴梁这样的大城市里，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就是在此时创作完成的。尽管北边有宋江为盗，南方有方腊起义，实际上他们只算得上小打小闹，根本动摇不了赵宋江山的根基，如果没有女真人的悍然入侵，宋徽宗还可以继续当他的风流天子、太平皇帝；退一步讲，即使女真铁蹄打破了大宋的安宁，如果黄河以北的宋军战斗力够强，金军也过不了黄河；再退一步讲，即使黄河防线崩了盘，如果京城禁军经得起考验，北宋王朝也不会那么的不堪一击，立马玩完，那么是谁把几十万禁军彻底搞垮了呢？答案就是——高俅。
据《靖康要录》记载：“高俅……身总军政，而侵夺军营，以广私第，多占禁军，以充力役。其所占募，多是技艺工匠，既供私役，复借军伴。军人能出钱贴助军匠者，与免校阅。凡私家修造砖瓦、泥土之类，尽出军营诸军。请给既不以时，而俅率敛又多，无以存活，往往别营他业。虽然禁军，亦皆僦力取直以苟衣食，全废校阅，曾不顾恤。夫出钱者既私令免教，无钱者又营生废教，所以前日缓急之际，人不知兵，无一可用。朝廷不免屈已夷狄，实俅恃宠营私所致。”翻译成现代话，大意就是——高俅把军营的地皮建成私宅，而且很少进行训练，经常把禁军当作私役使用。如果你有手艺，就直接给高俅修建楼堂馆舍、亭台阁榭，如果你没手艺，那么只能花钱雇用工匠为高俅服务。不但如此，高俅还挪用军款，扣压禁军工资，导致家庭条件差的军士只能再找营生赚钱，这样就更没法操练了。于是，京城禁军“纪律废弛”、“军政不修”，成为“人不知兵，无一可用”的摆设，以至当国家危急，面临虎狼之师金军的进攻时，开封城内几十万的禁军很快土崩瓦解。
实事求是地说，人家高俅也不是一点训练都不搞。为了迎合徽宗皇帝志大才疏、好大喜功的心理，高俅在军队训练上玩了不少花架子，据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记载，高俅主持的军队争标竞赛是相当精彩的：（竞赛现场）“横列四彩舟，上有诸军百戏，如大旗、狮豹、棹刀、蛮牌、神鬼、杂剧之类。又列两船，皆乐部”，争标之前，先来一通吹吹打打，后面的争标竞赛，也要搞出“旋罗”、“海眼”、“交头”等各种花样，颇为热闹。徽宗看了龙颜大悦，十分满意。彼时彼刻，打死他也不会相信正是这个搞得他特爽的高俅若干年后断送了他的大宋王朝，同时也把他和他的皇子皇孙推上了去往五国城的啼泪泣血的漫漫风雪路。
从某种意义上说，北宋亡于禁军，而禁军毁于高俅，这一点和他那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发迹史一起把他捆在了“乱自上作”代表的耻辱柱上。
第74章 为什么被害的是岳飞
南宋大画家刘松年曾经创作过一幅稀世之作，名为《中兴四将图》，栩栩如生、纤毫毕现地描绘了刘光世、韩世忠、张俊、岳飞四位抗金将领。出人意料的是，我们最熟悉、最尊崇的岳元帅竟然排在最后，而杀害这位英雄的凶手之一张俊竟也位列其中。
解答这两个疑问并不难，岳飞排在后面是因为在“中兴四将”之中，他的职位最低、资历最浅、年龄最轻，而张俊在因为杀害岳飞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之前，的确是一位力主恢复、战功卓著的抗金名将。随之而来又有了一个新问题：既然岳飞并不是抗击金兵的“中兴四将”之首，为什么被杀害的却是他呢？
为岳飞招来杀身之祸的首先是他的性格。
南宋大理学家朱熹以为中兴将帅以岳飞为第一，但说他“恃才而不自晦”。确实，岳飞个性刚正耿直，不但不善于保护自己，还在两件大事上冒犯宋高宗赵构，加深了高宗的忌恨，以致引来了杀身之祸。
第一件事发生在绍兴七年（即1137年）四月，因高宗在让他节制淮西军北伐问题上出尔反尔，岳飞一怒之下上了庐山。高宗视其为“要君”，鉴于金人威胁还在，不得不好言抚慰促其下山，但同时引太祖“犯吾法者，惟有剑耳”以示警告，在表达不满时，已暗藏杀机。
第二件事发生于同年八月，岳飞出于忠心，建议高宗立储。这年，高宗才三十岁，他唯一的儿子三岁的赵旉早在八年前就惊悸而死，而他在扬州溃退时因惊吓引起性功能障碍，再也无法生育，成为他的难言之痛。岳飞立储建议有两大忌讳，一是触犯了正值而立之年的高宗性无能的忌讳，二是触犯了祖宗家法中武将不得干预朝政的忌讳。
高宗的厌恶、忌恨和反感是可以想见的，精忠报国、毫无私心的岳飞实在是书生意气，太欠思量了。
其次，在南渡诸大将中，岳飞是功勋最著、抗金最力的，而且他在抗金大计上毫不妥协，这是每个中国人都知道的，就不用我赘言了吧。
令人深思的是，这一点是我们尊崇颂扬岳飞的原因，恰恰也是宋高宗和秦桧杀害岳飞的主要原因。
在战场上屡屡败在岳飞手下的金国大将完颜宗弼（即金兀术）以杀岳飞作为议和的交换条件，高宗、秦桧以屈膝求和作为巩固自己皇位与相权的根本之计，就把迫害的黑手和血淋淋的屠刀伸向了岳飞，于是，岳飞便非死不可。
岳飞赤胆忠心，爱国爱民，一心渴望雪靖康之耻，灭臣子之恨，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直捣黄龙府，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最终却负屈含冤，身心俱创，遗恨风波亭，这不能不说是我们中华民族历史上一个震撼人心、令人警省的大悲剧。
第75章 魏胜：位卑未敢忘忧国
精忠报国、蒙冤而死的岳飞每一个中华儿女都非常熟悉，但是另一位倒在自己人暗箭之下的抗金英雄我们却知之甚少，他就是比岳飞稍晚一点的魏胜。魏胜的卓越战功堪与岳元帅相提并论，他的人生经历则更具传奇色彩。
自古英雄出少年
北宋宣和二年（1120年），也就是宋江在梁山泊聚众起义的第二年，在淮河下游地区宿迁县一户魏姓农家的茅屋之中，一个男婴呱呱坠地来到了人间，也许父亲希望他将来能够投军报国，杀敌立功，就给他起名魏胜。
魏胜的童年是在兵荒马乱、流离失所中度过的，宣和三年（1121年），北宋军队和梁山泊义军在宿迁附近展开激战；靖康二年（1127年）北宋灭亡，宋徽宗的九儿子康王赵构在临安（今浙江杭州）建立南宋政权，淮河下游成了金宋两国军队交战打仗的主战场之一。这时，魏胜已经是一个懂事的少年了，他眼见家乡父老遭受金兵铁蹄的蹂躏，心中充满刻骨的仇恨，发誓要练就一身过硬的本领，为乡亲们报仇。于是，年幼的他跟着大人们学骑马、练射箭、耍刀枪，期待着有朝一日上阵杀敌，一雪国耻。
南宋高宗绍兴四年（1134)，中兴四将之一的韩世忠督兵于魏胜家乡所在的淮楚一带，十四五岁的少年魏胜怀着对这位抗金英雄的无比崇敬和对金兵的血海深仇，携家带口迁居韩世忠驻守的楚州（今江苏淮安），并且应募投军，成了一名弓箭手。
魏胜虽然还是个大孩子，但他胆略过人，骁勇善战，丝毫不逊于成年人，周围的人都非常喜欢他，佩服他。他不但和大人们一样站岗放哨，冲锋陷阵，而且还敢只身入虎穴，刺探金国军情，绝对是一个智勇双全的少年英雄。
绍兴十年（1140年)，正当抗金形势一片大好，宋军势欲直捣黄龙（金国旧都，在今吉林农安)之时，宋高宗赵构却在关键时刻掉链子了。他下令各部停止攻击，因为他怕将被迎回的钦宗大哥夺了他这个小弟的皇位。次年，宋金议和，南宋向金称臣；将大散关至淮河以北的大片大好河山拱手让给金国；每年向金人进贡二十五万两白银，二十五万匹绢帛，这就是屈辱的“绍兴和议”。“在淮十余年而金人不敢犯”的韩世忠被迫南撤，后又被免去军权，而令金人感叹“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岳飞则遭诬入狱，含冤被害，抗金的大好局面就这样毁于一旦。
战争是暂时结束了，但屈辱像层层乌云压在人民，特别是爱国志士的心头，正如一首诗中所言：“长恨太平不公平，年年岁币入金营。”
矢志抗金为国雪耻的魏胜心有不甘，他离开军队隐匿在楚州相时而动。
此后，魏胜经常乔装打扮成盐贩或者匠人，北渡淮河，到涟水、海州（今江苏连云港）、沂州（今山东临沂）等地去刺探金国军情，一旦发现敌军有风吹草动，就号召百姓做好抗敌御侮的准备，随时起来保家卫国，协同官军作战，进而收复失地，解救沦陷区的老百姓。魏胜的家乡宿迁当时属敌占区，他深知生活在金人铁蹄下的大宋遗民“年年泪尽胡尘里”，盼望真有六军来。
红旗插上海州城
冬去春来，时光荏苒，当年的少年英雄魏胜不知不觉已经步入了不惑之年。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魏胜渡淮侦察时，发现金主完颜亮正在海州、涟水一带筹备粮草，打制器械，招兵买马，为大举南侵做着最后的准备。他面见楚州知州蓝师稷，报告了这一情况，建议先发制人乘金兵不备袭取淮河北岸的涟水。但是，蓝师稷害怕朝廷降罪，不敢采纳魏胜的计策。魏胜无奈之下，自己召集了三百名愿意参战抗金的义士，对他们说：“现在金人一心想打咱们，而绝不会想到咱们会去打他们，这正是我们收复失地救民水火的绝好时机！”他率领三百义士连夜渡过淮河，一鼓作气攻占了涟水城。
占领涟水后，魏胜约法三章，严令部下善待百姓，不准擅杀一人。他对城中居民说：“涟水本是大宋国土，你们原是大宋百姓，自从淮北落入金贼之手，大家饱受蹂躏。我的家乡宿迁比涟水沦陷得还早，我深知大家所受的痛苦。现在金主背信弃义，又要南侵，难道你们不想回归大宋和我们一道收复失地赶走金贼吗？”百姓们群情激昂，纷纷表示：“我们做梦都想回归大宋，给金人当奴隶的滋味早就受够了！”当下，就有数百人报名参加了魏胜的“忠义军”。在涟水人民的大力支持下，忠义军势如破竹，一路凯歌，向海州进发。
海州守将高文富是一个死心塌地、叛国求荣的汉奸，他听说魏胜占领了涟水，便带兵前来争夺。在离海州城80里的大伊山，两军相遇，战斗打响。魏胜挥舞大刀，一马当先，如关公再世，武圣重生，忠义军战士紧随其后，奋勇冲杀。金军好多年没有遇到过这样勇猛的对手了，吓得不知所措，掉头就跑，高文富拦挡不住，只得也跟着拨马而逃，退入城中。忠义军只有五六百人，强攻非为上策，于是，聪明的魏胜就采用疑兵之计迷惑敌人，他派一部分战士绕道海边，假作从海上登陆，又叫部下在州城四面广树旗帜，多举烟火，造成人多势众的假象。这样一来，高文富以为自己陷入了宋军的包围圈，吓得紧闭城门，不敢出城，并把老百姓赶到城墙上为他守城。魏胜见这家伙虐待百姓，不得人心，就派人到各城门向守城百姓展开宣传攻势，告诉大家只要他们打开城门协助擒拿高贼，忠义军绝不扰民，守城百姓大喜过望，立即开城迎接魏胜，并自动充当向导，带领忠义军冲向州衙。高文富和儿子高安仁率千余金兵负隅顽抗，忠义军勇士以一当十，把高安仁及其爪牙一举全歼，活捉高文富。
高高飘扬在海州城头的大宋旗帜像冬末春初的东风温暖了沦陷区人民冰冷的心，怀仁、沭阳、东海诸县纷纷归顺。魏胜免租释囚，开仓济贫，严明军纪，广募忠义，深受百姓拥护爱戴。他把部队分为五军，并将情况上报楚州知州蓝师稷，希望得到朝廷支援。然而，蓝师稷等虽然明知金人将背盟南侵，但惧怕朝廷主和派的势力，不敢上奏，结果，魏胜的忠义军一直没有得到急需的武器装备。
南征北战显奇能
金主完颜亮得知魏胜攻陷海州，就派大将蒙恬率万余金兵前来攻打。魏胜得到消息后，一面在险隘之处设下伏兵，一面亲率精兵赶到二十里外的新桥迎敌，与金兵展开殊死大战。金兵依仗人多势众，步步紧逼，魏胜佯装不敌，且战且退。正当金兵洋洋得意，以为胜利在握之际，魏胜安排下的伏兵突然如洪水爆发般冲来，金兵一下子阵脚大乱，魏胜转身杀了个“回马刀”，蒙恬措手不及，被一刀砍下马鞍桥，往那世去了。失去主帅的金兵像没头的苍蝇一样到处乱撞，哭爹喊娘，结果，死者过千，降者数百，其余仓皇逃窜。新桥之战的胜利令魏胜的忠义军军威更加振奋，声名扬得更远。山东南部人民都愿前来投奔忠义军，魏胜深感自己兵微将寡，又无朝廷后援，于是传檄山东百姓，让他们暂且集合起来，结寨自守，等待朝廷军队到来。
山东沂州的数万百姓结寨苍山保家抗金，遭到金兵围困，形势危急，派人向忠义军求救，魏胜立即分兵亲自前往。一到苍山，他就率军冲开敌阵，直奔寨中。敌军伏兵袭来，魏胜手持大刀，单骑断后，金兵以五百骑兵将魏胜团团围住。只见魏胜如天神般挥舞大刀，左冲右突，奋发神威，冲出重围，金兵被眼前的景象吓傻了，只敢在后面用箭射击，不敢再来送死。临进寨门，魏胜坐骑被流矢射倒，他便下马步行入寨，即使这样，那些金国的骑兵也无一人敢于追来交战。
魏胜入寨以后，金兵加紧围攻，并且断绝水道，企图困死寨中军民。寨中饮水用完了，魏胜就带领军民宰牛杀马，取血当水，坚持斗争。正当双方相持不下的时候，老天开眼降下暴雨，金人的阴谋彻底破产了。金兵计划失败后，攻寨反而更急了，并且四面设营，这种反常行动引起了魏胜的注意，他料定敌人用的是声东击、西瞒天过海之计，在此虚张声势是假，暗中袭击海州是真。于是，他乘金兵不备，避开金营秘密回到海州招募士卒准备迎战。
不久，金兵果然撤去苍山之围，移兵海州城下。金兵的先头部队一到，魏胜就趁敌军阵脚未稳之际出城迎战，打它个措手不及，让金兵连吃几个败仗，士气大减。后来，大队金兵到齐，箭矢如飞蝗般射来，魏胜鼻唇不幸中箭，他这才撤回城中，指挥军民固守海州。金兵依仗人多，将海州团团围住，从四面发起猛攻。魏胜镇定自若，毫不为之所动，胸中仿佛藏着百万雄兵。他率领全城军民，坚守城池，并且不时乘夜色出击搞点小动作，使金兵草木皆兵，风声鹤唳，心神不定，无法休息。金兵围攻海州七天，非但没得到半点便宜，反而伤亡惨重，最后只好撤兵。
从此，魏胜大名威震山东，不少金兵只要看到绣着“山东魏胜”的大旗，就心惊胆裂，仓皇逃走。魏胜利用敌人惧怕自己的心理，秘密制作了数十面旗帜，交给诸将，每当战斗激烈的时候，他们就猛地打出“山东魏胜”的大旗，使敌人一下子乱了阵脚，慌忙逃窜。由于魏胜忠义军的牵制，金主完颜亮始终不能全力举兵南下。金兵虽多次攻打海州，但每次都是风风火火而来，凄凄惶惶而去。
魏胜在海州行工商、劝粜粮、课酒税，榷盐纲，保障了军队的供给。他又根据海州的地形，筑重城，浚沟壕，塞关隘，造战车，使海州成为扎在完颜亮脊背上的尖锐芒刺。
就这样，魏胜用自己的智慧、勇气和品德，赢得了人民的爱戴和信任，开创了南宋时期又一个抗金斗争的大好局面。
堪比武侯与周郎
魏胜的忠义军在海州节节胜利，威震苏鲁，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南宋朝廷对此却毫不知情，直到沿海置制使李宝派他的儿子李公佐从海上刺探敌情，乘船到海州以后才知道魏胜为国家立了这么大的功劳。
李宝闻讯大喜，一面向刚刚即位决意北伐的宋孝宗表奏，一面邀魏胜共商破敌之策。魏胜告诉李宝：“金兵的战船都是由中原老百姓驾驶的，我已经叫他们的家属借送衣服的机会告知他们，等王师一进攻，就反戈一击。”于是，李宝决定袭击金兵水军，他们先把战船开到洋山岛，挂上金人旗号，然后通知金营水军中的内应。第二天，北风大作，金兵都躲进舱中避寒取暖。一会儿，风向掉转，有的金兵出来看见南边有许多船只，便问：“这是哪里来的船？”驾船的百姓骗他们说：“那边是金国的水师啊，你没看见船上的旗号吗？”那些金兵远远望去，果然是金国旗号，也就不再疑心，又都躲进船舱绕磕打牌去了。内应挂起信号，李宝指挥南宋水师乘风而至。待到宋军抵近时，驾船的百姓们都弃船登岸，宋军跳上金兵战船，在早已涂了桐油的船帆上放起火来。船帆一烧，船只就像没了翅膀的大笨鸟，失去了动力，那些蒙在鼓里的金兵被堵在舱中，战不能战，逃不能逃，只得跪地求饶，束手就擒。这一仗，李宝与魏胜全歼敌军，截获金国战船多艘，壮大了南宋水师的力量。李宝表奏朝廷后，宋孝宗封魏胜为“閤门祗侯”，正式任命他为海州知州兼山东路忠义军都统领。
这一次火烧战船在历史上的影响虽然不如周瑜的赤壁之战，但贯穿其中的智慧足以和后者媲美，而充盈其中的爱国精神与后者相比则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段时期，魏胜操练军队，奖励农桑，海州百姓衣食无忧，忠义军兵强马壮。有自北方来归者，魏胜真诚相待，贫困的，加以周济；访亲的，与之同食同卧。甚至抓到金国的间谍，他也好言相劝，并赐以酒食，厚赠遣返。这样一来，山东、河北一带归附者越来越多，魏胜得到许多金国内部机密，上报南宋朝廷。主持北伐的抗金名将、大都督张浚曾将魏胜接到建康（今江苏南京)，向他咨询军务，对他大为赞赏。
为了有效地防范和攻击金兵，魏胜还发明了“如意战车”和炮车。如意战车每辆可容五十多名士兵，只需两人推动便可进退自如。战车前面装有兽面木牌，木牌上有数十根大枪，大枪外面蒙以毡幕，战车两边则有挂钩，可分可合。行军时各车分开，装载辎重器甲；驻下时将各车钩连，形成营垒，既可抵御箭镞，又可防止敌人接近。接阵时，战车在外，炮车居中，阵门两边弩车，上置弓弩，可射数百步远。炮车发射火炮，可达二百步之外。两军相对，远则使用弓弩箭炮，近则刀斧枪戟，战斗时，则出骑兵两向掩击，得势则乘胜追击，不利则避入阵中。魏胜把这种战车的样式构造绘图上报给朝廷，得到重视，诏令各军仿照制造。
魏胜的这些发明创造让我们自然而然地想起诸葛武侯的木牛流马和兵法阵法，它们都闪耀着忠诚和智慧的夺目光芒。
长使英雄泪满襟
然而，尽管魏胜智勇双全，打得金兵闻风丧胆，却躲不过自己阵营中从背后射来的暗箭。
隆兴二年（1164年），北伐开始一年之后，朝中的主和派又占了上风。与金议和后，海州又一次划入金国，魏胜被调任楚州知州，专门负责清河口的军务，受淮东路安抚使刘宝的节制。李宝是魏胜命中的贵人，刘宝却是魏胜的灾星加克星。
刘宝是一个既贪生怕死，又妒贤嫉能的小人，他到楚州以后，只拨给魏胜少量军队，并把战车收归己有。对于金兵，他则完全遵承主和派的旨意，一味忍让。金兵见有机可乘，便诈称要用船把粮草运到泗州（今安徽泗县）去，由清河口入淮。魏胜知道这是金兵南侵的阴谋，便派人报告给刘宝。刘宝却回复说：“刚刚议和，不许与金人交战！”金兵乘机派骑兵向魏胜发动猛攻。魏胜只得率本部人马与敌人展开殊死决战，双方从早晨六点一直打到下午四时，未分胜负。这时，金兵又有大批军队赶到。魏胜一面拼死抗击，一面派人向刘宝告急。刘宝竟然卑鄙地说：“宋金刚刚议和，绝不会发生战争。”尽管只有四十里的距离，这个家伙竟然不发一兵一卒。魏胜部队的箭矢用完之后，仍然以土岗为阵地与敌人艰苦周旋。当他听到刘宝不发救兵的消息后，悲愤地说：“我当战死于此，以报大宋。如果你们能逃得活命，希望将此事报告皇上。”接着，他命令步兵先撤，自己带骑兵断后。他与骑兵边撤边战，当退到距离楚州只有十几里的时候，已是精疲力尽，再也抵挡不住敌营中射来的如蝗飞矢，一代名将就这样令人痛惜地殒灭了，当时，他才四十五岁，正值壮年。
大英雄魏胜血洒疆场壮烈牺牲之后，胆小如鼠、贪生怕死的刘宝便弃城而逃。
不久，宋孝宗知道了这件事，勃然大怒，将刘宝家资抄没，流放瘴疠蛮夷之地的琼州（今海南岛）。而魏胜则被追赠为保宁军节度使，并谥为“忠壮”，在镇江府江口镇为他建造了“褒忠”庙，后来又在他战死之处立下一座“褒忠祠”。正是：
青丘有幸埋忠骨，
琼州无辜纳佞臣。
佞臣死前名已臭，
魏胜身后留芳尘。
第76章 秦桧后人竟是抗金英雄
几乎每个中国人都知道秦桧是个主张向金人求和的大奸臣，是杀害抗金名将岳飞的刽子手，但秦桧的后代曾经为抵抗金人侵略而献出宝贵生命却鲜为人知。
南宋遗民、著名词人周密的《癸辛杂识》给人们讲述了这段映照着烈火、浸染着热血的悲壮往事。
话说南宋宁宗嘉定十年，金兵又一次南侵，南宋朝野上下乱成一团。
宋宁宗赵扩眼见满朝文武一个个像热锅上的蚂蚁，转来转去却无计可施，不由龙颜大怒：“国难当头，怎无人为国负任？”
这时，老将军赵放站了出来，他并不是要亲自上阵去做“老黄忠”，而是向皇帝推荐了一个人：“秦矩正当盛年，文武兼备，报国心切，可当大任。”
此论一出，当即有人反对，反对派的观点是：“秦矩乃大逆贼秦桧之曾孙，其祖恶贯天下，万世唾之，不能用其后人。”
赵放没有放弃自己的意见，对反对派进行了辩驳：“人各有心，心心各异，安能观其祖以制其后耶？”
最终决策权自然在最高统治者皇帝手里，宋宁宗开动脑筋，来了个不偏不倚的折中之法——满足秦矩的愿望，让他上前线为国立功，但只给他安排了一个较低的官职。
秦矩的具体职位是蕲州（在今湖北东部）通判兼领守备事略，一腔热血、报国心切、决意为秦家洗去耻辱的秦矩并没有因为职卑而不就，而是立刻带领全家动身赶往任所。
秦矩一到蕲州，就积极投入了战备工作，他和知州李诚之密切合作，发动军民修缮防御工事，做好了迎敌准备。
公元1221年，十万金兵南下蕲州，秦矩和李诚之决定一同死守蕲州，和城池共存亡。
可笑的是，当金兵头领听说守城的是秦桧的后人时，竟然兴冲冲地派人前来劝降。殊不知，秦矩和其祖秦桧走的是截然不同的两条道路，结果，金国使者一说出来意就被愤怒的秦矩砍掉了脑袋。
秦矩又一次以自己的行动表明了誓死抵抗金人侵略的坚定态度。
不幸的是，敌我力量众寡悬殊，蕲州城最终被金兵攻破。
城破之时，秦矩和知州李诚之都按照当初的约定选择了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人生归宿——李诚之与家人一起自杀殉国，秦矩带领儿子秦浚等一家七口投身烈火之中，为国捐躯，在抗金史上留下了悲壮豪迈、动人心魄的一幕……
第77章 杨万里：诗歌之外的人生
说到南宋大诗人杨万里，我们就会想起他笔下脍炙人口、充满乡野气息的“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于是我们就想当然地在脑海中把他描绘成一位陶渊明一样的乡间隐士，但事实却并非如此。
虽然杨万里晚年确实选择了辞官隐居，归去来兮，但从其一生经历来看，他绝对不是一位只爱写诗饮酒的宋代陶渊明。
力主抗金
公元1127年正是北宋被金灭亡、南宋刚刚偏安的多事之秋，杨万里恰好在这一年出生于江西吉州（今江西省吉水县），而他成年后的政治立场好像在他刚刚来到这个世界时就已经埋下了伏笔。
南宋绍兴二十四年，二十七岁的杨万里得中进士，走上仕途。
杨万里先被任命为赣州司户，后又调到永州零陵县作县丞，在这里他遇见了对他一生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人——南宋名相、抗金统帅张浚。此处需要说明的是，南宋有一个张浚，还有一个张俊，前者一直是主战派，而且是岳飞、韩世忠的伯乐，后者则先主战后主和，最终和奸相秦桧狼狈为奸杀害了岳飞。
当时，张浚正因为受到主和派的排挤在永州谪居。满怀爱国之情的杨万里有幸拜见了自己一直仰慕崇敬的抗金统帅，并且成了他的学生，多受其勉励与教诲。他以“诚斋”作为笔名，就是为了铭记老师的“正心诚意”之教。
杨万里不仅有着爱国抗金的满腔热情，而且胸中藏着安邦御侮的完整方略。
公元1167年春，为父亲守孝三年期满的杨万里来到京城临安，等待朝廷新的任命。在此期间，他先后拜见了副枢密使陈俊卿和枢密使虞允文（也是抗金名将），上政论《千虑策》。《千虑策》分“君道”、“国势”、“治原”、“人才”、“论相”、“论将”、“论兵”、“驭吏”、“选法”、“刑法”、“冗官”、“民政”等共30篇，深刻总结了“靖康之难”以来的历史教训，大胆批评了朝廷的腐败无能，提出了一整套振兴国家的方针策略，充分显示了杨万里的政治才能。虞允文读后赞叹说：“东南乃有此人物！某初除，合荐两人，当以此人为首。”
杨万里一生力主抗战，始终反对屈膝议和。在进奏皇帝的许多“书”、“策”、“札子”中，他一再痛陈国家利病，力排投降之误，爱国之情溢于言表。面对中原沦丧，江山半璧的局面，他坚决抨击投降派提出的放弃两淮、退保长江的误国建议，直率地告诫孝宗皇帝要时刻不忘备敌谋敌，御敌制胜。
杨万里对抗金事业一片忠诚，念念不忘，所以他对他的老师、抗金统帅张浚一直充满着崇敬景仰之情。
1188年三月，宋孝宗采纳翰林学士洪迈（就是《容斋随笔》的作者）的建议，以吕颐浩（南宋初期有争议的丞相）等人配飨高宗庙祀，也就是和先皇一起接受皇帝臣民的祭祀，杨万里力争主战名将张浚才应该享有这样的光荣待遇，批评洪迈忠奸不分，“指鹿为马”，孝宗皇帝听到这个成语不由大怒，因为他觉得杨万里说洪迈“指鹿为马”就是骂他是昏庸糊涂的秦二世，于是大吼一声：“万里以朕为何如主？”把大诗人从太子身边（当时杨万里在尚书省当部长，并兼任东宫侍读）赶到偏远的绢州（今江西高安)去了。直到孝宗把皇位禅让给太子，也就是宋光宗，作为前太子老师的杨万里才重新回到京城。
为民请命
杨万里对国家有着一颗赤子之心，对百姓则爱民如子，一直在努力践行着“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伟大志向。
公元1170年，杨万里升任奉新县知县时，正好碰上大旱之灾，百姓生活十分困苦。杨万里见牢中关满交不起租税的贫苦百姓，府库却依然空空荡荡，深知是衙役吏员们在中间多有盘剥，他立即下令释放牢里的所有“囚犯”，并严禁逮捕、鞭打百姓，然后发给每家每户一纸通知，减少税额，放宽期限。百姓们纷纷主动前来交租纳税，不到一个月，所欠租税就全部交清了。
虽然杨万里在奉新县的任职时间只有半年，但却凭借其不扰民的政治理念取得了不少的治绩，获得了百姓的赞扬。
杨万里看重人民，同情人民，将国家命运寄托在人民身上，指出官吏敲骨吸髓、压榨人民势必激起人民的愤怒、仇恨和反抗。因此他在为官期间一直坚持不扰百姓、不贪财物的原则，并且提醒皇帝“节财用、薄赋敛、结民心，民富而后邦宁，兴国之计，就在于此”。
杨万里为人清直，个性刚正，指摘时弊，无所顾忌，为民请命，敢作敢为，因而始终不被重用，但他对此并不在意，因为在他内心的天平上，为民造福远远高于高官显位。
事实上，杨万里视仕宦富贵如敝履，随时准备弃掉。在作京宫时，他就预先准备好了由杭州回家的盘缠路费，锁于箱中，藏于卧室，又告诫家人不许买一物，以免一旦离职回乡行李累赘。这样一位高风亮节、不恋富贵的“日日若促装”待发者，和那些蝇营狗苟以求升官、整日患得患失之辈形成了鲜明对照。
杨万里从江东转运副使职上离任时，应有“余钱万缉”，他“全弃之于官库，一文不取而归”，真可谓两袖清风。退休后他隐于故乡南溪之上，所居之处只是几间能避风遮雨的老屋而已，当时的诗人徐矶情不自禁地写诗称赞他“清得门如水，贫惟带有金”。
杨万里退休的原因也是和百姓命运息息相关的。
当时朝廷欲在江南诸郡发行铁钱，杨万里以为这项政策于民不便，因此拒不奉诏，这下惹怒了当朝宰相韩侂胄，便将他从江东转运副使改知赣州。杨万里见自己的抱负无法施展，拒不赴任，以年老多病为由“乞祠官（无实际官职，只领俸禄，等于退休）”而归去来兮，学先贤陶渊明在老家吉水做起了隐士，从此再也没有出仕。
忧国而逝
我们都知道陆游在耄耋之年“尚思为国戍轮台”，在风雨大作的深夜，“铁马冰河入梦来”，离开人世之际，犹然“但悲不见九州同”，嘱咐儿子在王师北定中原之时“家祭无忘告乃翁”。
陆游晚年依旧心忧国事，不忘北伐，“仰天长啸”，“壮怀激烈”，同为“中兴四大诗人”的杨万里（另外两位是范成大和尤袤）又何尝不是如此情怀呢？
虽然杨万里在回乡隐居后所写的《答沈子寿书》中说自己离开官场“如病鹤出笼，如脱兔投林”，但他即使已“处江湖之远”，内心深处其实也一直在关注着国家的安危和百姓的福祉。
杨万里是当朝皇帝宋光宗的老师，所以光宗皇帝在他归隐后曽几次召他进京，但他都“辞而不往”。他之所以如此，并非不愿再为国出力，为君尽忠，而是因为他对当时在朝廷里独断专行、一手遮天的权臣韩侂胄极为反感而又深感自己无力与之抗争。
韩侂胄此人是个志大才疏、夸夸其谈之辈，这样的人一旦掌权则极可能误国误民，遗害社稷，因此杨万里对专权的韩侂胄深恶痛绝。韩侂胄筑私家园林南园，慕名请杨万里作记，杨万里毫不客气地予以坚决拒绝，留下了“官可弃，记不可作也（他是带职归隐的）”的铮铮誓言。
公元1206年事，杨万里已是耄耋之年的老人，他身边的亲人都知道他衰老的身体再也经不起情感上的大喜大悲、大起大落了，所以凡朝廷上发生的重大事件都不敢告诉他，怕他一时承受不了发生意外。
然而，不幸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五月初七这天，杨万里的一个在外工作的族侄回家探亲，顺便来看望他。这个侄子不知道家人一直在对老人隐瞒军政大事，便谈到了邸报（相当于现在的党政机关报）上所载的韩侂胄出兵北伐之事，杨万里闻听此言，痛哭失声，愤然大呼：“奸臣妄作，一至于此！”因为他料定想靠侥幸取胜的韩侂胄肯定会兵败如山，误国害民（后来的事实证明杨万里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忧心如焚的杨万里老人当晚辗转反侧，彻夜不眠。
翌日早晨，杨万里老人依然没有心思进食，只是“兀坐书斋”，一言不发，随后，他呼纸手书云：“韩侂胄奸臣专权元主，动兵残民，谋危社寝。吾头颅如许，报国无路，惟有孤愤！”接着又别书十四言告别妻儿，笔落而逝，享年80岁。
第78章 辛弃疾：清官还是贪官
最近，在《辛弃疾是不是个好干部》一文中，作者对辛弃疾的清廉提出了质疑，因为辛词人在信州（今江西上饶）带湖之滨有一座面积广大、楼台广布、名为“稼轩”的庄园。
随后，又有一个作者在《也谈辛弃疾是不是个好干部》一文中竟然肯定辛弃疾贪污腐败是事实，并且搬出了“自污”以安皇帝之心的理由。
关于这一点，笔者实在不敢苟同。
因为辛弃疾依靠自己为官时的收入完全有能力建起像“稼轩”这样的大庄园，因为宋朝是一个高薪养廉的时代。
据历史记载，宋朝官员的工资和福利都是很高的，不但每月有固定的工资，还有一份减免赋税的职田，按官品高下给田1至40（1顷等于15亩）不等，而且大都是良田。他们的收入内容之丰富，一点也不比现在的公务员逊色，衣食住行甚至家眷从人的开销全部由国家买单，名目多得令人叹为观止。
李开周先生写过一篇文章，标题为“宋朝公务员包拯年薪过千万”，他在文中有如下推算：根据史料中出现的距包拯任职开封府时间较近的物价数据，我们可以把包拯每年的各项实物收入都换成钱，加起来大致是1022贯。1022贯实物收入加上20856贯货币收入，总共是21878贯。当时的21878贯是多少钱呢？每贯铜钱的购买力折合现在的人民币625元，21878贯铜钱就是1367万元。
虽然这组数字不见得非常准确，但宋朝官员收入特高应该是个不争的事实。在此情况下，曾经先后在湖北、湖南、江西、福建等地做过地方大员封疆大吏的辛弃疾肯定有着非一般人能比的收入，他有足够财力买地建园并不是什么出人意料令人吃惊的事情。比辛弃疾略早的民族英雄岳飞绝对不是贪官污吏，但他生前也有着丰厚的财产，这主要来自他的薪水俸禄和皇帝的大宗赏赐。
据笔者所知，历史上的大诗人、大词人、大文学家在政治上几乎全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清官，比如韩愈、白居易、柳宗元、欧阳修、苏东坡，辛弃疾应该也不例外，一个天天想着抗金北伐、收复失地的人哪有心思去贪国家的公款啊？
放眼现实，虽然我们国家还没有达到高薪养廉的水平，但官员干部们的收入也足以让他们过上丰衣足食、非常宽裕的生活，可是有些人却贪心不足，欲壑难填，“眼前有余忘缩手，身后无路想回头”，最终走上了万劫不复的犯罪道路。
第79章 成吉思汗的儿子们
说起元朝的皇帝，大家最熟悉的应该是在毛泽东心目中“只识弯弓射大雕”的“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和定都北京、改国号为元的元世祖忽必烈，于是有不少人就想当然地以为忽必烈是成吉思汗的儿子，实际上他们之间是隔着一代人的，这代人当然就是成吉思汗的儿子们。
成吉思汗记录在案的嫡生儿子共有四个，分别是术赤、察合台、窝阔台和拖雷。他们和他们的儿子们有的曾经监国执政，有的继位当了蒙古大汗，有的率兵西征，创建了和蒙古汗国不相上下的金帐汗国（又称钦察汗国），各自有着或精彩，或悲壮，或荒唐的人生经历。
术赤虽然是成吉思汗的长子，但他的出身一直很有争议。当年，铁木真，就是后来的成吉思汗，力量还不够强大的时候，他的妻子孛儿台被敌人蔑儿乞部俘虏，并被迫做了别人的老婆。数月后，铁木真借助札木合、王罕的大军消灭了蔑儿乞部，孛儿台得以回到成吉思汗身边，而术赤就是在孛儿台返回途中出生的。因为从孛儿台被俘到她生下术赤，时间不多不少正好九个月，所以术赤究竟是孛儿台在被俘前所怀还是被俘后怀上的，一直众说纷纭，但深明大义的成吉思汗对术赤和别的儿子一视同仁，从未慢待。
1213年，蒙古军兵分三路进攻金国，术赤和二弟察合台、三弟窝阔台率右路军攻打太行山东西两侧的州县，连克云内、东胜、武州、朔州等地。1218年，术赤又独自领兵讨平吉利吉思等部落的反抗。次年，他参加西征，领军攻下昔格纳黑、八儿真（都位于现在的哈萨克斯坦)、毡的（位于锡尔河北岸)等地，接着和察合台等部会师，攻下花剌子模首都玉龙杰赤（今土库曼斯坦的尼亚乌尔根奇)。后来，术赤因和察合台矛盾激化，便擅自还师，回到了自己的封地——从钦察草原到花剌子模的广大地区。
1227年，术赤病逝，他的次子拔都在兄弟们的拥戴之下继承父亲的位置成了大汗。
拔都是蒙古历史上最杰出的军事统帅之一。他继承父位后于1235年率领四大家族的年轻宗王们统兵远征钦察、俄罗斯、波兰、匈牙利等国，经过十几年的艰苦征战，拔都征服了上述诸国（匈牙利国因为窝阔台大汗去世而未全部征服），最终建立了东起额尔齐斯河，南至里海，西达斡罗思，北迄伏尔加河上游，面积广大，地大物博的金帐汗国。
察合台是成吉思汗的次子，但他一直自视为父亲的长子，把术赤看做“蔑儿乞野种”，这也是他和术赤不和的主要原因。
察合台和术赤一样在灭金和西征中立下了赫赫战功，所以成吉思汗把畏吾儿（即维吾尔）以西直至阿姆河之间的草原地区（大体上相当于现在的新疆地区）分封给他。这就是历史上的察合台汗国。
1226年，成吉思汗出征西夏，察合台受命留守蒙古大斡耳朵。虽然察合台和长兄术赤不和，但他和三弟窝阔台相处非常融洽，所以父亲成吉思汗逝世后，察合台就遵照遗命拥戴窝阔台登上大汗之位，并亲自带头执臣属之礼。窝阔台即位之后，作为哥哥的察合台一直谨守臣下礼节，维护大汗尊严，深受窝阔台信任。另外，察合台熟悉法令，执法严峻，窝阔台对他极为尊重，每逢汗国大事，必先遣使咨询商议，征得他的同意后才有所行动。
1241年5月，察合台先窝阔台七个月病逝。后来，元世祖忽必烈见自己的祖父、父亲、大伯父、三伯父都有了皇帝的称号，便怀着同情之心追谥二伯父察合台为元圣宗忠武皇帝。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术赤和察合台之间的矛盾成就了窝阔台的辉煌——成吉思汗既不想伤害长子术赤，也不想伤害内心不承认术赤长子地位的察合台，于是他在遗嘱中把大汗之位传给了三儿子窝阔台。
令人奇怪的是，成吉思汗指定的继承人窝阔台却不能顺利登上大汗之位，因为蒙古的库里尔台制（部落议事会制度）仍然在起作用，窝阔台必须等待库里尔台大会的最后决定。在王位空缺的两年内，由成吉思汗的幼子拖雷监国摄政，因为按照蒙古旧制，父亲的财产应由最小的儿子继承。
成吉思汗逝世两年后，即公元1229年的秋天，库里尔台大会胜利召开，在会上推选新大汗成了最重要的议题。王公大臣们有的主张恪守旧制，立幼子拖雷，有的主张遵守成吉思汗遗命，立三子窝阔台。当时，成吉思汗的长子术赤已死，二子察合台全力支持三子窝阔台，幼子拖雷势单力孤，所以在四十天的马拉松会议之后，窝阔台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窝阔台能够成为成吉思汗的继承人，也得益于他的性格和能力。他做事“量时度力”，很少犯错，做人公正谨慎，善于决断，而且慷慨大方，乐善好施，在四兄弟中最有主政能力，在军民中也很有威望。
窝阔台执政的中前期，他在名相耶律楚材的辅佐之下，完善法令，安抚百姓，灭掉金国，西征欧洲，震撼了整个欧亚大陆，以至于现在美国高中的历史试卷中还有这样的问题：窝阔台如果没有死，欧洲会发生什么变化？试从经济、政治、社会三方面分析。
但是，窝阔台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他人性中残忍、暴虐、贪婪、荒淫的一面也很突出，特别是在他的统治后期。
窝阔台在征战过程中有多次屠城的暴行，死在他命令下的士兵、百姓据说多达两千万，中亚文化名城花剌子模就毁在他的手里。进入晚年后，窝阔台逐渐变得沉湎酒色，纵情享乐，成了一个骄奢荒淫的昏君，结果搞得天怒人怨，举国不安，自己最终也因为酒色过度而一命呜呼。
窝阔台的残忍还表现在他对亲兄弟拖雷的心狠手辣、冷酷无情上。
拖雷是成吉思汗最小的嫡子，自幼随父征战，有着卓越的军事才能。公元1213年，二十岁的拖雷率兵攻占金国德兴府（今河北省涿鹿县)，后又随父亲成吉思汗攻克金国的雄、霸、莫、河间等河北州郡和山东各州郡。公元1219年，拖雷与父汗统率主力西征。他们穿越沙漠，跨过阿姆河，占领了中亚中南部的大部分地区。
公元1127年，成吉思汗死后，相当于蒙古国议会的库里尔台大会按照祖制让拖雷暂时监国，以便将来在新一届大会召开时继承汗位，但是，后来在库里尔台大会上，因为二哥察合台坚决支持三哥窝阔台，拖雷最终遵照成吉思汗的遗旨，让窝阔台登上了大汗的宝座。
拖雷曾经监国执政，曾经控制掌握着蒙古国百分之八十的军队，因此，即使他承认了窝阔台的大汗地位，愿意做三哥的左膀右臂，心机颇重的窝阔台仍然对他心存芥蒂，将他视为汗位的最大威胁。
公元1230年，即窝阔台继位的第二年，拖雷和窝阔台分兵攻打金国。公元1231年冬天，拖雷在均州三峰山（在今河南禹州境内)乘雪夜天寒尽歼金军主力部队，乘胜攻占了河南诸郡，随后与自白坡渡河南下的窝阔台军会合，共庆胜利。
拖雷刚刚立下的赫赫战功引起了窝阔台更深更重的猜忌，表面的觥筹交错、举杯言欢掩盖了窝阔台已经浮起的杀心。
班师回朝途中，窝阔台假装得了重病，拖雷来看望他。窝阔台安排好的巫师念着咒文，将窝阔台的疾病涤除在水杯中，拖雷为了表示对兄长和大汗的爱戴，拿起杯子祈祷，祝窝阔台早日恢复健康，并喝下了杯中除病的水。很快，窝阔台病愈，拖雷告辞回营，但几天后拖雷却不明不白地死了，因为窝阔台指使巫师在拖雷端起的水杯里下了毒。
躺在龙床上的窝阔台看见拖雷喝下毒水时，脸上肯定露出了残忍狠毒、阴险可怕的笑，但他并没有笑到最后，笑到最后的是被他害死的拖雷，更准确地说，是拖雷的妻子和儿子们。
1241年，窝阔台死于好色酗酒，他一死，他的老婆、儿子、儿媳、孙子陷入了争权夺利、互相拆台的混乱状态，搞得家不像家，国不像国，最后，一直在卧薪尝胆、励精图治的拖雷家族异军突起，拖雷的长子蒙哥在金帐汗国大汗拔都的支持下通过库里尔台大会登上了汗位。蒙哥去世后，他的弟弟忽必烈顺利继位，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既政绩卓著，又得享长寿的元世祖。
拖雷的另一个儿子旭烈兀也非常有出息，他在蒙哥和忽必烈两位兄长的支持下，灭掉了都城在今伊拉克巴格达的黑衣大食，建立了东起阿姆河和印度河，西包小亚细亚，南抵波斯湾，北至高加索山的伊尔汗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