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4年4月，开战四个月有余的时候，李鸿章收到了法国海军中校舰长福禄诺的信，提出四点条件。一、中法订立西南各省通商章程。二、中国承认法国保护越南之权利。三、中国应速将驻法公使曾纪泽调开。四、法国欲索兵费，中国如真心和好，法国可放弃索取。第一条是西方人一贯的通商请求，第三条和第四条显得莫名其妙，看上去就像凑字数的废话，只有第二条是最为核心的内容，然而，正是这一条今人看来无关痛痒的条款在当年引起了轩然大波。
法国侵占了越南，中国人大惊失色是为何？按今天的人看来，当年的国人对于“宗藩”之类的虚无缥缈的头号不惜与法国开战，而宗藩朝贡又是厚往薄来，毫无经济收益，简直是愚不可及。今天的人们已经不太能懂当年国人的政治伦理，以至于为了解释《中法会订越南条约》的影响时也不得不从现实利益出发，认为此条约导致“中国西南边疆门户洞开”等，换言之，失去藩国安南，无非就是失去了一块西南边境的缓冲带而已。实际上，直到今天，日语、韩语中都还存留着一个来自汉语的专有名词，叫“大义名分”，当年的中国人对大义名分的坚持经常是超越了国与国的现实利益考量。《论语•尧曰》中有一句“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兴灭继绝”才是朝贡体系中的核心政治伦理。
中国古代的国家组成，家与国是同构的，当年的中国皇帝确实是以君父的形象协和万邦，就如同家庭中的大家长一样庇护着东亚世界，平日里宗藩朝贡，承认中华皇帝的权威，非常时期，中国必须为藩属国主持公道，兴灭继绝，为藩国存其国，为宗藩王室存其祀，如同旧式大家族的族长一样协调各宗支的关系，其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万历援朝抗倭之役。只可惜君临天下的实力已经雨打风吹去。李鸿章作为当年中国数一数二的外交人物，自然也不能脱离这种意识形态的影响。就在此次中法交涉前四年，1879年李鸿章代表中国就日本吞并琉球一案进行对日交涉。李鸿章曾表示，“争小国区区之贡，务虚名而勤远略”，故当代有人认为李鸿章一篇奏折葬送了琉球。
其实李鸿章提出的琉球方案，其核心的目的是确保琉球王国在群岛中最富庶的中山复国，其目的纵然不是为了争取经济利益，但与当代人一厢情愿的想象不同，李鸿章的根本目的也是为琉球王室存祀，他之所以坚持琉球国必须在物产最丰富的中山岛复国，并不是中国贪图那点琉球物产，而是考虑到若琉球复国在偏僻海岛，其国势必不能久存，其王室也无法延续，李鸿章甚至为了琉球国王室的延续，尽全力寻找琉球王的支脉远亲。这种伦理考量就是“兴灭继绝”，当年清廷朝议中，兴灭继绝是全体共识。在这种背景下，法国骤然吞并了清廷的宗藩安南，清廷朝野大哗自然不出意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