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之际，面对内忧外患的局面，徽宗与高宗父子利用各种瑞应来巩固政权、粉饰太平，而朝中官员则以绘画、诗赋等艺术形式来歌颂瑞应，只要与瑞应相关之物，他们都能无限扩大，使之成为耸动人心的政治事件。本文通过分析存世的瑞应图像，探讨绘画在两宋之际的政教功能。
大抵政治安定，人民和顺，上天神灵显现某种异常徵候以示褒奖，如“甘露”、“凤凰”、“麒麟”、“嘉禾”等，即为“瑞应”。其实，这些所谓的祥瑞，以现代科学的眼光看来，多为荒谬或者杜撰的自然现象，也有只是极寻常的动植物，并不罕见，但自从汉代儒家学说吸收了道家、阴阳家等学派的内容，日渐宗教化与神秘化，祥瑞观念也与帝王德行及国家政治休戚相关。
应该说，瑞应并非是中国独有的文化，其他民族、国度也有类似的信仰与仪式，现代人看来是迷信，但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确有它鼓舞人心、维系民情的作用。当然，在大多数情况下，它成为帝王自我陶醉、官员贡谀献佞、方士取媚邀宠的重要途径。历史上不乏君臣明知瑞应出现与兴乱无关，但仍坚持以瑞应为手段粉饰太平。本文将集中讨论两宋之际的瑞应事件及其相关图画。
早在北宋初年，宋真宗为掩饰澶渊之盟的耻辱，举行封禅，大兴瑞应。在王钦若的导演下，各种祥瑞纷至沓来，王钦若献上芝草八千株，赵安仁献上五色金丹、紫芝八千七百余株，各地所献芝草、嘉禾、瑞木、三脊茅草更多至无法统计。不久王钦若所献芝草增至三万八千多株，而制亳州丁谓一次就献上芝草九万五千本，数量之大，实在惊人，而宋代尚无人工培植的技术，此数字要么是虚报，要么是以假充真，反正只要“人主深信而崇奉之”，稻草也可“与天瑞无异”。元初所修《宋史》就批评大搞瑞应、封禅的宋真宗君臣“擅渊既盟，封禅事作，祥瑞沓臻，天书屡降，导迎奠安，一国君臣如病狂然，吁，可怪也。”还有官员据此献上瑞应图。如丁谓上《封禅朝勤祥瑞图》，刘承挂上《天书仪仗图》。
瑞应在北宋晚期成为宋徽宗巩固政权、粉饰太平制造舆论的工具。祥瑞现象瞬间即逝一具有祥瑞特征的动植物也有终期于尽的一天，而且作为对外夸示的载体，绘画的宣传效果无疑要比实物更为便捷，也比文字更为直观。因此，宋徽宗为扩大瑞应之说的影响，常利用绘画等艺术形式来纪念某些特定的瑞应事件，以加强瑞应思想的宣传。
北宋徽宗一朝绘制的《宣和睿览册》，由宋徽宗亲自监制，堪称瑞应图谱中的巨作。邓椿《画继》记：
其后以太平日久，诸福之物，可致之祥，奏无虚日，史不绝书。动物则赤乌、白鹊、天鹿、文禽之属，扰于禁；植物则桧芝、珠莲、金柑、骈竹、瓜花、来禽之属，连理并蒂，不可胜纪。乃取其尤者凡十五种，写之丹青，亦目曰《宣和睿览册》、复有素馨、末利、天竺、要罗，种种异产，究其方域，穷其性类，赋之于咏歌，载之于图绘，续为第二册。已而玉芝竞秀于宫闼，甘露宵零于紫篁，阳乌丹兔，鹦鹉雪鹰，越裳之雉，玉质皎洁，之雏，金色焕烂，六目七星，巢连之龟，盘螭翥凤，万岁之石，并双叶，连理之蕉，亦十五物，作册第三。又凡所得纯白禽兽，一一写形，作册第四。增加不已，至累千册，各命辅臣题跋其后，实亦冠绝古今之美也。
赵佶 瑞鹤图 绢本设色 51cm×138.2cm 辽宁省博物馆藏
《宣和睿览册》已然失佚，不过从现存的传为宋徽宗御制的《瑞鹤图》、《祥龙石图》两画仍可依稀见其概貌。《瑞鹤图》绘庄严耸立的汴京宣德门，祥云缭绕，十八只神态各异的丹顶鹤，翱翔于天空，画后有宋徽宗瘦金书跋：
政和壬辰上元之次夕，忽有祥云拂郁低映端门。众皆仰面视之，倏有群鹤飞鸣于空中、仍有二鹤对止于鸱尾之端，颇甚闲适，余皆翱翔，如应奏节。飞往来都民无不稽首瞻望，叹异久之。经过不散，迤逦归飞西北隅散。感兹祥瑞，故作诗以纪其实。
清晓觚棱拂彩霓，仙禽告瑞忽来仪。飘飘元是三山侣，两两还呈千岁姿。似拟碧笃栖宝阁，岂同赤雁集天池。徘徊嘹唳当丹阙，故使憧幢庶俗知。
鹤之受到古代中国人的珍视，不仅因其华贵的仪表，也因从《诗经•鹤鸣》开始以它为圣贤象征的传统，同时道教视之为“仙人骥骥”而产生深远影响。刘宋浮丘公所著《相鹤经》云“洁白如雪，故泥水不污，或即纯黑而脑尽成膏矣。”’在崇尚道教的宋代，鹤更具有特殊的瑞应意义。宋人魏泰《东轩笔录》记：
丁晋公为玉清昭应使，每遇醮祭，即奏有仙鹤舞于殿庑之间。记真宗东封事，亦言宿高宫之夕，有仙鹤飞于宫上，及展事，而群鹤迎绕前后，弥望不知其数。至于天书每降，必奏有仙鹤前导。时寇莱公判陕府，一日坐山亭，有乌鸦数十，飞鸣而过，莱公笑顾僚属曰：“使丁谓见之，当目为玄鹤矣。”每自以令威之裔，好言仙鹤，故世号鹤相。
宋人之谀鹤可见一斑。宋代自真宗封禅之后，已有大量制造祥瑞的传统由于很多道教神话与鹤有关，鹤遂成为象征神仙下凡的“祥瑞”。
赵佶 祥龙石图 绢本设色 53.9cmx127.8cm 北京故宫藏
从《祥龙石图》题诗可知，宋徽宗因观湖石“其势腾涌若虬龙出，为瑞应之状”，故而“亲绘缣素”，并亲题诗文以纪。此图用十分纯熟的写实技法，精细入微地刻划出了太湖石独特的特征，又力求突出“祥龙”立意。不少文学侍臣吹嘘艮岳引来瑞应，王明清《挥尘录后录》记：
宣和四年，艮岳告成，徽宗御制为记，又命睿思殿应制李质、曹组各为赋以进。李质云得元珠于赤水，仰神圣之在宥，推无为于象先，扩尧仁之天覆，且帝泽之旁流，复上昭而下漏，宜乎绝珍殊祥，骄至迭辏。潜生沼之丹鱼，萃育获之皓兽。神爵栖其林，麒麟臻其囿，屈轶茂而蓂荚滋，紫脱华而朱英秀，何动植之休嘉，表自天之多佑。臣又闻积水成渊而蛟龙生，积土成山而风雨兴，皆物理之自然，岂人力之所能。
宋徽宗在画史上以精于绘事而著名。他曾主持绘制篇幅浩繁的《宣和睿览册》，可惜此册早已散失不存，但在传世的御制花鸟画中仍然有迹可寻。《祥龙石图》、《瑞鹤图卷》、五色鹦鹉图》三件作品，尺寸规格大致相同，而且画的一侧都有赵信御书的题赞，描述祥瑞奇妙非凡的形态及其来历，借以颂扬“圣德”。因此，不少学者认为它们应为《宣和睿览册》的残存之物。
赵佶 五色鹦鹉图 绢本设色 53.3×125.1cm 美国波士顿美术馆藏
从传世作品以及画史记载中，可知徽宗偏爱精细的写实风格并强调深入观察自然，如“孔雀升高必举左”等轶事为人乐道。徽宗是北宋末代皇帝，其兄哲宗无嗣，方得以承继大统。在他御宇期间，强敌环饲，国内政局也不安宁，因此，他特别重视绘画的政教功能，绘制上千张瑞应图以营造天下太平的视觉幻象，这也正好说明《祥龙石图》、《瑞鹤图》一类的作品，为何描画物象真实细致，而所传达的意图却是诗意虚构的。
中兴瑞应图 天津艺术博物馆藏
瑞应在南宋初期起到为帝王、圣贤的诞生制造舆论的作用，南宋《中兴瑞应图》便是著名的一例。此图根据宋室外戚曹勋辑宋高宗即位前的“瑞应诸事，’所写赞文描绘而成，传为南宋画院画家萧照所绘，是一幅歌颂宋高宗应天受命、中兴宋室的作品，曹勋《圣瑞图赞》道之甚明：
臣恭惟光尧寿圣宪天体道太上皇帝陛下，圣文神武本于生知，天德地业复繇继序，爰自诞圣以及缵承上天祥应，皆前代所未见，如靖康改元，离析其字已符上瑞，华夏具悉，臣又自燕山受徽宗帛书诏陛下即大位。显仁密得符应，皆为瑞验，所以拥珍图登大宝居人上无后艰者，以瑞应昭昭，可考而知。臣仰蒙显仁皇后洎陛下洎燕宣谕并华夏所传，皆骇心动目，感化人心，遂日靖四方，再造王室。彼余分闰位乃欲震耀一时，争衡百代，为可骇笑。今略辑瑞应凡十有二。谨稽首顿首系之以赞，少伸臣子之忠诚、太尉昭信军节度使提举皇城司曹某编。
原图十二段，现存三段，每段图绘之前有赞文一篇。每篇赞文由序言与赞词组成。第一段绘“黄罗掷将”图，赞文为：
靖康丙午，京城陷敌。盖取二圣及天眷在南效。敌谓守者云上领兵河北，旦夕即至，啤守者闻其言，结宽二圣之心。显仁尝以象棋黄罗裹将子书康王字，晨起焚香祝曰：若掷子在盘，惟康王子入九宫者，上必得天位。掷下，果如祝。他子皆不入。众皆称贺巫奏。徽宗大悦，且异之。臣谨赞曰：宗庙大庆，易论舂陵。三十二子，乾吉允升。克应密祝，如叶大横。再造王室，万福是膺。
第二段绘“射中台榜”，赞文为：
上经邪州，馆于州治固，有榭曰：飞仙台。上意密有所卜，命箭连中榜上三字，无偏无侧，箭皆在字形中，上悦。臣谨赞曰霸府初建，英雄林林。谋画杂进，率罄忠忱。上意有卜，三箭叶心。昌求龟笙，赫然有临。
第三段绘“脱袍见梦”，赞文为：
上受命为大元帅，方治兵选将，应援京城。忽梦钦宗如寻常在禁中脱袍以衣上，上恐惧，辞避之际，遂寤。臣谨赞曰：靖康之初，上为爱弟。连将使指，敌畏英睿。解袍见梦，授受莫避。天命有德，中兴万世。
根据曹勋《圣瑞图赞》可知，此图各段之先后次序为一、诞育金光，二、显仁梦神，三、骑射举囊，四、金营出使，五、四圣佑护，六、磁州谒庙，七、黄罗掷将，八、追师退舍，九、射中台榜，十、射中白兔，十一、大河冰合，十二、脱袍见梦。曹勋请人图绘传之于家，但皇帝可能也命院中画家复制多卷，赏赐众臣以资宣扬天命所归，故而流传至明代，出现了十二段本与六段本，但都依旧完整。吴宽《题绍兴瑞应图后》云：
此高宗禅位后，画史追述其事写此。所谓出于天者，若其出于人者，则见于史传，人其肯写之乎图有十二，各有赞词，不知作于何人，独其画手精妙，非俗工可到，知画者必能辨之。
吴宽所见为十二段本，另孙凤《孙氏书画钞》则记李嵩画《宋高宗瑞应图》十二段本“，而孙承泽《庚子销夏记》“高宗瑞应图”条则记录他见过的一卷六段本：
图凡六段，余见三四卷，大约宋画院中人笔。旧传为刘松年，文休承载严氏画目，以为萧照。照南渡失身为盗，李唐收之，渡江而南补画院。
清代永瑆《治晋斋集》“题宋高宗瑞应图”记其所见六段本，第一段为“城门”，第二段“飞仙亭”，第三段“渡河”，第四段“甲马问途”，第五段“夜梦”，第六段“祝棋”，又称：
詹景凤《东图元览》曰：高宗瑞应图凡六段，每段长二尺许，沈宜谦常模来，以为刘松年，而文休承《严氏书画目》以为萧照，必二本也。余所见旧藏吴门张氏无款，张丑《清河书画舫》曰项氏藏萧照《中兴祯应图》，前后凡六段。《匏翁家藏集》中跋尾第云宋画《祯应图》凡十二段，段各有赞而不言萧照制至孙名岐《法书名画录》直云宋高宗瑞应图，曹勋赞，李嵩画，与《严氏书画目》所载异也。孙承泽《庚子稍夏记》曰图凡六段，每段长四五尺不等，且有款，知非《东图元览》所载，止六段而无赞，知非《清河书画舫》所载。
同书“再记瑞应图”条记清内府所藏十二段本《中兴瑞应图》，“或即《匏翁家藏集》中所跋者”。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萧迪功中兴祯应图卷”条亦记他所目见的十二段本。清人李佐贤《跋宋高宗瑞应图残卷》云其曾见残卷一段，画踏冰渡水故事，虽不敢断定为刘松年、萧照所作，但“绢素虽经黝暗而人物形神毕肖，墨色深入骨里，共为宋人名迹无疑也”’。现存《中兴瑞应图》究竟为十二段本，或为六段本，已无从考证。
宋高宗以瑞应粉饰太平，是此图产生的最主要原因。吴梅村《跋仇英临萧照中兴瑞应图》：
瑞应图者，董尚书所见曹勋每幅各书其事，缘高宗以父兄之故，不敢言祥，曹为心膂功臣，自用己意授萧照图之进御，故瑞应不纪于正史。曹固东都外戚，以南渡著劳者也。
同样表现高宗中兴宋室的图画尚有《泥马渡康王图》，也藏于天津艺术博物馆，图绘高宗骑马渡河情景，无款识，据考应为宋人绘，年代或与《中兴瑞应图》相同。
徽宗、高宗父子利用瑞应来表明其入继大统的合法性，并且希冀以此来转移国内矛盾，可惜的是，历史并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北宋的轰然灭亡和南宋小王朝初期的颠沛流离，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从这个角度言，父子二人的这一愿望最终落空，他们所编造的瑞应与相关颂文、图画也最终失去意义。同样，朝中官员以各种文艺手段来歌颂瑞应，对于改变历史评价也是枉费心机的。不过，对于今天的历史研究而言，这却是一段颇有意义的历史，它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文学、书法与绘画在两宋之际的政教功能，它也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历史的无情。
原载于《美术学报》2013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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