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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去世31年:我对这个世界,没什么好说的

作者胖妲己

必记本原创文章,侵权必究


沈从文,著名作家,湖南凤凰人,生于1902年,于1988年去世,时光倏忽31年,谨以此文纪念沈从文去世31年。

20岁前的沈从文,生命是沉睡着的,在湘西小城凤凰,他沿着沅水,望着两岸山田,游荡了好多年。

他十几岁便终止了学业,早早的参军,这段经历却让他见证了军阀杀戮,认识了“中国一小角隅的好坏人事”,那时的他,在人生浪涛里沉浮,不曾想到自主,也无从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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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虽然小学没毕业,但是却很爱读书,很有灵气,会舞文弄墨,因此他得到了湘西王的赏识,如果没有离开那里,他应该会很有出息。

但五四而来的新革命,影响了这座偏远的“小角隅”,在那一年,中国的青年们都应当接受了那种,仿佛来自冥冥之中的召唤。

沅水边生长的沈从文,决意要“多读书,救救国家”,1923年,20岁的沈从文怀揣着一本《史记》、怀揣着“文学梦”离开了他的湘西小镇,踌躇满志来到北平,从此开始了自己的“北漂”生涯。

然而,丰满的理想,架不住骨感的现实。

这个从乡下来的年轻人,没有人脉,只有小学学历,无法去投考北大清华这样高不可攀的名校,但为了尽可能靠近北大校舍,在对外开放的京师图书馆中自学,他“蜗居”在银闸胡同一间由堆煤间改造的小屋子里,穿着一件破夹衣,每日写作,手足都冻肿了,还三天两头吃不上饭。当时的胡适有“藏晖室”,徐志摩有“梅轩”,善于自嘲的沈从文给自己这件小屋取名为“窄而霉小斋”。

多年后,他在自述里写道,“人活在世界里,应该有许多事情可做,为未来的人类去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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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的是,其时的北大校长蔡元培看到了很多如沈从文一般的有志青年,倡导“兼容并包”的学风,故开放北大,让大家来旁听。

沈从文成了众多旁听生中的一员,得以白天聆听诸多大教授的课程,晚上写作,收获了精神上的富足。可再富足的精神生活也得依靠每日的一日三餐,北平的风雪越来越大,沈从文凄冷窘迫的生活也越来越渺茫无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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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不夸张的说,在北平的这两年是沈从文精神上极大满足,学问上极大进步,同时生活上也极大窘迫的两年。

写的文章没有回音、没有任何经济来源的沈从文,连最起码的吃喝也要靠友人接济,东蹭一家,西混一顿,到了后来索性赊账。(数年之后贵为教授和著名作家的沈从文从上海返回北京,竟在一家小饭馆的欠账牌上,看到“沈从文欠##元的字样。”)

乱云低薄暮,急雪舞回风。

北京的冬天寒冷异常。

在走投无路之际,沈从文怀着毫无指望又悲愤的心情向北大讲师郁达夫寄去了求助信,却没想,这封信真的有了回应。

郁达夫在收到沈从文的求助信后,深夜冒着大雪第一次推开了“窄而霉”的小门。

屋内没有什么陈设,更没有用以取暖的火炉,这个来信的小镇青年穿着两件夹衣,用棉被裹着腿正伏案写作。郁达夫掸下围巾上的雪花给沈从文披上,说:“我看过你的文章,要好好写下去。

沈从文倾诉了自己的遭遇并且道出自己的志向。

郁达夫问他:“你吃过饭了?”

“没。”

郁达夫拉着沈从文找了一家小餐馆,饭罢结账,两人吃了一块七毛多钱。

郁达夫拿出五块钱结了账,将剩下的钱塞给沈从文。

但在这个寒冷的冬天,沈从文记忆最深刻的是郁达夫的那一句鼓励:“我看过你的文章,要好好写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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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日沈从文忍不住伏在桌子上哭了起来,这是他在北平灰暗的生活第一次透进来光亮。

郁达夫是第一个提携沈从文的已经成名的作家,是沈从文一生难以忘记的贵人。

后来的日子,郁达夫四处奔走,向各大杂志社大力推荐这个名不见经传的青年。而沈从文也咬紧牙关,更加努力,他已下定决心,横竖都一定要在这个居不易的北平活下去。

这段时期,沈从文开始拼命写作。

可是,对于一个没有一丁点名气的青年来说,他的境遇可想而知,沈从文投出去的稿子石沉大海,还听说自己的数十篇文章被摊开在《晨报副刊》编辑一次聚会的桌上,被众人奚落嘲笑。

郁达夫得知以后,悲愤不已,写下《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状》,公开替一个无名小卒鸣不平。

那是一个多么令人向往的时代,一个大作家对一个怀揣着文学梦的青年给予了他最大的关照和提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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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路看起来很近走去却很远的,缺少耐心永远走不到头。”

坚信自己写作能力、没有停下过创作且有耐心的沈从文终于等来了改观,《晨报副刊》开始发表沈从文的散文和诗歌。

这种情况的改观源自一个人:他就是旅欧归来的诗人徐志摩,徐志摩当了《晨报副刊》的主编

徐志摩对这个年轻人赏识的结果是,沈从文一月间在《晨报副刊》上连发三篇作品,而当时能在这张报纸上发文的,只有胡适、梁启超、刘海粟、凌叔华、闻一多、冰心等文坛名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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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的小说,散文陆续见报,他也渐渐开始有了名气,在文坛慢慢站住脚跟。

1926年,沈从文的小说、散文先后被商务印书馆、北新书店、光华书局出版,一时间京沪两地都有了才名。

1927年沈从文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小说集《蜜桔》,为文坛所瞩目,被誉为“天才作家”。

徐志摩算是沈从文的第二个贵人。

接着,贵人徐志摩又将沈从文推荐给了更贵的人——北大校长胡适,胡适也欣赏沈的才学,更破例让只有小学文凭的沈从文做了大学讲师。

据说沈从文第一次讲课,紧张的很,面对台下乌压压的学生,竟一时语塞,便转身在黑板上写下一行字:我第一次上课,见你们人多,怕了。

台下笑成一片。

学生们喜欢沈从文,因为他并不像那些老学究照本宣科,他讲课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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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胡适辞去职务,沈从文当然不能再在北大任教,胡适推荐沈从文到武汉大学执教。

从沈从文踏足北平的那一刻起,他是离文学更近了一些,但他却没有逃得过那些好坏人事。

没有了胡适的关照,沈从文的武大执教生涯并不如意,尽管他已经有了声望,但没有高文凭的他始终无法得到重用。在众人眼中,他始终是那个低学历,不入流的小镇青年。很多人会眼红于他总是得到一部分人的庇佑,却完全见不得他的努力和在文学上的灵气。在这样的眼光下生活久了,他自己也不痛快。

沈从文曾写信抒发自己的这种郁闷:“学生即或欢迎我,学校大人物是把新的什么都看不起的。我到什么地方总有受恩的样子,所以很容易生气,多疑,见任何人我都想骂他咬他。我自己也只想打自己,痛殴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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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武大呆了一年后,沈从文就离开了。

此后再经徐、胡的推荐,沈从文又到青岛大学任教。

这期间,沈从文得知了徐志摩的死讯。

徐志摩对沈从文的提携,让沈从文一生感戴,直到晚年仍旧念念不忘。

而当时在青岛大学任教的诸多文坛名流中,只有沈从文一人搭夜车去了济南,送徐志摩最后一程。

他评价徐志摩:“在中国,作者散文所达到的高点,一般作者中,是还无一个人能与之比肩的。”

沈从文和徐志摩不过相识五六年光景,但后者对他的提携却是任何一个师友都无法比及。

沈从文对徐的深沉情谊可想而知。

而晚年的沈从文,每每提到郁达夫,都会哭的像当日“窄而霉小斋”中伏案泪下的青年。

故乡淳朴的山水人情教沈从文懂得感恩,没有人知道他最终会不会迎来光明,但这些已是名流的大师们,会因为想要保住一个青年的才华而极力相助,这已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已是光明本身。

后来无论沈从文拥有了怎样的名望,写出了怎样催人泪下的文学名作,他都深深记得,如今被人品读的这些文字后面,是一双双无私帮扶青年的大师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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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这个乡下青年不负众望,在1934年写下了日后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拥有着独一无二的地位的小说:《边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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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河下游到辰州与沅水汇流后,便略显浑浊,有出山泉水的意思。若溯流而上,则三丈五丈的深潭皆清澈见底。深潭为白日所映照,河底小小白石子,有花纹的玛瑙石子,全看得明明白白。水中游鱼来去,全如浮在空气里。两岸多高山,山中多可以造纸的细竹,常年作深翠颜色,逼人眼目。近水人家躲在桃杏花里,春天时只需注意,凡有桃花处必有人家,凡有人家处必可沽酒。”

那座边城也是沈从文的小城,独自外出闯荡的日子,更让他想念起故乡的水土和那里淳朴善良的人民。他爱那里的流水,而他的性格也长成了水的样子,外看斯文,却内心翻涌。

笔下淡蓝色的墨自然而然就淌出了他日日想念的水边的城,那城里有小伙儿在夜里放声唱情歌,也有一个守在船边,等着唱歌的人归来的女孩翠翠。

曾是沈从文学生的汪曾祺说起老师的《边城》,赞叹不已:“《边城》的语言是沈从文盛年的语言,最好的语言。这时期的语言,每一句都“鼓立”饱满,充满水分,酸甜合度,像一篮新摘的烟台玛瑙樱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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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6月,《亚洲周刊》推出了“20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排行榜”,对20世纪全世界范围内用中文写作的小说进行了排名,参与投票的均是海内外著名的学者、作家。

在这一排行榜中,鲁迅的小说集《呐喊》位列第一,沈从文的小说《边城》名列第二。

美国汉学家金介甫在其所著的《沈从文论》中,也认为沈从文是“中国第一流的现代文学作家,仅次于鲁迅”。

那是中国最诗情画意的边城,而那里有最令人掉魂儿的姑娘:翠翠。

沈从文将所有的爱与美都给了翠翠,而翠翠的原型,却成为沈从文一生的纠结与隐痛:因为她有妻子张兆和的样子,也有另一个女人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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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不会想到,当初他在讲台上战战兢兢、结结巴巴讲完人生的第一节课,台底下会坐着一个叫张兆和的女生。

张是名副其实的大家闺秀,曾祖父时两广总督张树声,而她在家中四姐妹中排行老三,后来沈从文也会唤她三三。

那时的张兆和十八岁,正值人生中灿烂美丽的年华。

这个皮肤黑黑却长相漂亮女子是名副其实的大家闺秀,她的曾祖父是两广总督张树声,她和大姐张元和、二姐张允和、四妹张充和便是民国赫赫有名的“合肥四姐妹”,张兆和在家中四姐妹中排行老三,后来沈从文也会唤她三三。

一次,沈从文看见张兆和在操场上边走边吹口琴,走到操场尽头,张兆和头发一甩,转身又往回走,仍旧是边走边吹口琴。

这个神采飞扬的女孩子甫一进入沈从文的视野,便令沈从文在心中荡起了波澜。

可追求者甚多的张兆和丝毫没把这个老师放在眼里。

她将别人写给自己的情书编号,“青蛙一号”“青蛙二号”……看完放在抽屉里,也不回信。

二姐张允和曾说:“他(沈从文)大约只能排到‘癞蛤蟆十三号’。”

襄王有心,神女无梦。

沈从文的追求引来了张兆和的反感,为此,她跑到校长胡适那里去告状:校长,沈老师老对我性骚扰!

胡适自然要帮着自己赏识的好青年。

胡适劝张兆和:“他顽固地爱你!”

张兆和直接怼了回去:“我顽固地不爱他!”

胡适说:“我也是安徽人,我跟你爸爸说说,做个媒!“

老师已经够不要脸的了,没想到校长也这么不要脸!

于是,沈从文的信一封一封地写,一连写了四年。

张三小姐的脾气出了名的固执,却完全固执不过这个湖南小伙儿的热血和蛮劲,度过了冷漠、厌烦和无奈后,渐渐的,在这些柔情似水,热情似火的文字中,张三小姐的内心有了一丝波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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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萑苇’是易折的,‘磐石’是难动的,我的生命等于‘萑苇’,爱你的心希望它能如‘磐石’”

她对人说:“我虽不觉得他可爱,但这一片心肠总是可怜可敬的了。”

张兆和尝试着和沈从文交往起来,张家二姐和爱贤的张父都对沈从文颇为满意,在半推半就之间,张充和觉得沈从文对自己的确痴心一片,要说托付终生也定是放心的,就这样,两人相处了一段时间后,沈从文前去合肥提亲。

1932年夏天,张兆和大学毕业回到了苏州的老家。沈从文带着巴金建议他买的礼物——一大包西方文学名著敲响了张家的大门,二姐允和出来招呼这位不速之客。

弄堂很窄,允和对站在太阳底下的沈从文说:你进来吧,有太阳。沈从文不进来,允和就告诉他三妹上图书馆去了,不在家,让他进来等。沈从文听完说了声“我走吧”回头就走了。沈从文回到了旅馆,一个人躺在床上胡思乱想,满脑子尽是张兆和的音容笑貌。

三妹回来后,允和把她骂了一顿:你假装用功,明明晓得他今天要来。兆和说:我就是用功,哪晓得他这个时候来啊。允和让妹妹大大方方地把老师请到家里来,兆和终于鼓起勇气回请了沈从文。

心潮澎湃的沈从文回到青岛后,立即给二姐允和写信,托她询问张父对婚事的态度。

沈从文在信里写道:如爸爸同意,就早点让我知道,让我这个乡下人喝杯甜酒吧。张兆和的父亲开明地答:儿女婚事,他们自理。

带着这份喜悦,两姐妹一同去了邮局,给沈从文发电报。允和拟好的电报是:允。很简单。兆和的则是:乡下人喝杯甜酒吧。这也许是中国最早的一个白话文电报了,但邮局没有收,而收下了允和的:允。

这场持续了四年的苦恋,终于有了结果。

1933年9月9日,沈从文与张兆和在当时的北平中央公园宣布结婚,没有举行任何仪式。新居是北平西城达子营的一个小院子,这个媒人是允和做的,所以沈从文一看见二姐允和就叫她“媒婆”。

沈从文终于抱得佳人归,新婚过后,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仍旧沉浸在甜蜜的书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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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因母亲病危,沈从文匆匆赶回湘西。行前,他与夫人张兆和约定,每天给她写一封信,报告沿途所见所闻。沈从文没有食言,信一封封地去,带着故乡潮湿的水汽。他坐在桥边,和过去的小镇青年一样,只是,此刻他多了一个可以念想的人。

“我就这样一面看水一面想你。”

过去沈从文曾想过,若他没去过京城,也许会在这里好好发展,顺理成章地取一个商人的女儿,但好在他吃了那么多苦,费了那么大力,捱过那么多寒天,因为最后她娶的是张兆和。

“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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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绘

然而这样甜言蜜语的日子并没有过多久,张兆和终是无法理解这个小镇青年,无法理解他的自卑与踌躇,也无法理解他的痛苦和矛盾,时间长了,甚至无法理解他的风花雪月,革命时代,要这些语言又有何用?

战争爆发后北平沦陷,沈从文辗转去了昆明,在西南联大任教,张兆和却没有随行,她以照顾孩子,整理文集的理由一直留在北京。他们的信件再也没有甜言蜜语似水柔情,而是激烈的争吵与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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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对总是回避和自己团聚的妻子产生了怀疑,“你是爱我给你写的信,还是爱我这个人?”

张兆和带着孩子南下。

但两人的矛盾逐渐扩大开来,一个出身湘西小镇,一个是名门闺秀,一个听傩戏,一个听昆曲。张兆和理智务实,沈从文浪漫豪爽。她不能理解为什么沈从文要花那么多钱收藏文物,要装作“绅士”的样子,导致现在战火纷飞家里这么拮据。

当柴米油盐的务实遇上天马行空的才情,问题就来了。

让沈从文困惑的是:妻子无法在灵魂上同自己相知相惜。

他爱她,她也爱他,但两人的爱都无法让彼此明白。

对婚姻一度苦闷的沈从文遇到了高青子。

这个喜欢写作的女孩儿,对沈从文充满崇拜。她是一个家庭老师,聪慧灵秀深深触动了沈从文。

这个在沈从文心底投下一丝涟漪的女孩儿让他有点不知所措。

他深爱张兆和,也喜欢高青子,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他跑到梁思成家里向林徽因倾诉,沈从文请她帮忙整理一下自己“横溢的情感”。

林徽因开导他:生活原本如此,需要你慢慢化解。

此后,沈从文创作了中篇小说《边城》。

沈从文曾含蓄地承认:《边城》是他在现实中受到婚外感情引诱而又逃避的结果,成为他感情的寄托。

他塑造了美好的女孩翠翠,天真活泼,有着美好的人性。

这里深深地寄托着沈从文的感情和深情的思念。

为此张兆和非常生气,直到半个世纪以后,她仍耿耿于怀。

但她也公道地评价了高青子“长得很美”的事实。

比起和张兆和的多年感情,沈从文和高青子的这段婚外恋终究脆弱和薄弱得多。

最终,高青子选择退出沈从文的生活。

高青子就像一颗流星在沈从文生命的天空划过。

彩云易散,霁月难逢。

短暂的婚外恋情敌不过稳定、漫长的家庭生活。这注定是沈从文生命中的一段插曲。

而任由它烟消云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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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和张兆和终究无法互相理解,而不理解他的还远不止张兆和,沈从文一生不懂政治,新中国前,他坚持:“作家不介入‘分合不定的政治’,不加入‘反动’或‘进步’的文学集团。”

所以,纵使沈从文已经写出了《边城》那样的作品,在当时仍旧不被文坛待见。

1948年,郭沫若在香港公开发文,斥责沈从文为“桃红色”的“反动”作家,这一下,彻底击败了沈从文。

沈从文绝望得两度自杀,他已心力交瘁,不想做什么战斗,别人硬要贴来的名,你如何抹得去,那大概只有抹了脖子才能得到平静吧。

沈从文的家人也不理解他这一做法,张兆和回忆说:“那时,我们都觉得他落后,觉得他的苦闷没有道理。”

而他的孩子也说,那时他得什么病不好,偏偏得了精神病,得了精神病就是思想的病啊。

他们不知道,至此以后,最终被救下的沈从文再也不敢写小说了。

一个天才的大师级的小说家,心里还酝酿着几部已经构思好且开了头的鸿篇巨著,却不得不停笔,这对他的打击可想而知。

张兆和回忆说:“那时,我们都觉得他落后,觉得他的苦闷没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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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沈从文调入历史博物馆,做起了中国古代文物史的研究,可天才始终是天才,不写小说的他,将研究成果汇成《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结集出版,谁也没想到他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领域,成为了国宝级专家。

他说,解放后他一心一意只想做一条不太放任翻动的,被文火慢慢煎的,味道过得去的小鱼,有朝一日以便对人类有所贡献。

一心想做小鱼的沈从文仍旧没有逃过痛苦的折磨,后来的几年他被打成反动文人,每天需要负责打扫女厕所。

对于一个在国际上都有名望的文学大家来说,这无疑是莫大的羞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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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心里很苦,但嘴上却说早已看开了。

曾经一位美国女记者要采访沈从文,听说这位大作家要扫女厕而震惊,就走去拥抱他,并拍拍沈老的肩膀说,“您真的是受委屈了!”没想到,沈从文忽然就抱着女记者的胳膊嚎啕大哭。

后来林斤澜回忆那一场景:沈从文哭得就像受了委屈的孩子,什么话也不说,鼻涕眼泪满脸地大哭。

那几年是沈从文最孤独的日子。甚至连家人都无法理解他。

沈从文跟家人分居两地,一经常一个人伏案研究,吃冷饭馒头。

而他的家就在咫尺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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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诗意而又曾经情感充沛的小说家,他的心里还有很多已经有了雏形的好故事,但那些故事不该出现在战争年代,那么也就永远消亡了。写故事的人已经缴械投降了,那个人此生都不会再醒来,却还要受此屈辱。

那段最寂寞的日子,沈从文独自度过。似乎看到了自己的宿命,当他被时代抛开的那一刻,他也就被那个时代里的人抛开了。

他仍旧给张兆和写信,却是这样的字句:

你不用来信,我可有可无,凡事都这样,因为明白生命不过如此,一切和我都已游离。

仿佛,他要写给的是那个多年前那个温柔调皮的三三。

她不是不爱他,而是不懂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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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张兆和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两个儿子加入了青年团。次子虎雏在一篇作文中写道:“我们一家四人,除爸爸外,思想都很进步。妈妈每周六都从华大回来,向爸爸展开思想斗争。”

沈从文的后半生,就是这样,以一种看似比时代行动迟缓的姿势,缓慢地度过了。只有那湘西小城澄澈的天和流向远山的沅水,能稍稍抚慰他心里的难,或许,还有那个北平的风雪天,自己破烂的小屋门被推开,他得到了老师的肯定,也能看到未来的希望。

可是赏识他的郁达夫,徐志摩,都早逝了,他受尽那些名流圈子的嘲笑也无法向他们证明什么了。最惋惜的是,他的三三再也不是操场上吹口琴的女学生了。

无奈,才是最让人绝望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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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后,张兆和说 “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过去不知道的,现在知道了;过去不明白的,现在明白了。他不是完人,却是个稀有的善良的人。”

晚年的沈从文,和青年时的他一样,总是面带微笑,他从来不把苦楚大声地说出来,很多人都说,沈从文是懦弱的。其实,没有人知道,那个带着满腔希望和对文学的热情来到北平的小镇青年,是什么时候对这个世界把心门关上的,也许是从停笔小说的时候,也许是从和家人分居的时候,也许是翠翠守在船边,无尽等待傩送的时候。

1987年版的《红楼梦》开拍,沈从文作为权威顾问之一参与其中。

可以说,这部电视剧的参与者中若没有沈从文、曹禺等大家,势必大打折扣。

众所周知的是,87版《红楼梦》热播一时,随后成为经典。

但这已经与沈从文无关。

1988年5月10日下午,沈从文心脏病复发,抢救无效去世。

“我对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这是沈从文留下的最后一句话。

“太晚了,为什么在他有生之年不能挖掘他,理解他!”张兆和痛心疾首地说。

而弥留之际的张兆和,也已经认不出沈从文的画像……

沈从文去世31年:我对这个世界,没什么好说的

美国汉学家金介甫所著的《沈从文论》中,沈从文被誉为“中国第一流的现代文学作家,仅次于鲁迅”。

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埃斯普马克曾公开表示:1988年沈从文非常接近获奖。

“当时,沈从文已经入围,正在评审过程中,他不幸去世,按照诺贝尔文学奖的惯例,奖不能颁给去世的人,那时我们不得不放弃。”

12年后的2000年10月,诺贝尔文学奖终身评委马悦然写下《中国的“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一文,并发表在香港《明报月刊》上,文章中写道:“他的名字被选入了1987年的候选人终审名单,1988年他再度进入当年的终审名单。学院中有强大力量支持他的候选人资格。我个人确信,1988年如果他不离世,他将在10月获得这项奖。”

可惜,沈从文没有等到这天,若等来了,我想他也不会对这个世界改变心意,因为他对这个世界,没什么好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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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那正是我要到的去处

用不着使力挣扎的

我一定放弃任何抵抗愿望

一直向下沉

不管它是带咸味的海水

还是带苦味的人生,我要沉到底为止

这才像是生活,是生命

我需要的就是绝对的皈依,

从皈依中见到神”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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