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79年，西晋咸宁年间，一位名叫不准的盗墓贼，在盗发战国时期魏襄王的墓葬时发现了数十车记满古文的竹简。晋人奉命将散乱的竹简排定次序，并用当时通用的文字考订释文其中记载夏商周年间的十三篇史书，被命名为”纪年”，后人称之为《竹书纪年》。
这是一部编年体史书，记录了从夏朝到魏襄王这段历史时期的重要历史事件，成书年限大概在公元前三百年左右，由春秋时期晋国的史官和战国时期魏国的史官合作而成，比司马迁的《史记》要早了大约两百年，对于研究先秦历史有着极大的帮助。
按理来说，具有如此研究价值的《竹书纪年》应该在史学界有着极高地位才是。但事实上，这部《竹书纪年》并不为传统史学界所认同，历代史学家对其嗤之以鼻，认为这是一本”异书”。
因为《竹书纪年》所载实在太过骇人，其内容与《史记》几乎是背道而驰，完全颠覆了我们的历史观。
比如，传说中的尧舜禹时代，在《史记》中乃是美好和平的大同治世，帝位继承更是选贤举能，三位远古先贤相继禅让，传为一段佳话。但在《竹书纪年》中，这却是一场场血腥的阴谋政变。先是舜囚禁尧，最后把尧杀死，夺取帝位。后来禹又据夏地抗舜，最终击败舜，将其流放到苍梧，舜遂死在苍梧。
再比如据《史记》记载，商朝的伊尹是一代贤臣，他一心为国，当国王太甲暴虐无道时，他将其囚禁，代为治理国家。而三年以后，太甲改过自新，伊尹便将国家还给了他。但按照《竹书纪年》中的记载，伊尹却是篡位，他放逐太甲以后，就自立为王，并没有还政于太甲。后来是太甲自己潜回国都，杀掉了篡位的伊尹，并改立伊尹的儿子伊陟和伊奋继承伊家。
还有大家所熟知的武王伐纣，按照《史记》记载，乃是商纣无道，武王姬发替天行道，推翻暴政。但在《竹书纪年》中的记载却是，商与周本就是敌对势力，双方处于战争状态。周文王当初之所以被囚于朝歌，并不是因为崇侯虎的谗言，而是在其与商朝的战争中战败被俘。而后来的”武王伐纣”乃是纣王主力东征东夷，都城空虚。周武王姬发乘虚而入，灭亡了商朝。远没有《史记》所记载的那般大义！
以上种种记载，可以说是完全推翻了《史记》所言，为世人呈现了一个充满了血腥和阴谋的上古时代。然而多年以来，《史记》一直被认为是史家正朔，乃”正史”之首，在历史学界地位极高。特别是其中所宣扬的治世理论，道义思想，更是代表了儒家学派一直以来所奉行的大道。与”《春秋》三传”这样的儒家历史经典可以说是一脉相承。
换句话而言，《竹书纪年》的出现，冲破了儒家的整个古代历史体系，自然是不会为当时已经主导史学界的儒家学者们所认同。
所以《竹书纪年》被定为”异书”，为传统史学界所不容，更不为大众所知。
但是，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角度来看，《竹书纪年》似乎更加真实，因为它比《史记》更加贴近人性。《史记》中记录的先秦时代那段历史，太过于的理想化，似乎远古的先民们，比后世的人们更加的文明，这未免太不真实。至少在我的认知中，人类的发展，绝对不会是从文明走向野蛮，由儒雅走向血腥。历史的车轮或许会有短时间的停止，或者些许的倒退，但绝对不会逆向而行。
所以在缺乏先进生产方式，缺乏足够的食物以及足够道德思想理论支撑的情况下。上古先民们的时代，应该是黑暗的，是血腥阴谋的残酷斗争，是你死我活的以命相博，这才符合人性。
当然，这里更多的是对《史记》等儒家史籍的质疑，并不是就此断定《竹书纪年》就一定真实。因为《竹书纪年》同样有着主观编撰的嫌疑，其记载的内容不排除为政治服务的可能性。
前面提到，《竹书纪年》是由春秋时期晋国的史官和战国时期魏国的史官编撰，而在历史上，春秋战国时期，礼乐崩坏，诸侯之于天子，早已经不再是臣属。而”三家分晋”更是以下克上，完全背离礼制，作为参与者的魏国，很可能会通过《竹书纪年》来宣扬自己的合法性。
因为按照《竹书纪年》的记载，上古就没有禅让，只有血腥的政变，以下克上，自古有之。如此一来，他们赵魏韩三家分晋甚至于自立为王，就可以说是顺天下大势而为，合理合法，无需受到道德的谴责。
所以，《竹书纪年》虽然比儒家史书更加贴近人性，但其真实性同样值得怀疑。
这就论证了咱们所常说的那句话：”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