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谈及《红楼梦》时，很多人都会注意到它“喜聚悲散”的特征。相比传统小说的大团圆结局，以悲剧收场确实是一个重大突破。但是《红楼梦》的悲剧意识主要体现在众多人物的命运共同体“贾家”的衰败上，而对主人公贾宝玉的悲剧性缺乏深层次的探讨。当然，《红楼梦》中通过贾宝玉发呆、魔怔和摔玉等一些列异常举动来展现对命运的抗争已属难能可贵。因为和西方相比，中国的文学传统中缺乏真正的悲剧意识，缺乏个体对灵魂的深层次拷问。下面从先秦与古希腊时期、封建时期与欧洲中世纪和现当代时期三个方面入手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一、先秦时期与古希腊时期
春秋战国是一个学术自由的时期，涌现了儒家、道家、法家、墨家、兵家、名家、阴阳家等众多学派，形成了百家争鸣的盛况。其中墨家可以说是自然科学的源头，名家是辩论哲学的源头，阴阳家是空间地理学的源头，但在烽火连天的春秋战国时期，国君关心的是如何能一统天下，平民关心的是如何能免受苛政，所以它们在当世的影响都比不过儒家、道家、法家和兵家。
儒道法竭力研究社会的运转规律，希望通过自己的学说对社会进行改良，这为后世文人树立了忧国忧民的好榜样。但这也使后世文人慢慢养成了一种“论事不论人”的习惯，一个个文人墨客大谈事理却漠视个体灵魂的冲突。儒家的“吾日三省吾身”只是为了端正处世态度达到远离小人的目的，是一种功利性比较强的自我反省。为什么说它功利性比较强呢，因为它目的很明确，只是一种自我检讨，而非展现灵魂的一种内在冲突。
道家对个体的关注要比儒家多得多，尤其以庄子为代表。庄子对人生充满了怀疑，身为物役，心为身役，万事万物于个体而言都是一种阻碍。但是庄子为我们展现的是一个否定性的论证过程，而非那种灵魂深处的纠结和痛苦。当然，庄子能够做到这一步已是意义非凡。庄周梦蝶、蝶梦庄周，庄子选择了一种超脱的方式看到此事。而后世的道家更是发展出了一套“坐忘”、“心齐”的修炼模式，企图到达一个神仙世界，从此与探寻个体生存的本质越来越远。
相比之下，西方的古希腊时期不仅出现了思想界的百家争鸣，同时还出现了三大悲剧作家。如果说埃斯库罗斯的《被缚的普罗米修斯》还带有荷马时期的影子，那么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和欧里庇得斯的《美狄亚》可以说就是完全关于人的作品了。
《俄狄浦斯王》展现了命运对俄狄浦斯的捉弄，他是一个英雄式的被捉弄者，他是一个无罪的犯罪者。他终究没能逃脱杀父娶母的命运，于是他用两枚金别针刺瞎双眼，独自走向了喀泰戎山。他虽然没有犯罪动机，但却有了犯罪的事实。命运捉弄了他之后，他没有怨天尤人逃脱责任，而是叩问自己内心，最终选择了刺瞎自己的双眼。这个举动意义非凡，展现了一种忏悔及救赎意识，同时又包含着一种反叛。这双眼睛已经看不清这个世界，要它有何用？
盲人俄狄浦斯
如果说《俄狄浦斯王》还多少带有一些人在命运前的不自主性，那么《美狄亚》可以说是一部完全关于人的作品。当伊阿宋移情别恋后，痛苦的美狄亚回忆起了从前的幸福生活，但是现实却无时无刻不在提醒她此刻的处境。这部悲剧的核心是美狄亚的心理冲突，是最早使用心理分析法的文学作品。美狄亚心中残存的美好，最终被悲惨的现实完全毁灭了，她选择了报复。她最终杀死了两个亲生孩子，看到了丈夫脸上痛苦的神情。但她自己的痛苦，却不会比丈夫少。
反观中国传统文学，缺乏的正是对人内心冲突的描写，对灵魂的痛苦拷问。屈原曾经发出天问，但那只是对自然和宇宙及历史事件的一种叩问，而非自己内心冲突过程的展现。屈原之死有着浓厚的悲剧色彩，这点不容忽略，但那是通过历史来表达的，而非文学。
二、封建时期中国古典小说与同时期欧洲文学
有人可能会说，先秦时期还未发明纸张，时代对写作者提出了微言大义的要求，所以不可能去关注人的心理过程。那么我们可以分析一下唐传奇出现之后的古典文学作品，我们会发现直到《儒林外史》和《聊斋志异》都缺乏人物内心的冲突。佳人才子，大奸大恶之徒，大忠大贤之士，穷酸可笑之人，仿佛他们一个个生来就是这样的，作品着力在人物是什么样，而忽视人物为什么会这样，也就是缺乏人物内心的冲突、灵魂尺度上的拷问。
即使如《西游记》、《水浒传》和《三国演义》这样优秀的古典名著，其实对内心冲突的描写也是极少的。《西游记》中孙悟空、猪八戒和沙悟净因为犯了不同的错，前往西天取经陪大佬们演了一出戏，于是就得到救赎了？《水浒传》中一个个被逼上梁山，在梁山之前都有了不得不上的理由，那种冲突也只是现实的困境造成的，而非自身拷问灵魂产生的。《三国演义》关羽仁义、曹操奸诈，一个黑脸一个白脸，这是历史关注的定论性问题，缺乏了文学关于人性的关注。
相比之下，《红楼梦》中充满了内心的冲突，比如贾宝玉是选择读经史子集还是言情小故事，是选择木石前盟还是金石姻缘，是选择沉默还是爆发等等。贾宝玉经常处于一种精神迷惘状态，也就是发呆发怔，他为什么发呆发怔呢？因为他不知道该怎么办，甚至不知道该如何去思考。贾宝玉距哈姆雷特非常近，只差问出那一句——“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问题”。
和莎士比亚相比，曹雪芹也同样思考了生存还是毁灭的问题。但曹雪芹重在揭示贾府这个封建大家族的毁灭，这种毁灭是必然的。而莎士比亚会将问题的核心交还给个人，通过人物内心的冲突、灵魂的痛苦拷问。从而做出选择。比如《麦克白》中主人公杀死了国王之后，也谋杀了自己的睡眠，他一再去洗沾上了国王鲜血的手，却无济于事，因为他的灵魂也沾上了鲜血。再如《奥赛罗》中主人公中计杀死妻子，当真相大白时他拔剑自刎。这不是简单的殉情，而是一种自我审判，是一种忏悔意识。
当然，我并不是说莎士比亚比曹雪芹要伟大，事实上我觉得曹雪芹更伟大。因为曹雪芹可以说是以自己的一己之力思考生存和毁灭的问题，而莎士比亚有欧洲千年的宗教背景及文艺复兴作为支撑。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从宗教的方面开了忏悔的主题，再加上人文意识的觉醒，从而莎士比亚才能在灵魂维度上进行自我审判。
三、现当代时期中国文学的自我谴责精神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周作人最先发现了中国文学中存在“自我谴责精神”的缺失。在《文学中的俄国与中国》中周作人举了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和俄国作家托尔斯泰为例，随后说道：“在中国自己谴责的精神似乎极为缺乏：写社会的黑暗，好像攻讦别人的隐私，说自己的过去，又似乎炫耀好汉的行径了。”
周作人
发现这一点的除了周作人之外，还有他的哥哥鲁迅（周树人）。鲁迅不仅发现了这一点，还以自身的创作进行了补充。鲁迅关于国民性的批判，可以说正是站在民族的角度进行的自我谴责。同时，通过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分析，鲁迅和周作人还发现了中国文学的另一种缺失——对灵魂的深度解剖。
鲁迅和周作人发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深刻之处在于：即使再堕落再卑微的人，他的灵魂也不是单一的，在恶中也蕴含着对善的追寻。但是，时代并不允许鲁迅进行展现个体灵魂挣扎的创作，国家兴亡之际，他只能放弃在灵魂维度上的探索。或许，这也是当年鲁迅拒绝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主要原因。他没有精力去写复杂而矛盾的展现人性的作品，那不是启蒙时代的作家该做的事情。作为启蒙时代的作家，社会需要的是他树立鲜明的旗帜，彻底批判该批判的，彻底赞扬该赞扬的。于是，我们在阿Q身上看到了国民的劣根性，却发现不了他本该具有的优良品质。
鲁迅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鲁迅可以说是悲壮，他为了国家为了民族放弃了自己在艺术上的追求。这延续了千古年来文人报国的传统，也再次将文学的传统带回了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争的是如何救世，新文化之后的数十年关注的是如何救国，它们的关注点都是对现世的影响。在鲁迅之后，文学渐渐和政治产生了越来越紧密的联系。直到上世纪80年代，先锋文学的出现才使得中国文学挣脱了自身的枷锁。
莫言、余华和格非等中国当代最优秀的作家都通过作品对灵魂进行了探索，直到这个时候中国的文学或许才算得上圆满。比如莫言的代表作《蛙》核心其实并不是为了讨论计划生育政策本身的对与错，而是以它为背景，展现国人的生存状况以及灵魂层次的变化。莫言本人曾说过：我设置了一个人类灵魂的实验室，用这种特殊的事件、特殊的环境设置了这么一个实验室，把人物放进去考验他，然后看看他的内心，看看他的灵魂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变化。
莫言
不仅是在纯文学领域，其实在通俗文学领域许多优秀的作家也开始进行了关于人性和灵魂的探讨。比如金庸在《射雕英雄传》中专门用了一章描写郭靖的迷茫，心灰意冷的郭靖开始怀疑人生，此时他武功小有所成，本应顺势一步一步走上人生巅峰，但他却忽然意识到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并不是武功所能解决的，他甚至怀疑武侠小说核心所在“报仇雪恨”这个词，进而想要忘掉武功。在《是非善恶》这章中，郭靖思考的是最深刻的哲学问题“我是谁，我为什么来到这，我该去哪里”。虽然金庸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比较简单，但一位通俗作家做出这方面的努力已实属难能可贵，我们也不该有太多苛求。
相比春秋战国和新文化时期，今天的作家不必背负救国救民的沉重包袱。相比思想压抑的封建时期，今天的作家拥有开放自由的思想土壤。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今后的中国会产生出更加伟大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