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文就像是一坛烈酒，一口下去让你飘飘欲仙、不省人事。
1963年，姜文出生在河北唐山，父亲是个军人，参加过朝鲜战争，母亲是名小学音乐教师。他每次捣蛋，他妈总用唐山话骂他：“我要有枪就把你崩喽！”1973年，父母带着姜文去了北京，住进了内务部街5号大院，那是总政宣传部、文化部家属院。
生活在大院的孩子每个都桀骜不驯，四处撒野。最爱的是打架、胡诌，一张口就是标准京腔，“诶我跟你说，我跟那谁谁是一个大院的。”
他们爬过房顶和烟囱，在屋顶上抽烟、弹吉他，也喜欢搭讪路过的女生，北京话叫“拍婆子”。后来全被姜文拍进电影里。
《阳光灿烂的日子》马小军爬烟囱
没到一年，姜文跟他们玩得很好了，也变成了个地道的部队大院子弟。
1980年，姜文考上了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
为什么？为什么？他是整个学校最爱问“为什么”的学生。中戏退休老教授张仁里说：“他总是不停地在问：‘为什么？告诉我为什么。’我从没遇见过姜文这样的学生。”但就是这股劲儿，他的表演能力和理论知识是那批学生里数一数二的。一般人别想在他面前讨到好。
因为姜文的优秀，在他还没毕业的时候，就被导演盯上了。
他人生中的第一个电影角色是在《末代皇后》中饰演溥仪。原本是要演《末代皇帝》，结果被陈道明顶替，连开拍了都不知道。他为此郁闷了好长时间。结果阴差阳错还是演了这个角色。姜文笑了：“看来我真是当皇帝的料啊。”
无论是溥仪还是《芙蓉镇》中的秦书田，那时的姜文身上还是带着没毕业的学生气。
而到了《红高粱》，他开始走向大众认知中的不修边幅的糙汉路线。《红高粱》是张艺谋的首部作品，那时巩俐还是个大二的学生，编剧莫言也没拿诺贝尔奖，里面名气最大的就是姜文。
从左至右：巩俐、莫言、姜文、张艺谋
都说在片场是导演骂演员，演员只是在执行导演的想法。
但那时候的姜文锋芒毕露，也十分有想法，时常与张艺谋因为拍摄问题吵得不可开交，从电影开拍一直吵到杀青。也吵出一部不俗的作品。
多年以后张艺谋回忆起此事，“他的心很高，也有这个能力，他希望超过任何人。
其实哪只是张艺谋，跟他合作过的导演大多受过他的“折磨”。谢飞在跟姜文拍《本命年》时有这么一场戏：姜文看着女孩唱歌，得抽烟。姜文就跟导演说：“这有没有一根柱子啊？”谢飞说他挑，但也把柱子找来了。姜文舒服地靠着柱子抽烟，看别人唱歌。然后继续指挥：“哎，能不能别直接这么拍我，从柱子后面绕过来拍。”谢飞揶揄他：“你这么爱提意见，将来自己导戏得了。”
谁也想不到那时的一句玩笑话，后来成了真。
《本命年》之后，野性、硬汉成为了姜文的标签。但他却转头演了一个阴到极致的角色——李莲英。
1991年，田壮壮带姜文去香港宣传《大太监李莲英》。
主持人问姜文：“中国这么多导演，哪个优秀？”
姜文说：“现在没有，以后有。”
“谁呀？”
“我。”
《李莲英》上映第二年 ，陈凯歌的《霸王别姬》要开拍了，他邀请姜文饰演男一号段小楼。
但姜文不干，“段小楼没什么挑战性，我要演就演程蝶衣。”就是后来张国荣演的那个角色。还好陈凯歌没有依着他，不然真的很难想象姜文咿咿呀呀地唱“我本是女娇娥，又不是男儿郎 。”
姜文试镜程蝶衣的定妆照
没挑战性的角色不演，重复的角色不演。但哪有那么多不一样的好角色等着他？
那就自己拍吧。“你电影你能这么拍”劝姜文当导演的是他当时的女朋友刘晓庆。
刘晓庆说：“姜文总是在每部影片中加入导演创作，并使他主演的影片成为那位导演的代表作，他的个性强，无意中会令与他合作的导演难堪，只有做导演才会真正有天地。”
他想拍电影，却没有好剧本，寻寻觅觅几个月，还是王朔把他的《动物凶猛》扔给了他。
姜文看完一直感叹：“写得真他妈的好。”
他想让王朔把小说改编成剧本，但王朔说什么也不干。姜文就找了间6平米的屋子，自己一边学写剧本，一边自己改。
姜文拍电影是从不在乎成本的，这个习惯也一直保持到了现在。
用他的话说，“没钱能拍出什么好电影？”
当时《阳光灿烂的日子》拍摄了25万英尺胶片，创下了国产电影使用胶片的记录。
大冬天的演员们在澡堂里拍了30多次，夏雨身上都被水冲得脱皮了。马小军对米兰一见钟情的那张照片拍了两万三千多张，最后从中挑出一张。
这种拍法也让他们剧组后期陷入资金困难。当时不是没有人反对，摄影师顾长卫就警告过他：“你这么拍 ，很多都是要剪掉的！”但在拍电影这件事上，姜文不会听其他人的。
这部电影让姜文以导演的身份一举成名，获奖无数。在当时电影票房就达到了5000万，很长时间没人能打破这个记录。
姜文说，他拍电影要先花2-3年的时间把剧本琢磨好，有了好的本子才会开始着手组建剧组。所以他23年也只拍了6部电影。
在拍之前，电影什么样都已经在他的脑子里，最后的拍摄只是将脑子里的情景转化为镜头语言。
会遇到困难，但总能解决。
“我从不干没把握的事儿。”但姜文的第二部电影就让他栽了五年。
在部队大院长大，总是会比一般的孩子更接近历史。姜文说：“我就觉得那些老电影怎么那么假呢，总跟我听说的不一样。”
前面的人做的不行，那他就取而代之。后来他拍了那部《鬼子来了》。这部片子拿了戛纳评委会大奖、日本的每日电影奖的最佳外语片奖。但在国内，电影连带姜文一起被封杀，他五年内都不能再拍电影。
当时电影局给的批复是：
“影片没有严格按照电影局中的意见修改剧本，并在没有报送备案剧本的情况下擅自拍摄，同时又擅自增加多处台词和情节，致使影片一方面不仅没有表现出在抗日战争大背景下，中国百姓对侵略者的仇恨和反抗（唯一一个敢于痛骂和反抗日军的还是个招村民讨嫌的疯子），反而突出展示和集中夸大了其愚昧、麻木、奴性的一面；另一方面，不仅没有充分暴露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反而突出渲染了日本侵略者耀武扬威的猖獗气势，由此导致影片的基本立意出现严重偏差。”
不只是电影局， 剧本原著《生存》的作者尤凤伟更是直接选择起诉。
“电影对原小说的创作主题、故事细节、人物性格等方面都作了扭曲窜改。这种行为破坏了原作完整性。原著刻画的奋勇抵抗侵略的故事，却被提炼为了农民愚昧，战争荒诞”。
姜文这种对原著的叛逃也是他的个人特色之一。剧本改编通常只保留故事框架，表达的内核统统都被换成自己的。
“导演哪有不夹带私货的。”
这五年没法拍电影，姜文就老老实实的当演员，偶尔当个监制，当然也少不了对导演的“指手画脚”。
寻枪》后，被媒体怀疑架空新导演陆川，甚至有人传陆川哭着向王中军打电话；
《天地英雄》又被日本人中井贵一指责不尊重导演，过于自大；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被爆料和徐静蕾在片场僵持不下。
有人说这是姜文的“黑料”，可他真没觉得他在耍大牌，他只是想把电影做到极致
终于到了解禁的日子，姜文开始着手准备自己的第三部电影《太阳照常升起》。
上映后却再次遭遇滑铁卢，观众就是看不懂。
面对这一结果，姜文其实很平静，他把这部电影称作是“上帝送他的礼物”。他后来也说过《让子弹飞》是送给观众的礼物，《邪不压正》是送给儿子的礼物
电影上映总是要跑宣传的。那时候姜文有个名号叫“采访界的泥石流”。
03年他的那部《绿茶》跑宣传时 ，《周末生活》一女记者刚开口说了一句“杜可风是王家卫的御用摄影师”，姜文立马打断并教育她：
“根本没有谁是谁的什么这个说法，没有杜可风的参与，根本就不可能有你说的那个人。杜可风是出色的摄影师，也是出色的艺术家，你这样问很可笑，也很弱智。”
而到了自己的电影，他更苛刻强势。在《太阳照常升起》时期，“看不懂”是姜文的雷区。
一旦有记者提出这种问题，他立刻会暴躁起来，开始在哲学层面上教育记者，“你连自己都看不懂。”
姜文是烈酒，一点火就燃了。
冯小刚说过他最怕的导演是姜文，“要是他来拍商业电影，恐怕我的饭碗不保。”再连赔两部之后，他有点不好意思了，“不能总让老板赔钱啊。”
2010年，姜文的第一部商业电影《让子弹飞》上映了。他说要“站着把钱挣了”，他做到了。票房累计6.27亿，电影也获得多项大奖的认可。
这次观众都说看懂了，网上分析的小论文一篇又一篇。姜文却说：“这写的都是啥啊，我是这么想的吗？”
但观众们刚看懂了姜文的电影，他又拍出了《一步之遥》。
在电影刚上映的时候，第一批观众的反响不太好。
说电影“看不懂”还算轻的，有微博“大V”直接说他“自恋”、“自信心高度膨胀”、“精神病作品”……
“你说那些大V不就是王天王吗？”姜文对于影评人的解读很是不以为然。
王天王，是电影中王志文扮演的上海滩名角。电影的主角马走日因为“花域总统”完颜英之死逃亡两年，在警察那里，完颜死因不明，案子不能了结，而王天王和其他的娱乐业者，在上海滩大大小小的剧场里，不光把“案情”揭了个底儿掉，还演得活色生香，看台上的观众连声叫好。
有了这么一层隔阂，在他最新的电影《邪不压正》中有一个“华北第一影评人”潘悦然的角色，就被解读为是在讽刺影评人是太监。
姜文怎么可能为了怼影评人专门创立一个角色？
他电影的每一个角色都有存在的使命。
无论出现多少质疑的声音，姜文也是断不会怀疑自己、改变自己的。他对于电影的内容非常坚定，没有故作高深，整个作品的呈现就是他想表达的内容。观众看不懂是导演和观众之间有距离。
荒诞的就是现实
从《鬼子来了》到《邪不压正》，姜文的作品充满了黑色幽默。
故事的走向总是荒诞、反套路的。
道理从不会平摊在观众面前，他会拐八道弯藏在主角的一句台词里告诉你。
他说他拍的电影不是白开水，而是酒。酒是需要品的。
很多人问过他，为什么他的作品总是在讽刺现实。
但在姜文看来，现实就是荒诞的，他的电影一直在寻找真相，而不是拍一些假上加假的故事。
很多人很难体会到姜文电影里的内容，因为这与他们的认知是不符合的。
观众不知道抗战时期的农民们是怎样的，不知道真正的体面人是怎样的。姜文就拍给他们看。
他对生活没有任何恶意，他只是就那么拍了而已。
曾有个说法叫“部队大院子弟撑起了北京半个文化圈”。
王朔、陈凯歌、郑晓龙、叶京、管虎、姜文都是部队大院子弟。
而冯小刚则是那时他们的小跟班。
马未都曾回应这个说法，“因为部队大院子弟的父母都是聪明人。”
聪明人的孩子都不太笨。
同为部队大院出生的崔健曾这么形容这帮人：
没吃过什么苦，也没享过什么福，我们是在阳光灿烂下生长的一代人。父母是部队的，没有受到文革的冲击，在这一点上，我们更愿意说我们的直觉受到了保护。你从王朔和姜文的身上，你看到的是一个人自然成长的精神状态，他没有被磨掉棱角。
在这样的环境下，姜文身上的灵性和野性都得到了很好的保护。
他太聪明了，他的“狂妄”是看透了一切之后的真实。
他看不惯现在人的虚假然后选择戳破它。
有人觉得他狂，他只是没有附和那些人的装腔作势。
姜文的电影是他做的一场场梦。
他的梦在四万平米的屋顶上，在四十米高的烟囱上，他的梦太大太辽阔了。
他以为他拍的是所有人的梦，没想过原来观众的梦和他的不一样。
观众偏爱梦幻的虚假，而他只拍荒诞的现实。
所以他就很奇怪，“多简单一事儿啊，怎么就看不懂呢？”
姜文曾将每个人比作一根线，要想和别人融入就必须要弯曲妥协，才能织成一块布。
而真正的高手自己就是一根线，笔直地向前走，不会和任何人交织。
其实后者说的就是他自己。
他拍电影不向观众、资本妥协；他做演员不演没挑战性的重复角色；他说话从不委婉迂回。有人将这些归纳为姜文对规则和世俗的反叛。
但你去问他：“你怎么看待自己的这种反叛的特质？”
他只会皱着眉头一撇嘴，“我没有吧，我觉得我挺正常的。”
姜文这坛烈酒，谁喝谁醉！
文/滚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