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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见》-柴静

第十一章 只求了解与认识而已

二〇〇六年两会期间,网上有段视频热传,是一只猫被一个穿着高跟鞋的女人踩死的过程。

视频里,她脸上带着笑,照着它的眼睛踩下去。那只猫的爪子微微举起,无力地抓挠,直到被踩死。她踩的时候面对着一个摄像机,录下的视频被拿来在网上收费观看。

当时在忙两会,不及细看,路上听到出租车里电台主持人播报这件事,说:“已经通过对踩猫地点Google Earth和人肉搜索,发现踩踏的人是一名护士,拍摄者是一名记者。”

这两个职业?我从椅背上坐直了。一个是同事眼里很文雅、“有洁癖”的“白衣天使”,另一个,是扛着摄像机拍新闻的同行。

我写博客说这件事,写到曾收到观众用DV拍的录像,在河南,斗狗。现场全是人,老人蹲在那儿咬着烟卷,悠然说笑,小孩子嗑着瓜子跑来跑去找最好的角度,女人们抱着脸蛋红扑扑的婴儿,嬉笑着站在一边。斗狗场上的男人跪在地上,对咬在一起、身上全是血迹的狗吼叫:“杀!杀!”他们眼睛通红,嘴角能看到挂下来的白线。赢了的人,可以拿三十块钱。

我在博客里写:“是的,生命往往要以其他生命为代价,但那是出于生存。只有我们人类,是出于娱乐。”

老范有只猫,小圆脸儿,有点小刘海儿,长得跟她一模一样。经常我打电话给她,她就扯着两只后腿把猫拖到话筒边上:“叫,叫阿姨。”猫倔得很,一声不吭。

我一直担心猫跟着这样的人也就算个苟活,但她认为自己相当疼爱猫。她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但猫养得痴肥,胖得都不会喵了。每晚她还搂着睡,猫死命挣也挣不开,第二天她一脸猫毛。

所以,她对踩猫的人气得很。到两会结束,这事儿已经过去一个月,她还耿耿于怀:“走,找他们去。”直到那时,踩猫的人、拍摄者、组织买卖者,都没有接受过媒体采访。

也有人说,过去这么长时间的事儿了,还是新闻么,还做么?

老范和我都没上过新闻学院,就靠直觉和欲望来判断,觉得新闻和时间不见得有必然的关联,就是观众想知而未知的东西。

视频拍摄地是黑龙江与俄罗斯交界的县城,拍摄虐猫视频的人姓李,是我们同行,事出后离开了单位。老范给他发了很多短信,没有回复。

找了一天,人影儿都没有,边境小城,晚上铁一样的天,苍灰大雪,我们又冻又饿,找了一个地儿,盘着大炕。火烧得红旺,坐在炕上穿着单衣,热气腾腾吃炖酸菜,一边说这节目算是没指望了。老范电话响了,她脸色一变,噌地滑下炕趿拉着鞋就出了门。

过了一会儿,她还没回来。门开的这一缝,外面雪把地都白了,碎雪粒子夹着风一股子一股子地钻骨冷,小宏赶紧捞起大衣给她送出去。

老范还站在雪里接电话,披上衣服,下意识说声“谢谢”。对方听见问怎么了,她说哦没事同事给送衣服。

对方沉默了一会儿说:“你刚才一直没穿大衣站在外头?”

“哦,一看到你电话我忘了。”她说。

李就这样接受了采访。

这个光头坐在我对面,一根烟衔着,粘在嘴角悬悬不掉,“‘新闻调查’这样的节目,隔了一个月才来做,肯定不是光来谴责的。问吧,越尖锐越好。”

他对杀死一只猫没有兴趣,也不享受虐待的过程。他说这么做只是为钱,拍下来提供给网站,一次两千,比他一个月的工资要高,还不包括卖碟和高跟鞋的钱。

他说:“要只是一次性我也不会干,这是一个可以长期做的事,有一个群体需要,这是一个产业。就像一只耗子溜到猫嘴边了,我只要考虑吃不吃。”

“你在做生意?”

“对,不违法,没有成本,没有风险,收益很大。”他说。

“那道德呢?”

他笑一下:“公民道德规范里又没写不能踩猫。”

我问他:“人的心里不该有这样的天性吗?”他说:“刚开始看的时候有一点点感觉,然后就麻木了。”说完眼睛不眨看着我。

“什么让你麻木呢?”

“利益。”他答得飞快。

他不准备忏悔,也不是为了挑衅,这就是他真实的想法。

老范坐边上,后来她写道:“说实话,他的坦率让我绝望。一个过于主动甚至积极坦白自己内心阴暗面的人,往往会让原本想去挖掘他内心弱点的人感到尴尬和一丝不安。他甚至都不为自己辩解一句。为什么不在镜头面前,哪怕是伪装歉意向大家忏悔以乞求宽恕呢?”

采访间歇,老范跟他聊天。李说起多年前也曾经养过一只猫:“养了十七年,自己老死的,我经常抱着她睡。”我们都一愣。

“如果现在付钱给你,让你踩你自己的那只猫呢?”老范试探地问。

“这个如果不存在,她在十几年前就已经去世了。”

“如果有如果呢,你就当是一个心理实验。”

“我会收下钱,让人把她带走,不要让我看见。”

“如果一定要你看着,当面踩死呢?”

“如果……钱高到一定程度的话,可以。”

老范是个七情上面的人,脸上明明白白挂着伤心。这时候李开始反问她:“如果你也养猫……”

她打断:“不用如果,我就养着一只猫。”

“如果他们付给你足够髙的价格呢?”

“绝不可能!”她说得斩钉截铁。

“五百万。”

“绝不会。”

“一千万。”

“不会。”

“五千万。”

“不会。”

“一亿!”

她脸上像有个顿号一样,很短地迟疑了一下。

“不会。”她回答。

他诡谲地笑了笑:“如果更多呢?总有一个能打动你的点吧?你只是不会那么轻易地动摇你的底线,这是你和我的区别。”

知道我们要做这期节目后,有人在我博客留言:“我们要维护一条道德的底线。那条底线,是对生命的尊重,一个社会是有规则的,不是随性而为,不是暴力、滥交、背叛、屠戮!”

在同一页的留言里,另一个人说:“到底什么是道德的底线呢?曾经有人问过我,我说因为每个人的道德观不同,所以这个底线是没法规定的。他说至少要有个底线嘛,像孝敬父母什么的。我说,每个人的处境不同,遭遇不同,所以想法不同,你怎么知道你的底线就一定是别人的底线呢?他没再回答。”

道德是什么?

采访完,深夜里,我和老范人手一本日记,埋头刷刷写,面对这让人迷惑的古老问题。

孟子说,“仁”就是“道德”……那么,什么是仁?他说,恻隐是“仁之端”。但恻隐是什么?对象是谁?在什么范围内存在?每个人有自己的理解。

我写过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德国医生施韦泽的故事,他在非洲丛林为黑人服务五十余年。在书里他写道:

“无论如何,你看到的总是你自己。死在路上的甲虫,它是像你一样为了生存而奋斗的生命,像你一样喜欢太阳,像你一样懂得害怕和痛苦,现在,它却成了腐烂的肌体,就像你今后也会如此。”

在那篇文章的最后,我写道:“如果我们对一只猫的死亡漫不经心,我们也会同样漫不经心地蔑视人的痛苦和生命。”

李的同事说他曾经救过四个人,高速公路上发生了车祸,四人受重伤,他路过,把几人陆续送到医院。

我问他,他说因为“看不过去”,但他对一只猫的死不以为意,“网上说我杀了猫,接下去就会杀人,杀完人就会变成希特勒,搞种族灭绝。”他笑了一下,说:“其实对动物不好的人不一定对人不好,对动物好的人也不一定对人好。”

踩猫的视频被放在一个叫“Crushworld”的网站上,这网站一个月的注册量超过四万,事发之后李听到了无数的声讨,可他收到的信里,还有一些,是通过新闻报道知道他的地址后,向他买光盘的。

“不要以为他们离你很远,他们当中有官员,有商人,什么人都有,他们就是你生活里的普通人。”他说,“事件过去之后,这个市场还会存在,因为需求存在。”

他解释:“因为如果规则只是道德的话,人的道德底线是不一样的。”

“假如当时这个行为是违法的,有明确的法律规范,你觉得你会做吗?”我问。

“不可能。”

“绝对不会?”

“这个底线坚决不能超越。”

十九世纪初,英国有人提出禁止虐待马、猪、牛、羊等动物。提案在国会引起巨大争议,最终被下院否决,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试图从法律上肯定动物以生命体存在。一八二二年,世界上第一个反对虐待动物的法案在英国出台,之后,陆续有一百多个国家通过《反虐待动物法》。不过中国目前还没有此项法律。

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霍尔姆斯说:“法律不是一个道德或是伦理问题。它的作用是制定规则,规则的意义不在于告诉社会成员如何生活,而是告诉他们,在规则遭到破坏时,他们可以预期到会得到什么。”

我们问李,看视频的到底是什么人?

他说:“我不知道,知道我也不能说。”

我们在杭州找Crushworld网站的负责人Gainmas,他姓郭,名字、车号、住址、手机、照片都被人肉搜索过,贴在网上。

大风里我们等到半夜,传达室的人指指堆在桌上的一厚摞报纸:“已经十几天没人领过了,可能早搬走了,车也没在了。”

第二天早上七点,我醒了,老范披头散发坐在对面床上,问我:“咱们……再去一趟吧?”

做新闻的人是赌徒,我通常赌完身上最后一分钱离场。她不是,她会把外衣脱了押在桌上,赤膊再来一局。

老范上楼去他家那层看看,我没着没落等在一楼。十五分钟后,我收到她的短信:“他家门开了,有人下楼了。”

我刚奔到电梯口,门就开了,里头三个人,一个老头,一个女人,还有一个男人。但这个男人跟照片上的Gainmas没有任何相似之处,比照片里的人起码要胖二十斤,满脸胡子。

我不抱指望地迎上去喊:“郭先生。”

他本能一应。

反而我愣了一下,才说:“我是‘新闻调查’的记者,想跟您谈谈。”

他倒是平静,说:“到我公司吧。”

他说起自己的“伪装”,这一个月里,不断有人敲他的门,给他打电话,威胁杀了他。

采访前,他不断地强调自己出身于文化世家,受过很好的教育,不像网上说的那样是一个低级的魔鬼。

“那为什么要让踩猫视频出现在你的网站上?”我问。

他说:“这是一个恋足的网站,我是一个恋足者。”我跟老范对望一眼,没听过这个词。

他解释:“恋足,是一个有针对性的对人体脚部强化的爱。我个人觉得,这可能是一种母系社会的遗留吧,就是一种对女权的崇拜,恋足,欣赏美丽的腿部,把它当作一种崇拜物来崇拜。”

“为什么对于脚的迷恋会引申出来踩踏?”

“作为一种极端的分支,用这种方式来剥夺生命,他会感觉到一种权力的无限扩张,感觉到女权的一种无限释放,感觉到生命被支配,他会反过来得到一种心理的满足。”

他说他和很多恋足者都不愿意踩踏动物,觉得踩一些水果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利用别的生命来满足自己。但他仍然提供了这个平台给另一些有踩踏欲望的人:“因为法律并没有像欧美国家一样禁止这么做。”

我问他,为什么会有人要看踩猫?

“我觉得这个跟每个人心灵从小蒙受的阴影,包括受到过很大的挫折,那种报复心态有关系。”

已经有几十家媒体找过踩猫的女人,她始终没有露面。

她已经离开了工作的医院,也离开了家,她的女儿没办法上学,因为媒体会找到学校去。院长是她信任的人,帮我们在办公室打电话给她,免提开着,听见她的尖叫:“再来记者我就跳楼了!”

院长慢慢按了电话,抬眼看我。我说那我们明天走吧。临走,我委托他:“您就转告她一声,我们既不是为了谴责她,也不是为了同情她才来的,只是想听她说说看是怎么回事。今晚正好有一期我的节目,请她看看,再选择要不要见一面吧。”

当晚播的节目是“以公众的名义”,主角是郝劲松和陈法庆。节目放完半小时,院长打来电话,说她同意见见你们,但只是见一面,不采访。

约在一百公里外一个陌生城市的宾馆里,开门时我几乎没认出她,比视频上瘦很多,长发剪得很短,眼睛敏感,嘴唇极薄,涂了一线口红。

我们说了很多,她只是有些拘谨地听着,说:“不,不采访。”老范委婉地再试,她说得很客气:“我见你们,只是不想让你们走的时候留下遗憾。”

手机响了,她接了,突然站起身,“啪”一下按开电视,拿起遥控器,一个频道一个频道迅速往下翻。

我们问:“怎么了?”

她不说话,眼睛盯着屏幕。一个电视节目刚播完预告片,要播虐猫的事。她一句话不说,眼睛盯着电视里自己的截图,面部没有作遮挡,主持人正指着她说:“没有人性。”

我们一起坐在床上,尴尬地把那期十分钟的节目看完,她一言不发,走进洗手间。我听到她隐隐在哭。

她出来的时候,已经洗净了脸,看不出表情,拿起包要走:“你们去吃饭吧,我不陪了。”

我们僵在那儿。

还是院长说:“一起去吃顿饭吧,算我的面子。”

雪粒子下起来了,越下越密,我们四个人,下午三点,找到一个空无一人的小馆子。

知道不可能再采访,气氛倒是放松下来。院长跟我们聊看过的节目,她一直侧着头,不跟我们目光接触,只是说到抑郁症那期,我提到心理医生说有的人为什么要拼命吃东西,因为要抑制自己表达不出来的欲望。她拧过脸看着我,很专心地听。

过了一会儿,她话多了一点:“你们之前发给我的短信我都收到了,没有删,经常返回去看一看。”

老范看着我傻乐。

院长给大家杯里倒了一点酒,举杯。这酒烈得,一点儿下去,老范就眼泪汪汪的,斜在我肩膀上。

王忽然说:“这是我一个月来最快乐的一天。”我们三人都意外得接不上话。

她说事发之后,女儿被媒体围着,没法上学,她就一个人,一只包,离开单位,离开父母和孩子,四处走。不知去哪儿,也不知道未来怎么样。但看见老范的短信里有句“一个人不应该一辈子背着不加解释的污点生活”,心里一动。

下午很长,很静。外头雪下得更紧了,漫天都是。

我们喝了挺多酒,那之前我从没喝过白酒,但她有东北女人张罗的习惯,过一小会儿就站起身给每个人添满。

她说这些年,心里真是痛苦的时候,没人说,房子边上都是邻居,她就把音响开得很大,在音乐掩盖下大声尖叫……我问过她的同事,知道她婚姻有多年的问题,但她从不向人说起。她的同事说:“她太可怜了,连个说的人都没有。”

“我再喝,就回不去了。”我手臂通红,转着手里那个已经空了的玻璃杯。

“那就不回去了。”她说。

谁也没提那件事,但临走前,她突兀地说了一句:“其实我也很善良很有爱心,这件事只是欠考虑。”

我和老范没接话。

晚上我们没走。反正也不拍了,飞机明天才有,来都来了,就待一天吧。她叫上了自己的两个朋友,约我们一起去唱歌。

小城市里的KTV,就是一个皮革绽开的长沙发,一台电视,头顶一个会转的圆球灯。她不唱,手交握着,两膝并拢,静静听别人唱。过一会儿,扭头对我说,你唱一个吧。

我离开K坛很多年了,实在难为情。她坚持,我看了眼塑料袋里卷着边儿的点歌单,指了指第一行,陈淑桦的《问》,我高中时的歌。

谁让你心动,

谁让你心痛,

谁会让你偶尔想要拥他在怀中。

谁又在乎你的梦,谁说你的心思

他会懂,谁为你感动。

……

我的妈呀,这个幽怨的调调,已经多年没操弄了,我对着雪花飘飘的电视机唱:“只是女人,容易一往情深,总是为情所困,终于越陷越深……”

KTV包间里烟雾腾腾,男人们正大声聊着,我只好唱得声嘶力竭:“……可是女人,爱是她的灵魂,她可以奉献一生,为她所爱的人。”

我唱完,把自己都肉麻着了,不好意思。她一直盯着字幕看,一直到最后一点儿音乐消失,转头看了我一眼,说:“挺好的。”

过了一会儿,谁点了一首的士髙舞曲。音乐响起,头顶小球一转,小包间都是五颜六色小斑点,在座的人有点尴尬地坐立不安。

她忽然站起身把外套脱了,我吃惊地看着,这人身上好像发生了小小的爆炸,从原来的身体里迸裂出来,她闭着眼睛,半弯着上身低着头狂热地甩,扑得满脸是头发,就是这一个姿势,跳了半个小时。别人也站起来陪着她跳,但她谁也不看,不理。

深夜,我们回了宾馆,送她到房间,也没开灯,借着街灯的光斜坐着。

她忽然说起踩猫当天的事,李是怎么找的她,怎么说的。她根本不在乎钱,一口就答应了。他们怎么找的地方,怎么开始的。说得又多,又乱,又碎,像喷出来的,我和老范都没有问的间隙。又说起二十二年的婚姻,她弄不明白的感情,她的仇恨……她强调说,是仇恨,还有对未来的绝望。

“我觉得我再也不会有归宿了。”她说,“男人不会爱我这样的女人。”

我和老范沉默地听着。她忽然说:“你们录音了吗?”

老范立刻把身边的东西都掀开:“怎么会呢?我们肯定尊重你怎么会这么……”

她打断:“不,我是说,如果录了音的话,你们就这样播吧。”我和老范对看一下,沉默了一小会儿,我说:“你休息吧。”

第二天早上,七点,院长来敲我们的门,说:“她同意接受釆访。”

我们在摄像机面前坐下来,拍她的剪影。

她带着笑容,甚至愉快地和我的同事们都打了招呼。

我们从她在网上写的公开信说起,信里她道歉:“我不需要大家的同情,只求你们的一份理解,有谁能理解一个离异女人内心的抑郁和对生活的烦闷?正是这份压抑和烦闷,使我对生活丧失信心,致使发泄到无辜小动物的身上,成为不光彩的角色……我是多么可悲、可恨。”

我问她:“后来为什么要在网上写那封公开信呢?”

“让他们能对我有一份理解。”

“你希望大家怎么理解你?”

“内心深处有一些畸形吧。可以用‘畸形’这个词。”

“为什么要用这么严重的词呢?”

“心里有病,的确是心里有病,病态的心理。内心的压抑和郁闷,如果说我不发泄出去的话,那我会崩溃的。”

她看着我,眼光很信任,有一种终于把它说出来的松弛。

但是问完这些,我必须往下问,这是一期节目,我是记者。

“你为什么要面带微笑?”我指的是她踩猫的时候。

“我笑了么?”她是真不知道。

“你是说你都没觉察到自己脸上带着笑容?”我心里咯噔一下。

“是。”

“怎么踩是他们给你的指令么?”

她毫无犹豫:“不是。”

“那为什么要选择踩它的眼睛呢?”我问。

“这个细节不要描述了。”

“你为什么不想再谈起这些细节?”

“如果再谈起这件事,好像又勾起我这些仇恨,不要谈这些了。”“你是说你把它想象成你仇恨的人,我可以这样理解吗?”

“对,可以这么理解。”

“你踩的时候能听见猫在叫吗?”

“当时头脑一片空白,好像什么都没想过,也没有感觉到什么。”

“你没有意识到脚下这是个生命?”

“没有。”

“你后来为这件事情自责过吗?”

“嗯。”

“你曾经有过极端的念头吗?”

“有过,我总感觉我内心受的伤,好像任何人都帮不了我,这些不谈了,我不想谈这些。对不起。”

她哭了。我知道她痛恨在别人面前流泪,对她说:“你去房间休息一会儿吧。”

她起身离开,我们几个在房间里等着,没人说话。过了十几分钟,我去敲她的门,没有反应。我突然想起,她的同事提过她有美尼尔综合征,这种病受到惊吓或是情绪极激动时可能会发生晕眩,我大声叫来服务员打开房门。

她蜷在床上,缩作一团,手指僵硬痉挛,撕扯着枕头。我蹲下来,给她把脖子上的丝巾解开,她皮肤滚热。我试着去触摸她的手,她挣开了我。

我们叫来医生,注射了十毫克的安定,她才平静下来。

我和老范坐在床边看着她。

慢慢地,她睡着了。

回去路上,大家都许久不说话。

小宏说:“你的问题太刺激了,让她窘迫了。”他看了看我,又安慰性地补了一句:“当然,你也不能不问。”

之后谁也不再提这件事,包括老范。夜里,老范睡了,我睁着眼睛,台灯的光拧得很微弱。本子上什么也看不清,我还是用圆珠笔歪歪扭扭地写下来:

“作为一个记者,通往人心之路是如此艰难,你要付出自己的生命,才能得到他人的信任,但又必须在真相面前放下普通人的情感……在这个职业中,我愿意倾尽所有,但是,作为一个人,我是如此不安。”

放下笔,我给王发了一条短信,希望她了解这个采访对我来说绝不轻松,但是我希望,承受痛苦对我们都是一种清洗。

她没有回。

后来我才知道,老范在机房编这段的时候也很挣扎。王的脸作了遮挡,但镜头里可以看见她脸上带着的那点笑容,侧影的弧度。

老范说一直不敢看那笑容,总是下意识地用机器挡住眼睛。她知道很多人都期待着王在镜头面前低头和忏悔,以便宽恕她。

“她的表情即便不是哭泣,最少也应该是沉痛的。”老范写道,“可是她居然笑着。”

机房的深夜里,老范再次面临“双城的创伤”时的选择:要不要把这些人性复杂的状态剪上去?会不会违背观众的愿望甚至触怒他们?

她说后来想起我告诉她的一件事。

非典的时候,小鹏目击过一件摧折我心的事,当时我转身走了,他没来劝我,去跟大家会合吃饭了。我找了个地方坐了一会儿,也去了。

张洁有记录的习惯,他让小鹏拍一些大家的资料,小鹏就拿个DV问各人无厘头问题,大家闹哄哄。

问到我,他说:“你怕什么?”

我跟边上人说笑,没理他。

他说:“我知道你怕什么,你怕眼泪流下来。”

大家哄笑:“靠,太作了太作了。”

我嬉皮笑脸把DV接过来,倒转镜头对着他问“那你最怕什么呀?”

他看着我,说:“我最怕看见眼泪流下来。”

这帮坏蛋笑得更厉害了:“你俩是不是相爱了?”小鹏也一笑,把机器收了。

老范说她坐在机房的屏幕前,想起这件事,看着王的脸,理解了“有的笑容背后是咬紧牙关的灵魂”。

最终她剪了上去。

虐猫事件中,有网友发起人肉搜索,公布过这三个相关人的个人信息,有人把这几个人的照片制成通缉今,以五十万买他们人头。我们采访了搜索的发起者,他问起我郭的情况现在怎么样,我简单说了说,他沉默了一会儿。

我说:“你为什么要关心他的处境?”

“他现在的处境吧,多多少少跟我有一些关系,我这边想跟他说一声抱歉。”

“有的人觉得,如果一个人可以直接对动物做出很残忍的事情,那么为什么我们不可以用语言来攻击他呢?”

他说:“当初他做出这样的行为以后,就已经是错了,既然他都错了,为什么我们还要跟着他一起错呢。”

“你说的这个错是指什么?”

“他攻击了动物,而我们攻击他。”

“攻击的背后是什么呢?”

“是在发泄,发泄当时愤怒的感情。”他说。

片子播出后,有人给老范留言说:“踩猫拍猫的人不见你谴责,倒让正义的人道起歉来了,这是什么逻辑?”

有天翻书,看到斯宾诺莎在《伦理学》里说:“嘲笑、轻蔑、愤怒、报复……这些情绪,都与恨有关或者含有因恨而起的成分,不能成为善。”

初做记者,我有过一个习惯,问那些被指证的人:“你不对这件事感到抱歉吗?你要不要对着镜头对当事人表达一下?”总觉得这样才能收场。袁总有一次批评我:“媒体不能介入,只能在对方有需求时提供平台。”这个界限细如一线,但决不能迈过。

有次采访一位老人。十六年前他是校长,被人勒索,未答应条件,对方强迫未成年少女诬陷校长嫖娼,并作伪证,校长上访十六年,才得以脱罪。

当年的少女已经是母亲,在我们镜头前面掉泪后悔,向校长道歉。

校长并不接受:“这么多年,你只需要写封信来就可以了,为什么不呢?”

办这个案件的是一个当年二十出头的警察,冷淡地说工作太忙,没空考虑此事。

老校长长叹一声:“原谅他吧,原谅他吧……他跟我三小子一样大,不要处分他,我尝过处分,那个滋味不好受。”

诬陷者现在是一个整天坐在门口太阳地里的老人,六十四岁了,脑血栓,满脸的斑,已经很难走路,也不会讲话了,但能听懂我说什么,拿棍子在地上划。

我拿张照片给他看:“你能帮我回忆一下吗,十六年前在派出所的时候曾经指证过这个人说他嫖娼,到底有没有这回事儿?”

他拿棍子狠狠敲地:“有。”

“您亲眼见着的吗?”

他点头。

“警察说,那个小姑娘是你找来的。”我说。

他不答,勾起眼睛扎了我一眼。那一眼,能看到他当年的样子。

我看了一眼他身后的房间,他住在一个柜子大小的三合板搭成的棚子里,被子卷成一团,旁边放着一只满是积垢的碗,苍蝇直飞。邻居说他老婆每天来给他送一次饭。

我问他:“你现在这个病有人照顾你吗?”

他摇头。

“孩子呢,不来看你?”

摇头。

他脸上没有悔恨,也没有伤感。

真实的人性有无尽的可能。善当然存在,但恶也可能一直存在。歉意不一定能弥补,伤害却有可能被原谅,忏悔也许存在,也许永远没有,都无法强制,强制出来也没有意义。一个片子里的人,心里有什么,记者只要别拿石头拦着,他自己会流淌出来的,有就有,没有就没有。

斯宾诺莎还说过一句:“希望和失望也绝不能是善。因为恐惧是一种痛苦,希望不能脱离恐惧而存在,所以希望和失望都表示知识的缺乏,和心灵的软弱无力。”

这话太硬了,我消化了好久。

他界定“观察”的实质是:“不赞美,不责难,甚至也不惋惜,但求了解认识而已。”

虐猫那期节目播出后,我收到王的短信。

看到她名字,我沉了一下气,才打开。

她开头写“老妹”,说:“节目我看了,非常感谢你们尊重我的感受,看了节目我有一种轻松感,心里也没有太大的压力,请你放心。”

她要的并不是同情,节目也没给她同情。采访对象对一个记者的要求,不是你去同情和粉饰,她只期望得到公正,公正就是以她的本来面目去呈现她。

有人说,那么她内心的暴力和仇恨怎么办?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有自己的郁积和化解,我不太清楚怎么办,也不敢贸然说。

二〇一〇年,在云南大理旅行,当地朋友约着一起吃饭,当中有一对父子,儿子是一个十五六岁的黑瘦男孩。从小失母辍学,看了很多书,跟大人交谈很敏锐,也很尖刻,往往当众嘲弄,一点情面不留。他坐我边上,说常常折磨小动物,看着它们的眼睛,说垂死的眼睛里才有真实。

“有时候……”他逼近盯着我说,“甚至想杀人。”

他带着挑衅,想看到人们会怎么反应。

我问他,为什么想杀人?他靠回椅背,说讨厌周围虚伪的世界,只能在暴力中感到真实。

我说:“你说的这种真实感要靠量的不断累加才能满足吧。”

他看着我,意思是你往下说。

我说你可以去看一本书叫《罪与罚》,讲一个人认为只要上帝不存在,杀人就是可以的,是意志的体现。这本书就讲了他真的杀了人之后全部的心理过程,最后发现杀人满足不了人,“什么是真实?真实是很丰富的,需要有强大的能力才能看到,光从恶中看到真实是很单一的,人能从洁白里拷打出罪恶,也能从罪恶中拷打出洁白。”

他问我:“什么是洁白?”

我被这问题逼住,无法不答,想了一下,说:“将来有一天你爱上一个人,她也爱上你,从她看你的眼神里流露出来的,就是真正的洁白。”

一桌子人都是旅客,深夜里雨下起来,没有告别就匆匆散了,我挡着头回客栈的路上,背后青石地上有个人踢踢踏踏跑来,是这个孩子,过来抱了我一下,什么也没说,倒退了几步,就头也不回地在微雨打湿的光里返身跑走了。

当年我们拿到的河南斗狗的线索,有一位叫马宏杰的摄影师也在拍,拍了好几年,他跟组织斗狗的老板是朋友。对方不久前还给他打过电话,很熟稔的口气:“哥很不幸啊,又娶个新媳妇。”

很明显他不是站在动物保护者的角度去拍的。

我问他:“你没有那种难受吗?”

他没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只说不轻易用谴责的方式,他想“知道为什么”。

《耍猴人的江湖》,他陆续跟拍了八年。跟农民一起扒火车出行,带着馒头和十公斤自来水,众人躲在下雨的敞篷车厢里,头顶塑料布站着。猴子套着绳索,钻进人堆里避雨,都瑟缩着。

有张照片是耍猴人鞭打猴子,鞭子抽得山响,一个路人上前指责猴戏艺人虐待动物,要驱逐他们。下一张是猴子像被打急的样子,捡起一块砖头向耍猴人老杨扔过来,又从地上操起刀子和棒子反击,撵得老杨满场跑,围观者开始喝彩,把石头和水果放在猴子手里。收工之后,老杨说这是他和猴子的共同表演,鞭子响,不会打到猴子身上,否则打坏了靠什么吃饭?这场戏有个名字,叫“放下你的鞭子”。

收的钱有张五十元是假币,老杨心情不好,盛了一碗饭蹲在窝棚边吃,大公猴拿起一块石头扔到锅里,把一锅饭菜都打翻了——因为每天回来吃饭,猴子都是要吃第一碗的,这是祖上传下的规矩,老杨这一天忘了。

最后一张照片,是老杨的小儿子,搂着小猴子睡在被窝里,小猴子露出一只小脑袋,闭着眼睡着了,一只细小黑毛手掌搁在孩子的脸上。

生活就是生活。他没有只站在哪一方的立场上。在赤贫的中部乡村,历史上的黄河故道,土壤沙化后的贫瘠之地,猴子和人共同生活了六百多年。人和动物就是这样,心里磨着砂石,相互依存,都吃着劲活着。

刊登这些照片的《读库》主编老六说,他选这些照片的原因是:“预设主题进行创作,是一种可怕的习惯。往往大家认为拍弱者,都要拍成高尚的,或者让人同情心酸的,但是,马宏杰超越了这种‘政治正确’。”

我跟六哥说,做节目常犯的毛病是刚爬上一个山头,就插上红旗,宣告到达,“马宏杰是翻过一座,前面又是一山,再翻过,前面还是,等到了山脚下,只见远处青山连绵不绝。”

马宏杰说他会一直把这些人拍下去:“拍到他们死,或者我死。”

我问他的原则是什么。

“真实。”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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