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的本土化如今越来越成为学界共同思考和关注的问题。但是，很少有人以“本土化”为出发点梳理文化研究在我国的发展历程。文化研究本土化意识的觉醒，是以全球经济一体化时代为背景的：一方面，我们的文化研究不得不借用西方的思想文化资源，另一方面要避免简单依附于西方理论，同时又要警惕不能陷入狭隘的民族排外观念。因此，文化研究的本土化是要求在借鉴西方文化理论的同时不断进行反思和评判，逐步构建本土文化研究的理论品格。可以说，当代文化研究本土化的核心恰恰在于追求多元化，拒绝单一化，在于充分认识到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异质性和复杂性，结合本土经验、当代语境以及西方理论资源对本土问题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研究和阐释，建设具有本土特性的文化研究理论。
一
关于文化研究何时进入中国，有学者认为应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其标志性事件则是1995年8月在大连召开的“文化研究：中国与西方”国际研讨会，这是国内文论界较早的一次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1]但也有别的学者指出，西方文化研究成果的第一次亮相应该是1986年美国学者杰姆逊的《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在中国的翻译出版。[2]还有学者认为，学界真正开始关注文化研究，是1994年《读书》杂志分别在第七、八期刊发了美籍学者李欧梵的《什么是文化研究》《文化研究与区域研究》，这两篇访谈文章对文化研究的来龙去脉进行了初步介绍。从1999年开始，李陀、罗钢、刘象愚、陶东风等人才逐渐开始出版大量的文化研究丛书和杂志。[3]这是文化研究进入中国的大致进程。但本文认为，翻译、介绍尽管是十分重要的基础工作，还构不成文化研究的“本土化”。文化研究的本土化推进应该与重要的文化论争现象有关，同时又和社会的整体进程共同起步。因此，文化研究本土化进程的两个关键点：一是20世纪90年代初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另一个则是21世纪初的日常生活审美化争论。这两场文化论争对我国人文学界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也使得文化研究真正在中国逐渐扎根。从表面看，这两个文化现象似乎毫无联系，而且人文精神论争的焦点并不是文化研究的学科问题，那么说这场争论促进了文化研究的本土化似乎无从谈起。但如果仔细分析，人文精神大讨论既表达了市场经济转型期知识分子们对社会终极价值缺失的担忧，同时也表露出对大众文化的排斥性批判。这种态度延续到后来的“日常生活审美化”讨论中，关于文艺学是否要越界扩容，其背后的争论点之一则是文学研究是否要把大众文化中的消费景观作为研究对象。从这两场论争中可以看出，知识分子对于大众文化的态度经历了从简单排斥到逐渐接受的过程。但是，这与文化研究的本土化有什么具体联系?其论争的历史语境是什么?不同观点和立场交锋对文化研究的本土化进程产生什么样的促动性作用?这些问题将成为本文接下来阐述的重点。
二
从改革开放到现在的30多年是我国社会文化的重要转型期，在历史大转型期，知识分子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和立场站立?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因为社会转型必然带来新的结构性变异，由此原先旧有的社会分工、专业界限、学术定位、知识结构要么面临解体，要么亟待更新。因此，每一个社会转型期知识分子一开始大致上总会出现两种截然相反的立场，一方坚守于传统的精神形态，拒绝妥协于不断变化的现实;另一方则欣喜地迎接新的形态出现，积极参与到整体性的社会变革中。这一不同立场正是文化冲突与融合的根源。从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知识分子们的角色经历了从社会变革的启蒙者到边缘者的转变。在上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中，知识分子在反思批判“文革”、大力推动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上起到了重大作用。但是，随着上世纪90年代现代化的推进，市场经济逐渐兴起，知识分子精英们的价值理想、终极关怀被淹没在消费主义的浪潮中，人们很少再关心价值理想，而是追求如何获取更多的财富、过更好的生活。因此，市场经济中浮现的拜金主义、极端利己主义等负面倾向使得知识分子们变得前所未有地惶惑，无法在突然而至的世俗化社会里找到自身的定位。正是这一历史语境使得西方文化研究理论完成了第一次具有影响力的移植。
第一，人文精神的理想激情对大众文化采取了排斥性批判立场。人文精神大讨论源于1993年6月发表于《上海文学》的《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这篇文章指出了商业社会文学被逐渐边缘化的处境，更重点批评了王朔的痞子文学、张艺谋电影的商业化以及先锋文学重叙述形式而忽视思想内容的倾向，并将之归结为物质主义、拜金主义风气导致的公众整体道德的滑坡以及人文精神的危机，由此引发了巨大的反响。随后，《读书》《东方》《十月》《光明日报》《文汇报》等报刊相继发文。特别是《读书》杂志针对人文精神的缺失，以“人文精神寻思录”为标题连续刊发了多组不同学者的对话讨论文章。可以说，这是80年代以来西方大量理论涌入之后人文学者首次自发性的讨论。[4]必须指出的是，在《上海文学》以及《读书》上的多组讨论是以会议座谈形式进行的，具有浓厚的公共讨论色彩，虽然每个人的具体观点不尽相同，但他们共同表达了对市场化推进之后人文价值缺失的普遍失落感，并将世俗化视为知识分子的对立面。大众文化在他们看来等同于一种平庸的生活趣味、精神的粗鄙以及对感官欲望的追求。因此，人文精神大讨论一方面是对终极价值关怀的强调，另一方面则是对大众文化的质疑和警惕以及对文艺市场化的深深忧虑。
第二，西方的文化工业理论成为批判大众文化的有力武器。从表面看，这场人文精神讨论中涉及到文化研究理论的地方似乎不多，但是1993年12月《文艺争鸣》发表的《欲望与沉沦——当代大众文化批判》，可以看作是对这场讨论的回应。陶东风援引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对消费主义、大众文化进行了有力的批判。1994年，人文精神大讨论的参与学者之一张汝伦在《复旦学报》发表了《论大众文化》，随后另一学者杨扬在《文艺理论研究》发表了《大众时代的大众文化——从比较文化的视野看当代中国的大众文化》。这是最早一批对大众文化进行学理考察的成果。一方面，他们对于大众文化普遍持批判的态度，认为大众文化是平庸的、雷同的，大众不过是没有判断能力的纯粹消费者，因此必须对此加以批判，引导其走向精英主义的大众文化;另一方面，对于大众文化的批判基本是以简单移植西方的文化工业、意识形态理论作为学理基础。因此，可以说西方文化研究在我国本土首次具有影响力的理论实践，是以对大众文化的排斥性批判为起点的。
第三，人文精神大讨论暴露了知识分子对于大众文化认识的不足。现在看来，大众文化是我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产物，对于促进社会市民阶层的分化以及文艺生态的多元化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对大众文化的简单批判某种程度上阻碍了多元社会形成的步伐。当然，这一过程也有学者对社会的世俗化进行辩护，但在总体上，面对社会的巨大转型，知识分子们更多表露出一种情绪性的忧患意识和人文激情，尽管这种忧虑、迷茫是真诚的，但普遍缺乏从学理上去客观看待社会精神与世俗的分离，冷静分析世俗化背后的正面作用与负面后果。也正因此法兰克福学派对于大众文化的批判就成为初期文化研究者的思想资源。因此，美籍学者徐贲于1995年发表的《美学•艺术•大众文化——评当前大众文化批评的审美主义倾向》具有重要意义，他指出了国内文化研究因知识分子们的精英主义偏见而简单借用阿多诺的群众文化理论进行审美批判，忽视了西方文化理论运用于不同地域文化时的具体语境。因此，徐贲呼吁人们放弃精英主义的偏见，“大众批评要成为一种具有实践意义的批评，首先要求批评者尽量不带成见地去熟悉和了解他的对象”，“大众生存环境的改善是与大众利益相一致的，大众改善生存处境的要求必定会在他们的集体文化活动中体现出来”[5]。徐贲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时学界对于大众文化的偏见，但是“精英的”与“大众的”二元对立思维以及法兰克福的文化工业理论却深刻地影响了人们对大众文化的看法，把大众文化等同于浅薄的感官娱乐。这种看法延续到了后来的“日常生活审美化”论争中。
可以看出，对于社会世俗化进程认识的不足使得人们对大众文化的排斥态度与法兰克福的文化工业理论一拍即合，虽然存在着简单挪用西方理论的弊病，但必须承认文化研究的本土化因此逐渐获得了展开。因此，尽管西方文化研究理论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已进入中国，但文化研究的本土化进程实际却是因为90年代初的人文精神大讨论而迅速推进的。
三
“日常生活审美化”最早出现于学者陶东风的《日常生活审美化：一个讨论——兼及当前文艺学的变革与出路》，这篇文章指出：“今天的审美活动已经超出所谓纯艺术/文学的范围，渗透到大众的日常生活中，艺术活动的场所也已经远远溢出与大众的日常生活严重隔离的高雅艺术场馆，深入到大众的日常生活空间，如城市广场、购物中心、超级市场、街心花园等与其他社会活动没有严格界限的社会空间与生活场所”，因此，作者认为“文艺学的出路在于正视审美泛化的事实，紧密关注日常生活中新出现的文化/艺术活动方式，及时地调整、拓宽自己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6]。随后，《文艺争鸣》与《文艺研究》分别在2003年和2004年发表了以“日常生活审美化”为主题的论文，前者包括陶东风、王德胜、金元浦、朱国华、魏家川、黄应全等，后者有陶东风、陈晓明、曹卫东、高小康。这些讨论基本以上述陶东风的“日常生活审美化”展开，但是学者们对于日常生活审美化这一提法是否认同，对于如何去认识、评价这种现象，是否要把这种文化研究纳入文艺学学科都存在着较大差异，但随着童庆炳先生连续发文对文学研究边界拓展问题提出批判和质疑，由此关于文艺学的边界逐渐成为一个巨大的热点问题，其中引发的争论到现在依然没有定见。
人们普遍认为这是一场涉及文艺学的学科边界之争，但很少去关注“日常生活审美化”与“人文精神大讨论”之间的隔代联系。本文认为，两个不同时期的文化论争正是文化研究本土化进程的不同阶段，而“日常生活审美化”讨论是对“人文精神”大讨论中暴露的问题的反思性批判和补充。
首先，在对象上积极把大众文化现象纳入文学研究的视野，这是对大众文化态度的巨大转变。如上所述，上世纪90年代的人文精神论者出于其精英主义立场而对大众文化持简单的批判态度，一方面是他们对社会世俗化某种程度上的拒绝，另一方面表明知识分子在一个已超出自身想象的时代发展面前的“失语”。关于文学被边缘的问题，王晓明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表达了深刻的担忧，但是到了21世纪，大众文化的迅速发展使得文学更加边缘化了。所谓边缘化，即文学不再如20世纪80年代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那样一经出现就能够获得全社会性的关注，消费时代人们更加关注的是生活，因此，电影电视、流行歌曲、超级广场、广告服装就成为新的生活消费景观。对于这样的说法，以童庆炳为代表的学者一开始是排斥的，或许也可以说，反对“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学者正承继了20世纪90年代人文精神论争中知识分子的终极关怀立场，一方面他们坚持认为文艺学的研究对象是“文学的事实、文学的经验和文学问题”，而把“城市规划、购物中心、街心花园、超级市场、流行歌曲、广告、时装、环境设计、居室装修、健身房、咖啡厅”等大众文化景观排斥在文艺学的研究对象之外;另一方面，这些文化景观被视为充满商业意味和感性欲望的美学，在商业大潮面前人文知识分子应该要保持批判精神。[7]但是，以陶东风等学者为代表的“日常生活审美化”论者提出了“文学性”的概念，认为文学的概念和范围是不断被建构的，研究的对象可以随着社会的变化而改变，因此，文学研究不应该局限于严格的审美研究，而应深入到大众文化的日常境况中去挖掘其中的“文学性”，从而探究消费社会大众文化背后的权力操作秘密。事实上，对于大众文化的积极研究，并不意味着批判精神的缺失，而是在观察、发掘、思考、理解的基础上进行反思，从而向社会发出文化研究者的声音。这一种新的学术身份认知和定位就与人文精神论者对大众文化的简单排斥截然不同。
其次，在研究方法上对文化研究、文化批评提出严格的学理性要求。20世纪90年代人文精神论争暴露出来的问题在于人们原有的知识结构已经难以对转型期迅速变化的现实做出有效的回应和解释，因此，围绕“日常生活审美化”的争论实质上意味着又一次西方文化研究理论的具体实践。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福柯、布迪厄的权力理论，利奥塔的后现代理论，汉娜•阿伦特、哈贝马斯的公共空间理论，威廉斯的文化理论，鲍德里亚、费瑟斯通的消费理论，哈维尔的后全权社会理论，女性主义批评理论，后殖民理论，全球化理论等等都成为文化研究的重要思想资源。更为重要的是，文化研究开始不断反思在充分吸收西方理论基础上，注重结合具体的本土经验和语境进行学理阐述，应该说，这是对20世纪90年代初的大众文化批评的反思和修正。正如陶东风所言，文化研究是一种高度语境化的实践活动。尽管陶东风在早期也存在过忽视文化研究的历史语境的弊病，但是他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开始进行反思，“当一种文化研究的理论被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文化环境，移植到另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文化环境中时，它必须在新的文化空间中重新语境化”。[8]可以说，“日常生活审美化”论争是文化研究理论的一场具体实践，其意义在于，如果没有论争、没有理论对话，那么真正的学术拓展难以展开。
第三，随着“日常生活审美化”论争的展开，大众文化批评最终成为我国文艺学研究的一部分，文化研究越来越和文化产业逐渐产生挂钩。1998年我国文化部成立了文化产业司，2000年，党的第十五届五中全会把“完善文化产业政策，加强文化市场建设和管理，推动有关文化产业发展”[9]写入《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从2002年8月北京大学艺术系主任叶朗主持成立“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以及“北京大学国家文化产业创新与发展基地”[10]开始，我国高校逐步开始设立了文化产业专业，专门培养文化产业的经营管理人才。实际上，文化产业与大众文化之间是紧密相连的。一方面，文化消费可以刺激内部消费、推动经济的增长和文化转型，另一方面，文学艺术需要通过市场化运作转化成文化产品以满足大众的精神需求。但是在文化产业的商业化过程之中难以避免会产生一些过度庸俗化、单一化的产品，文化研究的目的之一就在于以生态平衡原则对文艺市场的健康发展提供批判性思考。如前所述，文化研究本土化进程的关键性因素不仅在于重大的论争事件，还在于社会转型带来的契机，正是产业转型加速了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从而使我们不得不重视大众文化对于日常生活的渗透，积极思考对策对大众文化价值观进行引导和提升。
应该指出，无论是在研究对象的扩大以及研究方法的多元拓建上，文化研究对于我们文学研究的学科发展是具有巨大促进作用的。20世纪全球性的学科专业化、精细化使得知识分子越来越固守于自身的学科界限内，某种程度上加剧了人文学科与社会现实之间的隔绝。因此，文化研究的使命不就正在于努力贴近现实、分析现实、阐释现实，从而获得引导大众价值观的话语权利?但是在本土语境中，长期以来文艺学对于文学文本研究的过分固守，文本自足性的内部阐释已经难以和外部纷繁的社会现实产生实质性联系。因此，文化研究所推崇的多种学科交叉阐释与批评为文艺学带来了巨大的理论活力。“日常生活审美化”论争对于我国文艺学学科长期以来的本质主义倾向的批评是具有针对性的，一方面使文艺学研究对象获得扩大，另一方面也迫使文学研究不断地进行学科反思。但是，文化研究不可能取代文学研究，这两者实际上是在相互碰撞中获得了良性发展。如今，文化研究作为一种灵活的研究方法和视野，已经渗入到我们的人文社科众多领域，如文艺理论、现当代文学、大众文化、文化产业等等。即便在严格的文学批评上，由于文化研究对于文本意义多重隐含的揭示，使得对作品的单纯审美分析未必完全失效，但至少已不再成为决定性的标准价值。因此，文化研究带来的是文学研究、文学批评的多元性与丰富性。
四
在肯定文化研究给文学研究带来的巨大理论活力的同时，我们不得不指出文化研究本土化历程中存在的一些弊端。
(一)文化研究对于分析、阐述的热衷使其容易成为一种单纯的理论话语游戏，难以对本土的文化现象做出具有说服力的阐释。在西方，文化研究是站在后现代立场对现存的一切本质中心的消解，不确定性、去中心化、边缘化、非学科化使得文化研究能够对现实的一切丰富现象进行分析、阐释，但也正因此使得研究对象泛化了。以汪民安的文化研究为例，他对于阐述垃圾、植物、街道、冰箱、洗衣机的城市家居功能有着浓厚的兴趣[11]，但如果以文化研究的实践性品格来看，这种研究方式基本是与现实的文化语境相脱离的。
(二)对于西方思想资源的迷恋容易使文化研究掉入理论的陷阱。正如学者盛宁指出：“我们从一开始就把本应是批评实践的文化研究，误当作所谓的‘理论’去没完没了地揣摩深究。我们应改弦更张，认清文化研究的实用性宗旨，把对文化研究的伪理论兴趣转向对于现实文化现象的个案分析，这样，我们才有希望早日走出目前的困境。”[12]从形而上理念中挣脱而出，去关注和研究现实的丰富现象，是文化研究的初衷。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文化研究应该把一切琐碎现象当做研究对象，而应该去发掘真正有代表性的文化现象。
(三)西方文化研究理论与中国文化现象、本土经验的割裂。实际上，这一弊端从早期的大众文化研究开始就已出现，为何到现在依然成为一个困扰学界的问题?或者说，从改革开放起大量西方文化理论的引进，伴随着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我们文化上的“失语症”便一直如影随形。那些操持着西方话语的文学批评，也是看似有语实则无语。究其原因，我们文化研究的很多的问题、方法一直以来都是先借用于西方，换言之，西方根据自身的文化语境和现实经验所发掘的问题和理论被我们移用过来试图发现和解决自身的文化问题。当然，这种借用方式在特定的历史阶段有其积极意义，但是文化研究走向现在，理应开始着手创建自身的理论品格。
如上所述，本土化现在已成为大多数文化研究者的共识，但具体要怎么实践，说法不一。尽管文化研究并不完全等同于大众文化研究，但基于上述文化研究存在的弊端，我们认为本土文化研究目前更为重要的功能应在于对大众文化产品进行价值分析并维护大众文化发展的文化生态。基于此，积极关注大众文化生态，对更多细致的大众文化现象进行深入分析，并努力促成大众文化价值观的引导和重构，应成为本土文化研究未来的发展方向。正如陶东风指出，大众文化批评“是以建设公民文化、完善公民道德为根本目的的公共话语实践。很遗憾的是，恰恰是这种大众文化批评，在当代中国极度缺乏”[13]。因此，结合当前的社会语境去分析和解读大众文化所承载的集体价值和人文意义，并以批判性视角重构大众文化价值观，应该成为本土文化研究的大方向。
五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在于，大众文化研究所面临的当代语境是什么?我们又如何在此语境中有所作为?
随着我国城市化、市场化的快速发展，“日常生活审美化”基本成为当前社会的一种普遍景观，文艺市场化使得文学、艺术与生活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更进一步看，随着科技媒介的高速发展，电脑手机的逐渐普及，互联网时代涌生出来的微博、微信把我们带入了“日常生活数字化”时代。如果说在20世纪初我们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还在于所谓的城市规划、购物中心、街心花园、超级市场、流行歌曲、广告、时装、环境设计、居室装修、健身房、咖啡厅等等现实景观，那么如今媒介的发展使得科技嵌入了我们的生活，现实景观和网络虚拟世界产生了双重交合，真实和虚拟的界限也变得模糊起来。人们的生活越来越离不开手机，借用麦克卢汉的说法，手机成为人们身体的延伸。换言之，现代机器完成了从庞大笨拙到精细便利的巨大蜕变，成为人们身体的亲密伙伴。尽管传统的生活方式依然保留着，但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已经完全将手机、电脑当成日常工作、购物、娱乐、阅读、交友等的多功能工具。此外，把自己在不同的空间，如宾馆、商场、居室、游乐场、餐馆、咖啡厅等各种地方的自拍照上传到朋友圈，接受好友们的围观、点赞和评论，成为人们目前时尚的生活方式。
这便是我们所处的“微时代”[14]景观。所谓的“微”是与宏大、整体、统一这些概念相对的，人们更加关心日常生活中的细节，热衷表现自身的个性。这是社会分化的必然结果，其深层原因则与城市化的加速、社会财富的增加、实现自我价值观密切相关。从历史看，如果说前改革开放社会是由官方文化完全主导的单一生态，那么随着现代性分化，大众文化、主流文化、流行文化、先锋文化等多元生态从官方文化中分离出来，这些文化形态之间尽管相互存在着交杂、排斥、制约，但最终能够在碰撞中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在这里，多元化反过来也意味着个性化。如果说大众文化某种程度上是伴随着大众媒介如电视、电影、广告获得传播和发展的，那么“微时代”将是大众文化的进一步分化。
(一)审美趣味的扩大。在以前，文艺作品的批判功能、启蒙功能具有不可动摇的价值，但随着文艺的市场化、日常生活审美化以及大众传播方式的普及，文艺作品成为了人们日常生活的精神消费品，对于文学、艺术的理解不再有统一的标准，人们的审美趣味在不断分化，审美变得越来越民主化。在20世纪80年代，邓丽君的歌对于当时的社会具有极大的启蒙价值，那时候一首好歌刚出来往往就能够迅速红遍大江南北，这是人们精神文化匮乏的表现。现在，随着审美趣味的多元，流行音乐可能不再有当年那样的启蒙轰动效应了，取而代之的是大量选秀节目、真人秀综艺节目的扎堆出现，一方面可以说是我们的精神文化并没有完全摆脱其匮乏状态，另一方面也表明我们目前大众文化生产需要更加成熟的市场体制，因为盲目的跟风扎堆制作带来的必定是对大众文化长远发展的限制。因此，如何通过大力发展文化产业，鼓励创新，生产更多高质量的、风格多样的大众文化产品以满足不同层次的审美需求，是大众文化面临的现实。但是，我们又不得不警惕大众文化由通俗滑向庸俗的危险。一是在市场化过程中，商家们会一味满足部分受众的庸俗趣味而炮制大量粗制滥造的作品，二是在媒介影响下，文艺生产为吸引大众的眼球不断地追求新奇变异，以冲击力的标题或画面来博取阅读量和点击率，这是对审美趣味的败坏。不得不指出，大众文化的广泛影响力某种程度上也使得一些具有思想深度的文艺作品被边缘化了。因此，在审美趣味不断泛化的情况，如何通过必要的市场体制避免文艺生产的庸俗炒作，使大众文化、精英文化、官方文化等等取得平衡并构成良性互动，是我们必须解决的现实问题。
(二)表达方式的碎片化。在媒介时代，文学自身的发展是惊人的。如果说，人们在争论“日常生活审美化”时还在怀疑传统文学是否被边缘化、“文学性”是否渗入到了日常生活，那么现在我们已经看到文学早已溢出了传统的书写传播方式，更多以影视、摄像、网络、短信、博客、广告等多样形态出现，更为显著的是电子图像的盛行，视觉形式成为艺术创作者新的语言表达方式。文学性在日常生活的弥散和撒播带来的结果就是表达方式的碎片化。文学经典在文艺市场消费中不断地被重复解构、戏仿，成为娱乐化的消费对象。人们越来越追求短、精、微的表达方式，微电影、微视频的热播正对应了这样的转变。不仅如此，自媒体时代的到来某种程度上颠覆了以往大众媒体的传播模式，变得更加去中心化、私人化。如今，微博和微信囊括了我国庞大的网络用户。自媒体与传统大众媒体的区别在于，人们不再简单被动地去接受媒体的信息，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信息发布的源头，简言之，这是一个信息生产的全民时代。人们在评论、点赞、分享、转发网上信息时更多带着口语化和情绪化的表达特点。更有甚者，微博网页、微信朋友圈的发布功能使得人人都可以成为诗人或摄像师，人们通过这些平台展示自己生活的每一个美好的片段，比如以简短而诗意的语言来表达当下的心情，或者对不满的社会现象进行犀利的批评，或者拍摄日常生活中的美食、宠物、自拍、服装打扮、旅行风景照、书画作品等等。可以说，“微”时代碎片化的个人展示正是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日常生活数字化结合的结果，对于网络交往空间中的个体表达和自我肯定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但也有学者指出，“微”时代可能会使整个社会产生更多的自恋人格，即过分关注个人的幸福，而忽视了整体的社会责任。同时，我们也经常看到网络流行的视频、段子，通过戏仿拼贴的方式对一些文艺作品进行揶揄、反讽，以吐槽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不满(如网友制作的《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表达了对陈凯歌导演《无极》的讽刺，在网上被疯狂转发)。更有学者指出：“新媒介成为一种‘私人性’的媒介。依托私人性，新媒介强调文化属于我们的私人生活，而在相当程度上远离国家文化的直接管制和监控，也远离大众文化的规整和示范。”[15]事实上，审美趣味的扩大以及表达方式的碎片化不过是大众文化不断分化的两个方面，如何避免这一分化带来的负面影响，积极以生态平衡原则引导和重构健康的文艺发展生态，是文化研究者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因此，我们应该立足于当前的社会现实语境寻求文化研究本土化的进一步展开。如上所述，文化研究未来的发展方向应该落实在大众文化批评上，对具体的大众文化现象进行深入分析并对大众文化价值观进行引导和重构。必须指出，我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还远没有完成，那么社会文化现象的层出不穷以及纷繁复杂也就不足为奇，因此，我们应该保持一种足够弹性的态度，过多地强调政治批判是不足取的，不同的文化生态之间可以构成良性互动关系。人文精神和世俗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并不是天然对立的，而是在不断地产生变化和调整。在商业大潮中强调人文精神是可贵的，但是不能简单把大众文化等同于感性欲望的消费与放纵。这并不是试图把矛盾简单化，而是提倡以一种宽容的心态来充分把握具体现实文化语境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在此基础上，我们应该思考如何提出文化研究的本土问题，从而在具体的大众文化批评实践中完成“理论消费国向理论生产国的转向”[16]。因此，“良性互动”应该成为文化研究实践态度的关键词，“本土化”应该成为文化研究的核心理念。本土化并不是一个既定的目的，而是一个过程，尽管不可避免存在弊端，但应该通过不断地反思和实践逐步建立本土文化研究的理论品格。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流行文艺与主流价值观关系研究”(12AZW001)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盛宁：《走出“文化研究”的困境》，《文艺研究》2011年第7期，第6页。
[2] 陶东风：《文化研究：西方与中国》，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页。
[3] 参见赵勇：《关于文化研究的历史考察及其反思》，《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实际上，我们还不可忽视80年代文化热时期知识分子们主持翻译的大量译丛，1978—1987年间，西方人文科学的译著达到5000多种，是此前30年的10倍，包括西方的哲学、政治、历史等等，这些翻译工作与80—90年代文化研究的进入一脉承续。具体参见王晓明《翻译的政治——从一个侧面看1980年代的翻译运动》(《半张脸的神话》，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
[4] 这些文章有《人文精神：是否可能和如何可能》(张汝伦、朱学勤、王晓明、陈思和);《人文精神寻踪》(高瑞泉、袁进、张汝伦、李天纲);《我们需要怎样的人文精神》(吴炫、王干、费振钟、王彬彬);《道统、学统与政统》(许纪霖、蔡翔、陈思和、郜元宝);《文化世界：解构还是建构》(张汝伦、郜元宝、季桂保、陈引驰)。
[5] 徐贲：《美学•艺术•大众文化——评当前大众文化批评的审美主义倾向》，《文学评论》1995年第5期，第59-66页。
[6] 陶东风：《日常生活审美化：一个讨论——兼及当前文艺学的变革与出路》，《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第165页。
[7] 童庆炳：《文艺学边界应当如何移动》，《河北学刊》2004年第4期，第98页。
[8] 陶东风：《文化研究：西方话语与中国语境》，《文艺研究》1998年第6期，第29页。
[9] 光明新闻网http://www.gmw.cn/01gmrb/2000-10/19/GB/10%5E18578%5E0%5EGMA1-105.htm
[10] 陶东风：《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新文化媒介人的兴起》，《文艺争鸣》2003年第11期，第10页。
[11] 如《论垃圾》(《美术馆》2011年第1辑)，《城市与植物》(《外国文学》2011年第4期)，《游荡者、商品和垃圾》(《中国图书评论》2009年第12期)，《论洗衣机》(《艺术设计研究》2014年第3期)等等。作者以独特的文化眼光去发掘这些物品在现代社会中扮演的角色功能，并通过大量细节透视出它们与现代人之间的微妙关系。平心而论，把城市的垃圾、商品、植物、洗衣机等作为文化研究的对象具有一定的阐释价值，但脱离了具体的文化语境。因此，“本土化”意味着文化研究的对象不能无限地泛化，而是要集中于对本土大众现象进行文化批评与价值重构。
[12] 盛宁：《走出“文化研究”的困境》，《文艺研究》2011年第7期，第5页。
[13] 陶东风：《核心价值体系与大众文化的有机融合》，《文艺研究》2012年第4期，第13页。
[14] “微时代”的提法与微博、微信、微电影、微视频的兴起密切相关，近年来，把“微时代”作为一种新的语境纳入文化研究领域应始于2014年5月8日至9日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与文艺研究杂志社、首都师范大学科德学院联合召开的“微时代的文化与艺术”学术研讨会，随后《探索与争鸣》杂志在2014年第7期发表了多篇不同学者关于“微时代”话题的文章。
[15] 周志强：《“私人媒介”与大众文化的裂变与转型》，《文艺研究》2007年第5期，第111页。
[16] 刘康：《从区域研究到文化研究：人文社科学术范式转换》，《文艺研究》2007年第6期，第12页。
蒋述卓：暨南大学党委书记、副校长，中文系教授
李石：暨南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