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1日，是香港回归祖国22周年。
世人皆知，是在1842年8月29日，清政府代表管英、伊里布、牛鉴等人，登上停泊在南京下关江面的英军旗舰“皋华丽”号上，与英国侵华全权代表璞鼎查正式签订中英《江宁条约》，即俗称的中英《南京条约》，将中国的香港正式割让给英国。
然而，许多人不知道，在这之前，在英国于1840年6月对华发动鸦片战争后不久，就向清政府提出割让香港等要求。
当时第一个表示反对割让香港的，就是南京籍的爱国大臣邓廷桢。
邓廷桢
香港地区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这一地区包括香港岛、南九龙与新界三个组成部分，总面积约1092 平方公里。
19世纪初英国殖民者向中国侵略扩张时，首先将贪婪的目光指向香港岛。因为此岛地处广东珠江入海口的东侧，背倚中国大陆，南临浩翰的南中国海，交通便捷，又具有天然的深水良港，且气候温热，四季常青，物产丰饶，具有极高的商业价值与战略价值。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在战前公开宣称，要占领香港岛。他说：“这地方作为港口较澳门为佳，海水既深，陆地环绕，常年可用，易资防守。它是山地，但己经开垦，在食物上可以独立。岛上的西南方有一个地腰，是很好的贮货所。”（《鸦片战争》资料丛刊<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出版，第664页）
因此，英国政府在1840年6月正式发动侵华战争后仅数月，在攻占浙江定海、威逼天津，使得昏庸的道光帝于1840年9月，下令罢免了爱国抗英的两广总督林则徐、闽浙总督邓廷桢的官职，改派投降派大官僚琦善为钦差大臣，前往广州，办理与英方交涉议和时，就于1840年12月7日，向琦善提出了“讨还烟价”、“兵费”和“行欠”，割地开埠，建立使馆，领事裁判权及传教自由等14项苛刻的议和条件，其中包括割占香港岛的要求。
这是英国第一次正式向中国清政府提出割让香港的要求！
琦善是在1840年11月29日抵达广州的。12月4日，琦善接任两广总督。他为给中英谈判制造缓和的气氛，下令撤除林则徐的备战措施，沿海守兵“毋得率先施放枪炮，贪功偾事”，裁去官船三分之一，遣散所募舵工、水勇，撤除珠江虎门地区海面和海底的障碍物；并在广州重新开始与英方谈判。琦善准备接受与满足英方提出的大部分要求，向英方表示，他将“竭尽全力”，“善为调停”。只是在割地问题上，他一方面害怕道光帝不予批准，一方面害怕爱国官绅反对。于是，他就厦门、香港二地割让给英国一处，与刚从福建解任、到达广州的邓廷桢相商。
当时，邓廷桢刚于1840年10月初，被道光帝以横加的“病民误国，办理不善”罪名，撤掉了闽浙总督，于11月21日，奉命来到广州，随从琦善，“以备查问差委”。邓廷桢曾在广东、福建任职多时，对厦门、香港两地都十分熟悉，深知它们的重要地位与价值，便怀着满腔爱国热情与满腔忧愤，不顾个人荣辱安危，毅然向琦善尖锐地指出：
“厦门全闽门户，夷居厦门可以窥内地。且澎湖、台湾之在厦东者，声势为所隔绝，不得联络。其害至深，固万无许理”。
邓廷桢在指出厦门不能割让以后，更详细地讲述了香港不能割让的理由：
“即香港亦在粤洋中路之中，外环尖沙嘴、裙带二屿，夷舶常借以避风浪，垂涎久矣。今一朝给予，彼必筑建炮台，始犹自立，继且入而窥伺。广东货船，鳞泊黄埔，辎重在焉，其白黑夷之居夷馆者以千百计，皆香港应也。与之良非所便”（梁廷楠：《夷氛闻记》，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1页）。
邓廷桢以其丰富的史地知识与政治军事经验，有力地论述了香港重要的战略地位、英国的侵略野心与割让香港的巨大危害。这是当时中国爱国官民反对割让香港的第一声有力的呐喊。后来的历史证明了邓廷桢意见的准确、深刻与预见性。虽然，当时 琦善对邓廷桢的意见不予理睬，邓廷桢最终也未能阻挡住英军对香港的武装占领与一年多后《南京条约》的签订、香港的正式割让，但是，他的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与远见卓识将永远值得后人纪念。
邓廷桢在当时对香港问题表现出如此可贵的爱国精神与远见卓识，在鸦片战争时期的中国官僚群体中，是难能可贵的。这年他己65岁。他之所以有这样的表现，有如此超人的胆识，是由他漫长而曲折的人生道路所形成 的思想、品质、人格、文化涵养所决定的。
邓廷桢，字维周，号山解筠，晚号妙吉祥室老人，又号刚木老人。其先世本籍福建沙县，明末“入籍江宁，卜居城内之万竹园。” 1775年（清乾隆四十年） 农历十二月初五，邓廷桢诞生在这样一个世代官宦 家庭中，他的青少年时代，正当清王朝的“乾嘉盛 世“，他自小就受到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文化的教 育，“少时从同里胡愚溪学，博本渊学”，熟读儒家经 典与文史掌故，对诗、词、书法亦十分爱好，造诣很深。1891年（乾隆五十六年）邓廷桢刚17岁，就考中秀才，入江宁县学学习。不久，他又进入南京著名的钟山书院读书，听取80高龄的桐城派文学大师姚鼐讲学，孜孜以求。邓廷桢以他聪慧的姿质与勤奋的学习，打下了坚实的中国传统文化根基，也确立了忠君报国、经邦济世的人生理想。我们从他早年写的 《双砚斋笔记》五卷中，可以看到他所受到儒家优秀文化的深厚影响，这是他后来抗英御侮爱国思想的重要成因之一。
邓廷桢后来顺利地通过乡试、会试、殿试，于 1801年(嘉庆六年）踏入了封建官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