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中的玫瑰》-闾丘露薇

关于敬业
“你们真敬业。”这是自己从做记者到现在，听的最多的别人表扬香港记者的话。
别人一开始，应该是由衷而发。我们自己看自己，也觉得配得上这句话。
我第一次到内地采访是在1997年，前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中国。那个时候我当记者不久，也是我第一次出差，其实还有点胡里胡涂地。
结果每天的采访内容，除了官方安排的，自己的直觉告诉自己，应该还有很多非官方的场合，作为我们这样的媒体，是应该去报导的。
我还记得其中一项活动是克林顿到崇文门的教堂，听到了这个消息，我和摄影师马上赶了过去。还好，还没有开始封路，于是我们开始寻找进入教堂的办法。到了教堂门口，发现其它的香港电视台的同行早都已经到了。由于没有香港记者进入教堂拍摄的名额，于是大家都站在门口不肯走开，直到最后，我们终于等到了一个名额，代表所有的香港媒体进入教堂拍摄，然后大家共享这些画面。
这是我第一次在外地和香港的同行打交道，这一次的经验让我知道，身为香港媒体，是不可以放弃任何一个机会的。也许用了很多的时间，费了很大的力气，到最后什么也没有，但是如果轻易放弃了一个机会的话，那么很可能一个重要的新闻就这样错过了。
香港记者的敬业是有目共睹的。每年北京的两会，最早出现在大会堂东门的一定是香港记者。在代表进入大会堂之前，记者们追寻着每一个值得采访的目标人物。
跟随国家领导人外访，只要是领导人进进出出的场合，不管早上有多早，晚上有多晚， 总是会看到香港记者的身影。
很多人虽然嘴里面称赞记者们的敬业，但心里面总是有点想不通，不知道这些年轻的记者们到底是为了什么这样地认真。我曾经听到这样的解释，有人觉得，香港记者这样做，是因为如果做到了独家的话，老板会有奖励。
听到这样的话，心里面有点不开心，因为觉得对方贬低了我们。虽然我们努力工作，是为了保住这份饭碗，是为了钱，但是除了这些，我们还有一份责任心，一种职业的道德感。
做电视记者，其实要偷懒是非常容易的，天高皇帝远，坐在办公桌前的上司，是不可能知道前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同样的新闻报导，因为自己对自己的要求，花费的时间完全不同。对自己要求高的记者，会不放弃任何的机会，在报导播出之前做最大的努力，可能成功，也可能什么都没有，和那些没有额外做这些的记者的报导一样，但是问题是，能不能够过自己这一关。
还好，到现在，我没有因为自己放弃了努力而出现错漏。更多的是花费了时间和精力，却什么也做不到，但是我没有后悔，因为我觉得对得起自己的工作，对得起自己。
这样的责任感，职业道德感，在香港的每个行业都有，因为大家认为这是最起码的对待工作的态度。
但是在内地，这种我们习以为常的东西，忽然成为大家关注的东西，并且经常获得表扬。其实我们值得表扬吗?我们只是做了我们应该做了的事情，当大家开始表扬那些本来就应该做的事情的时候，这个社会是不是有点问题了呢?
很多人想不通，我和我的摄影师为什么决定在战争爆发的时候去了巴格达。很多人用了很多美丽高尚的词句来赞美我们。于是每次我都需要和大家解释，我只是做了记者应该做的事情而已，充其量只是敬业，提升不到其它的高度。
就好象，身为医护人员，本身的工作就是要救死扶伤，当非典出现的时候，留守岗位是应该做的事情，离开了，是他们的失职。
当这个社会在不停地赞扬他们的时候，我和很多的医生朋友有同样的感受，是不是因为，太多的人没有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所以，当有人做好了之后，就变得非常的特别了呢?
缺乏职业精神，缺乏敬业精神，这是因为整个社会已经没有了一个准确的价值标准，我会觉得这样的社会有点不正常。如果有一天，大家对于有人能够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已经不觉得惊讶的时候，这个社会就开始正常了。
听了别人说了好几年赞扬自己敬业的话，最近开始反省自己。其实敬业每个人都可以做到，只要能够坚守岗位，愿意付出时间和精力。但是光有敬业就可以了吗?
2003年北京两会，再也不是香港记者在大会堂门口等待的情景，出现了很多内地的同行，他们很多人比我们还要早到。当代表们抵达门口准备入场，只要有一部摄像机冲向某一名代表，就会发现，其它的媒体马上蜂拥而上。整个广场会出现一堆堆的人球，我自己都觉得自己好象蜜蜂，从一个角落，扑向另外一个角落。
混战一场之后，会有很多的同行问我，其实刚才那个被访者是谁。有的人听了名字之后就会明白为什么要采访对方，有的人听了名字之后，还要不停地追问，那么他是做什么的，为什么要问这些问题。有的时候不耐烦了，我会很不客气地看着对方，你是记者吗?当你来到这个广场的时候，你没有做过功课吗?
我会觉得，这些记者他们缺乏的，正是专业精神。
每个行业需要懂得的东西不同，但是本质却是一样，那就是做得好，必须具备专业技能。
要专业，是需要花很多的功夫的。对于记者来说，是在每一次的采访前，有没有做好功课。我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的重大采访，那是1997年世银年会。那个时候，我刚刚加入凤凰不到三个月，凤凰当时只有两名记者，但是跑财经的只有我一个，于是采访的任务全部落在我的身上，每天要有八分钟的有关年会的新闻。
我想那个时候我是敬业的，每天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跑上跑下，看到谁都敢追着问问题
，还胆大地去约很多专访，当中还有不少成功了。只是后来反省自己，觉得当时的自己虽然有着刚刚出道的那种冲劲，但是我绝对不是一个专业的合格的记者。因为我没有很好地做准备。我甚至连IMF和世银之间的区别也说不准确。
我浪费了不少采访的机会，我还记得，只有我一个人堵到了IMF的总裁，但是我却没有把问题问到点子上，让已经停下来听我的问题的他，没有说一句话就走了。
我算是一个善于反省自己的人，虽然公司对于我整体的工作表现非常的满意，我自己也认为，对于一个新人，在没有资源支持和时间准备的情况下，能够撑下来已经算是不错了，但是对于我自己来说，我会发现自己的问题在于，缺乏应有的专业知识，包括对所要采访的题目的背景的了解，对于被访者的背景的了解，提问的技巧，以及应该提什么样的问题才能够获得最重要的信息等等。
从这一次开始，每次采访之前，再没有时间，我都会逼着自己做准备，请教别人，从网上浏览有关的信息，当然自己不能够一夜之间成为专家，但是至少懂得最基本的概念，以及有关这件事情，或者这个人近期的新闻关注热点在哪里，这样在自己判断新闻点以及如何发问方面，心里面就可以有底。
在很多的公司有很多这样的员工，他们非常的敬业，每天最早一个来，最迟一个走，但是我从来不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员工，除非他们能够用比别人快的时间完成自己的工作，并且很少出错。
很多人感叹工作压力太大，却没有想过，是不是自己还不够专业。敬业是很容易做到的，但是专业，需要不断地学习，自我增值，自我反省。
我特别佩服那种举重若轻的人。他们工作的时候非常地专注，会有很多的成果，但是他们依然有时间生活，做自己的事情。和这些人一起工作，在工作的过程当中他们会要求非常严格，不能够容忍任何因为人为因素而导致的错误，但是在工作当中，他们有张有弛，看上去最驾轻就熟的、坦然自若的只有这种人。
这也是我自己努力的目标，但是我清楚，要达到这样的境界，需要足够的自信，而这种自信来源于深厚的积累。这不是短时间内可以达到的，需要一个过程，看看我自己，我觉得自己也在改变，慢慢地，一步一步向前走，算是有进步。
内地很多时候，过于注重外在而忽略最实质的东西。
在内地的很多大城市，会发现生活上总是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小事情，让自己的生活变得麻烦。
因为常驻北京，于是在家里面申请了宽频服务，我一向认为，中国内地的宽频服务是走在世界前列的，不管是宽频的速度还是使用的方便程度。就在我到处向人夸耀如何享受这种超值的服务的时候，却发生了让我忍不住要对着电话发脾气的事情。
我的宽频服务是一个季度缴费，但是一个月过去了，还是没有人来找我收新的一个季度的用户费。这让我有点忐忑不安，第一是怕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切断我的服务，让我没有办法工作，另外也觉得，白用别人的服务是不道德的事情。
于是打电话去服务中心，小姐的态度很好，但是问什么都不知道，解释了老半天，才弄明白我没有交费，于是说好了第二天来收。
结果第二天收费小姐上门收了钱，，但是我的宽频服务却停掉了。这让我非常的恼火，打电话询问，对方说，因为你没有交钱，我说我的手上有收据，对方查了老半天，发现收费小姐当天是放假。
我说，你打个电话不就可以证明我有没有缴费了吗?对方不停地说对不起，并且保证，24小时之后一定会恢复服务。
抱着希望等到第二天，打开计算机，结果还是显示用户暂停。打电话，依然是声音甜美，态度和善的小姐接电话，又要我从头说一次自己的遭遇，小姐说，好的，马上查。结果一等，又是一天。
这样的事情在香港是不可能发生的，为了提升服务质量，所有顾客和员工之间的电话都要被录音，以便在发生顾客投诉的时候有迹可循。打通电话之后，即使问题不会马上解决，但是至少能够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解决，这样每个人可以为自己忙碌的生活做一个预算，不至于影响正常的工作和生活。
这样的遭遇在内地生活遇到的实在太多，如果说内地的服务，真的有了很大的改变。那幺每次到俄罗斯，看到那些航空公司冷若冰霜的空服人员，我们就会开玩笑说，真像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
现在在内地，人们信奉顾客就是上帝，但是依然停留在对上帝微笑的阶段，却忘了上帝最需要的是什么。
在提倡敬业的同时，不要忘记专业是多么的重要，这才是真正认真地对待自己的工作。
后记
接到编辑郑理的电邮，告诉我有关这本书的事情已经差不多是在俄罗斯，郑理说，我们大家每天都在电视上看你，希望你多加小心。
因为飞机晚点，坐在莫斯科机场二楼的咖啡店里面，喝着咖啡，打发着等待的时间。时间过得真快，去年的五月份，我在莫斯科，那个时候，刚刚从伊拉克回来，采访完北京的”非典”，正在赶写我的第二本书。
现在，一年多过去了，连我自己都有点惊讶，我的第三本书也已经写完了。
有这本书，关键是郑理，他是我复旦的师兄。第一次见他，是在去年上海的签售会上，一个高大斯文的男孩子，签完书之后递给我一张卡片，然后用飞快的速度对我说，我也是复旦的，我是王若梅的同学，希望你能够为我们写一本书，还没有等我反应过来，他已经在人群里面消失了。拿着那张卡片，我没有太当真，因为我不知道自己还可以写点什么。
后来他通过王若梅找过我，希望我写写自己的经历，我一直没有答应，因为我觉得，自己的经历并不值得写成一本书，因为我还年轻。再后来，变得很忙很忙，忙得连自己也不知道过去的一年都做过一些什么，去过什么地方，我们也就再也没有什么联系。
直到今年的五月份，我问若梅，可不可以给我郑理的电话，若梅问我，你想写东西了吗?我说，是的，因为过去这一年，我走过中国十多个城市，去了几十所大学，特别是和那些年轻的学生们对话交流，让我开始考虑很多问题，也让我有了很多感受，我想把这些写下来。
若梅没有反对，于是我就打电话给郑理，刚开始还有点战战兢兢，因为不知道他对像我这样的作者还感不感兴趣。还好，电话的那头，他的响应算是热情，让我放下心，开始动笔。
我写一篇就发email给郑理一篇，一开始他就给了我算是不错的评价，这才让我真的放手写起来，因为我总是担心，我的这些个人的感想，个人的经历，别人到底有没有兴趣。我也给了若梅还有海燕看了几篇，她们鼓励我继续写下去，若梅非常直率地批评我的文字缺乏美感，但是也赞赏我的直率。
直到有一天，我说，我写完了。
然后，忐忑不安地等待了一段时间，我是这样的，我不关心这本书能够发行多少，我只要看到它变成一本书。但是我很怀疑自己，因为我觉得，现在回过头来看，我的这些感受和经历其实并不是那样的经得起推敲。
后来，上海文艺出版社的总编辑郏宗培先生来到北京，我们匆匆见了一面，时间很短，但是大部分的时间并不是谈这本书，而是海阔天空，然后我就赶飞机去了。又是一段时间之后，我跑了几个国家回到北京，收到郑理的email， 这本书才算定下来了。
说了这些，其实我是想说，有很多的事情是急不来的，适当的时间，适当的心情，适当的环境，于是就做成了。
写这篇后记断断续续的，从莫斯科回到香港，再到北京，没有办法让自己静下心来，直到现在，坐在北京机场的咖啡厅里面。
正好是国庆节的前一个晚上，刚刚从大会堂采访完国庆招待会，一个人拖着行李，匆匆赶到机场。为的是能够在十月一号赶回香港，因为我答应了女儿，国庆节三天假期，会好好陪她。
只是飞机晚点，到香港会是十月一号的凌晨二点多，不过delay总是好过cancel。
因为这已经是最晚的航班，咖啡厅只是开了一个角落营业。灯光暗暗地，可以让我放松地躲在角落里面。望着落地玻璃窗外夜色中的停机坪，忽然发现，自己生活当中很大一部分的时间是在不同国家和城市的机场里面度过的，自己就好象那些飞机，从这一站到那一站，稍稍补充一下，然后又上路了。如果没有大碍，只是定期检修一下，直到有一天便彻底不再飞了。
别人问我，过去一年，做了什么，真的很难回答。因为做的事情太多，但是又不像伊拉克、阿富汗那样让人印象深刻，我只能够说，我每天都在工作，唯一的变化是，我来到了北京。
人生就是这样，做好了计画，还是要面对变化。好象飞机航班，可能会延误，也可能会因为天气等等的原因取消。不过我倒是已经习惯，如果出现变化，我会对自己说，好吧，想想可以做些什么: 好好利用等待的时间，或者尝试改变一下自己的行程，因为这个时候，你无力改变现实，只有自己做出调整， 人生就是在不断进行调整。
这本书，是给那些喜欢凤凰，从而熟悉闾丘的人，是给那些喜欢闾丘，也希望了解闾丘的人，更是给那些希望从别人的成长路程当中得到启发的年轻人，因为看别人怎样走，可以让自己少走一些弯路，走得更快一些。
每天和我的那些同事和同行们一起工作，让我欣慰的是，他们从来都是把我当成他们的同事和同行，从来不觉得我有什么特别。在他们看来，我的名气是和他们完全没有关系的事情，是他们从来不关心的事情。
我是一个普通人，一个敬业的记者，不得不承认，也是一个幸运的记者，正因为这样，才有了这本书。
2004年9月30日于北京国际机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