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当英帝国在17世纪殖民扩张到了大西洋彼岸时，新的问题就出现了。即使同英国最偏僻的郡相比，美洲的各个社区也有着更加难以预见和更为多样化的利益。显然，明智的办法是，这些社区的治理应与英国其余地区的治理协调一致，然而，美洲社区的遥远和交通的落后，使英帝国难以进行甚至无法进行控制。
欧洲国家在北美的殖民范围
即使是英国最精明、最灵活和最具远见的行政官员，如果他们不了解美洲殖民地的状况，或者他们所得到的充其量也只是几个月前的过时信息，那么，他们也就不能使自己的计划适合殖民地的情况。在使治理权力和责任扩散到各个殖民地中心的诸因素中，最为重要的是缺乏通讯联系。
18世纪中期以后，通讯联系开始有所改善，但已为时太晚。一种正在发生作用的联邦主义已经发展了起来，一种美国式的政治制度，新的合众国的希望与苦难，已经在殖民地的生活的条件下缓慢地发展起来。
英帝国的殖民地范围
英帝国与北美洲殖民地的政治权力是如何发展起来的？
英国和北美洲殖民地之间的非经常性的通讯联系为解答这一问题提供了线索。直到1755年，北美殖民地与英国之间还没有定期的邮政业务。英国上议院贸易和殖民地委员会（1696年以后称商业部）的要员虽然负有管理殖民地事务、指导殖民地总督和保持殖民地同帝国联系的责任，但也不得不依赖友好的商船偶然提供的帮助。
那些沿海航行的小船可以到达、而远洋轮船很少能够到达的殖民地，同”本国”缺少有效的直接联系。例如，北卡罗来纳总督通常通过弗吉尼亚得到他的信件，而弗吉尼亚又经常是通过纽约得到它的信件的。又如，1745年，伦敦的商业部给约翰逊总督写了封信，抱怨说已经三年没有收到他的信了。一年以后，约翰逊从北卡罗来纳回信说，他刚刚收到商业部的这封信。
英国殖民者示意图
由于缺乏一个优良的海港，北卡罗来纳比任何其他殖民地都更显得与世隔绝，但是，即使是同最好的港口间的联系，也是缓慢而拖拉的。比如，在整个冬季，美国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一般是无法与外界接触的。一个勤勉的马萨诸塞总督在秋末写的信，通常要到来年4月或5月才能送到伦敦的商业部。这种信息耽搁意味着，应当在议会休会前向它提供最新消息的殖民地委员会，实际上提供的至少是一年以前的情况。
英国的战争风险阻碍了英国与殖民地之间的通信联系
从1689年直到颁布印花税条例的那一年，其中几乎有一半时间，英国至少同一个欧洲国家处于战争状态。即使一切都很顺利，邮件最后到达了英国港口，耽搁也并没有就此结束。有时，寄给殖民地委员会的文件包裹在海关一放就是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也没有投递。
英帝国通信船只
为了避免这种通信耽搁，信件经常通过私人来辗转传递，但是结果秘密通知早在送到前就已成了公开消息。由于殖民地委员会的信件一般并不能顺利地邮递，它就把信件压下来，试图节省邮资，而把成捆信件通过非正式渠道进行传送。直到1755年才有了每月定期来往港口的邮船。
到了18世纪中期，伦敦再想加紧对殖民地政府的控制，已经为时太晚了。距离遥远，交通不便，和多种多样的、紧迫的地方问题，使北美洲至少有了十三个政府中心。这种权力的分散并非出自任何人的计划，并非运用一种理论的结果，也并不体现任何已知宪法的”原则”。
从英国建立了最早的永久性殖民地起到北美革命爆发的一个半世纪中，它是断断续续地逐步发展起来的。因此，大英帝国的政治机器就是不干净利落；谁也没有作过有意识的努力，一种正在起作用的联邦主义就在北美发展起来了。
英国殖民者
英帝国政府的管理不当致使北美联邦主义产生萌芽
在18世纪关键性的最初几十年中，殖民地委员会应当负责治理殖民地，但是南方部国务大臣却掌握了在殖民地恩赐官职和任命殖民地总督的权力。这些官员有时就是殖民地委员会的敌人，他们将自己的精力用于阴谋反对殖民地委员会。
于是，由于英国国内政治的迫切需要，使大臣们把总督的职位用来奖励那些既无管理能力又无兴趣管理的追随者。这些名义上的殖民地总督官员经常只管领取这种挂名职务的薪水，而将自己的权力交给了代理人。所有这些都促成了英国政策的模糊和摇摆，同时也为北美方面兴起有效的政府中心开辟了道路。当英国总督的权力在18世纪变得越来越微弱的时候，殖民地的议会就填补了这一真空。
英国殖民者到达北美殖民地
除了其他方面的权力以外，这些殖民地议会还具有征税权从而也有了扣留薪水权。它们逐渐取得了支配地位。伦敦委派的总督，虽然可以夸夸其谈，但日益失去了他们的实际作用。与此同时，在十三个殖民地中，每个殖民地都有一批人在他们自己的立法机关中获得经验，并为能在自己的立法机关中开会而踌躇满志。在新英格兰以及新英格兰人的制度得到支持的任何地方，市镇会议进一步扩大了自治的机会。这样，北美的联邦主义就从殖民地经历中发展了起来。
到1760年已经出现了一个复合的帝国，这是”一个经验主义的帝国，一个机会主义的帝国，这是一个英国人并不理解的帝国”。实际上，早在1787年联邦宪法通过前的几十年，实际上就实行了后来成为美国联邦制的权力分散的做法。
这一复合帝国的主要特征非常简单。一个中央权力机构（”国王”）控制外交事务，管理陆军和海军，宣战和缔和，管理邮局，负责美洲印第安人事务，控制殖民地内的土地和边远地区的土地。伦敦的议会并不为纯属殖民地内部事务进行立法，而主要是控制它们的贸易和航海，或者只就明显涉及整个帝国的事务进行立法，诸如归化或发行货币等。
英国等西方国家的殖民运动与贸易
在贸易和财富问题上的重商主义思想，是以建立一个自给自足的帝国为目标的。这种思想有时也打扰殖民地的内部经济，但是，此种情况甚为少见。每一个殖民地的大部分法律都是自己制订的。一个弗吉尼亚或马萨诸塞的居民会发现，支配他的日常生活的法律主要是他自己所在的殖民地议会制定的，虽然在这背后确也隐藏着英国政府拒绝承认或殖民地向英国枢密院提出上诉的极端可能性。当然，这些法律的基础是英国的普通法。
但是，甚至对于这种法律，殖民地人民也作了明确的修改。随着日益不听伦敦指挥的法官将普通法用于当地，普通法也就不断被修改，以适合地方上的需要和偏见。在19世纪和20世纪，美国联邦政府大体上也还是这么做的，几乎很少有什么变化。
美国独立战争示意图
英帝国强调对北美殖民地的”主权”
早在大英帝国的这些实际做法逐步形成之前，现代国家的理论基础就已经在西欧积累起来了，至少从十五世纪以来就是这样。但是，英帝国的这些做法在发展的过程中很少顾及现代的学说。例如，一种新的”主权”理论认为，对于真正的国家概念来说，最为根本的是单一的最高权力，只有它才有立法权。封建主义的盛行，是以各种有关权力分割、权力分配和权力互惠的理论作为基础的，但是现代国家——例如英国或法国——所以能够出现，仅仅是因为人民接受了这样的思想，即每一个国家都有着一种单一的和不可分割的”主权”。
何为”主权”？1576年，法国的让·博丹对”主权”的概念作了经典性的阐述，他说，每个国家都具有一种无比的”崇高和永久的权力”，这种权力不受限制，也无法加以限制。后来在1651年，英国的霍布斯在他所写的《利维坦》一书中也坚持主权是不可分割的。1690年，约翰·洛克的《政府论》主要探索的依然是不可分割的”主权”，认为主权存在于人民本身，存在于创造了政府的人们。
约翰·洛克
于是，随着现代国家在欧洲的发展，主张政府的权力不可分割的观点变得越来越广泛了。从17世纪初起，当北美的经验正在创造出一种起作用的联邦制安排时，欧洲的思想家却忙于断言：这样一种安排是不可思议的，同现代国家的存在是背道而驰的。
英帝国对此难以理解，这并不奇怪。肯定和英国政府最新发展的思想本身，似乎否定了北美的经验。殖民地的生活产生了一种正在起作用的联邦主义，而欧洲的生活和思想则产生了一种武断的叫做”主权”的绝对的东西。英国作家萨缪尔·约翰逊在《征税并非暴政》一书中声称，”主权没有等级”。
英国作家萨缪尔·约翰逊
与此同时，英国人的实用主义也同样兴旺繁荣。许多英国人认为，那些边远地区的美洲人民要么”绝对从属”，要么”绝对独立”，再没有什么其他合理的办法可供选择。这种僵化的理论早就使他们在爱尔兰陷入了困境，这时又使他们在北美遇到了麻烦。他们说，假如议会真能为殖民地立法，那么议会的权力也就一定是无限的。
北美的经验已经远远超出了英帝国的理论。殖民地的立法机构控制着相隔万里的、伦敦无力干预的地方和内部事务，却愿意将那些要有英国海军作后盾的有关帝国的政策、贸易，以及航海等主要问题留给伦敦去处理。北美人已发明了一种权宜之计，只要偶尔对帝国变化的需要适应一下，就有可能继续无限期地发挥作用。当18世纪60年代英国政府力图加强对北美殖民地的控制时，伦敦就是无视现实。
美国独立战争示意图
随着英帝国与北美殖民地冲突的尖锐化，很多英国作家更加固执地一味颂扬他们那些美好的固定不变的性质、观念和标准，试图消除这种北美的神秘。英国人的合唱变成了一个宗教仪式。有位英国人在1769年写道：
北美殖民地要么承认英国具有完全的立法权力，要么把自己建成独立的国家；我所说的是完全的立法权力，因为如果在它们的服从中还保留有任何它们可以从法律上要求加以维护的东西，它们本身就必然具有一种高于殖民地母国的权力，因为母国对立法机构的服从是无限的。
1773年，担任英属马萨诸塞的总督托马斯·哈钦森坚持说：”在同一个国家中不可能有两个独立的立法机构。”英国人用这些忠诚的措辞，来断定早就存在的东西是不可能存在的。
几乎直到北美殖民地独立的那一年，英国人还在提出北美人正在用事实加以反对的理论。英国人一再强调对北美殖民地的”主权理论”，这种主权完美无缺，永存不朽，独一无二，不可分割，不可分散，必须得到一致的支持。
美国独立战争示意图
英国人在北美的对手不是以理论而是以事实来答复，不是以逻辑而是以经验来答复。过分陶醉于自己的逻辑的英国人，忘记了北美殖民地是一个正在成长的共同体，现在包括一个他们正在谈论的广大的新世界。英国政体曾经证明它足以适应这种扩张的需要，但是英国政治家和政治理论家现在却并不认为如此了。
当时担任殖民地邮政总局副局长的本杰明·富兰克林是个忠诚的英国人和有经验的北美殖民地居民。当他在1766年2月3日—13日于伦敦下院作证时，上述差别就显得引人注目了。前一年通过的印花税条例已引起了一场风暴，英国议会正在辩论是否应予废除。并详细询问了刚从宾夕法尼亚到达不久的富兰克林有关北美人的观点。
美国开国元勋本杰明富兰克林
在法律理论和帝国学说的问题上，富兰克林并不清楚，甚至是混乱的；在纯粹的墨守法规的世界里，他显得很笨拙和局促不安。但是在事实的世界里，他是没有匹敌的。他解释了北美殖民地如何忠诚地承受了大英帝国战争的沉重负担。他认为，强迫殖民地居民交付印花税是不可能的。富兰克林的这种理论上的薄弱和事实上的有力，集中体现了这个新国家的特点。
在富兰克林向下院说明了印花税条例的代价巨大的结果以及这个条例不能执行的原因以后不到三周（3月4日），下院就通过了取消印花税条例的决定。在这一决定正式成为法律的当天（3月18日），议会不顾一切地通过了一份体现绝对主权理论的新的”公告令”，用以给自己壮胆。公告令宣布，议会”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为殖民地居民制定法律。富兰克林宣称自己”非常厌恶”诸如”我们的主权”这样的措辞，那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常识》的坐作者托马斯·潘恩
北美殖民地推翻英帝国主权论，逐渐脱离英帝国主权
北美殖民地居民以各种可以想象得到的形式，以演说、小册子、杂志、书籍和宣言，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区别——不同立法的区别，不同司法权的区别，不同税收的区别，国土、岛屿和领土的区别。
但是，北美立场的巨大力量并不在于理论。在1776年发表了《常识》这本小册子的托马斯·潘恩是在两年前才到达北美的。他的这本小册子为独立事业进行了虽然粗糙但却有力的辩论，不过，它也几乎没有提出一种深刻或持久的政府理论。
热衷于宣传北美革命事业的潘恩，推翻了英国托利党所提出的”主权”绝对理论，而宣布了他自己的与这种论据并无多大关系的绝对理论。1776年，对美国革命事业理解更深刻的约翰·亚当斯在他的《关于政体的思考》中为潘恩的简单化和绝对化提供了一种对治的办法。在该书中，他主张成立”混合”政府，特别主张建立两院制的立法机构，以逐渐脱离英帝国主权为目的。
美国开国元勋之一：约翰·亚当斯
自此，北美新世界出现了一系列捍卫这个正在起作用的复合帝国的理论，1775年，约翰·亚当斯在他的《诺万格勒斯》文件中表现出他博学善辩。他说，英国主权论据的核心是，”议会对所有殖民地具有唯一最高的、无上的、绝对的和不受限制的立法权力”。但是，亚当斯驳斥说，议会对于殖民地的唯一正当权力是管理它们的贸易，并且这种权力的根据决不是任何普通法原则，而仅仅是殖民地的同意，这种同意又是基于英国明显的需要，已经完全不适合北美殖民地的现实情况了。
在上层英国人中，敢于面对这种不受欢迎的事实的全部复杂性的，为数极少。赞同埃德蒙·伯克关于历史力量的见解，关于不可能用”主权”的逻辑来消除自由的经验的见解的，为数极少。伯克警告说：“假如那种主权和他们的自由不能调和，他们会选取什么呢？他们肯定会争取自由，没有人会被人说服去当奴隶的。”显然，伯克的警告是正确的。
杰菲逊，亚当斯和富兰克林在起草《独立宣言》
结束语
综上所述，北美殖民地居民和英国人意见分歧，根本谈不到一块，因为英国人是教条主义的，他们求助于脱离现实的抽象原则，使北美”革命者”从此蒙上恶名；而北美人则求助于历史和经验。
北美联邦主义的产生必然要受它自己的环境的支配，受到北美特有政体的本质的支配，而不是受到英国抽象概念的支配。无论北美人在政治理论上多么薄弱，但他们早就证明了在将社群联合成各种各样的新的组合方面，有着丰富多彩的计划。
起草《独立宣言》现场
从1643年建立的新英格兰同盟，到1754年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奥尔巴尼方案”、1774年的第一届大陆会议、1781年的邦联条例，最后再到1787年的美国联邦宪法，美国人在用新奇的方式制定不同的联邦主义政体，这些经历都显示了北美殖民居民一种无穷无尽的机智。分散的人口、广袤多样的北美大陆、距离”母国”英国的遥远，所有这一切都培育了一种北美联邦的实验主义。这种与殖民地俱生的实验精神将随着美国国家的成长而发扬光大。
参考文献：
《英国史》
《美国史》
约翰·亚当斯《诺万格勒斯》
约翰·亚当斯《关于政体的思考》
约翰·洛克《政府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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