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前,我从报上剪下了一幅川端康成的照片,他嘴角下垂,眼镜看着斜上方。那种孤冷、清寂和隐隐地惊恐,我从未在别的作家那里看到过。
川端康成从他的幼年时代起就生活在一条死亡的河流里,两岁丧父,三岁失母,七岁时外祖母病故,到了十六岁,唯一的亲人外祖父也撒手而去。
我想,一个在凄凉中生活、并且总是想着自己是孤儿的人,大概脸上就会停留着这种表情吧。
我内心的表情是否正是如此呢?
那种隐约的惊恐不安,是我最熟悉的东西。
我出生在一个边远省份的小镇上,三岁丧父,母亲常年不在家。
我经历了饥饿和失学,七岁开始独自生活,一个人面对这个世界。对我来说,这个世界几乎就是一块专门砸向我胸口的石头,它的冰冷、坚硬和黑暗,我很早就领教过了。
我不信任这个世界,怀疑一切人。
八岁的时候,我的外祖母从乡下来镇上看我,她给我买了我喜欢吃的叉烧包,但我却认为她在里面放了毒药。种种阴暗病态的念头一直折磨了我许多年。
面对现实,我是一个脆弱的人,不击自碎,不战而败。
对这样的一个人来说,写作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宿命。
我很早就开始记日记。
文字就像我死去的父亲和远在别处的母亲,又像替我阻挡世界的厚厚的被子,它们从我的笔下,返回我的心脏,成为我黑暗中的光芒。现实被及时地忘记,人在幻觉中变得强大。文字们一个个手执剑戟,精勇突进,有多少凶恶的仇敌被它们一剑封喉;又有多少从未得到过的柔情,从自己的内心出发,经过文字,变成花瓣回到自己的肩头。
从日记出发,到达诗歌,又从诗歌到达小说,二十多年来,写作已经成为了我的生活方式。
不写作我会陷入抑郁,情绪低落、焦虑、烦躁不安,就像一个吸毒的人断了顿。
写作顺利的时候我感到身体健康,人生美好,愿意活到一百岁。就这样,写作冲淡了我的恐惧感,它使我看到了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并不像我生命早期看到的那样处处黑暗。
我从版图最边远的省份来到北京。
我的家乡北流县,有着古代流放犯人的关口,叫鬼门关,民谣里说的“过了鬼门关,十去九不还”指的就是这个地方。我成年以前并不喜欢自己的家乡,事实上我更不满的是自己的生活。我在成长中焦虑、烦躁、惊恐不安,时刻盼望着逃离故乡,到远处去。我从北流来到南宁,从南宁来到武汉,最后来到北京。
现在我在北京这座城市已经生活了十多年,就像我至今分不清它的东西南北,我同样无法洞悉这个城市的秘密。
北京是一座伟大的城市,但它远在我的身外。市,但它远在我的身外。“虽信美而非吾土”,有时我会想起古代诗人王粲面对一座壮美的楼阁时的感慨。
就这样,故乡在我离开它多年之后才最终来到我的心里,只是此刻它早已面目全非。
三年前我回北流,我看到,它比七年前变得更加崭新和陌生,我认识的街道已经消失,熟悉的树木不见了,大片的田野变成了工地。尤其是,我的母语也夹杂了一些普通话和广东话,这使它变得奇怪。有一次文联在一家宾馆里请吃饭,饭桌上全是本地人,但上菜的小姐每上一道菜都用普通话而不是本地话报出菜名。我想,如果今天我仍生活在故乡,一定也像一个异乡人吧。
我住在东城一幢高层建筑的八层楼上,我女儿从五岁起就在阳台上种玉米,至今已经种了几年了,因吸不到地气,又没有充足的阳光,结果每年都不抽穗,女儿总是白欢喜一场。
我想我有一半像这玉米,既不是城市之子,也不是自然之子。
好在文学收留了我,我无根的病态和焦虑,以及与人隔绝的空虚感,都在文学中得到了安放。
我先后从事过多种职业,现在成为了一个靠写作生活的女人。
目前的情况是,我国有十几亿人口,即使只有一万人买我的书,我就能以最低的生活水准生存下去,而不必看市场的脸色。
我逐渐平静下来,这使我慢慢看到了他人的生存。
我愿意看得更多一些,自2000年的5月到9月,我一个人独自上路,四次进出北京,沿着黄河流域,旅行了两万多华里。
我看到了无数的田野和山脉,看到了乡村的集市和学校,老人和孩子,羊和牛,送葬的队伍和晒在马路上的麦子。我虽不擅长参与社会现实的写作,但我确信,对底层和弱势群体的关注会使我的内心变得健康一些。
把自己写飞,这是我最后的理想,在通往狂欢的道路上,我这就放弃文学的野心,放弃任何执著。
我相信,内心的故乡将在写作中出现。
如果有一天,我不能再写作,就让文学像细菌一样潜伏在我的肌体里吧,让它们与我一起,与万物共生长,或者,与万物同消亡
我曾经如此畏惧这个世界,世界却以文学拥抱了我,我惟有感恩。
《散文海外版》2002.3(原载《百花州》20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