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0章 李渊也是了不起的人
大朝代的开创者，如汉高祖刘邦、宋太祖赵匡胤、元太祖铁木真、明太祖朱元璋、清太祖努尔哈赤，在人们的心目中都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惊天动地、举足轻重的大人物，有一个人却是例外，他就是唐高祖李渊，一个被儿子唐太宗李世民的光环所笼罩的开国皇帝。
其实，李渊也是一个相当了不起的人物。
李渊566年出生于长安，父亲是北周的唐国公李昞（唐朝的得名就源于此）。李渊七岁时父亲就逝世了，他便袭爵为唐国公。
李渊是隋炀帝的姨表兄弟，他的母亲和隋炀帝的母亲是鲜卑贵族独孤氏的亲姐妹，所以他一直深受隋文帝和隋炀帝的重用。
615年李渊被调任到太原，太原也是他起家的大本营。在太原，李渊成功地解决了北方突厥的威胁，同时他成功地战败了多支反隋军队，并通过受纳败军而不断地扩大了自己的力量。
617年7月，李渊正式开始起兵反隋。其实，李渊早就有起兵代隋以取天下的思想，为准备起事，他派李建成、李世民等“潜结英俊”、“密招豪友”；以防御突厥为名，招募士兵；用“急而示之不急”的策略廉价购买突厥的马匹；为隐蔽企图，他“纵酒纳赂以自晦”来迷惑隋炀帝，这些都说明他极富政治和军事才能。
晋阳起兵的决策也是他最后决定并付诸实施的。在有了较为充分的准备，时机成熟之后，他以“通突厥”的罪名将反对起兵的副留守王威、高君雅（二人实际上是隋炀帝安插在李渊身边的耳目）斩首，从而正式起兵反隋。
李渊起兵的战略是：因势借力，发展自己，先取关中，号令天下，进而统一全国。
所谓“因势”，就是借助天下大乱之势。
所谓“借力”，是借突厥、李密等外部势力为己所用——当时突厥的力量相当强大，“中国人归之者甚众”；李密领导的瓦岗军是当时实力最强的起义军。为了把将成为后顾之忧的突厥转化为可以借用的力量，他卑辞厚礼以结交之；对李密，他极尽谦恭吹捧之能事，使李密得意忘形，从而心甘情愿地为李渊充当“拒东都之兵，守成皋之厄”的挡箭牌角色，李渊得以乘虚入关，夺取长安。
入长安后，他推戴代王杨侑为帝，倡言“废昏立明”，扛着拥隋的旗号，欲行“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故事，达到代隋之目的，将“弑逆”的罪名留给他人，而把自己竭力塑造成“应天顺人”的新主形象，比当时争相过早称帝的群雄明显高出一筹。
李渊入据长安后，曾“以书谕诸郡县，于是东自商洛，南尽巴蜀，郡县长吏及盗贼渠帅，氐、羌酋长，争遣子弟入见请降”，用政治招抚手段达到了不战而胜、拓土徕民的目的。在此后征服群雄、一统天下的过程中，他也多采用军事进攻与政治瓦解相结合的手段。
当时关东的李密和字文化及、王世充等杀得难解难分，李渊便对他们采取坐观虎斗、以敌制敌的策略，专力对付西北群雄。在西北战场，他采取各个歼灭、先急后缓的战略，派李世民先消灭对长安威胁较大的薛仁杲；在刘武周南犯时，又“悉发关中兵”，派李世民击灭之。在解除了西北的后顾之忧后，李渊才派李世民东出攻打王世充，夺占洛阳。
为平定南方的萧铣，李渊早在武德二年（619年)就派李靖入蜀协助赵郡王李孝恭做水战准备，因准备充分，用人得当，指挥得法，此役亦迅速告捷。而后李渊又平定了刘黑闼和辅公祏，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
李渊在战略上运筹周密，决策正确，用得其人，是取得这些作战胜利、从而统一全国的首要条件。另外，李渊善于听取大家的意见，集众人之智为智，合众人之长为长，从而作出正确决策。如在南下攻霍邑途中，传来突厥联合刘武周进犯太原的消息，他召集众将商议对策，然后择善而从，决定继续南下。大军受阻河东，众将或言先克河东，然后西进；或言避开河东，直取长安。李渊吸取了两种意见的合理部分，留部分军队围河东，自引军西趋长安，后来的情况证明此乃极为明智之举。
李渊是唐朝开国创业的军事统帅，沉谋多算，善于决断，是个既富远见，又善施行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旧史书把大唐创业之功多归于李世民，将李渊描写成一位庸庸碌碌、无所作为的人，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第51章 一代明主唐太宗的糊涂事
唐太宗李世民堪称我国历史上的一代明主，他开科举，行均田，设租庸调制；重用房玄龄、杜如晦、魏征等名相直臣；北平突厥，南定六诏，东交渤海，西结吐蕃，一统天下；对外则加强和东瀛（今日本）、天竺（今印度）和大食（今阿拉伯地区）等国的经济文化交流，使长安成为一座国际化的大都市，终于开创了“贞观之治”的盛世景象。毛主席在《沁园春》一词中将他与秦始皇、汉武帝、宋太祖、成吉思汗并举为历史上的风流人物。
但是，当唐太宗进入晚年时却逐渐骄傲自满起来，不再虚心纳谏，做出了不少糊涂愚蠢的事情。他在过了多年安逸享乐的生活后，渐渐地趋向了奢侈腐化。为了更好地享受，他修复了隋炀帝在洛阳建的豪华宫室，还把已故大臣武士镬的十四岁的女儿选为才人，给她起了个名字叫“媚”，这就是后来的武则天。在他做皇帝的最后几年，更是一反常态，既迷信占卜，又痴迷丹药，结果在五十二岁时由于用药过度不幸驾崩。
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太白星多次在白昼出现于天空之上，这本来是宇宙间天体运行的自然现象，而太史却占卜说，这应在“女主昌盛”，李世民又听说民间流传的《秘记》上说：“唐三世以后，女主武王代有天下。”这可让他这个皇帝睡不着觉了。他的李家王朝怎能让“武王”取代呢？于是，他要想尽一切办法找到这个“武王”，把他扼杀在摇篮里。
有个叫李君羡的左武卫将军不幸成了倒霉鬼。他的官衔、爵号、籍贯和职务里，一连串占了四个“武”字——“左武卫将军”里占了一个，“武连县公”占了一个，他又是“武安县”人，是宫城北门“玄武门”的守将，太史的占卜正好应在他的身上，巧得不能再巧了。偏偏他的父母在小时候给他起了个小女孩的名字，叫做“五娘子”，是盼他易于养活。可是，“五”与“武”同音，正好牵连到女主之忌里去。李世民迷信占卜简直丧失了理智，不由分说，先把李君羡贬到华州（今陕西华县)任刺史，后来仍不放心，又借故将其杀死。
李君羡到死也不明白自己犯了什么罪，成了李世民迷信的牺牲品。
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李世民得了中风的疾病，瘫痪在床上。经御医诊治，半年后病体稍愈，可以三天上一次朝了。如继续边治边养，说不定会逐渐康复的。可是，此时的他却迷恋上了方士们炼制的金石丹药，希望自己长生不老。他先是服食了国内方士炼出的丹药，并不见效，便以为国内方士们的道术浅，随即派人四处访求国外高人。
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大臣王玄策在对外作战中俘获了一名印度和尚，名叫那罗迩娑婆。王玄策为了迎合皇上乞求长生不老的心理，就把这个外国来的和尚献给了李世民。这个印度和尚吹嘘自己有二百岁高龄，专门研究长生不老之术，并信誓旦旦地说，吃了他炼的丹药，一定能长生不老，甚至可以在大白天飞升到天宫里去成为仙人。
那罗迩娑婆的一番鬼话还真就打动了李世民，遂给这个印度和尚安排了豪华的馆驿，每餐都是丰盛的美食，天天有一大群下人侍奉着，生活不亚于帝王。这家伙见李世民对自己深信不疑，就煞有介事地开出一大串稀奇古怪的药名来，李世民便号令天下，按此方采集奇药异石，不论任何代价，不惜一切牺牲，只要能采办到印度和尚药方中的药，哪怕刀山火海也得取来。
一年之后，药配制好了，李世民非常高兴，毫不迟疑地将药全吃了下去，结果七窍流血中毒暴亡。这时他才五十二岁。
李世明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被“长生药”毒死的皇帝，他没有做到慎终如始，竟这样荒唐可悲地过早离开了人间，更可悲的是，他的后代子孙中还有好几个皇帝也死于服用丹药，步了他的后尘。
第52章 透过唐诗看就业
近几年，大学生的就业问题已经成了全社会最为关注的焦点之一，那么，在一千多年前的大唐王朝，知识分子是如何看待就业，又是怎样找工作的呢？我们不妨透过唐诗来一探究竟。
“初唐四杰”之一的杨炯在《从军行》中曾这样写道：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宁为百夫长，不作一书生。诗中表达了作者对军营生活的向往，从军报国的热情与抱负洋溢字里行间，呼之欲出。但写诗归写诗，杨炯实际上并没有当过兵，他九岁时通过考试获得了“神童”的荣誉称号，上元三年（公元676年）二十六岁时科举及第，当上了校书郎，在国家图书馆工作，这应该是一份不少大学生们都非常羡慕的工作吧！
稍晚于杨炯的陈子昂登上幽州黄金台时发出了深沉的浩叹：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怀才不遇知音难觅之情令人感同身受。其实，早在他初到长安时就曾经有这种体会，为了吸引人的眼球，从而实现在政府部门就业的愿望，他于闹市之上买下了一架古琴，并邀请大家翌日到一著名酒楼听琴。第二天，陈子昂当众宣布自己的诗文比古琴更有价值，随即摔琴于地，将诗文分送给现场人士，于是，陈子昂一夜之间名满京华，不久就顺利通过科举考试当上了公务员。
唐代诗人中像杨炯、陈子昂一样凭借科举走上仕途的不在少数，如王维、韩愈、白居易、柳宗元、刘禹锡、杜牧等。他们的金榜题名固然是靠了自己的真才实学，但VIP（重要人物也）们的推荐也功不可没，玉真公主（唐玄宗的妹妹）是王维的伯乐，作为前辈的诗人顾况则推荐过白居易。
李白与杜甫虽然都是大诗人，但却都不是科举考试的宠儿。李白是个传统教育的叛逆者，他不屑于参加科考，而想凭借诗名进入中央政府。经过达官贵人的推荐，他终于实现了梦想，成了唐玄宗身边的一个近臣，可当他发现自己只是个供皇帝消遣娱乐的高级小丑时，就“仰天大笑出门去”，“明朝散发弄扁舟”了。杜甫参加科考时，正值奸相李林甫掌权。为了维持既得利益，打击新进人才，李林甫做得很绝，一连几届一个也不录取，并且骗唐玄宗说天下的人才都已被吸收到政府机构中来了。杜甫同志郁闷得不行，只得再想别的出路。为了就业，他接连给皇上献上了三大礼赋，最终感动了唐玄宗，赏给杜甫一个九品芝麻官。
唐代诗人中有一类人根本不需要就业，因为他们从小就进入寺院出家为僧了，如初唐的寒山、盛唐的王梵志、中唐的皎然和无本、晚唐的齐己和贯休等。无本就是后来的贾岛，他在长安道上骑驴推敲“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时，碰巧撞上了大作家兼大官员的韩愈的车驾，二人不撞不相识，成了莫逆之交。韩愈帮助贾岛还了俗，但就业却成了难题，因为屡试不第，贾岛只得靠给人写写字（他的书法不错）、当当家教谋生，不幸中的万幸是，到了六十岁时他终于当上了九品的主簿，好在唐朝没有严格的退休制度，否则贾岛倒霉到家了！
中唐著名诗人元稹的初恋就发生在一个寺院里，那是山西蒲州的普救寺，初恋女友就是《西厢记》中莺莺的原型。但元大帅哥是个始乱终弃的人，为了功名利禄，他抛弃了“莺莺”，娶了首都一把手韦夏卿的女儿韦蕙从，依靠自己的才学和裙带关系进入了中央政府。
比杨炯晚了一百多年的“诗鬼”李贺也曾经发出过和前人相似的感慨：“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身体羸弱的李贺当然也没有实现投笔从戎、收复失地的远大抱负，而且他的就业之路远比杨炯坎坷得多。李贺是唐宗室郑王李亮后裔，虽家道没落，但他志向远大，勤奋苦学。可是，他进京赴试时却未能顺利进入考场，因为他的竞争者毁谤他，说他父亲名晋肃，他当避父讳，不得举进士。李贺遭谗落第，愁苦郁闷，后来虽然做了奉礼郎（也是个九品官），可惜27岁就英年早逝了。
晚唐诗人罗隐年少时就已诗名远扬，而且常以诗文讽刺现实为民请命，并自编其文为《谗书》，因此声名更著。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罗隐也因为《谗书》而深受当权者痛恨憎恶，以至于考了十回进士都是“解名尽处是孙山，罗隐更在孙山外”。所以他的朋友赠诗说：“《谗书》虽胜一名休”。后来，天下大乱，罗隐的老乡、靠农民起义起家的钱镠自立为吴越王，罗隐才得以在政府部门就业，做了钱塘令。
著名诗人们都是先学习后就业，但唐代诗人中还有一个先就业后学习的典型，他就是孩子们非常熟悉的《小儿垂钓》那首诗的作者胡令能。胡令能外号“胡钉铰”，是莆田（位于现在的福建省）城里一个以修理铁器木器为生的手工业者，却因为对诗歌的热爱和一点点天赋而为人所知，青史留名，如此人生，不亦乐乎！
第53章 孙思邈心系苍生的职场药方
从古至今，我们中国人都非常认可“人生四大喜事”的说法，就是：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金榜题名对于十年寒窗铁砚磨穿的读书人或士子来说，确确实实是一剂让心跳加速、血压升高的兴奋剂。唐代诗人朱庆馀在科考成绩揭晓之前写下了“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的佳句，与他同时代的著名诗人孟郊则在榜上有名之后唱出了“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绝调。
然而，同为唐朝人的孙思邈却对科举考试一点也不感冒，甚至唯恐避之不及，更让人难以望其项背的是，他曾数次拒绝了几代皇帝亲自发来的希望他进京做官的邀请函。
那么，孙思邈是怎么想的呢？他有着什么样的追求呢？
孙思邈是一个真正的读书人，并非附庸风雅之辈。他自幼天资聪颖，与众不同，七岁上学时就能“日诵千余言”，弱冠之年已通晓诸子百家，尤善谈老庄道家之学，并且还喜好钻研佛教典籍，被人称为“圣童”。当时的社会风气是“朝野士庶，威耻医术之名，多教子弟诵短文，构小策，以求出身之道。医治之术，缺而弗论”，孙思邈生活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中，却毅然决然地放弃了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的求仕之路，选择了悬壶济世救民于苦痛的行医生涯，这与他自己幼年的一段经历密不可分。
孙思邈小时候曾经患过风疾，为了治病，父母带着他到处登门求医，最后虽然把他的病治好了，但他们家却已是家产罄尽，徒有四壁。因为时时想起自己的痛苦经历，而且经常耳闻目睹老百姓们“看病贵、看病难”的窘境，孙思邈早早就立志做一名苍生大医，为广大民众解除身体和精神痛苦，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他以历代名医为榜样，刻苦钻研医药典籍。对于诊疗疾病的方法、采药的常识、制药的程序和养生保健之术，凡有一事长于己者，他总是不远千里，伏膺取决。所以，在二十岁左右时，孙思邈已打下了坚实的医学基础。
孙思邈不但重视书本知识，善于学人所长，而且极为注重实践。他走遍了家乡关中的山山水水，而后在唐太宗贞观年间南下到现在的四川考察风土人情，采集药材，炼制丹药，并沿途为百姓施诊治病。他此次南行丰富了医药知识，开阔了视野，积累了实践经验。他在峨眉山道士处得到了高子良服柏叶法，在江州（今重庆江津)治愈了湘东王的脚气病，为梓州（今四川三台)刺史李文博治愈了消渴病（类似于现在的糖尿病)。在此期间，他亲自为600多名麻风病人做过治疗。归途中又为梁州（今陕西汉中)汉王李元昌治疗水肿，为陇州韩府君用马灌酒治疗风疾，都获得了成功，还用瞿麦丸治愈了一位中流矢的士兵，使其身上的箭头在服药后自行脱出。
俗话说：人怕出名猪怕壮。伴随着一个个人的成功救治，孙思邈的名气越来越大，逐渐传到了皇帝老倌的耳朵里。有着贪生怕死、梦想长生不老光荣传统的皇帝们一个接一个地向孙思邈抛来媚眼，希望他朝朝暮暮一刻不离地侍奉在“国家一把手”身边，时刻准备着为伟大领袖消灾祛病。
据说早在隋朝开皇年间，隋文帝就曾邀请孙思邈入朝担任国子监博士，却被孙思邈以生病为由推辞了。
隋末唐初改朝换代之际，为了躲避战乱和朝廷征辟，孙思邈隐居太白山，后又隐居终南山。唐武德年间，他与熟谙佛教“医方明”的道宣法师相识，二人结为知交，每一往来，谈论终夕，最后二人在医学上都获益匪浅。
唐高祖李渊也曾想将孙思邈招来为己所用，据《华严经传记》卷五载：“义宁元年，高祖起义并州，邈在境内，高祖知其宏达，以礼待之，命为军头，任之四品，固辞不受，后游历诸处，不恒所居。”孙思邈曾与亲友说过，待将来社会上出了贤明君主时，自己可以出来做些济世救人的事。
开创“贞观之治”的唐太宗李世民固然是一代明君，但他也是长生不老药的超级“粉丝”。唐太宗也曾下了一道圣旨将孙思邈召到京城长安，见到年过半百却依然面色红润、容颜不老的孙思邈，太宗皇帝情不自禁地感叹道：“故知有道者诚可尊重，羡门、广成（二者都是古代传说中的仙人)岂虚言哉！”随后准备授以官职爵位，孙思邈仍婉言谢绝。唐太宗想强留孙思邈又怕损坏了自己在老百姓心中的光辉形象，只得顺其自然，允他还乡。孙思邈走后，唐太宗继续搜寻服用据说可以使人长生的丹药，一面服药，一面心中发狠：难道没了张屠户就吃带毛的猪不成？没有你孙思邈，我照样可以长生不老！结果事与愿违，还不到50岁，他就因为服用丹药引起的汞中毒而“仙逝”了。
唐高宗一直是个病秧子（这也是皇后武则天得以掌权的原因之一)，当然也希望身边有个老神仙似的医生，于是就在显庆四年（659年)召见孙思邈，欲授以谏议大夫之位，孙思邈辞谢不受。唐政府此时正在编撰《新修本草》（即后来的《唐本草》)，就让孙思邈留在长安参与编写，这是孙思邈乐此不疲的工作，他就留了下来。四月，一部图文并茂的《唐本草》撰写完成，共55卷，收录了844种药物，这是世界上首部国家药典。后来，孙思邈以年老多病为由请求回乡，而后一直生活在故乡耀县的罄玉山。
孙思邈在皇帝们面前能够做到坚持自我，不卑不亢，实属难能可贵。更为可贵的是，他对待病人，特别是穷苦百姓，像春风般温暖，像夏日般热情。
有一天孙思邈正聚精会神地著书立说，忽然有人跑来说南山一年轻人疼痛不止，呼吸微弱，因家境贫寒才拖延至今。他立即收笔，带上药囊装好金针，快速赶到病人家中。孙思邈想用针灸止痛，但古书记载的止痛穴位都扎过了，却还是无济于事，他十分耐心地继续寻找最痛点，突然，病人叫了起来：“啊……是……是这儿！”孙思邈立即将金针扎了进去，疼痛很快就停止了。从此，人身上又多了一个痛点穴位——阿是穴。
作为一名医生，孙思邈不仅具有高超的医疗技术，而且还具有高尚的医德。他认为，医生应一切以治病救人为先，处处为病人着想。凡是到他这里来治病的人，不分高低贵贱，他一律平等对待。
一次，一位得了尿闭症的病人来找孙思邈求医，孙思邈见病人双手捂着像鼓一样高高隆起的肚子呻吟不止，心里非常难过。他想：尿流不出来，大概是排尿的口子不灵。尿脬（膀胱)盛不下那么多尿，吃药恐怕来不及了。如果想办法从尿道插进一根管子，尿也许就能排出来。孙思邈决定试一试。可是，尿道很窄，到哪儿去找这种又细又软还能插进尿道的管子呢？正为难时，他忽然瞥见邻居家的孩子拿着一根葱管吹着玩，脑子里立刻有了主意。他找来一根细葱管，切下尖头，小心翼翼地插入病人的尿道，并像那小孩一样，鼓足两腮，用劲一吹，很快，尿液从葱管里缓缓流了出来，病人的病就好了。
这看似简单的一吹其实并不简单，如果一个医生的心中没有充满对病人的关切，他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这一点的。
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孙思邈有感于医方本草部帙浩繁，忽遇急症求检困难，遂博采群经，删繁就简，并结合他个人的学术经验，于永徽三年（652年)撰成了《备急千金要方》（简称《千金要方》或《千金方》)，共39卷，323门，方、论共5300篇，其内容包括诊疗、针灸、导引、按摩等，相当全面。书中记载的治疗脚气病的方法，比欧州人早一千多年。他把妇、儿科放在卷首，以视重视，他还找到了复方，一方可治多病和多方可治一病的方法。
孙思邈认为：“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故以“千金”两字命名他的医学著述。《千金要方》一书较系统地总结了中国自古至唐初的医药学成就，自面世以来一直备受医家和学者之尊崇。
永淳元年（682年)，年逾百岁的孙思邈与世长辞。临终前，他嘱咐家人薄葬，不藏冥器，不宰杀牛羊举行祭祀活动。但孙思邈“功在生民，则民祀之”，人们为了纪念他，尊其为“药王”，并将他晚年隐居的五台山称为“药王山”。“箫鼓年年拜药王”已成了孙思邈故乡人民千百年来的习俗。
按照儒家设计的人生理想，一个读书人就应该追求修齐治平，也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而“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而作为读书人的孙思邈走了一条与众不同的人生之路，却同样名垂青史，流芳百世。笔者相信他比那些王侯将相们更经得起时间的淘洗与磨砺，多少年后，人们对“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评价也许会推倒重来，但孙思邈依然会神采奕奕地屹立在中华历史的圣坛之上。
第54章 唐代诗坛的老寿星
灿若星辰的唐代著名诗人中得享长寿者并不多，只有白居易、刘禹锡等五位，可谓寥若晨星，而这几位诗人有幸成为寿星恰恰和他们或乐观，或幽默，或超脱，或坚强的性格有关。
公元846年，大诗人白居易在东都洛阳逝世，享年74岁，这在当时已算高寿。白居易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人，所以，他在成年后取“乐天”作为自己的字，同时他还将孟子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作为终生恪守的人生信条。到了晚年，他更是远离尘嚣，不问世事，做起了居士，写于此时的《白云泉》一诗颇能反映他当时的精神状态：“天平山上白云泉，云自无心水自闲，何必奔冲山下去，更添波浪向人间。”
和白居易同时代的另一位老寿星刘禹锡（772-842）则以坚贞不屈的意志和傲视王侯的气魄在文学史上留下了一个独特的剪影。他早年因参加“二王”（王叔文和王伾）的“永贞革新”而被贬朗州，十年后遇赦回到京城，依然激情澎湃，壮志盈胸，挥笔写下了《玄都观桃花》：“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结果触怒权贵，再次遭贬去了更远的连州。转眼又是十年，刘禹锡再次返回长安，激情依旧不减当年，一首《再游玄都观》被他洋洋洒洒地写在了青瓦白墙之上：“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晚年他在扬州和白居易老友相逢，感慨万千，为我们留下了“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一放眼未来、乐观向上的千古绝唱。
刘禹锡的坚强在于数次遭贬而不屈，另一个长寿诗人罗隐（833-909）的坚强则在于十次落第而不弃。罗隐是晚唐著名诗人和散文家（尤其擅长小品文），自然而然有些自命清高，恃才傲物，不把那些庸官俗吏放在眼里，结果十次科考，次次不中。正当罗隐准备第十一次进京赴试时，他家乡最大的父母官钱塘节度使钱镠慕名请他出仕为官，他终于实现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夙愿。其实，罗隐也曾颓废过，但他既使颓废，也是一种乐观的颓废，每一个中国人都熟知的“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就出自他的笔下。
白居易、刘禹锡和罗隐固然是长寿者，但他们并非最长寿的唐代诗人，因为还有两位诗人幸运地走入了耄耋之年的人生境界。
初唐著名诗人贺知章就是两位幸运者中的一个，他辞世时享年八十四岁，比亚圣孟子还长了一岁（民间说法中孟子活了八十四岁，但那是虚岁）。贺知章生性活泼，狂放不羁，自号“四明狂客”，从他的代表作《咏柳》和《回乡偶书》（其一）中读者分明能看到一个童心未泯的老顽童，而最能彰显他旷达狂放性格的则是“金龟换酒”的故事——李白初至京师，贺知章深感相见恨晚，称之为“谪仙”，并邀李白对酒共饮，但不巧这一天贺知章没带酒钱，于是便毫不犹豫地解下身上佩带的金龟（当时官员的佩饰物)换酒，与李白开怀畅饮，一醉方休。
白居易当年到长安赴试时，在开考之前曾经拜访过当时的一位著名诗人，这个人就是唐代诗人中最长寿的顾况。
顾况生于727年，逝于815年，是一位得享“米寿”（八十八岁为“米寿”）的老神仙，他的长寿应该和其风趣幽默的性格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一点白居易是深有感受的。白居易当时还没有诗名，他把自己的诗作《赋得古原草送别》送给顾况看时，顾况看到“白居易”三字，便和他开玩笑说：“长安物贵，居大不易！（长安城物价昂贵，在这儿住下很不容易。）”然而当他读到诗中“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句时，不禁大为惊奇，拍案叫绝，马上改变语气，郑重地说：“有句如此，居亦何难！老夫前言戏之耳！（能写出如此好的诗句，居住在这里又有什么难的！我之前说的话只是开玩笑罢了！）”
像顾况这样既有涵养，又风趣的老先生，怎么可能不长寿呢？
第55章 “安史之乱”中的诗人们
公元755年，“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导致大唐帝国一蹶不振，致使无数百姓生离死别的“安史之乱”爆发，生活在这个时期的著名诗人们也不幸被卷入其中。
最先因叛乱而受到伤害的是有“七绝圣手”之称的王昌龄，而且他所受到的伤害也是最重的，因为这是致命的一击。
安禄山叛乱之后，王昌龄离开他在湘西的任所，往东北方向行进，没有人知道他意欲何往，但我们知道当他走到淮河边的濠州（今安徽凤阳）时被当地刺史闾丘晓（闾丘为姓，当代有著名记者闾丘露薇）不明不白地杀害了。“自作孽不可活”的闾丘晓不久因为贻误军机被宰相张稿活活打死，在执行军令前，闾丘晓苦苦请求饶命，说家里有父母要照顾，张镐一句话把他噎了回去：那王昌龄的双亲由谁来养老？
当年王昌龄贬官湘西时，李白正身居扬州，他得到消息后，为这位挚友写下了“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的名句。面临天下大乱的形势，王昌龄选择了北上，李白却决定南下避难，他先到了浙东的剡中地区（今浙江新昌一带），不久又西上庐山开始了隐居生活，“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就是在此时写出的。
安禄山叛军渡过黄河后，很快攻陷了东都洛阳，接着向西打到了名将哥舒翰镇守的潼关，著名边塞诗人高适此时正在他身边担任掌书记的职务。
756年，由于唐玄宗李隆基强令哥舒翰冒险出击，潼关失陷，叛军向长安杀来。李隆基带领子孙亲信仓皇离京奔蜀，不料行至马嵬驿（在今陕西兴平）时，军士哗变，宰相杨国忠被杀，杨贵妃被迫自缢。同时，太子李亨在灵武（今宁夏灵武）即位，取代父亲做了皇帝，这就是历史上的唐肃宗。
叛军进入长安之后，一批著名诗人的人生之路发生了重大的转折。
当初唐玄宗逃离长安时，将大批官员抛在了危在旦夕的都城。长安城破之后，这些官员在安禄山淫威暴行的恐吓下，被迫接受了所谓大燕国（安禄山自称大燕皇帝）的官职，成了不忠于大唐的贰臣，其中就包括田园诗人的代表人物王维、储光羲和另一位著名散文家兼诗人李华。
这时，另一位诗人，一个后来的大诗人，也到了长安，他是在士兵的押解下来的，他就是不幸的杜甫。
乱发之后，身为右卫率府兵曹参军（一个几乎不入品的小官）的杜甫先离京把妻儿家眷从奉先（今陕西蒲城）送到鄜州（今陕西富县）羌村安置下来，路上目睹百姓苦难的杜甫写出了千古名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而后，杜甫独自一人奔赴灵武去投奔正在那儿指挥平叛战争的肃宗皇帝，想为国家尽自己的一份微薄之力、一颗赤子之心，没想到半路上遇到了叛军，被押送到长安沦为了阶下囚。
田园诗人们被困在了长安城内，边塞诗人们正在长安之外的土地上为救国勤王而努力。潼关陷落后，哥舒翰被俘，高适侥幸脱身，报国心切的他和杜甫作出了同样的选择，奔赴行在（皇帝所在的地方）为国效命。高适的文学成就虽然不如杜甫，但命运却比杜甫幸运得多，他不但顺利抵达皇帝身边，而且他通达仕途的序幕也已在此时悄悄揭开。与高适并称“高岑”的另一位著名边塞诗人岑参这时正在从“平沙万里绝人烟”的西域大漠东归大唐本土勤王护驾的路上，他的回归为将来的一桩文坛盛事埋下了伏笔。
这一年还发生了这样一件大事——为了抑制北方的新皇帝李亨，不甘心放权的太上皇李隆基将第八子永王李璘封为四道节度都使，总管江南军事。意气风发、雄心勃勃的李璘引兵东巡，自长江中游的江陵顺水而下，宣称要从水路包抄安禄山叛军，他的出场给一位大诗人带来了机遇，但更带来了灾难。
为了扩大自己的影响，振奋军队的士气，李璘将隐居在庐山，身在江湖、心在庙堂的李白请了出来，李大诗人激情满怀，挥笔写下了十一首《永王东巡歌》，可惜，诗歌刚刚写完，唐肃宗李亨派来的军队就已把永王李璘打了个落花流水，一败涂地，因为有些迹象表明李璘打算割据江东自立为帝。
风光了没几天的李白现在大难临头了，以从逆之罪被关进了大牢。
李白在狱中时，曾向已位居淮南节度使的旧友高适写诗求救，然而，高适却回诗一首说你李白无权无兵，没有被救的价值，这就是一个文化大名人在另一个已经成为掌权者的文化人眼中的价值。
顺便说一下，高适能够就任淮南节度使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初他准确地给唐肃宗分析了江东的形势，断定了永王李璘必败的结局，所以，如果说永王东巡对于李白是一场噩梦，那么对于高适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只可惜这不是他最心仪的边塞卫国之战，而是皇室贵族之间的自我残杀。
李白在狱中度过了春节，时间已经进入了公元757年。
大唐统治阶层之间的兄弟相煎还未尘埃落定，叛军上层就上演了冷酷的父子相残——安禄山被他的儿子安庆绪杀掉了，唐军主将郭子仪等乘机收复了京都长安和东都洛阳，新皇帝李亨和老皇帝李隆基先后回到了壁断垣残、今非昔比的长安城。
早在收复长安之前，杜甫已经从叛军手中逃了出来，并且终于在凤翔见到了唐肃宗，只是肃宗皇帝对他不太感冒，只给了他一个左拾遗的职位。长安收复后，杜甫也随着皇帝回到了京城。
皇帝回来了，那些被迫从贼的臣子大难临头了，王维、储光羲、李华等人都被投入了深牢大狱，但是他们最终的结局却大不相同——王维幸运地得到皇帝的赦免，只是由给事中降为太子中允，因为他的弟弟王缙危难时刻一直陪在皇帝身边，立下了大功，而且愿意以自己的仕途为哥哥赎罪；李华被贬到南方的杭州去担任一个小官（后来又回到京城任职）；而储光羲则最为不幸，被贬官岭南的瘴疠之地，并且于“安史之乱”结束的那一年死在了那里。
大诗人李白这时也出狱了，等待他的是流放几千里之外荒蛮的夜郎，此时此刻，李白若想起当年写给王昌龄的那句诗——“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肯定会有深深的宿命之感。
此时，王维、杜甫、岑参三位著名诗人齐聚长安，一个偶然的机会三人共同演绎了一桩诗坛盛事，这就是文学史上的“早朝大明宫唱和”——中书舍人贾至（就是白居易《钱塘湖春行》中提到的“贾亭”的修建者）早朝时诗兴大发，写了一首《早朝大明宫呈两省僚友》。此诗一出，引起了诗人们的极大兴趣，他们纷纷写诗唱和，虽然这些富丽堂皇的诗都是歌颂大明宫上朝之情景，在艺术上没有多少独到之处，却为后人呈现了乱世诗坛愁容之中难得的一点喜色。
这个时期，待人至诚、情深意重的杜甫一直在关心怀念着远方的故人李白，他白天忆李白，夜里梦李白，为不幸蒙难的老朋友写下了一首首动人的诗篇，也许是杜甫的真情感动了上天，李白的命运不久出现了转机。
公元759年，郭子仪、李光弼等九大节度使因无统一指挥兵溃相州（今河南安阳），同时关中地区大旱，唐肃宗为安定民心大赦天下，宣布“天下现禁囚徒，死罪从流，流罪以下一切放免”。正在流放途中的李白得到赦免后，立即乘船东归与家人团聚，起身时写下了《早发白帝城》的千古绝唱。
朝廷的日子不好过，叛军更是乱得厉害。就在这一年，安禄山的老搭档史思明杀死了安禄山的儿子安庆绪，攻占洛阳后，他有样学样地当起了“大燕皇帝”。
大抵在同一个时间，朝廷的大赦让李白从东面离开了当时的巴蜀，而政府的无能却使杜甫不得不丢弃不能糊口的官职从北面进入没有受到叛军祸害的四川谋求一条生路。
此时此刻的杜甫是一个逃难之中的诗人，生活自然是凄苦的，更惨的是，他连个遮风避雨的房子也没有，只得投亲靠友，寄人篱下。直到第二年，也就是公元760年，苦命的杜甫才在四川成都有了自己的所谓的家，那是建在西郊浣花溪畔的几间简陋草房，每逢下雨，则“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处境之苦可想而知。可就是在这样的境遇下，我们的诗人杜甫写出了“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眼前何时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的伟大诗句。
令人欣慰的是，不久，杜甫的老友高适从军界转到政界来四川担任彭州刺史（后转蜀州刺史），给他的窘困生活带来一些转机。实事求是地说，虽然高适对在政治上无意中站错队的李白有些无情无义，落井下石，他对杜甫还是不错的，不仅寄诗问讯，还时常馈赠衣食。正是朋友间的友谊重新激起了高适那因为身居高位而即将罄尽的才华，写出了《人日寄杜二拾遗》这首非常打动人心的诗歌，杜甫读之竟至“泪洒行间，读终篇末”。
公元761年，在李光弼的打击下，史思明屡战屡败，更糟的是后院起了火，最终，他步了好哥们、老搭档安禄山的后尘，也被儿子杀死了，他的儿子名叫史朝义，这是安史叛军的最后一个“大佬”。
从某种意义上说，史思明比安禄山幸运，因为他和大诗人王维死在同一年。虽然后世总是把李白和杜甫并列为唐诗两大巨星，但在他们生活的时代，和李白齐名的不是杜甫（杜甫是后来居上的），而是王维。王维生前担任的最后一个职位是尚书右丞，对于文人来说已经是一个不小的官职啦，这也是他被后人称为王右丞的原因。虽然是被迫的，但王维确实背叛过大唐王朝，然而却因为有一个好兄弟而保住了功名利禄荣华富贵，得以悠哉游哉、安逸轻松地在“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的准隐士状态下度过了余生，而同为大诗人的李白之晚年却要惨淡清苦得多。
晚年的李白可谓“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虽然上次从军无意之中站错了队，犯了一个几乎致命的天大错误，但他自知没有辜负过大唐，所以又动了北上临淮从军报国的念头，无奈岁数不饶人，走到半路就因病返回了。之后，李白一直客居在族叔，当涂县令李阳冰（著名书法家）家中，不幸在第二年的一个月夜因病辞世。
一直思念着李白的杜甫这时正在西川节度使兼成都尹的严武身边任职。严武是杜甫好友严挺之的儿子，对他非常照顾，并且给皇帝上表举荐他为检校工部员外郎（杜甫因此而被称为杜工部）。严武镇守西川的日子，是杜甫晚年最快乐的时光，“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恰好写出了他当时的心情。
严武奉代宗皇帝之命（这时，玄宗和肃宗已先后驾崩）入朝公干时，杜甫北上为他送行，二人直到百里之外的绵州（今四川绵阳），才恋恋不舍地分手。意想不到的是，严武走了没有几天，剑南兵马使徐知道就在成都城内发动了叛乱，妄想自立为王。回不了家的杜甫只得流亡东川的梓州（今四川三台）去投靠与自己友善的汉中王。
不久，徐知道被暂代西川节度使的高适击溃，随即被自己的部将李忠厚杀死。徐知道叛乱的时间虽不长，成都却受了很大的骚扰，混乱的状况并不下于安史乱中的长安与洛阳。
公元763年初，在郭子仪和李光弼的联合进攻之下，屡遭败绩、穷途末路的史朝义自缢而死，历时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终于结束了。听到这个消息时，正在梓州的杜甫又惊又喜，脱口吟唱出那首著名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首放歌须纵酒，青春做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安史之乱”逐渐尘埃落定，大唐王朝幸运地得以延续，尽管再也回不到往日的繁荣富强。杜甫、高适、岑参等诗人们的人生之路也还要继续走下去，无论前边是晴天丽日，还是凄风苦雨……
第56章 唐太宗的好色记录
近年来影视上的帝王戏很热闹，有些虽一再强调尊重历史，仍脱不了“戏说”的俗套。就拿最近热播的电视剧大制作《贞观之治》和《贞观长歌》来说，过分溢美而歪曲史实的杜撰比比皆是，唐太宗被美化成十足完美的圣王，然而，真实的历史并不象剧作家描写的那么美好，有些事情甚至出乎人们的想象。
唐太宗李世民的文治武功“贞观之治”自然是毋庸置疑的，但他的一些劣迹也是明明白白写在历史上的，只不过后者的阴暗被前者的光明所掩盖而已。玄武门之变李世民杀兄李建成、弟李元吉之后，又马上将他们的儿子统统杀死，并公然纳元吉之妃为己妃，霸占弟媳妇。进入晚年时，他渐渐趋向奢侈腐化，不但修复隋炀帝的豪华宫室供自己享受，而且迷信占卜，痴迷丹药，竟在五十二岁时因服用所谓的长生丹而一命呜呼。
在此，我们暂且抛开唐太宗的骄奢愚昧，专门说说他的好色。
贞观之初，正值百废待举之时，唐太宗较少恋及女色，贞观五年以后，天下已趋大治，贪图享乐思想滋长，选美之举时有出现，故唐太宗一生曾罗致了不少美女，受其宠爱的也不在少数，在史书上留下名字的就有八个。
第一位是大杨妃，这位杨妃是隋炀帝杨广的女儿，最传奇之处莫过于以亡国公主身份，嫁予了新朝王子李世民，而这位新朝王子，还是她的表哥（李渊和杨广是表兄弟嘛）。这位杨妃应该是李世民晋封秦王后的第一位妃子，长孙皇后去世后，李世民一度想将其立为皇后，但群臣以她是隋炀帝之女而强烈反对，最后只得作罢。昭陵葬了一位杨妃，不知道是否就是这位杨妃。
第二位是阴妃，因为阴妃的儿子李佑谋反被诛，所以阴妃后来应该受到了株连，就销声灭迹了。
第三位是韦贵妃，她是李世民一度最爱的女人。据说韦妃有倾城之貌，绝世之才，所以得李世民宠爱，长久不衰，最奇的是，这位韦妃本来是有夫之妇，原来的丈夫是李珉，两人育有一女，后来李珉因为杨玄感造反被诛，韦氏因此没入官府，那时侯，李世民应该虚岁十六，和长孙成婚不久。老天对他们很是眷顾，韦氏没有被发配到任何地方，一直被囚在洛阳，直到李世民攻克洛阳，与她见面，李世民一见之下惊为天人，于是娶她入秦王府，与之缔结鸳盟。
第四位是燕妃，历史上记载不多，好象只写十三岁入秦王府后庭，也是才貌出众，后生有两位皇子。
第五位就是让李世民备受后世谴责，冒天下之大不韪迎娶的小杨妃。小杨妃原为齐王李元吉正妃，也算是名门之后。李世民与小杨妃的“艳史”，也成为无数小说家的最爱，无论是比较正规的《唐史演义》，还是鸳鸯蝴蝶派的《宫廷演义》都大事渲染，写得轰轰烈烈，爱恨缠绵。李世民娶杨氏入东宫，满朝之中居然没有人劝谏，这是否意味着他们的关系已经是半公开的秘密，或者说大臣们知道劝也无用呢。弑杀兄弟，是为不义，威逼父亲，是为不孝，屠杀子侄，是为不仁，强纳弟妇，是为不礼，但这些对李世民来说，好象都是小节了。
第六位，是谥号为贤妃的徐惠，据说她是个五月能言，八岁能诗的才女，因为敢于劝谏而受李世民尊敬宠爱，可能李世民在她身上看到了长孙皇后的影子。
第七位，就是那位不但做了女皇，而且自己造字取名的武曌，即武则天，她恐怕是第一个给李世民戴绿帽子的女人。唐太宗不仅具有招贤纳士的慧眼，对女色的鉴赏也属上乘，十四岁的武则天竟然使他禁不住啧啧赞叹：“美容止，美容止啊！”当天就封她为才人，属正五品。接着，太宗下旨召她侍寝，并给她起了个名字叫“媚”。唐太宗常年膏梁厚味，沉湎女色，体内郁毒久积，武则天玉体洁白如胴，姿色艳丽，使他最终因缠绵床弟之事而引发背部恶疮。太子李治（就是后来即位的唐高宗）常常侍候病中的父亲，这样一来，唐高宗与武则天见面的机会就频繁起来。唐太宗久病不起，武则天饥渴难忍，便与唐高宗常常秋波传情，两人年纪相似，眉来眼去，勾搭成奸，一代英主唐太宗竟然被儿子戴了绿帽子。
以上就是史书有记载的李世民身边的各位美眉（长孙皇后除外），其辉煌程度、传奇程度，似乎只有汉武帝可以媲美了，从这份记录来看，说李世民好色应该没有冤枉他。
第57章 杜甫是个好朋友
公元744年，四十三岁的李白和三十二岁的杜甫在当时的东都洛阳一见如故，结为挚友。
那时，受到唐玄宗冷落，被赐金放还的李白刚刚心灰意冷、满怀忧愤地离开了都城长安，而多次赴考落第的杜甫正在洛阳城内犹豫不决，不知何去何从。两个天才诗人的偶然相逢像灿烂的阳光一样扫清了各自心头的阴霾，两颗纯真热切的心灵一同沐浴在友情的清泉净水之中。
他们惺惺相惜，平等交流，抒怀遣兴，评古论今，建立了深厚而真挚的友情。分手前，二人相约下次在梁宋（今河南开封商丘一带）会面，之后一起访道求仙。
同年秋天，两人如约到了梁宋，在这里，他们还遇到了诗人高适。三人各有大志，理想相同，一起畅游山水，评文论诗，纵谈天下大势。
第二年，即公元745年，李白与杜甫在东鲁第三次会见，二人同游齐赵。他们一同驰马射猎，赋诗论文，同行同宿，亲如弟兄，就像杜甫在《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中所写的一样：“我亦东蒙客，怜君如弟兄。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
他们还一道寻访隐士高人，偕同去齐州拜访当时驰名天下的文章家、书法家李邕。
这年秋冬之际，李白与杜甫在鲁郡（今山东兖州）相别，杜甫写了《赠李白》一诗：“秋来相顾尚飘蓬，未就丹砂愧葛洪。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
短短一年多的时间，李白与杜甫两次相约，三次会见，知交之情不断加深，但他们分手后的表现却大不相同。
李白是个“不求天长地久，但求曾经拥有”的人，对爱情如此（他一生结过好几次婚），对友情亦然，所以他走到哪里都能很快交上朋友，而离开之后却又会很快不再去想曾经的故人。
杜甫在友谊上则是个情痴，和李白分手后，他对这位老友魂牵梦萦，念念不忘，为他写了不少诗篇，流传至今的就至少有《春日忆李白》、《冬日有怀李白》、《天末怀李白》、《梦李白（二首）》等五首。
在诗中，杜甫盼望着“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感叹着“三夜频梦君，情亲见君意”；挂念着李白的衣食住行——“凉风起天末，君子意如何”，“江南瘴疠地，逐客无消息”，担心着李白被流放以后的安全——“江湖多风波，舟楫恐失坠”，“水深波浪阔，无使蛟龙得”，至诚君子之心溢于言表，一往情深之谊令人感动。
李白流放夜郎途中遇赦的消息传到杜甫所居的成都时，杜甫欣喜至极，写下了《不见》一诗：“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匡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
细心的朋友可能会注意到，和杜甫的其他诗作相比，上面这首诗有一个与众不同之处，那就是他实际上是没有标题的，后人为了便于叙述，就借鉴《诗经》的做法用诗歌的前两个字做了题目。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杜甫在听到关于他一直梦萦魂牵的老朋友的好消息时，心中是那样的激动而快乐，以至于忘记了给诗作起一个名字。
第58章 多情天子李豫的传奇人生
《打金枝》是一出妇孺皆知，老幼咸宜的喜庆戏，逢年过节、婚礼寿诞之时经常上演，而且很多剧种都有这个剧目，如晋剧、评剧、豫剧、吕剧、越剧、河北梆子……
《打金枝》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唐王将女儿升平公主许配汾阳王郭子仪三子郭暧为妻，以表彰郭家的卓越功勋。时值汾阳王花甲寿辰，子、婿纷纷前去拜寿，唯独升平公主不往，引起众人议论，郭暧怒而回宫，打了公主。公主向父王母后哭诉，坚决要求唐王治郭暧之罪。郭子仪绑子上殿请罪，在深明大义的国母劝说下，唐王不但没有降罪驸马郭暧，反而对其大加封赏。国母随后劝婿责女，小夫妻消除前隙，和好如初。
赏戏的同时，我们不禁要问，戏中的唐王是哪个皇帝呢？
一说到唐王，我们就会想起最熟悉的一代明君唐太宗李世民，并且理所当然地认为《打金枝》中这个黄袍玉带，长须飘飘，胸怀大度，和蔼可亲的唐王就是他，那么到底是不是呢？答案是否定的。这个唐王实际上是唐代宗李豫，也就是曾经风靡一时的《珍珠传奇》中那个多情小生代王李豫。
唐代宗李豫是唐玄宗李隆基的孙子（唐玄宗是唐太宗的曾孙），唐朝的第八位皇帝（武则天除外），同时也是“安史之乱”之后的第一个皇帝。他年轻时是不是像电视剧中那么多情呢？当上皇帝后又是否像戏里那样心胸宽广呢？他到底是怎样一个人？是不是一个好皇帝呢？我们不妨带着这些问题领略一下唐代宗李豫的传奇人生。
木秀于林
开元十四年（726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唐代宗李豫生于东都洛阳上阳宫之别殿，当时唐明皇正在汝州洗温泉浴。这位四十二岁的大唐天子听闻喜得长孙后即日返回东都皇宫，并在孙儿出生第三天亲临探视，明皇见到自己的长孙活泼可爱，以后几乎天天前去看望，有一次，唐玄宗在欣喜之际竟脱口而出说：“此子福过其父”。代宗出生后取名为俶，表示美善之意。年方十五的李亨因在兄弟同辈中先得贵子，倍受父皇玄宗的宠爱，改变了以前常常被冷遇的处境。
李俶的少年时代恰值大唐开元盛世，享受着优裕无比的贵族子弟生活，蒙受着系统的文化知识教育。他幼而好学，尤专《礼》、《易》，仁孝温恭，动必有礼，深受爷爷唐玄宗的宠爱，被立为嫡皇孙。李亨则父以子贵，备受玄宗的器重，开元二十六年在太子李英被杀之后册立为太子。
开元二十八年（740年）八月二十一日，李俶十五岁，被封为广平王，开始步入青年时代，这时，唐帝国正经历着一场巨大的历史变革，封建社会内部，旧的制度遭到破坏，如均田制。府兵制的崩溃；社会危机日益加深，新的东西尚在朦胧的孕育之中。玄宗开元、天宝之际，先是李林甫乱政十九年，继之杨国忠专权，两者都以动摇太子之位为要务，李俶的生父李亨虽贵为太子，身边却是危机四伏，险象环生。渐渐成熟的李俶，耳闻目睹宫廷上层的尔虞我诈和政治舞台上的腥风血雨，深知自己身处的太子长子和嫡皇孙地位令人嫉羡，稍有什么风吹草动，就会影响到生命安危，关联到是受祖父的宠信还是横遭冷遇。李俶从父亲“仁孝谨静”而获取忠臣良将的同情和保护。取信于祖父。稳固了皇太子地位之经历中汲取了经验，能遇事沉思，宇量弘深，宽而能断，喜惧不形于色，因而为祖父唐玄宗钟爱不移。
唐代宗李豫（现在叫李俶）与沈珍珠的旷世之爱就是从此时开始的。沈珍珠是浙江吴兴（今浙江德清）人，出身世家，玄宗开元末年被选入东宫（历史上，东宫就是太子宫，和娘娘没有关系）为宫女。皇太子李亨赐沈氏予广平王李俶。沈氏美貌如花，又贤淑纯良，故而深得宠爱，于天宝元年（742年）生下长子李适。
临危受命
天宝十四年（755年），唐玄宗宠信的安禄山起兵叛唐，“安史之乱”爆发。第二年，安禄山叛军进逼长安，玄宗带着杨贵妃及诸皇子、皇孙仓皇出逃，李亨、李俶、李适自然都在其中，而诸皇子、皇孙的妃妾及一大群皇亲国戚却被遗下未及逃走，结果为叛军所获，从西京长安劫掠到东都洛阳，其中就有沈氏。
随后，唐玄宗避难四川，李俶随父亲皇太子李亨至灵武（今宁夏灵武市）。李亨在灵武称帝（历史上称为唐肃宗），改年号为至德，封李俶为天下兵马大元帅。至德二年（757年)，李俶与郭子仪等率领唐军，在回纥援助下，先后攻克长安、洛阳。不久，肃宗回到长安，李俶进封楚王，后徙封成王，乾元元年（758年），被立为太子，更名李豫。宝应元年（762年)四月，肃宗病危，张皇后欲立越王为帝，宦官李辅国、程元振勒兵逮捕越王，幽禁张皇后，肃宗受惊吓而死。李辅国遂拥李豫即位，改元宝应。
至德二年（757年），李俶收复东都洛阳时，在掖庭皇宫中找到了已被关押一年多的沈氏。夫妻二人悲喜交集。可是由于当时战事紧张，行色匆忙的李俶竟没有来得及将妻子送回长安，便又经略北征。不久，史思明再犯洛阳。等到唐军再次打败史思明之子史朝义，收复洛阳时，沈珍珠却已不知去向。代宗急痛万分，派出大量人员寻找，可是一直杳无音讯，这一次分别真正成了“十年生死两茫茫”。
宝应二年（763年）正月，史朝义自缢而死，“安史之乱”结束。
风云再起
唐代宗李豫即位后，拥立有功的大宦官李辅国和程元振自恃功高，更加专横，对代宗的统治构成了威胁，李辅国甚至对皇帝说：“陛下但居宫中，外事自有老奴处分”。代宗利用李程二人之间的矛盾除掉了李辅国，后又罢黜了程元振和另一个专权的宦官鱼朝恩，稳定了中央政府的形势。
“安史之乱”结束后，唐代宗感觉大功告成，天真地以为从此天下太平，国泰民安了，就在当年改元广德，大赦天下，安史旧部亲族一概不予追究，各地官吏加官晋爵，普通百姓减免赋税，这样一来，安史旧将一变而成为唐朝的节度使，给以后的藩镇割据埋下了隐患。
日渐强大的吐蕃趁火打劫，乘“安史之乱”之机尽占河西、陇右之地（今甘肃、青海一带），并进扰关中。广德元年（763年)冬，吐蕃攻陷（今陕西周至），代宗出奔陕州（今河南三门峡西），吐蕃入长安。这时，郭子仪以关中兵马副元帅名义驻咸阳（今陕西咸阳东北），部下只有士卒数百。郭知长安陷落，便到商州（今陕西商县）招募散兵，遣将进逼长安，迫使吐蕃退出。唐军收复长安，代宗还归京师。
此后，大将仆固怀恩反叛，连年引回纥、吐蕃、党项等族军队威胁关中，京师一再戒严。代宗一度意欲亲征，赖郭子仪说和回纥，迫使吐蕃退兵。
唐代宗在位时先后任用第五琦、刘晏等人整顿财政，改革漕运，增加盐利，为以后唐德宗时的税制改革准备了条件。
大历十四年（779年）五月，唐代宗崩于长安宫中紫宸之内殿。年五十四岁，在帝位十七年。当年十月葬于元陵，在京兆富平县，谥号“睿文孝武皇帝”，庙号代宗。唐代宗在位期间年号有三：一为广德，二为永泰，三为大历。
代宗皇帝的一生，不仅在政治舞台上角逐得胜，在动乱中平叛御边，搏击疆场有功，削除专权跋扈的宦官，剪除专擅朝政的权臣，巩固帝位，乱后求治，罪己安民，在经济上，教育上也多所改革，颇见成效。
多情天子
唐代宗以多情天子著称于唐代诸帝，是个颇具几分浪漫色彩的历史人物。他的多情表现在各个方面，可以说是多层次、多方位的。
唐代宗素以宽厚仁孝著称于世，对于有养育之恩的祖父、父亲、舅父等，生前尽孝道，死后永怀念，可谓亲情笃厚。
李豫即位后，于广德二年（764年）立长子李适为皇太子，同时下诏寻找太子生母沈氏。唐代宗在位一十七年，便寻找了失散的妻子一十七年，却一直没有下落。多情的李豫始终不相信沈氏已死，临死都期盼着有夫妻重聚的一天，最终却是失望。除了遥尊沈氏为后，他一生没有册立过其他皇后，中宫的位子永远为沈珍珠而保留着。
唐代宗李豫与他的兄弟们亲密无间，尤其是和异母弟弟建宁王李倓感情甚厚。李倓年纪轻轻就被张皇后和宦官李辅国谗害致死，所以李豫常常怀念这位一起长大的三弟，即位为帝后，先追赠李倓为齐王，后又下诏追赐谥号为承天皇帝。
唐代宗对臣子也是非常宽容的，所以才有了上面提到的《打金枝》。这出戏是以史实为基础的：平定“安史之乱”有功的唐朝名将郭子仪之子郭暧娶了唐代宗的女儿升平公主为妻。一次，小夫妻发生口角，郭暧一怒之下打了皇帝的金枝玉叶，急不择言地说：“你倚仗你父亲是皇帝吗？我父亲还不愿意当皇帝呢？”听了这句大逆不道之言，公主哭着回宫告状。闻听此言，代宗劝女儿道：“他父亲不爱当皇帝是实情，要不然，天下哪里还姓李！”面对负荆请罪的郭氏父子，代宗安慰道：“儿女闺房琐事，何必计较，老大人权作耳聋，当没听见这回事算了。”郭子仪谢过皇恩，回家后还是把儿子痛打一顿。
纵观中国历史，像唐代宗李豫这样重情重义、温柔敦厚的皇帝可谓凤毛麟角，难得一见，所以，虽然他的文治武功、历史贡献不是非常突出，但后人还是愿意在小说中赞美他，在戏剧中歌唱他，可以说，“情”之一字成就了唐代宗李豫不朽的传奇人生。
第59章 白居易为什么不说话
唐代诗人李绅是以两首《悯农》诗流芳后世的，其中一首就是妇孺皆知的《锄禾》（为了适合儿童阅读才改成了这个题目），而笔者更欣赏的则是另一首，其中“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二句的警世意义绝对不亚于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深知“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李绅同志按理说应该是个生活俭朴的人，然而事实却大跌后人眼镜。也许李绅曾经非常节俭朴素，但是他在当了官老爷，特别是淮南节度使（后来又升格为宰相）之后，却骄奢淫逸起来了。史书记载，李绅为官后，逐渐奢华到一餐耗费千百贯。他特别喜欢吃鸡舌，每餐一盘，耗费活鸡三百多只，院后宰杀的鸡堆积如山。与他同时代的诗人韩愈、贾岛、刘禹锡、李贺，对其无不嗤之以鼻，嘘之以声。
笔者以为，史书的记载可能有点夸张，但李绅的奢侈是肯定无疑的，否则韩愈、刘禹锡等大诗人不会就此对他进行批评，这就有了一个问题，同为大诗人，而且对李绅更熟悉的白居易为什么在这个事上不说话呢？
白居易和李绅都是新乐府诗派的中坚人物，他俩和这个诗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元稹互相都是很好的朋友，经常你来我往，诗词唱和。但白居易好像并不是一个尽职尽责的真正的好朋友。如果白居易尽到了一个朋友的职责，劝说李绅在生活上由奢入俭，放弃过分奢侈的鸡舌宴，那么，在做人为官这个方面，李绅留在历史上的就是知错能改的正面形象，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成了口是心非的反面教材。可惜的是，面对李绅的骄奢，白居易由于照顾朋友李绅的面子或者其他原因最终保持了沉默。
之所以批评白居易不是一个真朋友，还因为他在元稹犯了比李绅更大的错误时仍然选择了“沉默是金”的态度。
元稹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比李绅还要高出半截，他为妻子韦蕙从写的悼亡诗非常有名，那句众口相传、感人至深的“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也出自他的笔下。但他一生之中的两大污点严重影响了他在读者心中的形象，尽管他年轻时是个玉树临风、风度翩翩的帅哥。
第一个污点是他对初恋情人（就是《西厢记》中的崔莺莺的生活原型）的始乱终弃，不负责任；第二个污点则是从当年弹劾误国宦官的勇士蜕变成了为了升职投靠宦官的肖之辈。
元和元年（806年)，元稹登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授左拾遗，后得宰相裴垍提拔为监察御史，出使剑南东川。此时的元稹年少气盛，以大无畏的精神劾奏不法藩镇、官员以及他们身后隐藏的宦官，为此得罪权贵，被贬为江陵府士曹参军。
元和六年，裴垍去世，刚刚吃了些苦头的元稹又失去了倚靠，一番得失权衡之后，他竟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身，决定卖身投靠藩镇严绶和监军宦官崔潭峻，并且真就黑着心肠，厚着脸皮这么做了。
元稹依附宦官的可耻行为引起了朝臣们的鄙视，“为时论所薄”，作为好友的白居易却没有提出“逆耳忠言”让他悬崖勒马，而是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地和元稹互寄诗作，一唱一和，而且酬唱地比以前更加频繁，就连著名的《长恨歌》都是和元稹的《连昌宫词》相对应唱和时的产物。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白居易碍于情面在元稹生前没有对他提出批评，但他其实是不认可元稹的变节行为的，他为元稹所写墓志铭中的“以权道济世，变而通之，又龃龉而不安”等字句可以为证。
李绅生活奢侈，元稹屈身事奸以至于遗臭于史，他们自己当然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但白居易作为他们二人的至友却对他们的失节行为始终保持失语，不发一言也应该难逃其咎，至少他不是一个敢于直言相劝、令人肃然起敬的诤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