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稻北粟，是古代百姓饱腹的主要粮食之一。粮食受到自身规律、气候环境、贸易流通等因素的影响，价格随之波动，价高伤民，价低伤农。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观察粮食价格的变化，就能如实反映古代社会发展的状况。
“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粮食是维持生命的基本要素，粮食的价格决定了生活的质量。由于朝代不同，计重各异，粮价当然也不一样。以每公斤大米5元为标准，依照小伙伴们的工资水平，折算成古代的购买力水平。
草根还是土豪，取决于小伙伴们手中的工资条。
据《汉书·食货志》记载，春秋时期的魏国“石三十，为钱千三百五十。”魏国一石粮食价值45钱，每石约有30公斤。以魏国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五口之家种地百亩，亩产1.5石粮食，总共收入150石粮食，折算成现价，每户年收入4500元。
在支出方面，按照“什一法”纳税15石，自家口粮90石，“社闾尝新、春秋之祀”需要300钱，全家衣着花费1500钱，不计“不幸疾病死丧”以及其他赋税，一年结余225钱。以恩格尔系数衡量，食物与收入的比值达到了60%，魏国百姓属于妥妥的贫困户。
秦始皇扫平宇内，统一了度量衡。秦朝规定：一石等于十斗，一斗等于十升。根据商鞅方升的计量标准，一升容量相当于0.69公斤。一石粮食相当于69公斤。不过秦朝严刑峻法，残暴不仁，激发民变，破坏了大量基础设施，粮食耕作首当其冲。
秦末乱世，百姓流离失所，农业凋敝，其恶果在汉初开始显现。西汉初年，“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公元前201年，“关中大饥，米斛万钱” 各地连年饥荒，物资奇缺，奸商囤积，导致粮价比先秦时期暴涨十倍，甚至二十倍。
而西汉的经济形势依旧没有改观，刘邦又在白登山遭到匈奴围困。他侥幸逃生后，明显底气不足。当时西汉国内经济低迷，百废待举，北方边境的匈奴兵强马壮，士气正盛。迫于经济的压力，刘邦只得与匈奴和亲，缓解汉匈冲突，同时采取一系列休养生息的政策和措施，发展农业生产，壮大经济实力。
经过文帝、景帝的治理，西汉逐渐恢复了元气。据《秦汉经济史》的记载，汉朝一石约有29.95公斤。文帝时，粮价一路下行，“谷至石数十钱”，景帝在位期间，“谷石五钱”。此时百姓的购买力明显强于先秦时期的魏国。这一数据从侧面反映了“文景之治”带来的经济繁荣。
唐朝一向以强盛著称，从粮价上同样能反映这一事实。唐太宗李世民吏治清明，精于政务，“至八年、九年，颇至丰捻, 米斗十五钱”，“至十五年，米每斗值两钱”。唐朝一斗米重12.5斤，价值2钱，粮价处于历史最低点。
从整体看，贞观年间总人口6500万左右，西汉初年人口约有1600万。人口增加了四倍。朝廷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提高粮食亩产，促使粮价保持稳中有降的趋势。由此可见，“贞观之治”的声名并非空穴来风。
“开元盛世”是唐朝另一个高峰。“至开元十三年，封泰山, 米斗至十三文, 青齐谷斗至五文。自后天下无贵物, 两京米斗不至二十文。”唐朝一斗米重12.5斤，需要13文。这在当时处于什么消费水平呢？
以李白为例，他供奉翰林，相当于六品官。每月工资2400钱，以斗米13钱计算，同样一家五口，粮食支出仅占工资的27%，恩格尔系数低于30%，属于最富裕阶段。这还不包括唐朝官员的禄米、职田、月杂给和其他实物补贴。反观小伙伴的工资条，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宋朝一石大米有59.2公斤，粮价受到丰歉、战争等因素的影响而波动。神宗熙宁七年( 公元1047年)年, “明令诏告三司，以上等梗米每石为钱一千”。一石粮食价格在一千钱。到了徽宗年间，由于宋辽战事不断，粮价涨至二千五到三千钱。
上千钱一石的粮食,对于普通百姓来说，那都不是事。司马光抱怨：“世风日下，贩夫走卒皆穿丝袜。”话虽不中听，宋朝的富裕程度可见一斑。据《世界经济轮廓》估算，北宋的经济总量达到265亿美元，人均经济占有量450美元，两项指标均属当时世界第一。
与前朝相比，宋朝的粮食贸易呈现三个特征。一是由朝廷出面调控粮价，确保了农民和百姓的利益。二是粮食产量显著提升。据《宋代经济史》作者漆侠计算，宋朝有农田7.2亿亩，南方水稻亩产353斤，北方小麦亩产178斤。这样的面积和产量，史无前例。三是随着先进的生产技术在南方普及，加上水稻的种植，江南成为宋朝的粮仓，“苏湖熟，天下足”的说法由此诞生。
明朝永乐年间，南京的米价一两银子能换七八石大米。明朝一石有多重呢？《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给出了答案，约合76.75公斤。以七石大米计算，一两银子折算成现价，相当于2686.25元。明朝九品官的工资是60石，照此推算，年薪不过是23025元，也够可怜的。
明末，粮食价格不断攀升。万历三十六年（公元1608年），受水灾影响，米石1.6两银子。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旱、蝗、水等灾害频发，导致米石涨至3.6两，创造了历史新高。相较明末普通士兵，年饷不过48两。急剧的通货膨胀，是明朝灭亡的重要原因。
明亡清兴，以江南米价为例，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每石新米五钱一二分，康熙四十七年（公元1708年），江南织造曹寅奏报：“江宁上白米价一两二三钱。” 清朝七品知县的年俸是45两，加上养廉银1200两，而给地主种地的一个长工，一年只得十两银子，官民收入差异巨大，为清末社会动荡埋下了祸根。
道光皇帝上台后，西方列强通过鸦片和战争，攫取了大量的白银，导致银价日涨。乾隆时期一两银子换钱八百文，至道光，一两银子折钱一千六百文，造成物价飞涨，百姓失业。经济低迷，引燃了清末社会变革的导火索。
早在先秦时期，管仲特别重视粮食价格。
《管子·轻重篇》有：“凡五谷者，万物之主也。谷贵则万物必贱，谷贱则万物必贵。”温饱是国计民生的根本，相对于温，饱更重要。米价就是社会状况、经济形势、贸易流通的风向标。说到底，百姓吃饱，关系到国家的政局稳定。
文：计白当黑
参考文献：《管子·轻重篇》《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宋代经济史》《世界经济轮廓》《秦汉经济史》《汉书·食货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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