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把毛笔字当成一件传承千年的艺术，但其实在古代，写字实在是一件极其日常的事情。四百年前的清代人，亦是如此。
“学好文武艺，卖与帝王家”，清代的学子若想将寒窗十几年辛苦得来的学识卖给帝王家，必然要经过一道门槛，科举考试。
考官在看考生的卷子时，第一眼看的并不是学子腹内的文墨多寡，而是那张白纸上的字体。清人相信”字若其人”的说法，字体写得疏朗，其人性格必然豁达；若字体是大幅式的纵横捭阖，其人骨子里也多是放荡不羁。
书法要有书卷气，不可言语形容的书法就仿佛是人的气质一样，属于人的一种精神境界。清代书法家杨守敬在评论书画家时曾言：”一要人品高，品高则下笔妍雅，不落尘俗；一要学问富，胸罗万有，书卷之气，自然溢于行间。”
唐代之后，清代之前，为了保证科举考试的公正性，防止有考生借书法、字迹的不同，串通考官作弊，于是创立了”誊录”之法。考试结束后，考生的试卷将有专人重新抄录后再行审阅。
但到了清代，科举考试已经不实行誊录制度了，写得好的八股文会直接由考官送到皇帝书桌上，经过殿试后，由皇帝亲自评出状元、榜眼、探花。所以贡士们的书法能不能入皇帝的眼，也就无形中成了一条极其具有主观性的取士标准。
王士祯断语”本朝状元必选书法之优者”，士子们必定要钻研一番皇帝们的喜好，以便投其所好。否则，纵使文章再锦绣华彩，但字体却混乱不堪，考官都不忍直视，自然更不可能呈上御览。
顺治帝偏爱欧阳询的字体，而壬辰状元邹忠倚、戊戌状元孙承恩都是擅长欧阳书法的学生。康熙以来，皇上喜欢二王书，而己未状元归允肃、壬戍状元蔡升元、庚辰状元汪绎皆法《黄庭经》、《乐毅论》者也。最爱到处留墨迹的乾隆皇帝是殿试上最注重书法的，所评定的状元，书法都是自己最擅长的”黑、光、匀”，导致陈康祺颇有微词地表示”乾隆朝已重字不重文”。
在这样极度功利的目的驱使下，清代士子们临池研磨，追求书法上的更高造诣实在是很平常的一件事情。
还有一部分文人雅士，他们虽对待书法有用同样的狂热态度，但目的却并不是为了讨上位者的喜爱。古人认为在练习书法的过程中，能追求内心的一片宁静。心中所思所想，均能在书法上体现出来。所以，对有更高追求的文人而言，临池研磨是陶冶性情的一种绝佳方式。
清代的书法经历过三个阶段，前期延续晚明的行草书风，中期传统书风盛行，及至晚期，篆隶初兴。
作为清代初期行草书法艺术典型代表的王铎，他生于明万历二十年，本是明天启二年进士，又曾官至南京礼部尚书，被降之前任南明小朝廷的东阁大学士。经历了国破家亡的伤痛之后，他对晚明时期的行草书风有了更切身的体会。
同样，作为曾经的明朝旧臣，他再没有悠游清和的心境去从事书法艺术的创作，而是对晚明书风的热切推崇。
王铎自幼受颜柳两家影响，并不追求书法结构的工稳，反而独取前人生拗古拙的一面，加之他在行文写作中，为了追求历史感和古拙拗峭，有意无意中会掺入大量的异体字、古体字。他虽然推重古典，强调”宗晋”，并认为”书未宗晋，终入野道”。但，在书法艺术创作中，在前人的书风上，又渗透了自己的感悟，对前明的行草书风进行了二次创造。
王铎的书法精到，很大原因源于于他自身的意境。清明时节，已经任职太子少保的王铎携王府众人在京城郊外踏青，一行人最终在城外的一座山脚下停下来，此处临山靠水，不远处有一座小亭，亭内无人。站在亭子内远望，溪水潺潺，垂柳袅袅。
但一阵不适宜的嘲笑打破了这片宁静，山脚下又来一队马车，车上挂着”崔”字样，正式彼时京城内的新贵。这行人中见到王铎后并不行礼，又见其在亭内研磨写字，便放声嘲讽：”明明是前朝遗老，踩着国破家亡的废墟，却享受着我们大清的富贵”。
王府内众人听此言，愤愤不平，正待发难，王铎却放声大笑，挥手就是一行草书：”惠风和畅”。其字点划与使转兼重，顿挫转折。点画粗者，重似千钧；细者既如游丝，也筋力坚韧。虽只是简单四个字，却蜿蜒如巨龙腾飞纸上，有气贯长虹之势。
其他文仕官者见其书法，便知其人胸豁气畅，并非谄媚取官之人，而对他的误解自然也烟消云散。
康熙时期，因皇帝酷爱董其昌的文风，受其影响，传统行草书风得以延续，整个清朝前期的朝廷官员书法，多数都受董、赵书风的笼罩。
当时水平比较高的书法家如沈荃、孙岳颁、查昇等，其书法同样主要受董其昌风格影响，但因为学力或性情的限制，未能充分发挥董其昌书法风格中的清雅俊逸，或者过于死板拘谨，或者过于软弱无力，或者气息忽急忽慢。尤其在创造性上，一味地模仿，反而不如王铎、朱耷等人，敢于在前人的基础上加上自己的理解，于是最终也并没有开辟新境。
乾隆、嘉庆前后，董其昌的书法影响逐渐变弱，篆隶书法开始复兴。如以刘墉、翁方纲、梁同书、王文治为首的”清四家”，他们在书法上，虽然由董其昌入手，但在对古人行书深入研究后，向宋、唐、晋的大师们取法。
刘墉的书法由董其昌入手，而后遍临晋唐宋诸家，尤得力于苏东坡、颜真卿和晋唐小楷，融会贯通，自成格局。整体风格貌端穆而气清和，有硕儒老臣的持重，无恃才傲物的轻佻。章法错落，清朗雍容。
刘墉擅长用浓墨，故而有”浓墨宰相”这一称谓。有一种说法称，因刘墉在研墨时总会不停地思考，等到再次醒神时，墨已变浓。也有人说他爱用浓墨只因其所奏之事，不论达官显贵，均是不平之事。而浓墨能敛其书法内的精气，含蓄蕴藉，似乎包有万象而莫测高深。
而因事被黜的王文治，喜用淡墨，与刘墉恰成对照，故时称他”淡墨探花”。他的书法虽出于董其昌，却可上溯米芾。用笔翩翩，纵横挥洒，疏朗俊逸。
嘉庆、道光前后，阮元、包世臣倡兴碑学，秦汉北碑传统开始在书法史上盛行。
任职同治、光绪两朝帝师的翁叔平，其书法取自翁方纲，上溯颜真卿、米芾。其作品点折转变中，气息淳厚，堂宇广博，是晚清帖派书家的重镇。
康有为是碑学理论的健将，虽然他的理论因常有偏激，被世人诟病。但不可否认，自幼接受过严格传统书法训练的他，虽然后来专修北碑，但幼年打下的坚实基础并未被废。相反在潜移默化中，他无意中形成了碑帖融合的面目。故而，他的书作中，既有北碑的肆意乖张，篆隶书法的淳厚古朴，又有行草书的酣畅灵动。他在篆隶北碑与传统行草中各取所长，并融会贯通，最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书法风格。
这些人将他们的丰富的阅历学识，长期积累的涵养，透过笔尖，溢于纸上。胸中的浩然正气也化作书卷气藏在书法之中。无论是为了考取功名，想用一手好字博取上位者的喜欢，还是希望能透过这墨色黑字，淋漓尽致抒发自我情感，习得一手好字，都是很有必要的。
岁月变迁，后来随着西方文化的涌入，清代几百年的统治一朝就被摧毁。在经历了漫长而辉煌的发展后，随着中国社会陷入战乱频仍的近现代，书法也曾经一度受到过强烈的冲击，经受了风雨的考验。
直到现在，大家普遍开始用签字笔、敲击键盘来记录一些情感和事项，宣纸、墨块儿也少在常人家出现。曾经临池研磨，街巷遍练书法的现象也一去不回，我们也只能有过留存的墨宝，窥探墨色生香的年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