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心这样评价张爱玲：
她是乱世的佳人，世不乱了，人也不佳了——世一直是乱的，只不过她独钟她那时候的那种乱，例如“孤岛”的上海，纵有千般不是，于她亲，便样样入眼。
在很多人看来，张爱玲是“乱世佳人”，高冷、孤傲、不近人情、刻薄，这也许是大多数人对张爱玲的印象。
从作品来看，张爱玲大胆前卫，剑走偏锋。她的小说，笔法苍凉冷峻，不留情面，总是冷冰冰地戳破掩盖人性阴暗面的窗户纸。
刘绍明说张爱玲是“兀自燃烧”。
连张爱玲自己在给友人的书信中都说：“我看似不近人情的地方希望能谅解。”
但是，真正“不近人情”的人，又怎么会屡次三番考虑到友人的感受，请人谅解呢？
的确，张爱玲一生可谓不喜应酬，“什么节都不过”，晚年移居美国，更是少与人来往。
然而，真正了解张爱玲的人就会知道，作品背后那个日常生活中的张爱玲，与其说是“不近人情”，不如说她是难得的清醒——即使再亲密的关系，也要守住分寸感。有些话，张爱玲是“懒得说”，有些人和事，她只是“不会应付”。
《胭脂扣》
就像张爱玲十九岁时写的《天才梦》里面说的自己：
“怕见客，……在现实的社会里，我等于一个废物。……在待人接物的常识里，我显露出惊人的愚笨。……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
不爱热闹也不善交际的张爱玲，交响乐对她来说就“像个阴谋”。她爱独处，她把公寓称为“最合理想的逃世之地”，在那里，“书是最好的朋友”，看书和写书成了她唯一的自娱自乐。
张爱玲有多喜欢书？
张爱玲的一生离不开看书和写书。
闲暇时，张爱玲往往喜欢读侦探小说作为消遣。她也爱看上海小报，爱看《纽约时报》的《书评周报》，还有通俗的文学作品。
尽管如此，张爱玲对读物还是极为挑剔的。她喜欢张恨水、喜欢曹禺、喜欢毛姆、喜欢威尔斯，但她对诸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等许多名家名著都不熟悉，也不看乔伊斯，连自己丈夫赖雅的作品也不看。
张爱玲一生几乎全靠卖文为生，尽管颇有名气，但也从来没有宽裕过。只要收入足以维持生活（而她的生活非常简朴），张爱玲宁愿尽量多留时间创作。
对她来说，家珍古董这些传家宝卖掉也不可惜，可以补助生活费用，但手稿却是无价之宝。
张爱玲劲气内敛，在待人处事方面，喜怒常常不形于色，但在文学创作方面，她总表现出难得的率真。
有一次，她要写一篇讲高鹗与《红楼梦》的长文，因为截稿日期快到了，她就给朋友写信说：“快来不及了，很着急。”
但张爱玲并不会因为时间紧而敷衍了之，她总是认真创作，对不满意的作品，她会耿耿于怀，也会直白地指出自己的缺点。
1974年，张爱玲给《中国时报》写了一篇稿子——《谈看书》，她在给友人的信中是这样说的：
“这篇写得很坏，大概因为长久不写，尤其不宜写这种漫谈式的散文。现在在写小说，我这样长期‘三年不飞，三年不鸣’的下去，不用人提醒，自己也是心里一个结，忧煎更影响工作，成为vicious circle（恶性循环）。”
在文学上，张爱玲对人对己都是严苛的。
她说她“对一切选集有偏见”，因此不愿让友人把她的作品编进选集里，对此她对友人表示“painful，让你这样为难。”其贴心也可见一斑。
在书和创作的话题上，张爱玲从来不吝于表达她的喜怒哀乐。
有一次，张爱玲收到友人寄来她喜欢的作家毛姆的一本书，开心得几乎忘记自己扭伤脚，说话的语气中都透露着兴奋——
“收到毛姆传，来得正是时候，喜从天降，连照片都精彩，张张看了又看。”
甚至还带着难得一见的俏皮——
“这些时一直忙，所以你说不要回信，就老实不客气遵命了。四月一日愚人节，好容易最后一次看了牙医出来，因为久坐麻木，过街跌了一跤，真feel like a fool。”
因为喜欢看书，张爱玲的朋友也常常会留意有意思的书，特意给她寄过去。
有一次，她在给友人的信中也写到：
“收到The Warriors与The Wind of War续集（看过上集与TV上的），都爱看。White Mischief看得心满意足，毫不失望，请替我谢谢你的朋友。”
这封信写于1983年，当时的张爱玲已年过六甲。信中开始提到，她住的公寓出现了蟑螂等虫子，不得不搬到一家汽车旅馆。
此后，跳蚤和搬家两个词便成为她信中的“常客”。
张爱玲有多讨厌虫子？
因为“虫患”，张爱玲开始了她生前最后十二年在同一座城市居无定所的漂泊岁月。
每次搬家不久，她就又发现新的小虫，用上昂贵的杀虫药也“毫无效力”，只好不断搬家。
1984年1月，她刚搬完家，到旧货店买了一个冰箱，“不料这层冰箱底层insulation里带来一种特别厉害的fleas——会有这样的巧合！！”于是只好拜托友人另寻他处。
8月搬到新住处，以为终于摆脱了fleas，签了一年合同，买了新冰箱，打算久住了。话音刚落，到了10月，她却又在信中说：“也还是当晚就又有flea……还是不得不搬家。”（此刻求友人的心理阴影面积……）
时隔两年，跳蚤问题依然困扰着张爱玲，“抗flea工作等于全天候带加班的职业。”
张爱玲的“抗虫运动”虽不能说轰轰烈烈，但史无前例，积年累月，“最善适应的昆虫接受挑战，每次快消灭了就缩小一次，终于小得看不见，接近细菌。”
她在《天才梦》里写的那句名言：“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年轻时梦幻般的想象，老来却成了折磨人的现实——生命不再华丽，跳蚤倒是缠身。
为了逃避跳蚤，她可谓东躲西藏，如同一个被通缉的疑犯疲于奔命——
“市区住遍了住郊区，越搬越远，……睡眠不足在公车上盹着了，三次共被扒窃一千多，三次都是接连三天只睡了一两小时。”
1991年，张爱玲再次给友人写信说：
“我寓所蟑螂激增，比以前好莱坞老房子更多十百倍，整天只够忙着做无偿杀虫人，只好还是搬家。”
她对虫子的害怕与抵触，使他避无可避，不排除她是“疑心生暗虫”，只是难以想象，六十多岁，已经可以称为老太太了，却如此地奔波劳累，想来无不令人嗟叹。
到后来，她甚至到了发现信箱处有一只蚂蚁就马上搬家的地步。收到的中国时报上有只小霉虫，就吓得赶紧去信请他们停止赠阅……
1993年，离张爱玲去世只有一年多，张爱玲因为健康原因，照顾自己成了日常摆脱不了的劳役。此时的她依然执着于写作，却因为病痛和似真似假的虫患无法提笔而徒增焦虑。
从《倾城之恋》《半生缘》《怨女》，到《红玫瑰与白玫瑰》《海上花》《色，戒》，以及最近被翻拍的《第一炉香》，张爱玲的经典文字作品一部部被搬上荧幕，效果是有目共睹的——
越来越多的人认识了张爱玲，即使在她百年后的今天，张爱玲依然是人们念念不忘的“才女”。
但真实的张爱玲是怎样的？坊间却多有误会。
要真正了解张爱玲其人，唯有回归到她的作品。相比起虚构的小说，修饰过的散文或随笔，私底下与友人往来的书信，大概是最接近张爱玲真实生活的了。
《张爱玲庄信正通信集》收录了张爱玲与好友庄信正从1966年到1994年近30年的往来信件，135封纸短情长的往复书简，让我们离真实的张爱玲又近了一些。
她的孤傲冷僻，她的倔强柔情，她的意气风发，她的黯然神伤，细细品来，皆跃然纸上。
夏日浮躁，不如静下心来，翻开《张爱玲庄信正通信集》，看看那个最接近真实的张爱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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