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并非考古发现的发现
1923年8月25日这一天，家住河南新郑县南门外李家楼村的一个名叫李锐的乡绅，雇人在自家的菜园中打井，当挖到地下3米多时，竟挖出不少古铜器的碎片。而这些碎片，正来自于郑国国君的大墓。
北洋陆军第十四师师长靳云鄂是冯玉祥将军的部下，与那些公然哄抢、盗挖古墓的军阀不同、他将所掘之物统统上交河南古物保存所（河南博物院前身）保存，一件不少。这段真实的故事被详细地记载在河南新郑市博物馆中的古器出土纪念碑上。
不过，新郑古铜器出土时，大部分都已破损，光是铜碎片就有672片之多，后由两位山东潍县来的技师王寿芝、李郁文修复。
这些青铜器主要为礼器，包括食器、酒器、盥洗器、乐器等，另还有车马器、兵器及杂器等，其规模之大、等级之高，非卿大大之流所能及。古人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意思是说祭祀和兵戎之争是国家的大事，于是青铜质地的礼器和兵器成为中国青铜器的主要组成部分。新郑古铜器被专家们确定是郑国王室的祭祀重器，但墓主人究竟是谁，当时包括著名历史学家王国维和郭沫若在内的专家们一直存有分歧。最有可能是墓主人的人物有两个，一个是卒于公元前571年的郑成公，另一个是卒于公元前566年的郑僖公。无论真实的墓主人到底是他们中的哪一位，能确定的是，墓主人是生活于春秋中晚期之际的郑国国君。
撩开春秋郑国的神秘面纱
随着郑公大墓青铜器的发现，昔日郑国的身影也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后人的面前。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将国都东迁至洛邑，历史上称之为“东周”。郑国随着周王朝东迁，也将都城从陕西的棫林迁到洛邑以东。郑国的一代国君武工先后灭掉了中原地区的两个小国——郐国和虢国，并在公元前765年重新建都，而为了区别于陕西的旧郑国，取名为“新郑”。随后，郑国的势力不断扩大，由一个关中小国迅速发展成为位居中原核心地带的强国之一。
郑公大墓青铜器也使人们第一次目睹郑国青铜器的特征。
郑公大墓中与龙耳虎足方壶一同面世的，还有另外一对方壶，因其壶盖上有怒放的莲花，并伫立有展翅欲飞的仙鹤，所以被称为“莲鹤方壶”。与以往总是表现出“狞厉之美”的青铜器不同的是，莲鹤方壶表现出清新自由、轻松活泼的美感。那仰起的怒放的双层莲花瓣中央，伫立着一只仙鹤，仙鹤亭亭玉立，引颈欲鸣，双翼舒展欲飞，可谓形神俱佳，栩栩如生。神秘威严的尚美之风与新兴的自由活泼的写实风格汇聚于一身，令莲鹤方壶成为开创一代新风的惊艳之作。
春秋战国交替之时，正是中国奴隶制度瓦解、封建思想兴起的过度时期，旧的礼制迅速崩溃，新的观念正在形成，在青铜器的艺术表现上，也反映了一种新兴的生活观念和艺术迫求。所以郭沫若先生说莲鹤方壶是“时代精神之象征”，实在是精辟而深刻。
成“双”成“对”之缘
无论是龙耳虎足方壶，还是莲鹤方壶，郑公大墓的青铜壶以成双成对的形式出现在世人面前，这让当时有幸观其全貌的人们赞叹不已。它们的比肩而立、比翼齐飞也让人们对中华民族延续千年而形成的审美观有了强烈的认同感。
古人尊崇偶数，认为“好事成双”，体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的哲学思想。反映到日常生活，就是凡事讲究对偶和对称。“双喜临门”、“比翼双飞”、“两全其美”等词语的出现，都表现出了根深蒂固的“成双成对”的思想。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作为祭祀重器， 器型高大的龙耳虎足方壶或莲鹤方壶，陈设于金碧辉煌的庙堂，形单影只的一只，显然没有分列两侧的一对更适合于中国人的审美。于是，在铸造青铜器的过程中，“双胞胎”出现了。可以用来估证这一观点的器物很多，如1935年出土于河南辉县的两件禺邗王壶，1974年出土于山西长治分水岭269号墓的两件带纹方壶和270号墓的两件蟠虺纹方壶。
更有意思的是，1978年河南淅川下寺1号楚墓同样出土了一对龙耳虎足方壶，它的造型和纹饰几乎和郑公大墓出土的如出一辙，简直让人怀疑其为同范所铸。专家们分析，最有可能的事实是，郑墓中的这两件器物原在楚地铸造，后流入到郑国。
那么，如何能制造出器型几乎一样的“双胞胎”呢？
“模范”一词来自青铜器铸造的一种工艺。那时，人们想做一件什么样的青铜器，就先用陶土做个模型，这个模型就是“模”。模干了之后，在它的外表再裹一层泥陶，等这层泥陶干了，把它分成几部分取下来，重新拼成一个整体，这个整体就叫“范”。把铜水注入范里，待其冷却，把范敲碎，一件完整的青铜器便出现了。当器物铸成后，这时的陶范也因破损而无法再用，所谓“一器范”。因此，如果要再铸造一件与之相同的器物就需要另做一套范。这时如若要做两件一模一样的器物，王公贵族就往往会命令同一个工匠在同一个模的基础上，分别制两套范。但那时制范纯属手工，不可能达到如今机器生产出的完全相同的效果，所以两套范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做到完全一致，这也就是为什么龙耳虎足方壶和莲鹤方壶虽都有两件，但它们在身高和体重方面都存在小小差异的原因。
铜在商周时期是非常重要的稀缺资源，能够铸造成双成对的大型青铜礼器，也是国力雄厚的象征。著名的考古学家张光直曾经有过一句经典的概括：“青铜便是政治的权力。”春秋初期，郑国已成为势力强劲的小霸王，在铜源的争夺中，强国自然占尽优势。因此，在铜器的制作上，郑国的王公贵族有更多的支配自由，有尽可能多的铜料可用，它也使奢侈的成双成对成为可能。
孪生方壶身归何处
然而生同模、死同穴的青铜器，在它们再次获得新生后，却遭遇了离散的命运。
1937年，日寇进行军事进攻，河南文物危在旦夕。时任河南省政府主席冯玉祥，决定包括新郑器群在内的68箱文物由开封西行，经郑州南下，先是抵达武汉，又西迁至重庆，存放在中央大学磁器口校舍。
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不久内战烽烟又起，河南存渝古物就这样一直没有机会回归河南。
1949年11月，国民党政府撤离重庆，迁往台湾。
孪生的龙耳虎足方壶被分别装进了两个箱子，一起运到重庆机场，它们在无意中被分别装上了两架飞机。一架飞机顺利升空抵达台湾，但是另一架由于解放军的拦截滞留在机场。
郑公大墓的文物就此一分为二，一部分留在大陆，一部分到了台湾，至今无法团圆。而被抢运到台湾的河南古物，商得在台豫籍人士的同意，悉数转藏台北历史博物馆，成为该馆开馆之基，镇馆之宝。这从台北历史博物馆的自我介绍可知详情——
“位于南海学园荷花畔的历史博物馆，为大台北地区除’故宫博物院’之外，一座以收藏、展示中原文物为主的公立博物馆；收藏近5万件文物，以接收的自河南博物馆迁台文物及日本战后归还的占物为主……”
那对莲鹤方壶似乎比龙耳虎足方壶要幸运得多，它们双双被留在重庆。但是，天有不测风云，1950年8月21日，河南省文物保管委员会代表赵全碫、裴明相会同文化部代表唐兰、卢少忧共赴重庆，接收存渝古物。为什么有两方面的人一同前去接收文物呢？唐、卢二人其实是代表文化部从河南省存渝文物中挑选新郑大墓出土的青铜器23件调往北京。这23件文物一部分被调到了北京故宫博物院，一部分被送到中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而余下的58件才被运回河南。那一对有幸留下来的莲鹤方壶却不幸被挑中，一件被留在河南博物院，一件被调往了北京故宫博物院。至于为什么挑选了莲鹤方壶，据当时参与了河南存渝文物挑选的著名考古学家裴明相先生在后来的回忆中提到，新中国成立后，作为中国第一大博物馆的故宫博物院迫切需要在馆藏文物的质量、数量上有所提升，所以要求各地方文物机构给予援助配合。而郑公大墓的莲鹤方壶正是求宝心切的北京故宫博物院所需要的。于是，迫于“重压”，河南博物院只得将莲鹤方壶中的一件送了出去，有的工作人员当时还暗自庆幸，幸好没把另一件也一齐调走。
至此，孪生兄弟被分离，并蒂的“莲花”被拆散。郑公大墓青铜器群分散为三地四家收藏：河南省博物院58件、台北历史博物馆21件、北京故宫博物院8件、中国历史博物馆15件，1994年又调往深圳市博物馆2件。
郑公大墓的青铜器自1923年发掘出土之日起，便被考古界视之为一个整体，学者和研究者们一般将其统称为“新郑器群¨，或“新郑彝器”（彝字在甲骨文及青铜器铭文中以双手被反缚的人牲祭祀祖先神灵为形，后来彝器一名用作商周吋期青铜礼器的泛称。）之所以将其看做一个整体，是因为这些铜器有着典型的中原地区青铜器组合特点，如盛食器以簋、簠为组配、酒器以方壶、圆壶罍、舟等为组配，盥洗器以鉴、浴缶、盘、匜为组配，乐器则以甬钟和镈钟为组配。如今，原有的组合方式已被打乱，其本身所传达的中原文化特色也因之受损。
一曲相聚、别离的未央歌
2006年4月，发生了一件感人的事。北京故宫博物院的莲鹤方壶在多方撮合下，回到老家郑州“探亲”。说是“探亲”，其实是河南博物院推出的“国之重宝——莲鹤方壶特别展”，这可以说是文物最少的一次展览——只有两件文物——一尊故宫博物院所藏的立鹤方壶（为别于河南的莲鹤方壶而名），一尊河南博物院所藏的莲鹤方壶。
故宫博物院古器物部副主任、研究员丁孟和另一位工作人员亲自押送，与立鹤方壶一起长途“跋涉”来到郑州。郑州——北京，莲鹤方壶“双生姐妹”为了这次相聚，已经“遥望”了半个世纪。
有人提出让这一对永远留在一起的想法，这个想法也只能是个“想法”而已，真要她们永远在一起，总得有一方作出让步，但要想让他中的任何一方作出让步，似都难以做到。于是，在转了一圈之后，北京故宫的立鹤方壶又回到了宫苑。
双飞、双栖、双璧、双凫，一个双字指明了二者的不可分。假如强行拆开，也就被视为一种缺陷。但是，现在为了某种利益，人们宁可它们有缺陷。
而因战火分离的龙耳虎足方壶与春秋蟠龙方壶，曾经相依相伴同经历了二千六百多年风风雨雨的“兄弟壶”，如今被一条小小的游峡阻隔面不能相聚，各自孤单地矗立着，它们大概也在等待聚首团圆的一天。
那些离散、离群的文物，在这五家博物馆里似乎都受尽宠爱，但内心却依旧孤独，因为它们生命只有在完整的情形下，才能绽放光芒。而今，它们只能独在一隅，默默守望，展现着孤独和残缺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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