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卧猫

鲁迅评价《儒林外史》说，“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戚而能谐，婉而多讽。”

胡适将《儒林外史》列为中国第一流小说。

矛盾说，“如果有什么准备写小说的年轻人要从我们旧小说堆里找点可以帮助他‘艺术修养’的资料，那我就推荐《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是一部中国古代名著，它大概成书于清朝乾隆十四年，初刻于嘉庆八年，作者吴敬梓。这是一部现实题材的长篇小说，它假借明代来揭露和讽刺清朝八股文盛行、文字狱大兴的社会背景下读书人的真实状态。

《儒林外史》不仅仅享誉中国，它的英、法、德、日、西班牙等译本早已走向世界。甚至有人认为，《儒林外史》是可以与狄更斯、塞万提斯等人作品相比的世界级文学著作。

《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出身于名门望族，祖父和父亲两代为官，可以说是“钟鸣鼎食之家,诗书簪缨之族”。吴敬梓于康熙六十一年考取秀才，父亲不幸于同年去世。之后他一直挥霍度日，因为不善于打理家业，一直是坐吃山空。雍正七年，吴敬梓参加科举考试，被斥责为“文章大好人大怪”，后来又被举荐过一次廷试，但他推辞身体有疾，断然拒绝了。从此再未参加过科考，家产逐渐花光，晚年清贫度日。

《儒林外史》是一部著名的讽刺小说，作者本人看透科举与官场后，徜徉在自己的孤独世界里。他用手中的笔，创造出匡超人、严贡生、范进等人物，借他们对明清时期的科举制度进行批判和揭露，对功名利禄趋势下的人性做了辛辣的讽刺。

这部以讽刺见长的小说，写尽了科举制度下的儒生丑态，却也存在着作者欣赏和赞美的人物。杜少卿就是其中之一，而且不难看出，他是作者最为赞赏的人。他被高老先生骂为“第一败类”，被学子认作反面教材，但在作者吴敬梓心中，他是当下黑暗的封建制度中，读书人群里难得的一股清流。

杜少卿，他是名副其实的贵公子

杜少卿在《儒林外史》中的出场，首先是侧面描写。鲍廷玺去杜慎卿那里打秋风，杜慎卿没有给他钱，却推荐他去找杜少卿。作者借杜慎卿之口，将杜少卿的家庭背景介绍了一番。

“我家共是七大房，这做礼部尚书的太老爷是我五房的，七房的太老爷是中过状元的，后来一位大老爷，做江西赣州府知府，这是我的伯父。赣州府的儿子是我第二十五个兄弟，他名叫做仪，号叫做少卿，只小得我两岁，也是一个秀才。”

也就是说，杜少卿是一名秀才，父亲是江西赣州府知府（相当于现在的市委书记），祖父曾是状元。真正是书香门第，而且是官宦家庭。可以说是出身极其显贵了。

关于杜少卿的为人，杜慎卿这般说：

“伯父去世之后，他不上一万银子家私，他是个呆子，自己就像十几万的。纹银九七，他都认不得，又最好做大老官。听见人向他说些苦，他就打捧出来给人家用。”

兄长口中的杜少卿，无遗是个呆子。享有万贯家财，却对如何打理家业一窍不通。喜欢做善人，只要有人来求助，必定慷慨解囊。用现在流行的话说，就叫“人傻钱多”。

鲍廷玺来到杜少卿家里，果真印证了杜慎卿对他的评价。

杜少卿请了裁缝做衣服，裁缝遭遇丧母，没有安葬费，求到杜少卿跟前。杜少卿把新作的一箱衣服给他，可以当二十多两银子，让他拿去安葬母亲；好友臧寥斋收了别人三百两银子，答应替人买个秀才，可是事情最后没办成，要退还这部分钱，但他又拿不出来，向杜少卿开口，于是杜少卿痛痛快快给了他；医者张俊民的儿子是冒籍，按规定不能参加科举考试，杜少卿出面保他参考，又替他出了一百二十两银子修学宫；鲍廷玺谎称是杜少卿祖父青睐的人，向杜少卿要钱重起戏班子，杜少卿爽快地给了他一百两银子。

娄老伯规劝杜少卿的话，最为中肯。

“像你做这样慷慨仗义的事，我心里喜欢；只是也要看来说话的是个甚么样人。像你这样做法，都是被人骗了去，没人报答你的；虽说施恩不望报，却也不可这般臧否不明。”

难怪兄长杜慎卿用“呆子”二字来形容他，杜少卿虽然坐拥万贯家财，可只管这样潇洒地散出去，银钱只有出的份，没有进的份，散尽家财，穷困潦倒，只是时间早晚问题。

曹雪芹《红楼梦》中一句“富贵不知乐业”用来形容杜少卿是再合适不过了。杜少卿这位名副其实的贵公子，他那份散尽千金的潇洒，在世人看来，不过是因为有着财富做后盾罢了。他助人而行的善事，也不过因为是“人傻钱多”，这称不上善良，他更称不上是文雅之士。

他是高翰林口中的“第一败类”，是学子心中的反面教材

娄老伯是杜少卿家里的管账，他生前常常规劝杜少卿谨慎交友，合理管理家财。娄老伯临别遗言，更是劝告他交友之道，并指引他该离开天长，到南京去谋发展。杜少卿当时没有听取娄老伯的建议，直到家财散尽，才卖掉房产，拿了还债剩下的大约一千两银子，按照娄老伯的指引，去了南京。

翰林院侍读高老先生很是推崇八股，一生追逐功名利禄，他对杜少卿这种散尽家财的败家行为尤其看不上。

“诸位莫怪学生说，这少卿是他杜家第一个败类！……混穿混吃，和尚、道士、工匠、花子，都拉着相与，却不肯相与一个正经人！不到十年内，把六七万银子弄的精光。天长县站不住，搬到南京城里，日日携着乃涓上酒馆吃酒，手里拿着一个铜盏子，就像讨饭的一般。”

高老先生不仅看不上杜少卿败光家产，也看不上杜少卿的父亲，说他是个呆子，不会做官。在高老先生眼里，做官之道，最重要的是敬重上司。杜少卿的父亲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只一味为了百姓，而丝毫不懂得讨好上司。在高老先生心中，“敦孝弟，劝农桑”的话属于呆话，只该存在于书本文章中，拿到现实生活里，尤其是官场上，那就大错特错了。

高老先生代表的是明清时代读书人的主流思想，认为交友只该结交“正经人”，他心中的“正经人”，也就是崇尚八股，追逐名利之徒。

满口为官之道，满心八股举业的高老先生，在家教授学生读书时，常常用杜少卿做反面教材。每位学生的桌上都贴着一张纸条，写着“不可学天长杜仪！”

杜少卿就是这样一个另类，在大多数人推崇学八股、考科举的时候，他反其道而行之，饮酒作诗，散财利人，广泛交友。

《红楼梦》中有云“一个富贵心，两只体面眼”，在明清时代的官场和学子中，长着这般心与眼的人，才是大多数。在这些“体面眼”眼中，杜少卿是不合时宜，不走常规的。所以，他成了“第一败类”，成了反面教材。

如果说坐拥财富时的散财助人算不得真善良，那么一贫如洗时仍倾囊相授该是真君子

杜少卿到了南京后，仅剩的一千两银子很快就花完了。他有事外出去安庆，所需的盘费是用一只金杯子当了三十两银子得来的。从安庆返程时，只剩五个钱，船钱需三两银子，只能欠着。半路吃了三个烧饼，还差着茶馆一个钱，幸好遇到旧相识来霞士，才得以从茶馆脱身。

从安庆回到南京后，好友迟衡山提出要做泰伯祠，请杜少卿捐赠钱财。杜少卿痛痛快快捐了三百两，要知道，他那时已不是从前的杜少卿，这三百两拿出来，对他来说，绝不似从前那般轻巧。

杜少卿的经济状况一日不如一日，遇到郭孝子的时候，他已经过的很拮据了。但他敬佩郭孝子的为人，让娘子帮他浆洗衣服，又置办丰富的酒席款待他。他体贴郭孝子需要经济上的帮助，当掉自己的衣服换来四两银子，送给他做盘缠。

家财万贯之时的杜少卿，出手就是几十两、几百两，凡上门求资助者，他从不拒绝。穷困潦倒之后的杜少卿，他有钱便出几百两，没钱便出几两，当他认为遇到了该资助的人，哪怕是典当衣服，也要借以表达对他人的敬佩与支持。虽然后期杜少卿资助别人的手笔与之前大相径庭，但他那颗愿意帮助别人的心，却比先前更显得滚烫。

其实杜少卿始终是那个杜少卿，只是褪去了富贵与荣华之后，他那颗纯净的心，才更容易被世人看清。

李白有诗“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这份洒脱与豪情，放在杜少卿身上，也一样贴切而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