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乾隆朝是军机处发展的鼎盛时期，它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才得以定型，并一直延续至清末。乾隆皇帝的统治是两千年中国帝制史上有确切记载统治时间最长的：如果算上他做太上皇的时间，共是63年（乾隆元年至六十年，嘉庆元年至三年1736年-1799年）。军机处是在乾隆朝初年重组统一的，它处理京城内外的许多政务。军机处能够扩充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它可以每天接近皇帝，这个条件得天独厚，而且可以做到保密，以及所承袭的非正式地位。它凭此不受传统、行政法规的束缚，免于外朝的监督，而当时老资格的外朝机构都受这些限制。

紫禁城的“军机处”

拓展中国疆域的战争造就了仅次于元朝（1206年-1368年）的辽阔疆域，以及清政府对于文化事业前所未有的支持，这提供了激励军机处成长的进取心。一个自信时代的新秩序正在京师形成。军机处就是位于这一全新秩序的中心。

1、乾隆时期奏折数量上升，乾隆帝的奏折需要动用184个箱子才能装满，每月御批480份汉文奏折

奏折数量指标展现了军机处的成长，它处理的文书在乾隆时期增长了一倍多。乾隆初年有个月，各省所上汉文奏折共172份，平均每天5.7份，军机处经手的奏折数不断增加，到乾隆末年，这一数目差不多是上面的三倍，每月480份，平均每天16份。

清廷档案示意图

于是军机处创设了”随手登记档“，逐日登录这些呈览的奏折，对这些奏折的正式批答也展示出同样的增长：乾隆十六年（1751年）以前，随手登记档每年是薄薄的一册，直到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每年还是一两册不等，而接下来到乾隆朝结束，每年都是两大册。——《随手登基档》

军机处汉文录副奏折在雍正末年每月平均不到一包，嘉庆初年以前则是每月两包，每包的文件比过去多三分之一或更多。满文录副奏折的包数也激增。满文档册的数目也有所增长，虽然在乾隆朝开始之前数目已经很大。

清朝汉文奏折

汉文档册从雍正末年的每年三四册增至乾隆时期每年八册以上。用于存储这些增多的文件的空间也是军机处发展的一个指标。雍正时需要15个箱子存放奏折，合每年1个多箱子，而乾隆时需要184个箱子，约合每年3个多箱子来存放乾隆六十年执政的奏折。——《清实录》

《清实录》也反映这一文书工作的迅速增长。实录的平均每年卷数从顺治时期的1.7卷和康熙时期的1.1卷，到雍正时期的3卷，进而到乾隆时期的6.2卷。

2、定期申请新设备也是军机处扩充的又一标志

乾隆二年（1737年）军机处申请12柜子和12个手提箱用于装文件，而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一次就要求35件家具，包括军机处所需的柜子、桌子和靠背椅。同一年申请了5斤徽墨、30个砚台、200支小号毛笔和300支大号毛笔。——《议覆档》

军机处常用的砚台、毛笔、徽墨

这些巨大的数字显示，内廷比过去监管着更多的政务领域。现在，一些问题由内廷和外朝共同处理，而一些彻底转入内廷，有的是首次受到中央政府关注的新的领域。

3、军机处应对大量的文书工作，要求增加人员

尽管难以计算隶属于乾隆军机处的确切人数，但通过军机处日常的饭食供应大概能了解人员的规模。一份19世纪初的资料说，军机处内每天供应12桌，每桌12人，共有144人。——《枢垣记略》

军机处所增加的人员大部分应是每日轮流入值的，在12桌上吃饭的人应该包括以下机构中的值班人员：32位满汉章京，方略馆约150人，内翻书房人员，以及笔帖式、誉录、供事、杂役等许多属员。——《军机大臣年表》

军机大臣示意图

乾隆时每年平均有7位军机大臣，这些人不会与其他人同桌用餐。因此，最保守的估计，乾隆末军机处的总人数，包括当值和不当值的人应该在200以上。这与数千外朝人员相比是个小数目，但即便如此，与雍正时相比已增加了很多。——《清史·军机大臣年表》

内廷的统一和总理事务王大臣这一过渡班子在乾隆服丧期结束后继续存在，这构成了军机处成长中的最初步骤，而在乾隆后面的时期更可以看出它的一些突飞猛进。例如，乾隆十二年（1747年）通过了一项对于军机处有利的决定：高级机密文件继续交军机处存记，而不是外人可以更多接触的外朝。——《清高宗实录》

年轻的乾隆皇帝画像

这一做法既加强了军机处垄断秘密信息的权势，也是它继续与某些外朝机构斗争取得的一个小小胜利。其他胜利源自乾隆皇帝对出巡的喜好。君主四处巡幸是乾隆朝的一个特征，这一再证实了军机处作为一个小规模、高效的集权管里机构的有用性，为了皇帝出巡，军机处可以将人数减至最少，只处理出巡路上携带的重要文件，在皇帝出巡过程中执行主要的政府职能。

如此一来，清廷能够在帝国的任何地方发号施令，包括塞外地区。每次皇帝出巡，军机处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随行机构，军机处在路途之上可以作为一个纪律整肃的管理机构，给皇帝提供合理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