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临终见长征中出生的女儿，禁不住老泪长流
1976年6月初，毛泽东的心脏病再度发作。经过全力抢救，才平缓下来。但病情明显加重。华国锋等中央领导人每天轮流到现场值班坐阵，医疗小组医护人员分成三班昼夜守候在毛泽东身边。
毛泽东这次病危后，女儿李敏来看望他。毛泽东仰卧在床上，面无血色，气息微弱，但神智还比较清醒。他认出了女儿，禁不住老泪纵横，他拉着女儿的手，断断续续地说：“娇娇你来…… 看我了…… 娇娇你怎么…… 不常来看我呀…… ”李敏听了这话，真想大哭一场，她想告诉爸爸不是她不想来，而是有人不让她来!她这次也是冲破了江青的重重阻挠才得以见到父亲的。但她没说，只是握着爸爸那双有些发凉的大手，默默垂泪。
毛泽东拉着女儿的手，微微闭上眼睛，这是他和贺子珍六个孩子中唯一幸存下来的孩子啊。临别时毛泽东伸出手比划了个“O”，但当时在场的人谁也没有猜测出这个手势的含义。之后有人说弥留之际的毛泽东可能放心不下贺子珍，因为贺子珍的小名叫“桂圆”……
此时此刻，病危中的毛泽东，他想到了什么？是不是再次想起长征中负重伤的贺子珍与失去的亲骨肉？
1934年10月10日，中央红军第一方面军突破敌人的“围剿”圈，开始了向南转移，这就是后来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第一批随同红军主力转移的女红军有30名，其中就有毛泽东的妻子贺子珍。转移命令来的非常突然而紧急，为了行动方便，有孩子女红军只能将年幼的孩子送给当地老乡抚养。毛泽东和贺子珍的儿子毛毛已经2岁多，也不得不送给当地的老乡抚养。贺子珍乘毛泽东不在家的时候，让留在苏区的毛泽覃抱走了孩子，他已经选好了一户老乡家。分离那一刻，贺子珍心如刀割，禁不住失声痛哭。而可爱的孩子还以为是叔叔抱他去哪儿玩耍呢，高兴地向悲恸的母亲挥动小手“再见，妈妈！”
可是谁能预料，这一再见，就意味着他们骨肉永无再见之日。
等毛泽东回到家，得知自己的亲生骨肉已经送走，格外心痛。但他安慰贺子珍：要记住老乡的名字，以后我们胜利了，再回来找儿子！
战局紧急，不容过多悲伤。红军必须快速撤离苏区根据地。此时的毛泽东被反复发作的疟疾折磨的虚弱不堪，连行走都很困难。他躺在担架上与已有6个月身孕的贺子珍踏上了凶险叵测的万里征途。
3个月后，贺子珍又要生孩子了，这个孩子生不逢时，在后有追兵，前有草地的贵州白苗地区要出世了。得赶紧找个地方呀！正巧路边有一间孤零零的小草屋。大家赶紧把贺子珍抬进草屋，休养连的医生负责接生，毛泽民的夫人钱希均在一旁做助手，董必武在门外等候。同在休养连的蔡畅邓颖超也赶来帮忙，这次贺子珍生下了一个女孩，尽管邓颖超知道这个婴儿很快就要送给沿途的老乡，但她还是满怀欢喜给孩子起了“双凤”的名。因为在这之前邓发的夫人陈慧清也生下一个女孩子。
休养连这一对前后生下的“双凤”，很快便被送给了当地老乡。她们的命运可想而知，凶多吉少。第一批参加长征的30位女战士中，有5位在途中生了孩子，革命胜利后，她们都去寻找过，最终一个孩子也没有找回来。
还在月子里的贺子珍祸不单行，不久遇敌机轰炸，她为掩护伤员，头部、背部十四处受伤，生命垂危，准备留在当地养伤。当时毛泽东正指挥红军抢渡赤水河，与围追堵截的国民党军队大规模迂回周旋，一刻也不能离开。他听到这个消息后，果断的决定：“不能把贺子珍留在老百姓家，一是无医无药，无法治疗，二是安全没有保证，就是要死，也要把她抬着走。”同时把自己的担架调去，帮助抬贺子珍。等他赶来看望，贺子珍浑身裹着纱布，依然昏迷不醒。
失去了孩子，眼看又要失去妻子。毛泽东一生要强从不落泪，这一次他伤心地落下了眼泪。
周恩来长征中一场重病，埋下了癌症转移的祸根
1975年2月，四届人大开过后，周恩来又将面临一次大手术。医生在他结肠里发现新转移的肿瘤，如果不手术切除，肿瘤很快会将肠道堵死，危及生命。于是手术定在了3月26日进行。手术前，周恩来在病房中强撑病体，给住在南方的毛泽东写了一份长达700字的信，详细报告了自己几年来的病情发展与变化。信中有这样一段话：
……今年开会后（注：指四届人大），大便中潜血每天都有，大便也不畅通。因此利用三月间隙，进行食钡和灌钡检查，始发现大肠内接近肝部位有一肿瘤，类似核桃大，食物经此癌肿处蠕动甚慢，通过亦窄。若此肿瘤发展，可堵塞肠道。灌钡至横结肠，在肿瘤下抽出钡液无血；灌钡至升结肠，在肿瘤上抽不出钡液，待大便齐出有血。在食钡检查时，食道、胃和十二指肠、空肠、小肠均无病变，更无肿瘤。而这一大肠内的肿瘤位置，正好就是40年前我在沙窝会议后得的肝脓疡病在那里穿肠成便治好的，也正是主席领导我们通过草地北上而活到现在的。由于病有内因，一说即明。好了的疮疤，现在生出了肿瘤，不管它良性或者恶性，除了开刀取出外，别无其他治疗方法。……
周恩来信中提到的“40年前我在沙窝会议后得的肝脓疡病”指的是1935年7月28日，周恩来随红一方面军主力长征到达松潘毛儿盖，即将进入草地最为艰难的一段路程中得的一场重病。
1935年7月中旬，红军一方面军第一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各一部，占领四川松潘县的毛尔盖。党中央政治局在毛尔盖附近的召开了沙窝会议。会议一结束，操劳过度的周恩来病倒了。他从8月初就开始腹泻，大便中有脓血，体温从38℃上升至40c，全身逐渐发黄，常常处于高烧昏迷神志不清中。红军中的主治医生化验了他的大便，发现有阿米巴原虫，还发现肝脏异常肿大。医生确诊为肝脓肿和阿米巴痢疾。庆幸的是医生药箱中还有依米丁注射液，每天给周恩来注射1—2支，这样有效地控制了痢疾的发展。为避免肝脓肿破裂，医生让警卫战士到60里以外的雪山上，搬运一些冰块，放在周恩来的肝部冷敷。考虑周恩来的病情十分危重，决定将邓颖超从干部休养连接来，一起护理周恩来。
当时邓颖超也是一个病号，长征前就患有肺结核，经常低烧，身体十分虚弱。当她来到周恩来身边，看见丈夫徘徊在生死线上，也不顾自己的病情，铺了一些草睡在周恩来床旁的地上，以便随时照顾。
经过医生护士、警卫战士和妻子邓颖超的精心护理，终于在8月11日的上午，昏迷了一个多星期的周恩来，慢慢苏醒过来，他不断地呻吟，说肚子痛，竟然排出半盆棕绿色的脓血。医生判断这是由于肝脓肿已和横结肠粘连在一起，脓肿破后，脓从肝脏通过肠子排了出来。高烧也慢慢地退下来了。但他身体非常虚弱，8月20日在毛尔盖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也未能参加。这次会议毛泽东等人严肃批评了张国焘又提出西出阿坝北上向青甘边缘地区退却的主张，指出红军向东向陕甘发展，再次肯定创建川陕甘苏区方针的正确性。会议第二天即8月21日红军就开始北上过草地向陕甘方向进发。
为了让周恩来平安度过最为艰难的一段路程。彭德怀亲自下令，命三军团参谋长肖劲光负责组织担架队，陈赓担任队长，兵站部长兼政委杨立三亲自参与抬担架，将周恩来抬出了素有“死亡之海”的大草地。后来杨立三1954年患脑癌在莫斯科去世，骨灰回归祖国时，周恩来亲自在前面执绋引棺送灵，以此报答这位忠诚战友对他的生死托举。
虽然周恩来在长征途中九死一生活了下来，但脓肿破裂的地方留下致命的隐患，四十年后，癌症肿瘤从这里突破转移，击垮了周恩来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
朱德长征途中采摘野菜充饥，三年自然灾害中再次发挥作用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领袖们和全国人民一道勒紧裤带过苦日子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朱德在中南海里挖野菜度日却鲜为人知。
朱德的家庭在中南海是出了名的特大家庭。这个大家庭的成员除了朱德的一儿一女与他们的10孩子，还有10个朱德兄弟姐妹的孩子。朱德当年在四川老家能完成私塾教育考取秀才，全靠兄弟姐妹整日辛苦劳动，缩衣节食供奉的。解放后，朱德知恩图报，不忘兄弟姐妹慷慨相助，于是决定从各家接一个孩子到北京读书，所有生活学习费用由朱德负担。朱德１９５６年授元帅军衔后，从没拿过元帅军衔的工资。一直拿的行政级别的一级工资，有４００多元，这已是中国行政工作人员最高的薪水标准了。如果按照当时的生活水平，这笔不能算少的钱，朱德是可以生活得很好。可他要用这些钱抚养一大群孩子。所以，朱德和康克清手头从没有宽裕过，一直过着非常简朴的生活。
一到周末，10多个半大不小正在长身体的孩子从各自的学校回到中南海的家中，人最多的时候要开３桌饭，床铺上睡不下这么多人，就在客厅的地毯上打地铺。从建国初期到“文革”初期，几乎每个星期天都是这样度过的。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最紧缺的不是钱而是粮。口粮不够吃一直困扰着这个特殊的家庭。
一天，秘书告诉康克清，一个季度粮食超了５０多斤。当时朱德和康克清粮油和普通百姓一样，都是定量的。特别在困难时期，粮吃超了，连买议价粮的地方都没有。工作人员和朱德商量，是不是从有关单位把粮食补上，朱德一听坚决不同意。说自己想办法补上这个漏洞。
那么朱德想的什么办法呢？挖野菜。每天清晨朱德利用散步时间，在中南海挖野菜，并指导厨师做了“菜糊糊”。康克清又买回红薯。一开始，孩子们都不肯吃这种苦涩的野菜。朱德就带头吃，他边吃边讲野菜如何有营养，长征路上能有这样的野菜充饥，好比吃上了山珍海味，现在过上好日子，不能忘记过去的苦日子。并且规定饭桌上的人都要吃。慢慢地，孩子们适应了野菜与红薯的饭菜。
朱德就是用野菜和红薯补充主食的办法，硬是一斤一斤地补回了亏空的５０多斤粮食。
长征中，对于布满死亡陷阱的大草地，朱德比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体会更为深刻。他为争取红四方面军不脱离党中央领导，一直跟随红四方面军三爬雪山三过草地，多走了一万多里，终于在主力红军抵达陕北一年后，他带领着红二、四方面军抵达陕北与中央主力红军胜利会师。
经过松潘大草地大概需要七八天，每个红军带的干粮很有限，三天就快吃完了，为保证活着走出草地，上级下达命令，要减少吃干粮的数量，规定每人每天只准二三两。跟随朱德总司令的警卫们商量，决定尽量少吃干粮，留下一些干粮给朱总司令吃。实在太饿，就找野菜充饥。朱德很快就发现警卫员们这个举动。他对警卫员说：“小鬼，你们肚子空空的，而我的肚子饱饱的，那太不公平了。你们年轻人肚子饿得快，还是留着你们自己慢慢吃吧，还有好几天才能到的。”警卫员有些不忍：“总司令，让你挨饿我们心里不好受啊。”朱老总说：“让你们挨饿我心里就好受了？”
干粮吃完了，部队就开始吃野草。刚开始吃野菜也有很大风险，一不小心就会把有毒的野菜挖回来吃，结果不少战士中毒，上吐下泻，有的把命都搭进去。朱德知道后说：“不能让同志们什么草都吃，你们先把找来的草拿给我，我先尝尝，如果没有问题，你们再拿个草样子发下去，就不会出问题了。”警卫员哪里肯让总司令冒这样的风险？要自己先尝野菜。朱德说什么也不同意，他自己小时候在老家经常挖野菜吃，多少比你们有经验。于是让警卫员把采回的十几样草样全部拿来。朱德根据经验挑了四五种，让煮了给他先尝。大家紧张地看着朱老总吃下野菜，一个晚上，警卫员谁也不敢睡觉，生怕朱老总有什么闪失。好容易熬到清晨，朱老总起来，笑着对警卫员说：“小鬼，发个通知，告诉大家这几样草可以吃。”警卫员们感动的眼泪都要流出来了，大家立刻拿着草样，向后面的部队传递——这可是朱老总冒着生命危险挑选出来的“救命粮”啊！
很多年以后，朱德对长征有过这样轻松愉快的回忆：当过草地时候，大家都认为是极困难的了，我还认为是很好玩的。有草，有花，红的花，黄的花，都很好看……康克清甚至形容他们长征“就像在野外散步”，这对革命夫妻再那么艰苦的战斗岁月里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居然还有闲情逸致欣赏大自然美景的情致，这是今天很多人无法想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