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故事的永在
曹文轩在《小说门》中说到：”本事是不可能被复述的。”因此在鲁迅的小说《伤逝》中，涓生作为不可靠叙述者，他所描述给读者的子君的形象也是不可靠的，小说中仅有一次子君和涓生的对话，因此我们无法相信涓生口中的子君。涓生作为叙述者，在向读者回忆和子君的往事时，不自觉地就会对事情的本来面貌进行一种强调或弱化的处理。如在子君与涓生交际半年后，子君说到”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接着涓生写到：”这是她默想了一会之后，分明地，坚决地，沉静地说了出来的话。其时是我已经说尽了我的意见，我的身世，我的缺点，很少隐瞒；她也完全了解的了。”
从涓生的叙述中我们可以得知，子君是一个接受了西方新思想，有着追求自由主义觉醒的知识分子，并且已经十分了解涓生。但结合子君婚后的行为变化来看，子君其实并没有从本质上理解自由解放的新思想，因为在结婚后，子君便止步于个人家庭的小幸福之中，不再追求精神上的进步和追求，”做菜虽不是子君的特长，然而她于此却倾注着全力；……况且她又这样地终日汗流满面，短发都粘在脑额上；两只手又只是这样地粗糙起来。”
《伤逝》是一篇比较私人化的手记，在小说的开头写到：”如果我能够，我要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由此可见，接下来便涓生便要开始回忆他与子君的往事，并且要表示自己的悔恨和哀悼，在叙述的过程中涓生必将不自觉地维护自己的形象。”有一千个讲述者，就会有一千种车祸，而有一千个受述者，就会又增加一千种车祸。”可想而知，若是由子君来回忆和涓生的往事，读者见到的极有可能是另一番天地。涓生对于回忆的篡改，极有可能是处于人的本能，是无意的行为，也有可能是有意为之，为减轻自己的罪过为自己辩护。现实主义作家鲁迅是真正的新文化先驱，对于五四新青年们开展的新文化运动，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近世人士，稍稍耳新学之语，则亦引以为愧，翻然思变，言非同西方之理弗道，事非合西方之术弗行，掊击旧物，惟恐不力，曰将以革前缪而图富强也。”五四青年高举婚姻自由和个性解放，但在鲁迅看来他们只是学到了欧洲个人主义的皮毛，是表层的而非深意的。因此涓生身上仍然存在具有封建特征的性格，如男权意识以及不敢承担责任的懦弱性，所以在叙述中便会倾向于自己，将不思进取、落后愚昧的子君展现在读者眼前。
二、小说的经验性和自传性导致主题的多义性
“小说家是以个人的经验作为小说的内容的——小说就是写个人的经验。”由于小说具有经验性和自传性，那么对于《伤逝》这部作品的主题，历来有很多争论。就像曹云轩在书中说到：”我们虽然煞有介事地解读着存在，并不时地听到了那些具有神行的哲人们说：我讲世界已经揭穿。然而我们都很明白，这个怪异的、神秘的世界远未被我们揭出，我们甚至都未能撩开它面纱的一角。它存在着，你可以看到它包含着一个意思、又一个意思、再一个意思。有时，我们甚至觉得你无论怎么来解读这个世界都是合理合法的。”结合作品的时间1925年10月21日以及鲁迅的生活经历来看，《伤逝》的主题可以分为三类：一即表达鲁迅对兄弟失和的哀悼之情；二即表现出对爱情的犹疑不决；三即意在表现五四时期青年们追逐新思想而逐渐被异化了的悲剧。
周作人在晚年回忆录《知堂回想录》中写到：”《伤逝》不是普通恋爱小说，乃是假借了男女的死亡来哀悼兄弟恩情的断绝的，我这样说，或者世人都要以我为妄吧，但是我有我的感觉，深信这是不大会错的……我也痛惜这种断绝，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人总只有人的力量。我很自幸能够不俗，对于鲁迅研究供给了两种资料，也可以说对得起他的了。”这是周作人对《伤逝》的解读。周作人于1925年10月12日在《京报副刊》中发表了自己翻译的一首诗名为《伤逝》，而鲁迅的《伤逝》发表于10月25日，因此也可推测鲁迅的《伤逝》是对弟弟周作人的一种回应，再结合文中涓生所表达的悔意，这也似乎表现出鲁迅对已逝的兄弟之情的哀悼。
1925年8月，鲁迅一方面觉得对不起家中的包办妻子朱安，一方面又觉得对不起眼前直率天真的许广平，陷入了两难境地。面对这份难以割舍的情感，经过艰难的思想斗争后鲁迅终于做出了这个胜利的决定：应该爱！于是与许广平确定了恋爱关系，而在封建家庭以及封建婚姻的影响下，此时的鲁迅又是犹疑的，他不确定许的大胆、直率是否经过了深思熟虑，面对自己的家庭许是否做好了牺牲的准备，面对他的家庭和社会是否有信心”大无畏地、镇静地”应对旁人的”探索、讥笑、猥亵和轻蔑”的眼光。种种犹疑都在《伤逝》中表现了出来，表现出自己对社会环境的不确定，表现出自己对爱情的不确定。鲁迅也许意在通过涓生与子君的爱情悲剧来暗示许并予以忠告，但就是在这百般犹疑和思想斗争中升华出了二人相伴相守的甜蜜果实。
“盖今所成就，无一不绳前时之遗迹，则文明必日有其迁流，又或抗往代之大潮，则文明亦不能无偏至。……而此迁流偏至之物，已陈旧于殊方者，馨香顶礼，吾又何为若是其芒芒哉！是何也？曰物质也，众数也，其道偏至。根史实而见于西方者不得已，横取而施之中国则非也。” “鲁迅认识到所谓五四前驱们的思想已经落后于20世纪的新神思，已经不能作为批判的武器进行启蒙青年颠覆传统的’武器的批判'”，他们倡导的表新实旧的神思并没有结合当时中国社会的客观需要，因此子君们和涓生们在反对封建旧制度的同时，又成为了”表新实旧”的神思的奴仆。因此婚后的子君失去了生活的重心，将自己的人生目标锁定在”生白炉子，煮饭，蒸馒头”和”养小油鸡和阿随”上，思想解放的不彻底导致她再度被拷上生活的枷锁。而涓生在意识到子君的变化后则暴露出自己自私的，男权主义的丑恶面目，也正显示出以涓生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并没有借西方新思想形成独立的自由自主意识。他们以及当时的知识分子没有在中国社会现状的基础上倡导思想解放，而是踩在欧洲个人主义先驱们的鞋子上在封建社会中行走，因而在理想破灭后反而沦为自己培育出的神思的囚奴。没有在本质上理解到新思想的内涵也并不是他们的错，这是历史与环境的缺失和落后导致的。鲁迅笔下不乏这般”不自由”的知识分子形象，子君、涓生、狂人、魏连殳、吕纬甫等都是追求自由、挣扎无果，最终走向孤独和绝望的时代的奴仆。”摇摆，既使作品中的人物也使阅读者处于选择的状态。”正是因为鲁迅作品的多义，才使他的作品在主题的摆动中更加富有深意。
三、对于情节和人物的模糊和沉默处理
曹文轩在《小说门》中列举鲁迅的《铸剑》来说明小说中存在的模糊处理。他说：”我们既然无法去作清晰的解读，那么索性给出一个模糊，然后让读者在模糊中去体味。……模糊并不等于让你手足无措，一无所获。模糊的能耐恰恰在于给了你不能以数目来代表的不确切的但是却是丰富的感觉。正是因为模糊具有无边性，于是使你获得了感觉的无边性。”在《伤逝》中，涓生对于自己如何向子君求爱的过程已经记不清了，”夜间回想，早只剩了一些断片了”，涓生对于求爱的过程没有进行描写，却给予了读者充分的想象空间，想象出涓生是如何单腿跪在子君面前？当时他又对子君说了哪些话？子君的反映如何？另有”去年的暮春是最为幸福，也是最为忙碌的时光。”涓生对于寻到住处之前的这段时光也采取了模糊的叙述方式，仅用”忙碌”两字概括，使小说记事详略得当，游刃有余，恰当的留白能够带给读者更加丰富的体验。
《伤逝》中，鲁迅并没有对子君在生活中的孤独和绝望进行情感叙述，小说全篇都只有一个叙述者涓生，从涓生的回忆中我们才能大略地了解到子君生前的性情和思想，子君始终是一个保持沉默的角色。曹云轩以描写一个人的葬礼的小说为例，认为”小说家一直保持了他的沉默。因为在他看来，这位死者在死亡前的情感状态，要么是索然无味的，要么是复杂得无从把握，他觉得没有这个必要去牺牲语言，于是，他决定沉默，将这一切，交由读者自己去体味。”子君的沉默给涓生增添了更加丰富的形象，即我们既可以相信涓生，认为他对于子君的死是抱有愧疚和悔恨的，而另一方面，因为子君的沉默，我们也可以选择不相信涓生的一家之言，从文中的蛛丝马迹中找出涓生其实并不了解子君，而涓生实际上也是一个具有封建思想的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