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古稀之年，葛剑雄不再追求具体的目标。“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他常叨念着，自己怕是达不到那种状态，但七十而思，不断反思自我，总结经验与对错，他有这样的底气了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2019年第17期
文 | 本刊记者 赵蕾 发自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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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葛剑雄在书房 图/受访者提供
葛剑雄今年74岁了。除了微微驼背和头顶多出的几绺灰白发丝，他与照片上精神抖擞的状态并无两样。
6月1日，周六下午，葛剑雄比约定时间早半小时到达复旦大学历史学院的办公室，他穿着淡蓝色Polo衫和卡其色西装裤，弓身于身后两米高的书柜旁，忙着整理归类古书，一部分即将送给学校图书馆，剩下的分批运回家。
五年前《南方人物周刊》采访他时，他刚卸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同一间办公室里，请教他学术问题的学生一拨拨地进来，他戏称自己是公共产品。今年，他已迎来退休，下半年正式结束在复旦大学的教书生涯。
“响应国家70岁以上两院院士分批退休的要求，我是文科类资深教授，享受院士待遇，那么我这个年纪，也早该退了，所以去年开始我停招博士生，办公室也准备尽早腾出来。”葛建雄和颜悦色地说。
随着年岁渐长，岗位一个个被剥去，葛剑雄却没有半分松懈，他像一颗匀速旋转的陀螺，不知停歇。
来办公室前，他刚结束复旦大学MBA课程的讲座，前一天，他上午忙完杭州西湖大讲堂的活动，下午又赶到上海市金山教委讲课，讨论中国的“文化自信”。接下来，葛剑雄将连续去往深圳、珠海、南宁、北京、成都、西安。他把大半个月的时间安排在外地讲学，7月的日程也只剩两天没有排满。
葛剑雄不仅勤于学术交流，也充分利用碎片化时间。一有空，他总会用电脑与网友交流，问题从历史、地理延伸至工作、情感、家庭关系等，五花八门，庞杂琐碎。
他从不用手机，也没注册微信，邮箱和微博是他最认可的联络渠道。他把问题按照时间和重要性排序，有问必答。“我曾在电视节目里答应观众，只要别人有求于我，恰巧我有能力解答，那么我知无不言，或者我推荐他找专业人士再请教。”
他依然保持每天六七点起床，不午休，有时回复完邮件已经夜里1点左右。他尚未感到疲惫和老态，每个月下水三四次，游个一千米也算不上挑战。
他不忘制定今年的旅行计划，五一假期他刚去约旦参观了佩特拉古城等世界文化遗产。暑假他又和家人约好一起去瑞士欣赏自然风光。这些年，独行戈壁中一度迷路，半夜汽车陷于西藏阿里高原沙石中不得解脱，一时失控从悬崖下滑……多次惊险之旅没能让他停下脚步，只是成为他充盈人生的一段注脚。
这确实与葛剑雄敢言、犀利且像马达一样高速运转的形象完美契合。正如他担任第十一届和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期间，曾直言投为考研泄题事件追问时任教育部部长，痛斥科研经费滥用现象……
谈起那些牵动他心绪的“家事、国事、天下事”，葛剑雄眼睛闪光，声调起伏跌宕，从一个提问延展开来，举一反三，不再是往常欢愉的神情。
他的学术热忱通过研究成果和言论心得逐渐收集成册，有《普天之下》、《冷眼热言》、《中国人口史》等，既包括学术专著、研究随笔，又有时事热评、读书笔记，最受欢迎的是《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商务印书馆已重印第八次。
过了古稀之年，葛剑雄不再追求具体的目标。孔子说，“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他常挂在嘴边，叨念着，自己怕是达不到那种状态，但七十而思，不断反思自我，总结经验与对错，他有这样的底气了。
2018年2月于智利百内国家公园登山 图/受访者提供
难保证绝对真实
我喜欢到外面给大家讲历史，小到街道、中学，大到部委，只要时间允许，我就给大家做历史科普。上个月我还去了新疆石河子大学，讲一天，就和学生聊聊现在我们应该如何对待历史。
中国非常重视历史传统，“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孔子的价值观念就是该记的就记，不该记就删掉，如果正史有缺陷，要帮他改写。春秋笔法就是这样，编写历史要顺从主流价值观，让大家知道，这个朝代的兴盛是得天命，有上天庇佑，自然就有天然的合法性，这就是历史哲学。
所谓历史的真实性、真相就像绝对真理一样，可望不可及。历史本身由留下来的史料拼凑而成，是一种有选择的记录，即使你没有私心，如果个人的价值观和政治立场不同、经历和视野不同，记录的内容都会千差万别。在古代，对民间生活记录相对又少，记录手段和技术粗糙，更难保证具体事件的绝对真实。但作为研究者，我始终捍卫“学术无禁区”，只要我们不放弃对真实的追求，至少可以慢慢逼近它，如果放弃，那么只会越来越远。
比如我讲“一带一路”与“古代丝绸之路”，讲到第六年，大家才慢慢接受与想象中差距甚远的丝绸历史。之前人们总以为丝绸之路是中国人起的名字，是我们主动开创的，都不对。“丝绸之路”的概念是1877年由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正式提出的。他考察发现，早在汉武帝时期，就存在一条从中国古都洛阳到中东撒马尔罕的路线，他认为这条路线的贸易主要是丝绸，所以命名为“丝绸之路”。但我们后期的研究表明，早在三千甚至四千多年前，小麦、黄牛、青铜等已经从西亚、中亚传入中国，中亚通向黄河流域的路已经存在。这些史料证明，丝绸之路是别人主动进来。借鉴这段历史，我们谋划互利共赢的方法，对我们推动“一带一路”才是有利的。我们现在时常提“文化自信”，并不是肯定我们的文化最先进、最发达，而是认识到什么是最适合我们的国情民情，并植根本土长期发展下去，又能够吸收其他文化的精华，这才是真正的自信。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美人之美，各美其美。”
很多人接着会问，那要如何贴近真实？近现代的史料多，古代的史料少，但基本规则一样，根据逻辑推理和常识，也查看细节和用词是否符合当时的历史时期，所谓去伪容易，求真难。历史发生的当事人都由自己的利益和价值观支配，我们需要认识到这一点，也许后人作为旁观者，会看得更清。
我讲这些是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正确认识历史。现在市面上有很多戏说历史的书籍，讲故事的能力很强，这是种商业需要，满足大众的好奇心，不是历史本身的发展趋势。比如《明朝那些事儿》，明朝留下来的史料多，历史学家负责研究哪个是真的，写书的人可能三条材料里面选一个最好玩的，也算有依据，他适应大多数非专业者的阅读水平和兴趣。从历史角度出发，要先考虑历史的真实性，再考虑可读性。讲历史故事做得好对普及历史知识很好，学术含量不一定高。但是没有好的研究，普及历史是做不好的。不能忽视二者的区别。
我鼓励真正的学者为自己的研究成果做普及工作，像我这样，写书或讲讲课。现在社会分工如此精细，不公开展示你的才识，影响面太小，很可惜。公众和你专业以外的专家都不知道（你的研究成果），也就谈不上为社会做贡献。
不管是出于个人兴趣还是丰富精神世界的需要，历史都是一种知识养料。过度追求物质目标只会让人穷奢极欲、盲目忙碌，人的贪欲永远得不到满足。学习历史也许看不到现实意义，但如果我能帮助大家从观念上纠正一些错误的历史看法，让人能够清醒、理性地看待历史，就可以从历史中更好地理解现实生活。如果哪天我讲不动了，就自娱自乐，也很知足。
2014年，葛剑雄 图/杨曦
提意见要有底线
我一直强调批评、提意见要有底线和方法。首先，最大的前提就是明确发言的目的，我的出发点一向是让相关部门做得更好，完成我们每个人在职在位的使命。
研究历史的人看得很明白，每个国家都有言论底线，斯诺登的例子就很清楚。如果我出于好意，说话的方式合理，那么对方还是有接纳提议的可能性。我向教育部反映过很多问题，多数都是直接在政协会议上向相关领导反映，高校退休教师的经费发放、考研泄题、学术腐败问题，也有一些是内部提交，部分提案有关部门也会认真讨论、采纳甚至在实际中改进。
其次，要考虑清楚与你对话者的身份和立场。有的提议或批评不宜在公众场合说，对大学生的教育不能讲给初中生听……避免产生误解，因为网上歪曲、伪造信息的情况很多，会给个人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当然，有关部门尚未采纳也不代表你要放弃对正确的坚持，这又是个人内心的底线。
在复旦大学图书馆做馆长七年，因为懂得严守界限，我没有让人在学术上干预我们。有一次，外面寄来一批民国时期的刊物，有关部门忽然来没收，被我拒绝。我告诉了学校党委，交给他们处理，这才是正常途径。后来双方解释清楚了：我们当时准备扩大图书馆馆藏，把书交给北京的一个单位帮忙复印，对方私自售卖复制品，文化执法部门查处违规没问题，但我们用于研究收藏是两回事，我们也有原则，之后对方也没再为难。
普通人要从理论上服从大的历史规律，这个容易，但要真正解决问题，又涉及小的具体规律，另外还有机遇，这才是比较难得的。这种规律、趋势，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它取决于你的社会经验、学科基础、逻辑分析能力，以及某种灵感和天赋，还需要自己能有自知之明。
我对自己有信心，一是我有职业道德，每项工作都保证守住底线。担任图书馆馆长，我每天抽空看微博@我的问题，或者请大家来办公室咨询，第二天我就吩咐图书馆相关部门去解决学生的诉求；政协开常委会，出席率和提案我都认真按指标完成，从不请假；学校历史地理研究所的工作量，我也超额达标。该做的事我都做到，说话自然有底气和分量。
二是我能很好的理解国家发展形势。我们这些老人，经历过几个时代，看透了个人命运的沉浮。我这个人关注的事很广泛，既然个人的安全、自由是建立在国家制度和公共利益上的，我不如做些维护公共利益的事。
我出版过很多书，反映社会病灶，比如人口史等。有的书有很多发行量，有的没有多少人看，我也平静地接受。但它留下来了，万一可以对未来产生一些积极影响，那就功德无量了。
作为知识分子，自带公共属性，应该以专业知识去关注和分析社会问题，但我如今从很多职位上退下来了。2018年初，我在第十二届政协委员会常委的任期结束。我个人没有那么崇高的使命感或者信仰，只希望自己一生过得有趣、有意义，如果小我和大我能因此有一些契合，小我变大了一点，我就很知足快乐了。
2019年5月新书发布会为读者签名 图/受访者提供
活在当下的智慧
这几年，我外出讲座，常有人问我怎么抵制手机的诱惑，这个问题有点可笑，手机只是工具，我倾向于不用24小时和别人保持联系，我也没有从事需要一直保持联络状态的工作。使用情况因人而异。就像刚开始有了汽车，人们担心走路少了，影响健康，现实是如今开车的人依然会跑步，他节省出更多时间，健身方式也更多样。你学习使用电脑，也是为了提高工作效率，让你有更多时间做其他感兴趣的事。比如练书法，不妨碍你写一手好看的字。
还有人抨击读书的功利性，这是瞎说，应该强调别过度功利，但没有功利怎么会有动力读书，没有好处的事人会做么？批判碎片化阅读也不对，互联网时代，人接受到的信息量急速增长，难道你看到量子力学你也要系统地学习么？当然是简单查看网上量子的介绍就可以，接受知识碎片是没问题的，包括在手机上听一些课程也很好，需要警惕的是垃圾，编造出来的东西就没意义了。轻阅读也是好的，图画书籍刻画得更加形象，易于理解。但很多议题是轻松不起来的，比如南京大屠杀。如果你做研究，则要培养抽象思维和逻辑分析能力，必须系统学习，那又是另外一回事。
诸如此类的问题反映我们的年轻人很焦虑。虽然社会充满不确定性，但在我看来，改革开放让更多人平等接受教育，有了改变命运的可能性，我们是幸运儿。年轻人的问题在于没有很好地定位自己，好坏要学会比较，横向纵向，恰当地比较。年轻人买不起房，现在哪个国家的年轻人一毕业就买房了？恐怕没有吧。日本很多高校的教授一辈子都租学校的房子，有的人退休了才有钱买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屋。或者你可以买其他城市的房子，我有个山东的学生，一毕业回了济南，他就说上海房价太贵，认为没必要留在这里，负担太大，很果断地回老家了，现在结婚生子，过得很幸福。
如果你个人的生活水平不能高于一个地方的平均水平，那是不是可以考虑降低标准，如果认为自己技不如人，那就理性分析自己的能力，调整自己的目标和心态，去一个更适合你的地方。有的人很执着，那就付出多一点代价，不要抱怨，也可以。
社会依然有很多不如意的地方，但总体进步了很多，什么身份做什么事自己要权衡清楚，每个人的权利和义务，能力和收获，要把握好相互关系，不管在哪个国家，要想生活愉快，就要遵守社会运行逻辑和规则。
以前我们有个同事，为了考博，中午也不吃饭，拿两个馒头就去图书馆读书，还到处打听别人的复习情况，把自己弄得非常紧张，后来毕业论文都没通过。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比我还小一岁，我要是也这么想不开，心里装着包袱，难道日子就不过了么。社会上诱惑很多，今天有人做证券，你看他发财了，也许明天就破产了，人的天赋、条件和运气都没法比，你没有能力改变，就要想办法合作，找准自己的位置。拼得你死我活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有些人的心态和体力都不适合竞争，我以前每天忙到夜里两三点，早上六七点就起床工作了，我身体没有问题，但我从不鼓励大家学我，该休息要休息，找准自己的节奏就足够了。
现在老龄化也很严重，这是全人类面临的难题，亟待解决。中国的城市、发达地区和知识分子群体的老龄化最快最严重，是未富先老，就业是延迟退休还是鼓励早退给年轻人机会，政府都要慎重决策。我做人口史研究，知道关键要有精确的人口数据，有了数据才能正确分析，还要防止民粹化倾向，比如全民医保，人的欲望总是无限的，而医保覆盖越广，人民的负担越大。进养老院是个好办法。但是在北方城市，送父母去养老院是不孝顺的做法，这样的观念要改变。养老的设施条件更要改进，现在很多年轻人开始注重养生、保健，未雨绸缪，老年人也应该这样，努力延缓衰老，加强自我保健，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也为儿女减轻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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